宋代地域性诗文选本与地理志的关系*

丁 放 张晓利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中心，安徽芜湖 241000)

宋代地域性诗文选本与地理志的关系

丁 放 张晓利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中心，安徽芜湖 241000)

在宋代文学选本中，地域性文学选本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些选本通过对郡邑或名胜历代文献的收集、整理，很好地反映了地区文化的风貌。探究其蓬勃发展的原因，除了与宋代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关系密切外，地理志的编纂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宋代地域性文学选本的繁荣，与宋人的郡望意识以及地域文化的发达有着密切的联系。

地域性文学选本；地理志；关系；地域文化

所谓地域性文学选本是指收录某一地区在某一时段内文学作品的选集。这类选本往往诗文合选，在选录中力求“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这一形式文学选本的大量涌现是在宋代，探究这一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当然要考虑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等社会因素，但从地域性选本的编选来看，它的发展与地理志的编纂也有着重要的联系。本文试从地域性文学选本与地理志的关系来进一步探寻地域性文学选本在两宋蓬勃发展的原因。

一、宋代地域性诗文选本概况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变，不同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区域的文学也各具特点。“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自然环境的不同、风物景致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区域风俗习尚的不同，这对于某一区域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故而，从地域差异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历来都是倍受学者重视的一种研究方法。

地域通常是指一定的空间区域，《周礼·地官·大司徒》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显然这是指一定的地区范围。但地域并不是简单反映土地范围大小的一个概念，它往往是糅合了自然环境、人文因素甚至政治区域的一个综合体。何谓文学的地域性？袁行霈先生《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对此做了明确的界定：

地域性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某些文学体裁是从某个地区产生的，在它发展过程的初期不可避免地带着这个地区的特点;二、不同地区的文学各具不同的风格特点。

从这一意义而言，地域性诗文选本“文学的地域性”显然倾向于后者，它是通过对某一地区诗文的选编来凸显此一地区的文学风格。文学选本的这一编选形式由来已久，甚至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诗经》在后世的书目著录中虽入“经”部，实为中国文学最早的一部诗歌选本。《诗经》的“十五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等十五个不同地区的乐歌。这些区域或以诸侯名，或以地域名，对某一地区的乐歌进行收集、整理，可谓是最早的地域性诗歌选本。但这一形式文学选本的大量涌现是在宋代。笔者对宋代及后代书目进行梳理后发现，在宋代文学选本中，属于地域性选本的就多达70余种，这些地域性诗文选本正是宋人关于文学地域性论述的重要文献之一。

宋代地域性诗文选本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其一为郡邑选本，这是地域性文学选本中最主要的部分。如 《丹阳类集》、《扬州集》、《会稽掇英集》、《吴兴诗》、《天台集》、《成都文类》、《吴都文粹》等。其二为名胜类选本，这类选本可谓是郡邑类选本的一个分支，但在地域性选本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云台编》、《石鼓山诗》、《金山诗》、《鹅城丰湖亭诗》、《麻姑山诗》、《浯溪古今石刻集录》、《荆门惠泉诗集》等皆为此类选本。

清陈文述《松陵诗征序》曰：“古来总集诸家，自名都大邑以至一丘一壑，得有心人裒辑成编，皆足以藻饰河岳、表章人物。”这是对地域性选本编选价值的明确概括。庆元年间袁说友知成都府，有感于成都的山川灵秀、文风悠久，组织程遇孙等人编选《成都文类》，正是借选本而倡文风、传美名的典型。正如其《成都文类序》谓：“益，古大都会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奇观绝景，仙游神迹，一草一木，一丘一壑，名公才士，骚人墨客，窥奇吐芳，声流文畅，散落人间，何可一二数也。凡此者，予来三年，亦既略睹矣。或曰：两京、三都以赋而传，使无传焉，斯文泯矣。然则由汉以来，其文以益而作者，今独无传，可乎？有益都斯有此文，此文传，益都亦传矣。”这是对地域性文学选本“藻饰河岳、表章人物”价值的具体解说，奇观妙景被文人谱写成锦丽篇章，歌咏一方河山锦绣，借助于这些慧心妙手创作的文章，一方之美名又得以传播四方，这几乎是所有地域性诗文选本选编的价值所在，但并不是地域性诗文选本存在的唯一价值。从文学本位而言，综观两宋地域性文学选本，这些选本所承载的价值至少还有如下两点：

