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脆弱性发展：突破发展陷阱的路径——基于西藏城镇社区发展的实证调查与理论分析

李雪萍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430079）

目前，学术界对于社区发展的研究，集中于社区体制变革、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在社区发展路径上普遍认为，应完善社区体制，优化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实现社区自治等，并认为先发地区的社区发展遵循“先导式发展”路径，即社区基于自身优势，并不断强化优势。遗憾的是，许多研究将不同地区的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未能呈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社区发展路径，尤其未能从贫困落后地区的脆弱性角度，研究其发展陷阱以及突破陷阱。西藏是连片特困地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脆弱性是其基本特征，也是其社区发展的背景与逻辑起点，其社区发展可否另辟蹊径？

一、脆弱性分析框架：研究的视角

在中国式社区发展背景下，西藏城镇社区发展有其特殊性，即脆弱性。脆弱性环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西藏是我国连片特困地区、边疆地区，受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制约，社区发展能力相对有限；二是指社区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环境，并形塑社区发展内在脆弱性。

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起源于对自然灾害的研究，有四种认知：脆弱性是指暴露于不利影响或遭受损害的可能性；脆弱性是指遭受不利影响损害威胁的程度；脆弱性是承受不利影响的能力；脆弱性是一个概念的集合。①就脆弱性是承受不利影响的能力而言，典型的界定包括：（1）脆弱性是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应对灾害的能力，这种能力基于他们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所处的形势。（2）脆弱性是指社会个体或群体预测、处理、抵抗不利影响，并从不利影响中恢复的能力。脆弱性是承受不利影响能力的界定，突出了社会、经济、制度、权力等人文因素对脆弱性的影响作用，侧重对脆弱性产生的人文驱动因素分析。就概念的集合而言，典型界定有三种。（1）无论是自然区域还是某一社会群体，无论是某一自然要素还是单个的生物体，脆弱性都包含有三层含义：它表明该系统、群体或个体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该系统、群体或个体对外界的干扰和变化（自然的或人为的）比较敏感；在外来干扰和外部环境变化的胁迫下，该系统、群体和个体易遭受某种程度的损失或损害。（2）脆弱性是指暴露单元由于暴露于扰动和压力而容易受到损害的程度以及暴露单元处理、应对、适应这些扰动和压力的能力。（3）脆弱性是系统由于暴露于环境和社会变化带来的压力及扰动，并且缺乏适应能力而导致的容易受到损害的一种状态。概念的集合，包含了“风险”、“敏感性”、“适应性”、“恢复力”等一系列相关概念，既考虑了系统内部条件对系统环境性的影响，也包含系统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

Alwang、Siegel和Jorgensen（2001）以风险链作为解释脆弱性的组织框架。Moster和Holland定义的脆弱性为个体、家庭或社区面对变化的环境福利的不安全。②

脆弱性一般具有三个共同特征：一是稳定性差，变化几率高、幅度大；二是敏感性强，抗外界干扰能力差；三是易损性强，在外来干扰和外部环境变化的胁迫下系统容易遭受某种程度的损害或损失，并且难以复原。③

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是造成脆弱性的导因。从根源来看，脆弱性内生于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工业革命以来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但同时也将前所未有的脆弱性植入了人类社会……对发展主体的忽视所造成的社会公平的丧失和社会部分群体的边缘化，使得落后地区的人们成为脆弱性最高，最易受到灾害损害的群体。由于这种脆弱性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潜伏在社会结构中，与社会不利因素直接相连，遂具有结构性特征。④Blaikie认为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问题造成一个地区的脆弱，脆弱性最关键的部分是遭遇的各种压力，与之相关的预测能力、应对能力和恢复力，以及压力之下的结果。⑤

综合国内外对脆弱性的研究分析，不难看出，对脆弱性的定义没有本质区别，主要集中于面临的风险、冲击、应对处理风险的能力以及之后的福利水平的变化。

199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推出关于贫困人口脆弱性的分析框架，认为贫困人口容易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1）风险因素，即风险越高，脆弱性越高。（2）抵御风险的能力，即能力越强，脆弱性越低。（3）社会服务体系。地区社会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贫困人口抵御各种风险。三者综合起来，较为全面地反映研究对象的脆弱性。⑥

