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台《钱录》三题

杨 超 张固也

古钱之学，由来已久。早期影响较大、存世较久的专门著作，除南朝梁顾烜的《钱谱》一卷外①，主要有唐人封演、张台，宋人金光袭、李孝美、董逌诸家钱谱及不知时代撰人的《旧谱》等，惜都早已失传。南宋洪遵《泉志》中保存了不少早期钱谱佚文②，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其中张台《钱录》佚文多达三十一条，远超封演《续钱谱》的四条，甚至超过宋代金、董等家，可见其在钱币学史上之重要地位。马新华先生曾在《中国钱币》发表论文，指出张台所录“皆亲眼所见”，又“致力于解释钱文”，“反映出时人鉴别古钱的努力和钱币学的深入”③；张勋燎先生更盛赞“其论叙之详，考校之精，远胜顾、封，多有可为后世古钱学所承用者”④。两先生的评价十分到位，但张台究竟是唐人还是五代宋初人、《钱录》是否以及如何区分品目、其著录流传情况如何，这三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涉及。本文据出土唐代墓志推定张台为晚唐人；通过分析佚文，论证《钱录》分六品著录钱币；通过查考书目，探明其在宋代的存佚过程。当否敬请方家指正。

一 关于张台其人

《钱录》作者张台，宋人晁公武、周辉都说是唐人（详下），但洪遵《泉志》卷五“天策府宝”条下云：“张台曰：‘马氏钱也。’董逌曰：‘马殷据湖南八州地，建天策府，因铸天策府宝。’余按，此钱文曰天策府宝，径寸七分，重三十铢二参，铜质煇重，字文明坦，史氏失其传。张、董之说当有所凭也。”据此，清人张端木在其乾隆年间所著《钱录》一书中指出：“诸书皆以台为唐人，然台所录，已及湖南马氏，则五季人，而宋初或犹在也。”⑤今人无不信从其说。

然而，《泉志》所引佚文中，有张台自述当时史事和古币藏家，又似属于唐代。如卷一一“吐蕃国钱”条云：“张台曰：按言胡钱者非了绝，大抵西北诸国通曰胡。近有吐蕃使来，即将此钱，云（原讹作去）是吐蕃钱，即非止屋驮与胡也。”其形制文字与新疆出土的日月光金相同，林梅村先生考定为保义可汗在位时（808—821）发行的回鹘钱币⑥。故此钱实非吐蕃钱，张台误信当时吐蕃使者的说法。据《旧五代史·外国列传二》记载：“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吐蕃不见于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鹘王仁喻来朝，吐蕃亦遣使附以来，自此数至中国。”⑦宋初亦很少有使节往来。且五代宋初回鹘势力超过吐蕃，以致于吐蕃附回鹘来朝，没有道理骗说回鹘钱为吐蕃钱，看来此事以发生在晚唐较为合理。

又如卷九刀布品在介绍异布时，引张台说其中两种“皆于宝鼎尉王铸处见之”，一种“于检校膳部李涿处见之”。王铸不可考，而李涿见于《酉阳杂俎》续集卷六：“翊善坊保寿寺，本高力士宅。天宝九载舍为寺……河阳从事李涿，性好奇古，与僧智增善。尝俱至此寺，观库中旧物，忽于破瓮中得物如被，幅裂污坌，触而尘起。涿徐视之，乃画也。因以州县图三及缣三十获之。令家人装治，大十余幅。访于常侍柳公权，方知张萱所画《石桥图》也。玄宗赐高，因留寺中。后为鬻画人宗牧言于左军，寻有小使领军卒数十人至宅，宣勅，取之，即日进入。先帝好古，见之大悦，命张于云韶院。”⑧这个李涿与张台说的李涿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段氏所谓“先帝”指宣宗，故李涿得画之事当在大中年间；而《泉志》所引张台之说涉及唐代最晚者亦为大中十一年事，两者时代相符。“河阳从事李涿，性好奇古”，而“检校膳部李涿”家藏“异布”，二人爱好相近。又中晚唐时，方镇使府中层僚佐多带检校郎官之衔⑨。如《旧唐书》载贾耽早年仕履，有“从事河东，检校膳部员外郎”之职⑩。文宗大和二年，刘禹锡在《彭阳侯令狐氏先庙碑》中云令狐楚弟令狐从“今为检校膳部郎中，参河东军事”⑪。因此，若说两李涿为同一人，其官职全称为“河阳从事、检校膳部员外郎”，这是完全符合晚唐官制的。而五代以后，检校郎官已很少见于记载，如《旧五代史》中常见检校三公、尚书，而检校郎官仅两见，“检校尚书祠部郎中”、“检校兵部郎中”，分别见于《冯道传》、《卢质传》，却都是在追溯其唐末仕履。