其一，保存一方文献。宋代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地域性诗文选本多以选录某一地区的历代名贤作品为主，这些作品的选录汇总了一方文献，从而通过对这些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来宣扬此地的文风昌炽、历史悠久。范之柔《昆山杂咏》曰：“昆山虽处海隅，素号壮县，古迹今事，接于闻见者不一。若人物习俗文章议论，系治乱、关风教者，盖有志焉。此书既阙，遂使一邑之事堙没无传，予每以为恨。”宋人有着强烈的郡望意识和乡邦情结，故而对于一乡文献之失落尤为痛心，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一原因促进了文人对地方文献收集与整理的决心。荆门惠泉早在隋代就被发现，如诗如画般的绝美佳境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和达官贵人徜徉于此，他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绍兴二十九年，洪适知荆门军，对这些题咏之作的散失深感痛惜，于是“铭记数十篇，得诸煨烬之末，弃之固可惜。至于故将官讳，浸以埃灭，并赘左方，以备荆门故事”。宋代文风昌炽，文人对于这些地域性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文学的色彩，为文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更为详实的文献。正如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序》所言：“时移代变，风摩雨剥，见于今者，盖亦仅有。……或失于自著，或怠于所承。”而地域性诗文选本在收集地方文献时，往往是“遍走岩穴”、“询之好事”，从而“钩索宝聚”，这不仅仅是一方文献的汇总，在文学研究中，地域性文学选本对于弥补一些文学大家别集中诗文的残缺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一些名不见史传的诗人诗作往往是有赖于此才得以保存。

其二，有助于诗歌的进一步研究。自古文士多风流，他们往往喜欢在纵游山水中吟咏赋唱，留名青山与留名青史都是古代文人倾心的事业，因此，名山胜水、风景秀丽之地往往多题咏之作。地域性文学选本多保留吟咏本地区人文自然景观的作品。如《浯溪古今石刻集录》的编选即是如此，浯溪在今湖南祁阳境内，溪水两侧石峰陡峭、怪石嶙峋，唐元结《浯溪铭序》曰：“浯溪在湘水之南，北汇于湘。爱其胜异，遂家溪畔。溪世无名称者也，为自爱之故，命曰‘浯溪'，铭于溪口。”浯溪不仅是得名于元结，其扬名古今与元结也有着重要关系，元结《大唐中兴颂》由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书刻于摩崖之上，石奇、文奇、字奇，成就了浯溪重要的自然、人文景观，历代文人学士到此游览，往往喜欢吟诗作赋，铭刻石上。《郡斋读书志》云：“《浯溪集》前、后、续、别四集，自元结《中兴颂》之后，凡刻之浯水之崖者皆在焉。”从《浯溪古今石刻集录》的编选来看，宋人已开始重视这些石刻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在这类选本中，文人往往有着相同的赋咏对象，是历代文人对同一题材在不同时空中的不同感触与表述，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类选本正是不同时代文人的同题共赋集。对这些作品进行收集与整理，对于考察诗歌的发展与演进显然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两宋地域性文学选本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地区，尤其是两浙路范围内。如果说这是因为地域性选本的大量涌现是在南宋，而南宋偏安江左的地缘因素决定了地域性文学选本只能出现在长江以南地区，那么，可以明确为北宋时期编选的几个选本，如 《会稽掇英总集》、《吴兴诗集》、《丹阳类集》等，也无不属两浙地区。显然，两宋地域性文学选本在地理分布上的集中性不仅仅是地缘的因素。黄河与长江是我国文明的发祥地，先秦以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的政治、文化重心，然而随着频繁的战乱对经济发展的破坏与影响，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南移。元祐六年（1091)，苏轼《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曰：“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供馈不可悉数。”可见，早在北宋时期，长江流域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的中心，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南移也在所难免。洪迈《容斋随笔》引用北宋吴孝宗所作《余干县学记》云：“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一般说来，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往往会带动文学的发达，两宋地域性诗文选本集中在两浙路、江南路、荆湖北路等，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显然有着一定联系。另外，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灵山秀水、优美风光，自古以来就是文人赋咏的对象。这也给地域性诗文选本的编选积累了丰富的文献。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地域性文学选本多出现在经济比较繁荣、文化比较昌盛，而且自然环境相对又比较优美的地区。无论是郡邑类选本，抑或是名胜类选本无不如此，其实这也是文学得以发展、繁荣的重要条件之一。宋代文人从地域的角度对诗歌进行收集、整理，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宋代文人对于文学的地域性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意识。他们在收集一方文献的同时，往往对先贤的诸多创作心存敬仰，倡导文风。激励后进几乎是他们编选这些选本的直接目的，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然而，探究宋代地域性诗文选本蓬勃发展的原因，地理志的编纂是不容忽视的又一重要因素。

