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类学视角下的畲族服饰调查研究

陈敬玉

(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杭州310018;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江苏苏州215000)

畲族是中国典型的散居民族之一，只有民族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隋唐之际就已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宋代才陆续向闽中、闽北一代迁徙，约在明清时开始大量聚居于闽东、浙南等地山区［1］，现在浙闽两省的畲族人口占全国畲族总人口的九成以上。畲族人民在近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创造了以“凤凰装”为代表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文化、审美认同和服饰制作工艺。服饰作为物质文明、审美情趣和精神寄托的重要载体，以非文本的方式传载着千年畲族的文化和历史，浙闽地区的畲族服装制作、银器服饰品制作，以及彩带编织等传统技艺相继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区的畲族服饰存在一脉相承的延续性，又具有各自地域文化差异的独特性。随着经济文化纵深发展，现代文明冲击带来的文化趋同使民族文化结构发生了多元性的变化，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进入畲族村寨，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对传统服饰习俗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1 艺术人类学视角下的畲族服饰文化

艺术人类学者赖斯认为，民族艺术的传统之所以能够成为活生生的存在并发挥持久的影响力，是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体的创造与经验体会等几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民族服饰作为民族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承载着民族历史迁移、社会意识表达及手工制作者的个体创造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民族服饰本身具有固态的物质性及制作工艺、文化传承的非物质性二元化特征。在保护传承的过程中，应当一方面打破现有割裂的地域性研究格局，针对其物质性特征，建立系统的博物馆式的陈列进行固态保护;另一方面针对其非物质的文化特征，从传承人机制和文化生态环境保护入手，建立活态文化保护机制。畲族服饰文化在信息爆炸、文化融合的当今社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濡化与涵化的问题。文化濡化的作用表现为时间上的连续性，它使畲族群体的核心价值观、宗教信仰、思想意识、行为方式能够同服饰文化绵延不断地传给下一代，推进传统的薪火相传，最终实现各种特有的文明方式的世代延续［2］，可以保持文化传递的连贯性;涵化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发生变迁，引起一方适应或抗拒另一方的文化，最后导致两种文化的变迁和融合过程［3］，其重要作用在于保持文化传递的变迁性，涵化深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服饰的传承与发展实际上是在两者不断交互作用下进行的。

畲族在长期的历史迁移和民族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特性，尤以畲汉杂居形态为多。畲族人民学习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同时，民族间文化的差异性随着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发展正在逐渐消弭。在文化趋同的大潮下，畲族服饰文化亟需保护性整理和传承研究。笔者进行的田野调查走访中发现:虽然一些畲族服饰制作工艺被当地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但是，当下各地民俗文化及手工技艺的表演式生存所暗含的危机更应引起重视。对于传统手工技艺而言，生活化、生产化保存才是维持其生命力的最佳方式，其艺术形式的传承延续比单纯的展示表演更具有保护意义。当代社会中，畲族传统服饰文化和服饰习俗产生分化，一部分随着畲民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消褪，另一部分则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经历着转化和重构，成为地方文化和经济发展中重要的人文资源。所以，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应该在畲族整体的文化环境之下分析畲族服饰，在描述服饰特征的同时着重关注民族服饰的相互影响和变化。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包括服饰、语言在内的一些畲族风俗习惯的消失提出了思考，认为是畲汉杂居自然同化的结果［4］。随着当代经济文化纵深发展，这种现象愈发明显，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艺术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构建和产生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活用成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新的构建方式，它们不仅重新模塑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5］。服饰是一个民族文化演进的记载和社会价值观念的缩影，对畲族服饰的研究应该放置于畲族文化背景及民族发展的语境中予以解读和阐释，对其的保护欲传承也应置于畲族文化背景下方才能保持其本色。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服饰文化本身并非亘古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发展、人民审美意识形态发展及工艺技术发展而不断变迁的，在保存服饰遗产的同时应对其发展和演变进行引导，在传统工艺延续与保存的同时顺应民族发展脉络，结合时代特征进行合理发展。

