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体育文化阐释*

于善安

(上海电力学院体育部，上海 200090)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奏响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军号角。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强化区域文化的特点，加大对各地代表文化的挖掘，打造全国文化百花齐放的新局面。面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历史机遇和挑战，山东率先开展“文化强省看山东”的媒体展示活动，以提升齐鲁文化魅力;河南创建文化强省网，从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政策法规、理论探讨等方面搭建文化交流的平台;广东更是把2012年视为文化强省建设推进年……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发展地方文化，打造区域文化特色。“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两千多年前孔子所期盼的文化盛世，如今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正成为现实。

文化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经济建设缺乏思想支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迷失方向。体育是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作用;体育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和文化传播窗口，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体育更是一种精神，在增强体质、陶冶情操、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文化多元、个性张扬的今天，国际上很多城市都有代表自己城市精神的体育文化，或者所钟情的体育活动，比如本来是伦敦北部一个籍籍无名小镇的温布尔登从1877年举办现代网球史上最早比赛开始，已成为世人心目中尊贵的网球圣地;巴西城市圣保罗，2000万居民拥有共同的爱好——足球。所以在国际、国内繁荣文化语境下，审视、考察地方体育文化，提炼、张扬地域特色，推动各地优秀文化的传播，对促进民族文化大繁荣和全球范围内民族文化身份的确立意义深远。

1 海派文化和海派体育

海派文化，是中国近现代文化进程中体现上海都市特征的一种文化。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作为我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迅速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最大通商口岸，伴随着频繁的商贸往来，各种西方文化相继登岸，再有大量内地移民迁入带来的各个区域的地方文化，使上海成为各种文化、文明的汇流与交融地。各种文化的密集交汇、激荡、相克相生，赋予了上海这座城市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海派文化特点。上海是海派文化的发源成长之地，“兼容并蓄、勇于创新”的海派文化，体现在上海千姿百态文化的方方面面，如以张爱玲的小说为代表的海派文学，以吴昌硕大师为代表的海派书画，还有中西合璧的石库门、老式里弄、西方别墅与东方园林融合的花园洋房等海派建筑。可以说，“海派文化是上海城市之魂”，它“沉淀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中，融化在市民的血液和气质里，根深蒂固，特色鲜明”［1］。

百度百科对海派文化的定义比较精辟:海派文化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融汇吴越文化等中国其它地域文化的精华，吸纳消化一些外国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因素，创立了新的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文化。海派体育作为海派文化的一大表现形式，在“海纳百川，大气睿智”意识中不仅保存并革新着传统民间杂技与竞技、武术健身、传统舞蹈等彰显中华特色的文化，而且吸纳并发展着随欧风而来的歌舞娱乐、体育竞技等异域风情，形成以开放、多元、大众和新颖为特色的海派文化。海派体育文化、海派体育精神，如海派清口、海派文学、海派画家、海派建筑、海派生活方式一样，丰富着上海的城市文化内涵。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发展的桥头堡，处在中华文化与异族文化相遇的最前沿，在各种文化的碰撞交织中引领着中国文化的潮流。所以上海既是历史上多种新文化的生长地，又是传统文化的创新地，更是当代新型文化价值观、新型文化精神的孳养地。鉴于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在国际、国内文化多元发展进程中，研究海派体育，揭示海派体育文化内涵，提升上海城市魅力，带动全国文化大繁荣，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从上世纪末，学界对于海派文化，包括文学、书画、建筑、影视等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对海派体育文化的研究很是寂寥，坊间偶见文论，如李先国、孙麒麟等的《论海派秧歌》［2］也只是依附于特殊的海派体育形式——秧歌，对于探究海派体育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核心特征，缺乏深度把握，系统性不强。本文拟追溯海派体育的起源和发展进程，探寻其内涵要素的现代变体，以丰富海派文化理论，张扬区域体育文化特性，增强海派体育文化的辐射力。

2 海派体育文化的缘起及发展

人类文化形态的形成不仅受地区历史、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繁衍生息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在中国现代体育的演进过程中，不同的历史条件、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衍生了不同的体育地域文化特色。海派体育以上海为中心，顺应这座城市社会大环境的发展变革而不断演进，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独特的发展历程。

2.1 海派体育文化的起缘

从文化变迁角度看，近现代体育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文化，而是19世纪中叶以后西学东渐的结果，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入侵而带来的一种舶来品。海派特色体育文化的形成在起点上可以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为基本标志。其生成孕育的历史条件可分为主观和客观两方面。