TurnerⅡ⑦提出人类－环境耦合系统脆弱性的研究框架，笔者将之简单修改形成脆弱性的分析框架，如下图。应该说，这个分析框架也适用于社区脆弱性分析。

我们认为，脆弱性分析框架应用于解释社区脆弱性及其应对时，可理解为三个环节。

图1 脆弱性分析框架⑧

第一，风险存在及其扰动：脆弱性背景。人文条件、环境条件的变异和变化，产生一系列风险因素，这些风险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扰动和压力。导致脆弱性的风险种类很多，包括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对于某一地区或社区而言，最常见的风险有自然灾害、环境危机、经济波动、政策改变等；对于家庭和个人，除了上述风险会产生直接影响外，疾病、失业、突发事故等都可能增强脆弱性。我们可将社区面临的风险具体化为两个方面：一是社区面临的外部风险；二是社区居民生计风险。社区面临的外部风险包括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社会冲突、福利供给不足等。社区居民生计风险可表现为生计资源禀赋，它是居民拥有或可依赖的各种资源，社区居民生计资源可具体分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社区公共产品等。其中，社会资本是指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社会关系等；社区公共产品包括社区福利和社区公共资源，社区福利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计生服务、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等；社区公共资源包括社区居民共同享受的资源，如道路、供电、供水、照明、安全、绿化等等。

第二，敏感性：风险冲击的影响程度。敏感性是风险环境的人文因素、自然因素聚合并形成冲击时，系统受影响的程度，它取决于人文因素和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对社区而言，敏感性就是内外部风险因子聚合并对社区形成冲击时，社区受到的影响程度。例如，相比较而言，面临相同的冲击，脆弱性越强的社区损失越大，正如贫困群体遭受灾害时，被剥夺得更为彻底。

第三，调整和适应：风险冲击的回应。恢复力中的调整和适应，主要是指社区在遭受冲击后，汇聚各种资源，聚合各种力量，以减少损失，适应并重建。脆弱性及其干预可如图2。

总之，风险与脆弱性互为因果，脆弱性是风险的大小与抵御风险能力的综合反映。脆弱性与风险、抵御风险的关系如图3。

图2 风险、脆弱性及干预框架⑨

图3 脆弱性与风险、抵御风险的关系示意图⑩

如图3所示，风险越大，抵御风险的能力越低，意味着脆弱性越高，脆弱性是风险性、敏感性、抵抗力和恢复力的函数。风险性是指接近或暴露于致灾因子的程度，敏感性是指个体和群体对灾害的易感程度，取决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力量和活动；抵抗力是建筑和基础设施抵御灾难的能力，恢复力是对致灾因子的反应能力，或者有效处理致灾因子的能力，以及从灾难中恢复的能力。当风险性和敏感性增高，抵抗力和恢复力下降时，脆弱性就会提高，即风险性和敏感性与脆弱性正相关，抵抗力和恢复力与脆弱性负相关。因此，脆弱性是指某一地区在灾难面前呈现出的高风险性、高敏感性，低抵抗力和低恢复力。

二、社区发展陷阱：多重脆弱性叠加

脆弱性因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不同而千差万别，作为连片特困的边疆地区，多重脆弱性叠加是西藏社区脆弱性的基本特征。我们的调研⑪材料呈现西藏社区发展中的脆弱性。

（一）外部脆弱性与内部脆弱性叠加

风险社会中，对发展主体的忽视所造成的社会公平的丧失和部分群体的边缘化，使得落后地区的人们成为脆弱性最高的群体。由于这种脆弱性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潜伏在社会结构中，与社会不利因素直接相连，遂具有结构性特征。一定区域内社会－社区系统的脆弱性可表现为：区域社会－社区系统的稳定性差；对外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改变的反映敏感；在外部条件的干扰和变化下遭受各种损失的程度大；遭受扰动后，恢复力较差。

西藏的经济、社会脆弱性直接生发社区脆弱性。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使其脆弱性很强，这使其区域内的社区面临的风险性较大，即风险对社区的威胁程度高。西藏既是贫困地区，又是边疆地区，又是多民族聚集地区，矛盾错综复杂，政治敏锐性极高。《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中期评估报告指出，西藏的边境县全部都是国家扶贫重点县。这些地区多数资源匮乏、交通不便，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人们生活困难，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毒品问题乃至恐怖主义等因素错综复杂，是复杂的“敏感地带”，贫困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⑫

在整体的脆弱性环境下，西藏城镇社区更多地暴露于风险环境中，且应对能力较差，恢复力弱。我们的调查认为，从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尚待进一步培育和发展；从社区资源的角度来看，资源有限，且尚待整合；以基层政府为主体的街区公共产品供给以及社区居委会为主体供给的社区公共产品，尚不足以达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标准，也与居民的需求及其满足尚有一段距离。