2 田野调查中的畲族服饰

2.1 服饰形制

畲族的传统服饰自成体系，据清朝李调元的《卍斋璅录》记载，畲民“男女椎髻跣足”，衣尚青、蓝色，着自织麻布［6］。

根据田野调查，现代浙闽地区的畲族服饰一般为蓝黑色，男子服饰与汉族无异，女子服饰仍保留有浓重的民族特色，因地域不同而产生一定的差异。浙闽两地的畲族服饰都是上下分体式，由花边大襟衫、拦腰(围裙)、绑腿及裙(或长裤)组成，最大的差异在于被称为“凤凰冠”的头饰形制和花边衫的边缘细节上。浙江地区的凤冠以缀珠式为主，福建地区以缠绕式为主。缀珠式凤冠以竹片、石珠和银器制成，已婚妇女佩戴。三角形镶嵌刻花银片的冠体象征凤身，前面的立面为凤头，后面高高挑起的是凤尾，耳侧垂下一束石珠的末端坠有数片鹅掌形银片象征着凤脚。缠绕式与缀珠式不同，多以红线夹杂发丝缠绕作为装饰，未婚、新婚和老年女子的凤冠在形制大小上稍有不同，以新婚年轻女子的最为艳丽。由于传统凤凰冠制作精致、造价较高且脱戴较为复杂，现代畲族女性在节庆活动时多采用简化的凤凰冠。简化的凤凰冠以一绒布头箍为主体，上有仿银绣花装饰和塑料珠饰，使用时戴在额前于脑后系带固定即可，操作简便但制作粗糙。

浙江地区服饰式样较为一致，以景宁式为代表，福建地区的畲族服饰主要分为福安、罗源、霞浦、福鼎四种类别(表1)，其中以罗源地区的服饰最为华丽，在民族认定时被选为畲族服饰代表样式。景宁彩带传人蓝延兰回忆父辈描述的传统服饰为:女子上着彩条饰边的大襟衣，多为五条饰边寓意五谷丰登;腰部系有拦腰(形似围裙，宽至两侧中缝，长及外衣下摆，两端以彩带固定)，下装为筒裙。日常穿着长度及膝的短裙以便劳作，节庆时盛装为长及脚面的长裙，裙下(内)着绑腿，解放前畲民贫苦，多为赤脚或穿着草鞋，重大活动着花鞋。这些描述与德国学者史图博(H.Stubel)和李化民在《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中的记载基本相符［7］。传统畲民的服装从纺纱织布到染色裁衣均由女子完成，但自20世纪70年代后，畲民自己织布做衣服的情况就逐渐消失，均为裁缝制作或购买成衣。目前在浙闽地区的畬村中还偶尔可见穿大襟衣扎拦腰的老年畲族妇女，50岁以下的人群中日常穿着民族服饰的现象几乎消失。

表1 浙闽地区畲族服饰的形制式样对照Tab.1 Comparison of shape and structure of costumes of the She nationality in Zhejiang and Fujian regions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福建福安、霞浦和福鼎地区的畲族服饰样式相似度较高，均为右衽立领大襟衫，大襟处有红色镶边和绣花，主要差异在于花边衫的图案装饰及凤冠的样式。其中福安式样的服装大襟处为三角形绣花，意指高辛帝的半块玉玺;霞浦与福鼎式样大襟处绣花颇为饱满，福鼎式样的领口有两颗彩色毛线制绒毛球。此三地的凤冠较为相似，都是以红绳掺入发丝盘发于顶。福建罗源式样较为独特且最为华丽，上衣为右衽交领，自领口处向外排列多层花边直至肩部，日常头饰为红色绒线盘绕而成的凤冠，高耸于顶。浙江景宁式样在服装上不重刺绣而重镶边，以花边衫和珠串凤冠的样式为典型特征。

2.2 服饰手工艺制品——彩带

彩带是一种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的手工艺织品［8］，又称“拦腰带、带子”，是畲族服饰手工艺的代表。彩带既具有服饰上的实用功能，又在畲族婚嫁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可以用于边缘装饰及固定拦腰、绑腿、背篼带、裤带等物件外，还是畲族青年男女的定情信物。畲族彩带一般宽2.5～6 cm，多以白色棉线为底，中间用彩色棉线通过经纬变化织成斜向排列的黑、红、青、绿色几何形字符图案［9］(表1中畲族妇女腰间所系白色织带即为彩带)。这些字符各有寓意，有的是受汉字影响演变而来，有的是在本民族长期生产生活中根据象形表意逐渐形成，如表2所示(根据彩带传人蓝延兰的记录摘抄的部分图案寓意)。按照传统习俗，畲族男女定情之时女方会送上自己精心织成的彩带作为信物，这一风俗作为畲族服饰婚嫁文化的代表在大型歌舞表演《诗话畲山》中有精彩的表现。虽然“畲族彩带编织技艺”已经进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憾的是现在年轻畲民中会织彩带的越来越少，彩带传情的古老习俗也随之逐渐淡化了。据1999年的资料，浙江彩带传人蓝延兰能回忆起的字符图案有60余个［10］，相隔十年，笔者走访蓝延兰，她能记起的彩带图案仅剩17个。目前政府及文化单位都已经意识到了彩带的文化价值，也认识到它所面临的危机，相继组织了一些年轻人进行学习，在浙江景宁双后降村还设立了畲族彩带作坊。但新的学徒看不到彩带的经济价值，而仅凭兴趣难以坚持复杂细致的学习，彩带作坊也由于缺乏经济效益转为服装作坊了。这些精美的彩带图案和工艺在畲族妇女中一代代口手相传至今，现在随着学习织带人数的减少和应用空间的缩小，正面临失传的窘境。