从主观上看，19世纪末，在国难深重之际，一批仁人志士为寻求自强救国的出路，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在这股西学的思潮中，不少人认为，国人之所以被讽为“东亚病夫”，是因为体质弱、武风不举。而西方的体育教育文化，具有一定的科学基础，是“强身健体”、“救亡图存”的有效手段。对西方体育教化的渴望为西方体育的传入，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客观上，上海地处亚洲大陆东沿，中国南北海岸中心点，北临长江，东濒东海，水、陆交通便利，通商口岸的设立又为迅速输入西方文明打开了通道。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开放的通商口岸使上海“成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与大本营”［3］。所以，上海往往在很多方面开风气之先河，成为外来文化进入我国的第一站，近现代体育最早就是以上海为码头，登陆神州大地的。

2.2 海派体育文化的发展历程

海派体育文化的嬗变始终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如影随形，笔者认为，海派体育文化的发展进程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阶段来阐述。

2.2.1 建国之前——萌芽时期

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兴西学，为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最便利的舞台。随着上海时尚大都会的崛起，海派体育作为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缩影，初具雏形。首先，在弈讠斤、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废除中国军队传统骑、射、刀等技艺，改习洋枪、洋炮和包括西方体育在内的练兵方法影响下，各学堂纷纷仿效学习方城操、军事操，开设击剑、拳击、哑铃、单杠和跳栏足球等课程。其中最著名的上海圣·约翰书院1890年就举行过田径运动会，1901年成立了自己的校足球队，聘用英国人做教练，队员均“逊清装束，发辫未除”，这就是史上著名的“辫子足球队”。此外，一些现代体育组织和比赛相继落户于上海，如1907年我国近代体育史上第一所专门培育体育人才的体操学校，1918年成立的国内第一个“乒乓球联合会”(乒乓球运动1904年最先从英国传入上海)，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办，成为中国走向奥运会的桥梁。同时，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并没有忘记发扬光大自己的民族传统体育，比如1910年霍元甲在上海创建的“精武体育会”是我国建立较早、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以武术为主的综合性群众体育组织，精武体育会以研究武术，发扬民族体育文化为宗旨，主张“各派同源”、“不争门户之短长”，以极大的胸怀包容武林各派，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虽然早期海派体育就以“海纳百川、兼容大气”的经典文化特质发扬民族传统体育、感知并接受了现代体育模式，但毋庸置疑，海派体育文化发轫之初深受西方现代体育的影响，更多的是“拿来”而非“借鉴”，中国民族体育在摸索中前行中感受冷落、趋于自我迷失。

2.2.2 改革开放以前——转折时期

从建国到“文革”结束，是海派特色体育发展较为缓慢的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两段:一是1949到1965年间，建国之初，很多文化单位和文化名人迁往北京，中国的文化中心城市偏向北京，上海的文化势力相对削弱;而且户籍制度的限制，从根本上改变了上海移民城市的特征;此外，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闭关政策，结束了上海城市中西交汇的面貌，海派文化的发展接近沉寂;二是从1966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整个中国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体育事业陷入了瘫痪状态，一切体育活动停止，训练和竞赛体系完全崩溃，海派体育同样陷入了危机。以乒乓球运动为例，“文革”时期，上海的乒乓球运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1971年8月，日本少年乒乓球队访华，在上海比赛4场，曾以36比0击败上海少年队，这是上海体育史上从未有过的惨败［4］。同时，轰轰烈烈的群众体育形式难以为继，棒球、网球、赛马等运动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消遣活动，带有当时谈“洋”色变的小资情调。

所以，受国家形势政策的影响，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海派体育文化发展呈现出“断断续续，凝滞不前”的特征，海派地域特色贫乏，“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体育胸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

2.2.3 改革开放以来——成熟时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逐渐被确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为海派文化的繁荣发展带来最佳契机，海派体育也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上海成为“文革”后全国最早恢复学校体育传统项目和开展业余训练的省市之一，训练体制、竞赛制度相继恢复，带动了体育的全面发展。198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促进了上海体育硬件设施的进一步发展。1984年举办的第十届亚洲女篮锦标赛揭开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上海举办洲际单项锦标赛的序幕。1985年举办的第四届世界杯跳水赛，开创了上海有史以来举办世界单项锦标赛的先例。