二、宋代地理志的编修

所谓地理志，按照胡道静主编的《简明古籍辞典》定义，是指“地理书与方志书之统称。地理书，古称图经，专记山川、疆域、物产、人口等，如《尚书》之《禹贡》、《周书》之《职方志》、正史之《地理志》及《山海经》等。方志书，除记山川、疆域、物产、人口外，还记建置沿革、人物故事、古迹名胜、民情风俗、文献著作等，如赵晔《吴越春秋》、常璩《华阳国志》、挚虞《畿服经》及总地志、州郡志、府志、县志等”。由此可见，地理志包括著录山川、疆域的地理书以及方志类著述，书目著述中“图经”、“记”、“传”、“书”等皆入地理志的范围。东汉班固《汉书》中首创《地理志》，为《汉书》的十志之一。《汉书·地理志》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综述了汉代的郡县建置沿革，对各地的山川、风物、人口、习俗等等分别著录，无论是史书的修撰还是地理志的著述，《汉书·地理志》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此以后，历代史书几乎都有相关“地理志”的专类。然而，地理志编纂的真正繁荣是在宋代，仅《宋史·艺文志》与《宋史·艺文志补》二书所载的地理志即有433种6278卷，这其中为宋人编纂的就有324种4719卷。

宋朝立国伊始，统治者出于政治的考虑，非常重视地理志的编纂。北宋时期由政府组织编修的地理总志有：卢多逊、扈蒙《开宝诸道图经》，乐史《太平寰宇记》，孙仅《祥符州县图经》，王曾《历朝九域志》等。统治者的重视极大地提高了文人修志的热情，修志甚至成了文官的进身之阶。程俱《麟台故事》载：“九域图志，前朝固尝修定，止就馆阁而不置局。崇宁虽就秘书省，然置局设官，以从官为详定，余官为参详，修书官为编修官，检阅、编修，其进用视秘书省官而无定员。当时宰执从官，大抵由此涂出。”南宋偏安江左，版图的分裂影响了总志的编修，然而文人对修志的自觉，使得这一活动并没有随着统治阶层的冷落而停滞。王象之《舆地纪胜》与祝穆《方舆胜览》对南宋的各个府州建置沿革、山川景物、风俗人情等进行了详备的著录，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相对于总志的编修，宋代方志的编纂更为详尽，尤其是南宋时期，偏远小邑往往有方志的修撰，修志几乎成了地方官到任后的首要之务。地理志是了解一方风俗、掌故的重要资料，宋人对地理志的价值有着明确的意识，正如林虙《图经续记后序》所言：“举昔时牧守之贤，冀来者之相承也；道前世人物之盛，冀后生之自力也；沟渎条浚水之方，仓庾记裕民之术；论风俗之习尚，夸户口之蕃息。遂及于教化礼乐之大备。”可见，地理志的编修发展到宋代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记载地域山川，而是有了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就要求地理志的编修不能再恪守原有的格式，在编纂门类上必须有所扩充，以适应内容的广博详密。如南宋总志《舆地纪胜》，每一行政区划下，依次为沿革、风俗形胜、景物、古迹、官吏、人物、仙释、碑记、诗、四六等十二门。方志的编修更是如此，多有对山川名胜、地方名人的赞美。范成大《吴郡志》所收“人物”一门就有八卷内容，并另有一卷“进士题名”，对地方名人的颂扬由此可见一斑。而且宋代方志多有“诗赋”的收录，尤其是地方名胜的题辞赋咏多录入地理志。后人对宋代地理志的编修毁誉参半，《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曰：