因此，我们怀疑“天策钱”条为后人窜入，张台生活于大中前后。唐宣宗大中年间，也确有张台其人。宋张礼《游城南记》云：

《嘉话录》谓张莒及进士第，闲行慈恩寺，因书同年姓名于塔壁，后以为故事。按：《唐登科记》有张台，无张莒，台于大中十三年崔铏下及第。冯氏引之以为自台始，若以为张莒，则台诗已有题名之说焉⑫。

这一记载因清人徐松《登科记考》的引用而广为人知。但张礼所引“台于大中十三年崔铏下及第”之说，实有谬误。据《唐才子传校笺》卷八：“（李）郢字楚望，大中十年崔铏榜进士及第。”⑬《唐故青州司户参军韦君夫人柏氏墓志铭并序》，作于大中十年二月，题名“外生前乡贡进士张台撰”⑭。则张台及第当在大中十年，且撰写墓志时刚刚通过吏部关试，正在守选期间。据徐松《登科记考》，大中十年与十三年知贡举者均为郑颢，故《唐登科记》有此误，徐松亦沿袭未改。

据《柏氏墓志铭并序》，柏氏名苕，乃中唐名将柏良器第四女，韦挺妻。张台则为柏良器外孙、柏元封、柏耆外甥。唐李翱《唐故特进左领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赠司空柏公神道碑》云柏良器：“（贞元）十九年闰十月以疾卒，年六十一……三女皆幼。”⑮柏良器女儿之数，墓志与神道碑所记有异。据下文所考，当时柏苕已经出生，并无遗腹子的可能；其上至少有四兄一姊，也不可能男女混数；张台也不应连母亲有几个姊妹都不知道。故疑柏良器生前有女早夭，去世时“三女皆幼”。

《柏氏墓志》序又云：“夫人廿二适京兆韦挺。”铭文云：“十年和鸣，雍雍于飞。”又冯行俭《唐故青州户曹参军京兆韦府君墓志铭并序》记载韦挺“以宝历元年（825）六月二十三日因宦殁于北海郡，享年五十六”，又说他“无子，唯女二焉。长曰映娘，年未龆龀，幼曰户户”⑯。由宝历元年上推十年，为元和十一年（816），当即柏氏嫁于韦挺之年；再上推廿二年，为贞元十一年（795），则为柏氏之生年。故贞元十九年柏良器卒时，柏氏年仅九岁，与《柏公神道碑》所说“三女皆幼”相符。韦挺四十六岁娶柏氏，卒时，其长女“年未龆齓”。据《韩诗外传》卷一，女子“七岁而齓齿”。疑所谓“年未龆齓”当指近七岁，而柏氏婚后二三年才生女，其在韦挺生前“十年和鸣”仍为实录。即使这句话稍有夸张，相差也不过一二年时间，兹可忽略不计。

《柏氏墓志》又云：“台六岁，从学外氏，长育于夫人之手，抚寒慰饥，恩顾特厚。”从其情真意切的语气来看，柏苕在元和十一年出嫁前照顾过张台，且不应是一年半载。姑且算作两年，则张台至迟当生于元和四年（809）。再由贞元十九年柏良器卒时“三女皆幼”来推测，即使张台之母为柏氏长姊，按《礼记·内则》女子“十有五年而笄”的说法，当时张台之母最多为十四岁。即使她在守完三年之丧后就出嫁，次年十八岁生子，张台最早当生于元和二年（807）。

至此，通过对出土唐代墓志的分析，我们推定张台约生于宪宗元和二年至四年间（807—809），其为柏良器外孙，幼年曾就学于柏家，至宣宗大中十年（856）方才由乡贡登进士第，时已近五十岁。因《钱录》中载及大中十一年事，而大中仅有十三年，故可以推测其成书约在僖宗咸通年间（860—874），时年五十多岁。

二 《钱录》品目蠡测

洪遵《泉志》是目前存世最早的钱谱类著作，其书引有张台之说三十一条。上节马新华先生、张勋燎先生二文正是通过对这些佚文进行归纳分析，揭示出《钱录》在体例内容方面的许多特征。这里仅对二文没有言及的品目问题略作探讨。