（二）累积式脆弱性与冲击式脆弱性叠加

脆弱性是任何系统内部都存在的本质特征，是系统在发展中副作用的量变，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系统质变后崩溃。所有区域发展系统的脆弱性的外部特征是由累积式脆弱性和冲击式脆弱性表现出来。区域发展累积式脆弱性是区域在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和环境一项或者几项因素逐渐小量负向发展，不易发现，如果不进行调整，使系统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累积到一定程度，区域系统无法恢复而崩溃。区域发展系统冲击式脆弱性是指区域系统对外界或者内部某一项或者几项干扰极其敏感，当其变化时系统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质变而无法改变，甚至崩溃。⑬以累积式脆弱性和冲击式脆弱性的角度来考察西藏的社区发展，可以认为，如果说2008年拉萨市“3．14”事件是冲击式脆弱性的突出表现，那么我们在调研中所发现的一系列社区问题和困难，便多方面地反映出累积式脆弱性。目前西藏社区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较多，这些问题和困难日积月累，沉淀着，直接表现出脆弱性，也制约着社区应对风险的能力。

物质、财力资源匮乏，社区基础设施薄弱。社区基础设施薄弱，社区服务设施建设严重滞后，难以满足居民需要。部分街道办事处及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普遍陈旧，办公条件较差，难以长期维持下去。例如冲赛康街道办事处辖区内，路灯及路面损坏严重；泽当镇的社区公共活动场所少，设施配套水平不高，社区的道路硬化、绿化等都达不到要求。

人力资源匮乏，弱势群体数量众多，社区居民就业不充分。调查得知，拉萨市、泽当镇的弱势群体数量众多，且伴之以社区居民就业不充分。山南地区的乃东社区居委会、泽当社区居委会、结沙社区居委会失地农民很多，例如乃东社区居委会有300多户耕地少、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经济来源不稳定；其中100多户的家庭成员文化程度较低，难以就业；这100多户家庭中的有残疾人的家庭，十分容易陷入贫困状态。再如，冲赛康街道办事处主任告诉笔者，拉萨3．14事件后，社区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但是劳务输出和经济发展依然受阻。

应对力较弱，资源整合困难。资源整合困难，最突出地表现为共驻共建格局尚未形成，驻社区单位很少提供资源及各种服务。原因之一是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居住在社区，但社区观念不强，认为社区居委会主要管理居民，不会服从社区居委会的协调以及遵守各种规章制度。此外，由于社区社会组织发育相对滞后，人力资源也未能充分利用，更谈不上整合。

（三）结构性脆弱与胁迫性脆弱叠加

脆弱性的成因有两类：一是系统自身的内部结构存在先天的不稳定性和敏感性，形成结构性脆弱；二是在外界自然变化或人类活动的压力或干扰下，容易使系统遭受损失或产生不利变化，形成胁迫性脆弱性。⑭如果我们以社区居委会的内部状况来观察，可发现西藏社区发展中，先天的不稳定性，而当这种不稳定性遭遇拉萨“3．14”事件这样的强力扰动时，社区发展便呈现出较强的胁迫性脆弱。

财力资源匮乏凸显为社区居委会工作经费不足。目前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经费主要来源于上级财政，由于城市化综合功能的需要，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社区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目前社区建设工作经费缺乏，制约了社区建设的发展和功能的发展。调查得知，拉萨3．14事件之后，铁崩岗社区居委会、冲赛康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经费主要依靠政府每年下拨的20万元。山南地区泽当镇的六个社区居委会、拉萨市的扎细社区居委会和当巴社区居委会，它们依托集体经济的收益，办公经费比较宽裕，但待“居企分开”后，其工作经费状况会怎样，难以预知。

社区体制结构脆弱凸显为社区工作职能不到位。老城区内的社区经济发展和社区服务管理，只针对社区内的户籍居民，新迁入的居民、流动人口等没有纳入其中。社区管理体制理不顺，社区居民底子不清楚，使得社区治安、社区卫生、流动人口管理难以落到实处，形成老城区管不了新居民。例如拉萨市的各个社区居委会主要负责本社区户籍人口的管理，而社区辖区内各个安居苑里居住的居民，由于有原单位负责，所以社区居委会对其了解有限，谈不上管理。