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于本，而舆图反若附录。其间假借夸饰，以侈风土者，抑又甚焉。王士祯称《汉中府志》载木牛流马法，《武功县志》载织锦璇玑图，此文士爱博之谈，非古法也。然踵事增华，势难遽返。今惟去泰去甚，择尤雅者录之。凡芜滥之编，皆斥而存目。

《太平寰宇记》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乐史修撰的地理总志，该书以宋初政治区划的十三道为主体，分述每道所辖州府之沿革、户口、风俗、山川、古迹等。大致沿袭唐代总志的体例，但在内容上，“地理外又编入姓氏、人物、风俗数门，因人物又详及官爵及诗词杂事。”（《万刺史廷兰重校刊太平寰宇记序》)在地理志的编纂中增加人文内容，甚至是人文与地理相结合的著述体例，四库馆臣虽认为是“文士爱博之谈，非古法也”，然而具体到《太平寰宇记》，他们仍不能否认其在体例上的创新，“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

宋代地理志人文内容的著录，使得此类著作不再是单纯的著录地理，这必然要求修志者广征博采、参校群籍。因而，熟悉地方掌故、搜访文献资料、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就成了对修撰者的基本要求。宋人地理志编修中对人文内容的重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人的乡邦情怀，这与地域性文学选本的选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通过对宋代书目类著述的梳理，不难发现，宋代地理志与地域性文学选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两宋地域性文学选本所选的区域内，几乎都有相关地志的编纂。如郑虎臣《吴都文粹》与范成大《吴郡志》、杨恕《临江集》与袁震《临江军图经》、俞向《长乐集》与梁克家《长乐志》、魏泰《襄阳题咏》与刘宗《襄阳志》等。而且不少地域性文学选本的编选者直接参与了地理志的编纂，《庐山游览集》的编选者姜屿有《明越风物志》，《丹阳类集》的编者曾旼有《永阳郡县图志》，《京口集》的编者熊克有《镇江志》，《括苍集》的编者之一陈百朋有 《括苍续志》，《桂林文集》的编者江文叔有 《桂林志》，等等。显然，这并不是简单的巧合，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又是什么？这要从地域性文学选本的编选与地理志的编修两方面去考察。

三、从地域性诗文选本的编选看二者之间的关系

宋人李兼认为地域性文学选本是地理志的一种附编，是对地理志遗漏内容的补充。他在《天台集序》中云：“州为一集，在昔有之。近岁东南郡皆有集，凡域内文什，汇次悉备，非特夸好事、资博闻也，于其山川土宇、民风士习，互可考见。然则州集，其地志之遗乎。”这段话明确说明了南宋地域性诗文选本编选的繁荣景象，并指出地域性文学选本的编选是对地志的补充。这一论断是否能够准确反映两宋地域性选本与地理志的关系，又有何据可依？这还要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梳理、考察。

《天台集》（三卷)和《天台续集》（三卷)是林师蒧在李庚编选基础上的补充、编辑，而《别编》（一卷)和《续集别编》（六卷)皆由林师蒧之子林表民编选。一部地方文献的完成经由两代人孜孜不倦的搜集资料、整理成编，宋代文士对地方文献的重视由此也可见一斑。而关于是书的编选缘由，据李兼《天台集序》所言，则是因地方志的编纂而起。李兼《序》曰：

天台以山名州，自孙兴公赋行江左，迨今千祀，大篇舂容，短章寂寥，未闻省录之者。予来经年，思会粹为一编书，顾无其暇。方延诸儒议修图谍，谓兹尤所先急。一日，州士李棨昆仲出其先公御史所裒文集四帙以为赠，已而州学谕林师蒧又示唐宋诗三百余篇，于是摭取前代之作，删重补佚，而增其未备，为赋三，诗歌行合二百，梓而刻之，自余《续集》传焉。呜呼，亦可以为富矣！不出户庭而尽睹海山之胜，不费探讨而坐获巾笥之藏，天下之事成于有志，其理固然，未有若是之捷且速也。图谍虽未亟就，观此集，斯过半矣。(《天台前集》卷首)