张台《钱录》等早期钱谱对钱币的分类，传世古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根据洪遵《泉志》及其所引佚文来作一推测。洪氏将钱币分为正用品、伪品、不知年代品、天品、刀布品、外国品、奇品、神品、厌胜品九品，这应该参考过前人的分类。据晁公武说，北宋李孝美《钱谱》分为八品，与洪氏九品十分接近。而《泉志》除天品以外的八品均引李说，且李氏评论《旧谱》时提及“伪品”、“刀布（品）”、“不知年代品”三个品名，与洪书相同，则其八品很可能就是《泉志》天品以外的八品。同样的道理，《泉志》除天品、厌胜品外，其它七品均引有张台语，故其《钱录》似当分为七品。但神品仅有“令公百炉钱”一条引，其内容在该品中显得十分特殊，有可能是从别品移入，则当为六品。这只是个粗略的推测，问题是能否找出更具体的证据，以及如何评价张台在钱币分类学史上的地位。

首先，梁顾烜《钱谱》是否已作钱币分类，张台是否简单采用了前人的分类？ 分品著录钱币的体例，可能起源甚早。因为远有《汉书·古今人表》作为示范，近受汉魏以来品评人物风气的影响，南朝时期出现了各种区分名物品类的著作，如诗品、书品、画品。梁顾烜按钱币自身特点为之区分品目，似应在情理之中。但《泉志》引顾烜之说三十六条，比引张台更多，却集中在正用品、不知年代品、刀布品、奇品，说明顾氏仅分为四品。又，卷六“大泉五铢钱”条下引顾烜曰：“七种异钱，今世见有。”卷一三“双十钱”条下云：“顾烜曰：‘五钱并奇异，今世见有。’余按，顾氏所见异钱，本七种，《旧谱》移太和五铢入正用品，大泉五铢入不知年代品。”知顾谱末品名为“异钱”，相当于后世的“奇品”，《旧谱》移走两种后，另五种柄文钱、日月钱、井文钱、双五钱、双十钱仍在奇品。此外，《泉志》卷二“直百五铢钱”条云：“此钱封氏列不知年代品。”唐代封演续顾谱，其分类当亦相沿袭，则顾氏前三个品名或与后世相同。《泉志》引封氏仅五条，却一入伪品，一入神品。神品一条疑为后人改入，理由详下。封演身经安史之乱，创为伪品，诚有可能。故张台之前，至少已有五品。

其次，《泉志》卷一一“沙州玉钱”条引张台曰：“议谭本吐蕃别部，以沙州归国，遂以沙州为河西军，拜议谭为节度使，以统其部落。以其本番部，故附外国品末。”此上一条洪氏云：“余按巴氏钱以下三品……系外国品后。”可见不但张台分有外国品，而且《泉志》将沙州玉钱放在该品之末，亦沿张台之旧。为不打乱这一顺序，洪氏特意把新增的三条放在前面并作出说明。但外国品也并非张台新创。上引“吐蕃国钱”条末张台说“即非止屋驮与胡也”，是批评以下两家说法：“敦素曰：‘此钱径寸，重五铢，肉好精巧，不减中国，以铜为之，皆胡字，不可识，背文如开元钱，有甲文。询于众人，谓之胡钱。’徐氏曰：‘按屋驮与此相类，但较三分之小耳。’”外国品引张台之前钱谱仅敦素六条、徐氏三条，而全书中引两家皆为十条，可见其对外国钱币之重视，外国品当即二人所创。但他们一缺名，一缺姓，其谱后世无闻，且已见及九世纪上半叶行用的回鹘钱币，重视解释钱币文字的风格与张台相同，则三人约略同时。因此，也可能二人并非另撰钱谱，而是相互讨论，而由张台采入其书。

复次，《泉志》除天品外，其余八品均引《旧谱》，多条记事提及咸通、会昌年号，或出唐末五代。其卷九刀布品“古刀布”条下引李孝美曰：“先王刀布文字制度，书所不载，然今世所有古刀、异布甚多，岂非当时所用者乎？《旧谱》别作品，俱列于后。”即《旧谱》曾从刀布品分出古刀、异布二品。今洪书刀布品依次著录：六种西汉及王莽时所作刀布、四种古刀、二十一种异布、三种古杂币。可见，《旧谱》的做法不为无因，又知其前张台当如洪书一样合为刀布品。