表2 畲族彩带图案寓意Tab.2 The implied meaning of ribbon pattern of the She nationality

3 对服饰现状的反思与建议

3.1 反思和警示

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浙江省内景宁畲族自治县、桐庐莪山畲族乡等地除了重大主题活动和文艺演出，畲民日常生活中很少穿戴民族服饰(有时活动中穿着的也不是沿袭本地的凤凰装)，仅有极少数老人还保留穿大襟衣、系拦腰扎彩带的习俗。福建一些山区偏远的村庄中有少数老妇人还保留着传统发式发髻、在春秋季及节日期间穿着传统服装的习俗(冬夏两季主要因面料厚度及舒适性原因而选择现代服饰)。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由于老式盛装造价高且少有裁缝师傅会做;二是年轻人不再愿意静下心学习祖辈的刺绣、编织等手工艺术;三是在现代时装新潮冲击下，年轻的畲民和汉族一样穿新潮时装［10］。现代表演和活动中的畲族服饰随着时代发展，从面料到工艺都有了许多变化，传统的自织土布、麻布被现代涤棉混纺面料替代，刺绣和彩带的花边也变成了现代机绣花边。笔者在一些民族服装作坊甚至看见银泡、绒毛饰边等具有典型其他少数民族服饰特点的元素出现在当代畲族服饰上，当地畲民坦言这些并非畲族传统服饰元素，觉得好看便拿来用在民族服装制作上了。在“三月三”歌会现场各地畲族参赛团体均穿着盛装出席，但仔细研究他们的服饰可以发现，上衣的样式有立领、无领、交领等不同式样，下着长裙、短裙、长裤甚至连身裙，头饰则以缀珠的凤凰冠和红绒布凤凰冠为主，兼有筒帽、锥帽等样式。除因各地畲族服饰本身固有的地区差异外，各地传统服饰元素出现混淆是造成这种样式混杂现象主要原因。

这种不同民族间、不同地域间的服饰元素杂糅现象有两点值得引起反思和警示:首先是当地居民对本民族服饰的自我意识比较淡漠，对于服饰中的异化元素并无排斥和警惕，觉得好看就拿来用，并没有考虑到是否会给畲族服饰带来异化。其次是不同支系的畲族服制已经出现混淆现象。不同地区的畲族服饰元素由于民族迁徙和自身演变导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又有共同的文化基因，现在由于缺乏引导和梳理导致同族不同支系之间的服饰混淆也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3.2 建议与展望

民族服饰文化具有固态的物质性和活态的非物质性，在实际的保护工作中主要是通过博物馆形式对传世实物进行保存和展示，以传承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对其文化和传统技艺的部分予以传承［11］。博物馆虽然以固态的形式对服饰进行保存，但不可仅以标本示之，其物质性的外表下蕴含的非物质文化内涵才是民族服饰的生命源泉，因此合理的民族服饰保护必须要给服饰提供必要的生长环境和发展空间。

传承本身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传递和继承。传递的方式不仅是生硬地封存，陈列于博物馆的服饰仅仅是一种文化的标本，作为富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载体，服饰也应该随着社会和民族的不断发展而进化;继承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继承。在未来的畲族服饰保护传承工作中，除了大力保护维系民族服饰的文化生态环境外，还可以通过保“旧”创“新”两种手段并行。保“旧”即对传世服饰遗存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发掘和保护，建立服饰资料库，并通过展示宣传弘扬民族服饰文化。创“新”则是结合服饰设计专业领域的力量，对畲族服饰进行符合时代发展观的创新设计。对于畲族民族服饰的现代转化设计就是一种创新继承的方式，可以尝试和设计院校、机构合作开发视觉艺术产品，通过转化设计使古老的服饰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创造出具有时代印记的服饰。在传承过程中，教育是兼顾“传”“承”的良好途径，通过教育不但可以将民族文化的精髓传递给下一代，还可以鼓励基于民族文化的创新设计。

4 结语

民族服饰发展的历程就是文化濡化与涵化两种力量交替作用的过程，通过田野调查走访对当今畲族服饰的保留及穿着现象进行了初步摸底，可以发现浙闽两地的畲族服饰既存在对盘瓠文化和凤凰崇拜的共同文化基因，也存在地区差异带来的细节差异。这种差异应当成为各地的民俗特色，但必须警惕不同元素的混淆、杂糅情况。当今社会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文化趋同现象应当引起警示，畲族的民俗、服饰、民艺等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不仅有利于经济开发和服饰文化保护传承之间的共生和良性互动，而且可以为设计应用提供灵感来源和设计元素，通过保护性发掘和整理、经济开发和服饰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等方式维持民族服饰文化健康发展，保持中国民族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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