由此可知原本是议修图谍，有感于天台境内佳山秀水所留下的历代赋咏之作，于是遂决定先对这些作品进行整理，又逢李庚早已对此有所裒辑，林师蒧又有所搜集，是以此书得以早于方志而成编。可以说，正是方志的编纂加速了《天台集》的完成。

林表民又有《赤城集》，淳祐八年（1248)吴子良作《赤城集序》，曰：“初，康吉林君咏道类《天台集》，子逢吉续之，而诗之属天台者无遗矣。筼窗陈公寿老修《赤城志》，逢吉又续之，而事之属天台者无遗矣。独记、序、书、传、铭、诔、赞、颂之文，《天台集》不暇载、《赤城志》载不尽者，逢吉复分门会粹，并诗为一，号《赤城集》，凡若干卷，而前后太守丁侯璹、沈侯塈为锓之梓。”如果说《天台》诸集的编选是修撰方志促成的，那么《赤城集》的编选则是完全依赖于《赤城志》的编纂。《赤城集》编选时间，与陈耆卿《赤城志》的编纂同时；从编选内容而言，则是《赤城志》所“载不尽”而《天台集》又未收录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赤城集》的完成是对《赤城志》的一种补充。不仅如此，在这一过程中，林表民还进一步完善了《天台续集别编》的内容。《天台续集别编》现存六卷，其实，此书是先完成了前五卷的编选，第六卷是相隔数年后，在《赤城集》编选完成后才补充刊印的。林表民在第六卷后自作《跋》语，云：“郡帑既刊《续集别编》五卷矣，逾年复得若干首，储第六卷。凡前修题赋天台，见于策牍、得之传闻者，即收采靡遗。因告诸太守宗丞吏部嘉禾张侯，忻然命工，并《赤城集》末后卷接续刊刻，于是二书皆得行世，实侯力也。”可见，地域性诗文选本的编选不仅仅受地理志编纂的影响而开始，有时是与地理志同时进行，共同完成某一区域地理、人文等方面文献资料的汇录与编修。

总而言之，地域性文学选本的编选与地理志的编纂有着相当深的依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宋人的文献中有不少记载。董棻《严陵集序》谓：“兹者棻与僚属修是州图经，搜访境内断残碑版及脱遗简编，稽考订正，既成书矣。因得逸文甚多，复得郡人喻君彦先悉家所藏书讨阅相示，又属州学教授沈君傃与诸生广求备录，时以见遗，乃为整比而详择……呜呼，其亦庶几诗人本其土风之作，而圣人各系其国之遗意乎！乃若钓台双峙，高风绝企，古今歌诗铭记居多，编之此集，有不容略，故总以州名而为之标目云。”与《天台集》早行于方志的编修不同，《严陵集》的编选是在《严州志》编纂完成后。《宋史·艺文志》载“董棻《严州图经》八卷”。据董棻自序所言，《严陵集》所收编的部分内容是其与僚属修《严州图经》时搜辑的诸多逸文。这些“断残碑版、脱遗简编”，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编入《严州图经》，但这些“古今歌诗铭记”皆为历代文人墨客赋咏“土风”的精品杰作，而且，对于这些文献的整理、收集的意义，董棻有着高于时人的独到见解，他并不仅仅把地方文献的收录视为弘扬地方文化的唯一目的，在他看来，这更是关乎“圣人之意”。“《诗》三百篇，大抵多本其土风而有作，圣人删取，各系其国，如《二南》，皆正风也，周、召既分陕而治，则系诗有不得而同。……使夫后世观《诗》者，因土风而知国俗，则秦勇豳恕，郑淫魏褊，皆自乎此而得之矣。近代有裒类一州古今文章叙次以传者，其亦得圣人之遗意欤。”（《严陵集》卷首)由此可见，董棻有着明确的关于文学地域性的认识，一地之文学反映一地之习俗，由文风知习俗，由土风知国风。把地域性文学选本的选编以“得圣人之遗意”相标榜，显而易见，它并非地理志的简单补充。