最后，《泉志》卷一四神品各钱，大都依据杂书中的文字记载，画为钱图，没有形制特征方面的其它介绍。只有“令公百炉钱”条在引《三国典略》后，又引封氏、张台、李孝美关于形制的说法。此钱实为正用品三种永安钱的又一异版。神品还有几种钱，重见于其它品，只不过此据杂书、彼出钱谱有别。故此条所引三家之说，原来应在正用品，后人偶见其重复，而移就于此。又，“青溪宅钱”条引《南史·齐本纪》、《南齐·祥瑞志》二条，洪氏按云：“《旧谱》以《南齐志》图之，今以《南史》为正。”《南齐书》叙述钱文有“双节”二字，《旧谱》据之画图，洪氏认为《南史》作“双刀双旗”为优，据以改画钱图。此下三条亦据《南齐·祥瑞志》，而神品前十一条均据晚唐以前杂书，可以类推同出《旧谱》，后九条据宋人杂书，当为李孝美、洪遵诸人增广。

综上，可以对钱谱品目的源流发展略作小结：梁顾烜分为正用品、不知年代品、刀布品、异钱四品；唐封演增列伪品为五；敦素、徐氏、张台又增外国品为六；《旧谱》从刀布品细分出古刀、异布二品，又增加了神品、厌胜品二品，共分十品；李孝美重新合并刀布品，成为八品，实与前者略同；洪遵又增天品，九品之目，遂成定规。

由此可见，早期钱谱本以著录实有钱币为主，亦偶据经史记载入谱画图，至张台所处晚唐时代，六品钱币分类体系已完全成熟。《旧谱》新增神品，采摭杂书小说入谱画图；又增厌胜品，其物汉已有之，本为压邪攘灾、避祸祈福而造，并非流通实币。故其举虽然具有丰富钱谱内容的意义，但也带来了体例不纯的弊端。宋人推波助澜，流弊益甚。故洪遵《泉志》引据丰富，固为钱币学史上一大功臣，然其自序颇以“旁考传记，下逮稗官”为得，复增天品，专记天雨钱之妄谈，自陷于虚诞，亦勿庸为贤者讳。

三 《钱录》之流传

钱谱类著作，《隋书·经籍志》置于史部谱系类，《旧唐书·经籍志》改置子部农家类，《崇文总目》始置于子部小说家类，《新唐书·艺文志》则分隶于农家、小说家两类。但张台《钱录》一书，两《唐志》和《崇文总目》都没有著录，其在宋代的著录流传情况，主要有以下记载：

王应麟《玉海》卷一八〇“唐钱谱”条引《国史志》：“张台《钱录》一卷。”⑰

《宋史·艺文志》农家类：“张台《钱录》一卷。”⑱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以下简称《秘目》）农家类：“张台撰《钱录》二卷。阙。”⑲

郑樵《通志·艺文略四》食货类货宝：“《钱谱》三卷，张台撰。”⑳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类书类：“《钱谱》十卷。右梁顾烜尝撰《钱谱》一卷，唐张台亦有《钱录》二卷。皇朝绍圣间李孝美以两人所纂舛错，增广成十卷，分八品云。”㉑

周辉《清波杂志》卷七：“辉家旧藏《历代钱谱》十卷，乃绍圣间李孝美所著。盖唐人顾烜、张台先有纂说，孝美重修也。”㉒

上述记载都十分简略，如果对宋代书目的编撰经过、著录依据等不太熟悉的话，很难准确理解其中透露的信息，甚至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这里作如下三点分析：

1.《旧唐志》依据唐玄宗开元年间所编《古今书录》，自然不会著录晚唐著述。《崇文总目》、《新唐志》分别成书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嘉祐五年（1060），其中仍然没有著录张台《钱录》，则说明仁宗朝馆阁没有收藏此书。但能否据此推断仁宗以前馆阁也未收藏过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先对《国史志》、《宋志》的编撰经过、著录依据略作介绍。

宋代重视编撰国史，每部国史又都有《艺文志》。两宋《国史》据记载共有七种，其中三种南宋时已废佚，仅余四部，即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仁宗、英宗《两朝国史》，神、哲、徽、钦《四朝国史》，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中兴国史》。北宋三部国史中的《艺文志》部分不相重复，即《宋志》序所谓“三朝所录，则两朝不复登载，而录其所未有者。四朝于两朝亦然”㉓。《宋志》则是汇合四部《国史志》而编成，只是删除了第四部与前三部重复的图书。《国史志》和《宋志》都著录“张台《钱录》一卷”，完全一致，而与其他记载略异，正好说明了二者的因缘关系。故决不能因《宋志》修于元代，而误以为此书元代尚存于世。可惜《玉海》引用《国史志》时，例不标明为四部中的哪一部，故《钱录》究竟宋代何时入藏馆阁，仍须作进一步推测。