人力资源匮乏凸显为社区管理人员年龄老化、学历较低等。近年来，虽然社区工作人员逐渐年轻化，学历不断提高，但依然存在年龄老化、学历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适应新型社区工作的需求。正如调研中，有几位街道办主任以及社区居委会主任告知笔者，因这些原因，以至于社区管理的个别方面仍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水准。

社区发展中的先天不足导致的不稳定性，使得拉萨3．14事件发生后，社区应对困难，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维护稳定、综合治理等事务成为重中之重、难中之难。不过，正是因为西藏作为边疆地区，历经多年的“强国家”、“强政府”建设，所以在各级政府及社区的强力作用下，社会－社区系统才幸免于陷入胁迫性脆弱之中。

多重脆弱性叠加，使得西藏社区发展艰难。

三、突破社区发展陷阱：西藏实践

如果多重脆弱性叠加就是西藏社区发展陷阱，那么不禁要问：在西藏这样的贫困落后地区，如何突破发展陷阱？可否效仿和突破先发地区的“先导式发展”？较之于先发地区，贫困落后地区可否反其道而行之，在助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补齐短板，是扶弱，是反脆弱，进而推动社区和社会发展？

基于脆弱性分析，有学者提出了“反脆弱性发展”的新范式。美国学者Mc Entire认为：“‘反脆弱性发展’是一种以重视和减少脆弱性为导向的发展方式。”⑮与“可持续发展”不同，“反脆弱性发展”是一种视野更广、直接面向灾难应对的具体路径，它倡导降低风险性，提高反应力、抵抗力和恢复力的决策与行动，反脆弱性发展聚焦于导致脆弱性的各种诱因上。反脆弱性发展与以往的发展模式相比，首先，它以是否减少了脆弱性作为评判发展的标准；其次，着眼于未来，注重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消减脆弱性，防患于未然；再次，强调人在减少脆弱性中的主动性。⑯反脆弱性发展所指涉的区域可大可小，从全球到民族国家，再到某一地区，再到社区，再到家庭；涉及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技术等各个方面。

如果以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为视角，来探讨反脆弱性社区发展，我们认为反脆弱性社区发展便是指社区利益相关者在互动中整合社区资源，积极应对、规避社会风险，并在满足社区公共产品需求同时增强社区应对力、恢复力的过程。由此，反脆弱性社区发展的基本内涵包括：（1）风险分析、应对、调适是反脆弱性社区发展的基本环节，其间涵盖着规避风险，降低敏感性，增强应对力、恢复力等诸多方面。（2）社区利益相关者是反脆弱性社区发展的能动主体，它们包括基层政府、社区组织、驻社区单位、社区居民等。（3）互动使反脆弱性社区发展的主体联结。（4）整合社区资源是反脆弱性社区发展的手段，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组织资源整合等。（5）反脆弱性社区发展内含着满足社区公共产品需求。笔者在西藏的调研显示，政府采用一系列反脆弱措施，成效显著。

（一）政府服务社区：反脆弱性社区发展的主体格局建构

反脆弱发展强调利益相关者在互动中联结，并整合各种社区资源。利益主体包括基层政府、社区组织、驻社区单位、社区居民等，它们在互动联结，并在互动中整合社区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组织资源的整合等。社区发展主体格局建构如图。

图4 社区发展主体格局建构示意图

社区发展有三大支持体系，一是政府体系，二是社区组织（包括自治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构成的支持体系，三是驻社区单位、社会组织（如NGO、NPO 等）构成的支持体系。三个体系合力，促成社区发展。应该说，上述主体格局适用于任何社区的发展，同样也适用于西藏。但针对西藏的脆弱性，其特殊之处是尤其强调政府支持体系的作用，因社区自我力量相对较弱，政府为社区发展提供的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与西藏公共产品供给是均衡性公共产品供给的性质一致，⑰而且政府对于反脆弱性社区发展的制度规范，也有别于其他地方。仅以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来看，这种差别的根本之处在于西藏基本上建构了“行政服务社区”的结构模型，而不是“公民社会、合作主义、行政吸纳社会、行政吸纳服务”等模型⑱。