据此来看，《严陵集》的编选虽与 《严州图经》的编修有着直接关系，但并不是《严州图经》附庸，它有着明确的编选意图和选录标准。综合上述内容，地域性文学选本的编选与地理志确实有着重要的联系，或依附于地理志的编修而成书，或依赖于地理志编纂所收集的文献资料而选录，但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附属关系。而且宋代文人对于文学的地域性已有相当的自觉意识，他们在编选此类选本时，对于一方文学所反映的地域文化和习俗已开始有所关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认为此类选本的编选“可以代图经之作。”

四、从地理志的编纂看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系一词的确切含义为 “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那么，在论及地域性文学选本与地理志的关系时就不得不考虑宋代地理志的编纂。宋代文人对地理志的重视以及地方官以修志为己任的自觉性，使得地方志以及专志得以蓬勃发展，以至于“偏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记录焉”。综观地理志的编修情况，不难发现，众多的地域性文学选本又成了地理志编修的重要文献来源。

首先，引用地域性文学选本中的内容，对地志中的历史沿革、山川名胜或风物人情做详细的进一步解说。成书于南宋中期的《舆地纪胜》，是王象之在参考、节录诸多方志、图经的基础上编修的南宋地理总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曰：“盖以诸郡图经，节其要略，而山川景物、碑刻诗咏初无所遗，行在宫阙、官寺实冠其首，关河版图之未复者，犹不与焉。”本着“纪胜”的要求，王象之对这些方志、图经进行收录、考订。但此书的文献来源并不仅限于方志、图经，地域性诗文选本也是其中之一。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舆地纪胜》中所引用、提及的地域性文学选本就有 《吴兴诗集》、《襄阳题咏》、《齐安集》、《天台集》、《严陵集》、《清漳集》、《南州集》、《鄞江集》、《郴江集》、《南纪集》等。《舆地纪胜》卷五十七“荆湖南路”所收诗歌“乱山深处岀楼台，秋入群松万壑哀。岚翠逼人清似雾，滩声落石响如雷。”（潘都尉《正大悟性寺》)“人世几番更面目，仙山依旧锁烟霞。”（郭震《苏仙山诗》)皆录自《郴江集》。卷十二“两浙东路·官吏”载：“姚鹄，擢进士第，有诗集行于世，见《唐艺文志》。亦有《寻赵尊师》诗，见《天台集》。”卷一百三十二“福建路·仙释”载：“定应大师，《鄞江集》云：初波利尊首自西土来，住盘古即有谶曰：后五百岁有白衣菩萨自南方来，居此山，即是定光佛也。 ”地域性文学选本收录了丰富的文学作品，成为总志编纂中不可或缺的文献来源，南宋另一部总志《方舆胜览》的编纂也是如此，祝穆在 《方舆胜览》中引用的文学选本至少有《横浦集》、《扬州集》、《郴江集》等。

地域性文学选本不仅是总志编修的文献来源，而且在方志的编纂中，提供了诸多的补充资料。陈耆卿嘉定年间修《赤城志》时，就参考了《天台集》的内容：“临海县丞一员：熙宁四年中书札子，诸县主户二万以上难治，乞置丞一员。……绍兴初，县及万户并注丞。唐骆宾王，义乌人，武后时以言事下，迁于此，后耿耿不得志，弃官去，见《唐书》本传。 有《久客临海有怀诗》，见《天台集》。 ”地理志编修毕竟是以详于地理为主，相关的诗歌、文章并不都适合一一选录，地域性的文学选本就很好地弥补了这一方面的内容，使得地理志的编纂在详赡分明的同时又不失丰富。

其次，引用地域性文学选本资料对地理志内容进行考订，并通过文学资料对地理志进行人文表述。宋人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五“山川”中对“虎跑泉”的地理位置、泉水情况作了说明，并引 《润州类集》中唐学士蒋防所作之铭加以印证。景定年间周应合《建康志》“地所属州名”曰：“扬州，《禹贡》北距淮东南，据海皆扬州之域。《唐虞》置扬州牧，至汉武帝初置扬州刺史。……贞观七年复旧，至徳中复治江都，秦观《扬州集序》云，汉刺史无常治后之称扬州者，指其所治而已。 ”显然，修志者在梳理扬州的历史沿革时，把秦观《扬州集·序》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相较于前代，宋朝的地理志不再是纯客观的对山川、河道的载录，而是地理、人文并重，在一些篇章里甚至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人文关怀，诗文的收录对于地理志人文、历史方面的解说相对就较为容易。