在四部《国史志》中，《两朝国史》神宗元丰五年（1082）进呈，其《艺文志》是将少数新书“合《崇文总目》，除前志所载，删去重复讹谬，定著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㉔。既然其主要依据的《崇文总目》没有著录张台《钱录》，就可以推断《两朝志》同样不会著录。《四朝国史》在孝宗淳熙七年（1180）进呈，“然自熙宁以来，搜访补缉，至宣和盛矣。至靖康之变，散失莫考。今见于著录，往往多非曩时所访求者，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二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㉕。据下文所述，神宗熙宁（1068—1077）以后，秘书省确实采编到张台《钱录》二卷。但《国史志》、《宋志》著录皆为一卷，应该并非数字有误，则《四朝志》当是按照“不复登载”前志已录之书的体例，没有著录这个后出的二卷本。《中兴国史》于理宗宝祐五年（1257）进呈，是在《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的基础上，增加搜访所得的嘉定年间以前图书编成的。据下文所述，南宋时张台《钱录》已佚，《中兴志》不可能著录。因此，《玉海》所引用、《宋志》所依据的《国史志》，只能是《三朝志》。

对这一推测，还可以补充两点分析。一是《宋志》序记载《三朝志》著录图书部卷数说：“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㉖《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叙说：“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录总三万六千二百八十卷。”㉗无论哪个数字，都比《崇文总目》著录的30669 卷多出数千卷。这可能由于史志著录了部分馆阁之外的图书，也可能因为真宗时馆阁火灾造成了图书的较大损失。在这数千卷中，当然很可能有张台《钱录》一卷。二是《宋志》农家类著录三种钱谱：“封演《钱谱》一卷、张台《钱录》一卷、于公甫《古今泉货图》一卷。”㉘小说家类著录四种：“顾烜《钱谱》一卷……董逌《钱谱》十卷……李孝友（当为李孝美）《历代钱录》十卷……陶岳《货泉录》一卷。”㉙对于这种图书归类的自相矛盾现象，前人一味严加指责。其实，这正好部分保留了四部《国史志》归类的原始痕迹。如上所述，隋唐史志是将钱谱置于史部谱系类或子部农家类的，《崇文总目》始置于子部小说家类。因此，《宋志》农家类著录钱谱，当系依据《三朝志》，因其在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呈，钱谱仍归入农家类；小说类著录钱谱，则是依据后来三种《国史志》，它们都是在北宋后期或南宋时期编撰的，采用了《崇文总目》的归类方法。又，《宋志》农家类三种钱谱连续著录，当因其来源单一，不致于抄乱；小说类四种钱谱中间都被其他图书隔开，则因其合抄三志，没有来得及依图书内容重新编次。

2.《秘目》是现存书目中最早著录张台《钱录》的。宋神宗元丰改制以后，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并以秘阁为收藏整理图书的中心，大量访求抄配秘阁原阙图书加以充实。到徽宗时，抄成三千多部，并编成这部专门著录“秘书省陆续采编到的四库原阙图书”的目录。宋高宗绍兴年间，秘书省在当时复阙的书名下添注一个“阙”字，刻印颁行各地，作为访求阙书的依据㉚。因此，《秘目》著录“张台撰《钱录》二卷”，注云“阙”，隐含了丰富的信息。一是它可以与《崇文总目》不著录此书相互佐证，说明北宋中期馆阁中确实没有收藏。二是它确证了宋神宗至徽宗时期，秘书省再次采编到此书，但其分为二卷，与《国史志》著录的一卷本不同。三是董逌在哲宗绍圣元年（1094）撰《钱谱》十卷，李孝美亦于绍圣年间撰《历代钱录》十卷，都曾引用过此书。晁公武在介绍后一书时所说“唐张台亦有《钱录》二卷”，当是依据李氏书中所述。董、李二人看到的《钱录》，必定是《秘目》著录的版本，而非《国史志》的一卷本。四是此书南宋初馆阁“阙”收，朝廷曾向各地官民访求。