西藏的“行政服务社区”的特点是：（1）政府与社区互动联结。调研发现，维稳中的“军队、警察、政府、社区居委会、民众”联动机制以及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多方协作，可谓是政府与社区、居民融合状态的具体体现。（2）以社区为平台的互动机制，基层政府配合社区行动，并予以资助、支持和指导，即“政府围绕社区而动”，这不同于内地的“社区围绕政府转”的互动。西藏的“政府服务社区”结构模型，根源于长期以来，政府与社区的关系不是政府从社区及其居民那里“汲取”资源，而是“给予”资源。扎洛的研究也印证着笔者的这一认知。⑲例如泽当镇政府甚至为社区代办很多事务，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扶持集体经济以及生产性协会的发育。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不下派任务给社区，但问题的关键是政府下派了些什么任务？如何看待这些下派的任务？基于西藏及其基层政府对社区、民众的“给予性治理”目标，其下派任务基本是社区公共服务事务。调研中，很多社区负责人曾多次告知笔者：政府安排的这些事情，也是我们社区要做的。有些事情，即使政府不安排，我们社区也想做。很多时候，社区想做，但是力量有限，做不到，做不好。有了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做不到的事情做到了，做好了。（3）西藏很多社区经济的集体性较强，能在公共产品供给中有更多的话语权与执行力，这与其他连片特困的边疆地区一样⑳。（4）“行政服务社区”结构模型中，各主体的主要价值目标是公共服务，正如调研中所显示的那样，街区公共产品大量供给，社区居委会也供给了大量的公共产品。

（二）增强地域力：反脆弱性社区发展的能力建构

减少社区暴露，降低社区敏感性，增强恢复力，需要各主体合力建构反脆弱性发展的能力。西藏反脆弱性社区发展的能力建构，我们认为，除了各级政府增强均衡性公共产品供给之外，增强地域力是社区发展的内在促进方式。“地域力”是蕴含在社会内部的力量，激活地域力成为社会建设最为关键的环节。相对于来自地域外部的力量而言，地域力是蕴藏于社会内部的力量，主要包括地域资源蓄积力、地域自治力和民众对地域的关心力等，地域力的具体构建过程主要是通过地域社会的“协动力”和“组织力”加以展开。所谓“协动”主要是指复数的主体，为了某种共同目标而采取的合力行动。

资源整合，增强地域资源蓄积力。地域资源蓄积力主要包括地域环境条件、地域组织活动及其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机制。就西藏反脆弱性社区发展而言，整合资源是社区发展的基础性要求，社区资源整合指将社区相关的社会资源相互协调成为一个整体，使之成为社区掌握、支配和动员的资源的过程和状态，简言之，即将居民、驻社区单位、社区组织和政府等不同主体所拥有的各类资源整合在一起，其实质是社区成员参与和共享的过程。例如，2008年拉萨3．14事件之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以及各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倾力应对，建构了军警民联防联治机制，成绩斐然。军警民联防联治机制建立起政府、公安、社区居委会、驻社区单位、居民五位一体的治理网络。首先是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配合部队、公安部门。其次是街道—社区内部人员合作，即各个工作组将办事处、居委会所有干部以及治保人员、派出所保安、市直机关抽调人员集中起来，统一安排。

组织起来，增强地域自治力。地域自治力主要是指地域居民能充分意识到地域自身存在的问题，并通过相对应的组织手段加以解决的能力。民族地区的社区发展，需要很好地考量民族特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资源等。藏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诸多宝贵的“地方性知识”，包括生产技术、社会组织形式、文化传统等，这些地方性知识是可以创造性地应用于社区发展的重要财富。西藏的社区发展中，已有的社区公共产品的自组织供给是其积极有效应对脆弱性的组织方式，也是其地方性知识中的传统社会组织形式。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藏民族聚居区的许多村庄和城镇社区都普遍存在私人产品、公共产品的自组织供给，例如泽当镇郭沙社区居民，几十年来，每周每户都会派出人员打扫全村的环境卫生。2008、2009年，社区居民义务投劳完成的社区公共产品供给项目如下：新修水坝1110米；维修雅砻河边水坝，水坝1700米（长）×2 米（高）×3 米（宽）；维修机井2口；为28户引入自来水；清理水渠5000米；每年维修田间路2次；在雅鲁藏布江边植树300亩；修建33个沼气池；为3户贫困户盖房子；等等。

心力聚集，建构地域关心力。地域关心力一般是指建立在地域认同基础上地域居民对地域环境、地域组织等地域问题所保持的带有持续性特征的关注力，易言之，地域关心力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表述为对地域事务的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笔者调研发现，西藏的城镇及乡村社区发展中，居民参与程度较高，对本社区的关注程度也较高。