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五“土贡”分别引用了 《唐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资治通鉴》等文献，对唐宋以来润州进贡土产的种类以及数量进行了考订，随后对唐敬宗朝、宋神宗朝、宋高宗绍兴年间以及宁宗嘉定年间的“土贡”情况进行了详细收录。这中间有一条内容曰：“《润州类集》有罗隐《镇海军所贡》诗。”此条内容与前后所载“土贡”情况貌似没有任何关联，但却蕴含了编者卢宪的一番深意。晚唐诗人罗隐以《谗书》著称，多有讽谏之作，其《镇海军所贡》云：“檐前飞雪扇前尘，千里移添上苑春。他日丁宁柿林院，莫宣恩泽与闲人。”唐代镇海军节度使的驻所原在润州，此诗当作于罗隐依吴越王钱镠时。按照诗意，诗中的“雪”、“尘”当为上贡的花木，但在没有确切材料的证明下不能妄断为何物。柿林院，按《唐两京城坊考》卷一“柿林院”曰：“《通鉴》：王叔文入至翰林，而王伾入至杮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计事。”则杮林院应是指禁内的机要之地。显然，诗人对于这种赋税之外的进献还是颇有微词的。卢宪比较唐宋不同时期的“土贡”情形，他一直在强调的实为一“俭”字。敬宗朝，浙西上贡的物品不仅有绫纱之类，还有银盝、妆具，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李德裕因而上书乞请裁减贡品，“昔汉文身衣弋绨，元帝罢轻纤服，故仁德慈俭至今称之。愿陛下近师二祖容纳，远思汉家恭约裁赐节减，则海隅苍生毕受赐矣。”（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五)神宗朝王岩叟奏请“伏望诏皆停贡，庶成俭朴之风以隆盛德”（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五)。“绍兴四年十一月辛卯，上谓宰执曰，韩世忠近得鲟鱼鲊，朕戒之曰：艰难之际，朕不厌菲食，当立功报朕，而贡口味，非爱君之实也。”（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五)可见，此处选入《润州类集》的内容不仅是相关“土贡”的史料，更多的是修志者在对材料的梳理中借古人诗意来表达自己见解的一种书写。

五、小 结

显而易见，两宋地域性文学选本的繁荣与地理志的编纂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地理志的编纂促进了地域性文学选本的编选，另一方面，地域性文学选本的繁荣又为地理志的编修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地域性文学选本虽是地理志编纂的文献来源之一，但地理志所载相关地域性文学选本的编者、选录范围、编著时间等，又为地域性文学的流传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二者之间之所以有如此紧密的联系，究其原因是二者在编纂目的上有相同之处，试论述如下：

其一，弘扬地方文化的需要。无论是地域性文学选本还是地理志，就编著目的而言，都有弘扬地方文化的意义。通过对一地历代地理沿革、山川景物、人物风俗、古迹名胜、诗词文章的著录，来宣扬此地环境的优美、历史的悠久、文化的繁荣，进而来提高其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这是地理志和地域性文学选本一致追求的效果。明人谭大初《（嘉靖)南雄府志》中附录了宋人孙崈所作《嘉定庚辰保昌志序》，《序》曰：

南雄斗大州，得文献、人物之英，章相典刑之旧，州之名遂显。加以岭梅之淸胜，池莲之芳腴，望安、聚远之豁舒，瑞相、蓝田之幽邃，名贤留题，宗工记敘，发越表襮，遂为岭南佳郡。 比萃图志，欲刊以传远。

在宋代，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广东路虽已不再是落后、荒芜的“南蛮”之地，但与江南路、两浙路相比，经济文化上仍是相对落后的区域。郡守孙崈整理历代名人掌故，联系当地的优美风光，“图”与“志”相结合，极尽颂扬此地的自然、人文景观，最迫切的目的就是欲使“四方知是邦于是为盛”。