3.南宋以后公私藏书目录都不再著录此书，晁公武、周辉二人只是通过李孝美《历代钱谱》而闻知此书的。洪遵《泉志》序作于绍兴十九年（1149），其中谈及历代钱谱著作时说：“梁顾烜始为之书，凡历代造立之原，若大小重轻之度，皆有伦序，使后乎此者可以概见。唐封演辈从而广之。国朝金光袭、李孝美、董逌之徒纂录蜂出，然述事援据，颇有疏略。”这里提到的都是洪氏亲见之书，其中没有张台《钱录》。又《泉志》卷一“半两钱”条下云“李孝美曰：张台说有传形者，有肉郭者，有对文者，有隐起字者”，卷五“大兴钱”条下云“董逌曰：张台云冯洪所铸”；又卷一“五铢钱”条下“张台曰：此钱品数最多……李孝美曰：今世所见五铢，如张台之说一一甚多，但赤侧、四出文、蜀、梁、当两、女钱并穿上下各一星者，自有品目，不当更引于此”，卷九“契刀”条下“张晏曰……顾烜曰……张台曰：‘台有此钱，但薄于错刀，柄上文曰五百。张顾二说并未见有柄者。其文铺成，若错刀之阝舀金也。’李孝美曰：‘尝得此钱，其形制正如张台所说，但其文铸成，非阝舀金也。且《食货志》自云，错刀以黄金错其文，则此非阝舀金明矣’”，结合目录著录可知，洪遵也并未见过张台原书，其所引张台语，均是出自李孝美和董逌转述，而尤以李孝美为多。只是其书在李、董二人对张台说无发挥处，一概略去二人姓名。而在洪遵以后，除了转引《泉志》外，没有任何人引用过此书其他佚文。可见，张台《钱录》似乎已经亡佚于两宋之际。

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郑樵《通志·艺文略四》食货类货宝著录了张台《钱谱》三卷，其书名、卷数都与其他记载不同。这里勉强提出两种解释。一种可能是，《艺文略》主要抄撮《隋志》、《新唐志》、《崇文总目》、《秘目》以及宋代尤其是南宋初的私家藏书目录而成，既然此书著录与《秘目》不同，就应该是依据私家藏书目录，其书别本或许仍在民间流传。另一种可能是，《艺文略》讹误较多（如董逌《钱谱》仅作一卷），此书之名因涉其前后顾烜、封演、董逌三家《钱谱》、《续钱谱》而误，又讹卷数“二”为“三”。即使按前一种解释，将此书亡佚时间略往后推为南宋时期，应该是完全可信的。

注释：

①（梁）顾烜《钱谱》曾引刘氏《钱志》四种钱币，《隋书·经籍志》五行家注中附载梁刘潜《泉图记》三卷，朱活先生疑为同一种书（《古钱》，《文物》1981年第1 期），则为今日可考最早的钱谱著作。

②（宋）洪遵：《泉志》，《续修四库全书》1112 册影印，王贵忱藏明万历刻、后人补钞本。以下所引该书皆此版本，不再出注。

③马新华：《魏晋隋唐时期钱币著述概论》，《中国钱币》1990年第2 期。又见同人《历代钱币著录综论》，吴浩坤等主编：《文博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④张勋燎：《唐五代时期的金石学》，罗开玉、罗伟先主编：《华西考古研究》（一），成都出版社，1991年。

⑤（清）张端木：《钱录》卷一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276 册，齐鲁书社，1996年。

⑥林梅村：《日月光金与回鹘摩尼教》，《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381—392 页。

⑦（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三八，中华书局，1976年，1839—1841 页。

⑧（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赖瑞和：《论唐代的检校郎官》，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十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106—119 页。

⑩（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三八，中华书局，1975年，3783 页。

⑪（唐）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⑫（宋）张礼：《游城南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⑬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3 册，中华书局，2000年，401 页。

⑭⑯《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四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41、91 页。以下所引《柏氏墓志》均出此页，不再出注。

⑮（唐）李翱：《李文公集》卷一三，四部丛刊本。

⑰（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八〇，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

⑱㉓㉖㉘㉙[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5205、5033、5033、5205—5206、5219—5230 页。

⑲（清）叶德辉考证：《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二，《中国历代书目丛刊》影印本，现代出版社，1987年，339 页。

⑳（宋）郑樵著、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之《艺文略》第四，中华书局，1995年，1591 页。

㉑（宋）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66 页。

㉒（宋）周辉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315 页。

㉔㉕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29、32、28 页。

㉚张固也、王新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考》，《古典文献研究》第12 辑，凤凰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