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2013-11-22 02:26仲远风
学理论·上 2013年10期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启示

仲远风

摘 要: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设计师,他朴实无华、简明扼要的语言,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的目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最终解决各种各样难题的思维,对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启示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011-02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党的第二代领导集团的核心,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巨大的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渊源

(一)经典作家关于“大众化”的思想观点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大量关于“大众化”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这是因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经典作家运用平时的语言和实证的思维证实了唯心主义的荒谬性,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此后的无产阶级领袖也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列宁认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因此他主张,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与此同时,他强调“应该把这个理论通俗化,把它灌输到工人中去。”这就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灌输模式。

(二)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

在中国,毛泽东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奠基者和创始人。1939年,他最早在论述新文化时使用“大众化”;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他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给文艺工作的大众化做了界定,“什么叫作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二、邓小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语言的大众化

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语言大师。他善于运用人民群众的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大特色。他指出:“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因此,他身体力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

运用数字表达法。运用数字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是邓小平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大方式。这种数字化的语言既简洁明了、通俗易懂,而且能够传递大量的信息,即使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和工人都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有利于向各个阶层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谈到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实行西方民主时,他说:“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除此之外,他还用数字化的语言普及和宣传党中央和政府的方针及政策。例如,“一国两制”、“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三步走”、“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等。正是运用了这种数字化的语言,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千家万户、飞人寻常百姓家。

采用比喻的手法。由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并且工作的对象大部分是文化程度不太高的工农及其子弟。因此,运用大家都熟悉的事物来打比喻,有利于说明深奥的道理。“当收发室”来批评那些照搬照抄上级指令的错误做法;“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说明改革要胆子大一些,步子快一点;用“财神爷”说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把科技人员认为‘财神爷。‘财神爷这个词,不是我的用语,是农民的发明”;“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来说明中国不适合实行多党制。“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邓小平的话语表面看起来非常浅显,但是句句蕴含着丰富的内涵。

邓小平用这种生活化、普及化、通俗化的语言,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事半功倍。

(二)目标的大众化

邓小平理论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为他们说话和谋利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邓小平给自己定位为“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并指出“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邓小平始终把是否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衡量一切得失的标准。

从《邓小平文选》当中,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他始终把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准,“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兴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不难看出邓小平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邓小平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时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在南方谈话中阐释社会主义本质时,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将人民的共同富裕确定为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目标,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正是因为邓小平始终喊出人民群众的声音、为他们谋利益,他的理论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认可。

(三)方法论的大众化

除了语言和目标的大众化,邓小平理论的大众化还体现在他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针对有部分同志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邓小平同志以非凡的胆略和科学的态度发现问题。经过分析之后,他首先抓住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一关键环节,恢复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发现当时一个思想保守的问题: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出现了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纠正了这次讨论,并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社会主义工作是否正确的标准,并解决了当时人们思想保守的问题。

面对复杂问题,邓小平把他们简单化处理。改革开放后,我国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一直是困扰我国社会的难题。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之后的深圳视察时,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因为“不争论”,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不争论”,我们实行了“一国两制”成功收复香港和澳门;因为“不争论”,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自己。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智慧,运用到一个个实际问题中,并将他们一一解决,真正做到了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用化。

三、邓小平理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的启示

邓小平成功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伟大进程,使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当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重要启示。

(一)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前提

继承是创新的前提,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在继承的基础上,需要根据时代、实践和历史的发展,不断进行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认真地理解它,达到真懂、真信和真用。在此基础上,必须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只有这样,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采取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邓小平理论的语言都是一些通俗易懂的话,没有深奥的专业词汇,却切中要害。再高深的理论也需要人民群众掌握它。由于各个阶级的文化水平不一样,只有运用这种简明扼要、入耳入脑的大众话语,才能真正为人民大众所理解和接受。当前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只有学得会群众的语言,才能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才能让人民群众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

(三)坚持群众路线,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要求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只有深入了解广大群众,尊重他们的实践,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只有深入基层群众,体察民情,了解群众的特点,才能有针对性地使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大众化和普及化。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牢牢依靠群众和尊重群众,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将马克思主义回归到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才能将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列宁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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