地域性文学选本的编选者在这方面大都有着明确的意识，而且，与地方官致力于方志的编纂相似，地域性文学选本的编选者多与此有着密切关系，或者是地方官组织进行的，或亲操选政，或授意幕僚，或为是郡人编选。无论是郡守还是乡贤，他们在对属地或家乡的文献进行收集、整理的同时，自豪感往往油然而生。孔延之感慨于会稽文献的散落，对当地诗文进行了不辞劳苦的搜集、编选，编选成集之后，无不欣慰地感叹曰：“噫，隋珠和璞，流落乎冥昧久矣，一旦钩索宝聚，夸示来世，神光灵气，炯然在目，东南之美尽矣，阙亡之恨消矣。”在他看来，这些妙绝文章的汇集，如若珍宝现世，璀璨之光辉映着东南一方之盛。

其二，标榜乡贤、激励后进的目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宋代文人在文化性格上的表现形态却为这一论断提供了一个反例。宋代文人有着鲜明的群体意识，“尚统”的社会思潮促进了文人群体的结集，门生后进固然对“盟主”极尽尊崇，“盟主”对后生晚辈更是尽心激励与提携。地域性文学选本通过对郡乡历代贤能诗歌、文章、掌故的收集、整理来标榜乡贤，可以说是激励乡人进取的另一形式。吴子良《赤城集序》：

此书君子推本之，以为是本朝风华之所召。台之大夫士读是书而知其故，必将慨然奋厉，期无负君师，以自昭于不朽，孰谓于风化无关乎！

吴子良借对预期读者的推介，明确了《赤城集》的编选目的之一即是期望乡人在对前贤今儒诗文的阅读中，能够“慨然奋厉”。有意思的是，吴子良在为《续赤城志》所做的序言中，对方志的编纂也有着相类的期许：

俾子良参订焉，门类率与本志协，所证所聚愈详矣。而书岂徒取其详而已乎，使读《赤城志》者，诠评流品，而思励其行;细咀篇什，而思畅其才;睹是非而开漫漶，念得失而重沿革，悟劝戒而审趋舍。讵小补哉！

宋人地理书编修中地理与人文并重，人物和艺文在地志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虽被后人讥为“末大于本”，但的确保存了诸多相关文学、历史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在吴子良看来，这些内容的编类是地志最不能小觑的内容。修志编书的目的不是材料的堆砌、分类的细密，而是要让读者在阅读中，通过对先贤往事的追思、对圣贤文章的品评，受到一种精神的激励，明是非而散迷茫，审贤愚而得正道。

无论是弘扬地方文化的需要，还是表彰乡贤的目标，其实都是宋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方土地的自信与骄傲。两宋地域性文学选本与地理志相依相附的密切关系，以及二者之间在编纂目的上的一致性，其实都是宋代地域文化繁荣的表现形式。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了宋人对文学地域性的一种认识与理解。

注释：

（1)从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研究文学，从上世纪初就倍受学人关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都有相关论著。如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金克木的《文艺学的地域学研究设想》等等。

（2)范之柔《昆山杂咏序》曰：“立道刻意问学，其于暇日乃能兼收并蓄，细大不遗，可以代图经之作矣。继自今或有所得，当陆续书之，亦可使后人祖其意而有述也。”（隆庆四年孟绍曾刻本《昆山杂咏》卷首)

（3)此见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序》，出自（明)陈鸣鹤《东越文苑》卷三，清同治十二年刻本。此文曰“上穷千载创建之始，中阅累朝因革之由，而益之以今日之所闻见，厥类惟九，靡不论载。岂惟使四方知是邦于是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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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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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卢宪.嘉定镇江志［O］.清道光二十二年丹徒包氏刻本.

［23］周应合.景定建康志［O］.清嘉庆六年金陵孙忠愍祠刻本.

［24］徐松.唐两京城坊考［O］.清连筠簃丛书本.

［25］谭大初.嘉靖南雄州志［O］.明嘉靖刻本.

［26］邹志芳.会稽掇英总集点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

［27］林表民.赤城集［O］.明弘治十年谢铎刻本.

(责任编辑 岳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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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放（1957—)，安徽淮北人，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皖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金元明清文学；

张晓利（1979—)，河南濮阳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