四、反脆弱性发展：贫困落后地区发展范式

我国幅员广大，地区差异性很大，在西藏这样的贫困落后地区，如何突破发展陷阱？应该说，与先发地区不一致，西藏的社区建设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反脆弱性社区发展路径在贫困落后地区是更为合适的发展路径。这也就是说，多重脆弱性叠加是贫困落后地区社区发展的陷阱；贫困落后地区难以遵照“先导式发展”路径，突破发展陷阱，需要反其道而行之，在助强的同时，补齐短板，建构“反脆弱性发展”。

在贫困落后地区实现反脆弱性发展，更依赖于政府的规制及投入，以此大量供给公共产品，促进发展。不言而喻，社会－社区力量聚集与整合，是实现发展的内在力量。对社区发展而言，假如把政府支持作为社区发展“外力”的话，那么这一外力的作用方式是激活并增强社区内力。

学术界在社区发展的一般性研究中，特别强调政府退出社区，但我们认为在促进贫困落后地区社区发展方面，政府不应该退出，而是要不断进入、深入。这是因为，在西藏这样的贫困落后地区，国家与社会的疆界原本难以区分，甚至不存在，而且从实然的角度来看，贫困落后地区尤其需要政府的扶持。只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讨的是政府进入的范围、程度、限度、方式等。

注释

①李鹤、张平宇、程叶青：《脆弱性的概念及其评价方法》，《地理科学进展》2008年第2期。

②黄承伟、王小林、徐丽萍：《贫困脆弱性：概念框架和测量方法》，《农业技术经济》2010年第8期。

③何爱平：《中国灾害经济：理论构架与实证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4月，第15页。

④李宏伟、屈锡华、严敏：《社会再适应、参与是重建与脆弱性发展》，《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

⑤Blaikie P．，Cannon T．，Wisner，B．AtRisk，NaturalHazards，PeoplesVulnerabilityandDisasters．London：Routledge，1994．

⑥韩峥：《广西西部十县农村脆弱性分析及对策建议》，《农业经济》2002年第5期。

⑦TurnerⅡB．L，Kasperson R．E，Matson P．A，et al．Aframeworkforvulnerabilityanalysisinsustainabilityscienc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0．14（2003）：8074－8079．

⑧本框架借鉴李方一、赵晓彤的《脆弱性研究中生态学与人类学的视角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并稍作修改。

⑨本框架借鉴黄承伟、王小林的《贫困脆弱性：概念框架和测量方法》，《农业技术经济》2010年第8期，并根据需要稍作修改。

⑩韩峥：《脆弱性分析和制图系统在中国扶贫项目中的应用》，《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1年第1期。

⑪本文的调查材料据，均来自笔者在西藏的调研。

⑫赵培红：《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脆弱性分析及其治理》，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4月，第21页。

⑬张炜熙：《区域发展脆弱性研究与评估》，天津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5月，第28页、第31页。

⑭何爱平：《中国灾害经济：理论构架与实证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4月，第15页。

⑮夏保成：《西方国家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与原则刍议》，《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⑯李宏伟、屈锡华、严敏：《社会再适应、参与式重建与反脆弱发展》，《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

⑰本文所指的“多种方式的公共产品外部输入”主要是指我国目前采用的援藏体制，如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对口支援、行业及部门对口支援等。正如扎洛认为，中央政府不遗余力地给西藏各种支持，使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兽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得以在西藏农村全面发展。笔者认为，西藏农村在多方援助下得到全面发展，城镇社区也是如此。参见扎洛：《西藏农区村级组织及其公共服务供给》，《中国西藏》2005年第1期。

⑱唐文玉：《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第1期。

⑲扎洛认为在西藏国家目标与内地有所不同，维持村庄的稳定和提供村民的福利成为国家对西藏乡村社会的治理目标。这是针对西藏所面临的复杂的外部政治环境和相对滞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制定的特殊政策（扎洛：《西藏农区村级组织及其公共服务供给》，《中国西藏》2005年第1期，第22－25页）。笔者认为，扎洛的这一认知，同样适用于城镇社区。

⑳王景新等认为，新疆和田地区是典型的荒漠性干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边疆和贫困地区，但这里的村集体经济显现勃勃生机，为区域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基层组织运转、社区稳定和边疆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参见王景新、严海淼：《少边穷地区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研究——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调查》，《中国集体经济》2011年第30期。新疆和田地区也是连片特困的边疆地区，与西藏有许多相似之处。本文的个案中，很多社区集体经济发展及其效能也与和田地区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