而且，上海凭借国际化大都市得天独厚的条件，率先引进了多种精品赛事，如F1大奖赛、网球大师杯赛、斯诺克大师赛、国际马拉松赛和高尔夫锦标赛等，这些品牌赛事提升着上海的城市形象。除此之外，上海的群体工作亦显示出海派风格，如浦东区“一镇一品”的群众体育特色健身项目——莲湘、滚灯、木兰拳、太极柔力球、扁担健身操等，融传统民俗特色与现代体育精神于一体，兼具乡土和时尚的浓郁气息。

依仗天时地利，新时期的海派体育文化吐纳英华，争奇斗艳，贯江南、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资源为一体，完全克服了西学东渐后的自我迷失，焕发着“兼容、吸纳”的变通和创新精神，彰显着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风范，最终建构出具有独特内涵与特质的海派体育文化，为中国体育的发展勾勒出浓彩重墨的一笔。

3 现代海派体育文化的核心价值

历史上“海派”概念的提出，是相对“京派”而言的，当今的“海派文化”，固然与历史上的“海派”有承继关系，但更多的是注入新的内容［5］。海派文化的肥沃土壤激发着沪上人民无穷的创造力、想象力，海派体育内容与形式丰富多样，闪耀着新的华彩和魅力，下面试以木兰拳、秧歌和体育教育为例来验证新时代海派体育的文化特质和核心内涵。

3.1 承载历史、不羁过往——海派木兰拳

木兰拳是20世纪70年代初在上海静安公园的晨练队伍中流行起来的一种形式独特的健身运动，最初是由上海民间拳师杨文娣从崆峒派花架拳部分套路中演化创编的。木兰拳作为一项拳舞相融、刚柔相济，造型优美，乐曲动听的群众性的健身活动，富有时代气息，已在海内外广泛流传，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具有海派特征的木兰拳之所以能在短期内日渐风行，辐射全国，并远渡重洋，正是依托海派文化的优势和特点，上海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和太极拳广泛的群众基础使木兰拳的产生与传播顺理成章［6］。木兰拳的起源和发展凸现了海派文化“承载历史、发扬传统”的特征。

首先，木兰拳以吐纳之道和阴阳二气合理运动为理论依据，博取民间武术各流派——太极拳，气功，武术技击，体操及舞台艺术造型之长，融中国武术之刚健、民族舞蹈之柔和及气功健身为一体。木兰拳属于武术，但与武术截然不同，动作纵横开阖，刚柔相济，套路“似舞似武，柔中带刚”，结合了健身、养生、医疗、娱乐、交流和艺术审美之功效，简便易学。

其次，木兰拳迎合了女性身韵特征，像武术，但更接近于舞蹈。女性健身者，伴着优雅民乐，身轻如燕，拳式优美，一招一式无不令人联想到那些刻画于敦煌壁画上的婀娜飞天，颇受追求健康时尚女性的青睐。木兰拳配以优美动听的中国民间音乐，或行云流水、滔滔不绝，或似彩蝶舞翅，悠闲自如，或如木兰从军，英姿飒爽，具有浓郁的音韵特色。离开了民间音乐，木兰拳就失去了灵魂。木兰拳继承中国传统养生思想，动静结合，主张在运动的过程中，让思想随着优雅的音乐意守拳路而自然入静，从而达到祛病、健身，延年益寿的目的。

“对自身民族传统的漠视以至于否定最终会导致与世界接轨途中失去自身的本色”［7］。在全球文化冲撞中，如果体育发展偏离或背弃民族特质，最终只会导致文化沦落甚至失语，丧失民族文化底色的体育将苍白乏趣。兼备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木兰拳，之所以风靡国内外，成为海派体育文化的象征与身份标识之一，更多得益于其所承载的传统优秀文化，具有鲜明的海派文化特点。

3.2 博采众长、中西合璧——海派秧歌

我国秧歌运动历史悠久，在民间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在体育项目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的今天，秧歌运动仍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海派秧歌最早诞生于上海浦东陆家嘴街道，曾在数届全国健身秧歌大赛上摘得桂冠，并数度受邀参加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如今上海各个社区都把海派秧歌作为群众文艺演出的主打节目，社会效应非常显著，已经成为上海群众体育文化领域一个著名品牌。

海派秧歌是在北方广大农村传统秧歌基础上，汲取了我国民族体育舞蹈的优秀元素，融入现代的、时尚的包括国外音乐和舞蹈的元素，而产生的一种现代都市秧歌。其表现风格独特、城市气息浓厚、区域特色明显，是一个全新的秧歌流派和表现形式，体现了“多元博采、自成一体”的海派文化特征。

传统秧歌的伴奏音乐比较简单，最常用的乐器是锣鼓、钹、唢呐、二胡、笛子等名族乐器，有的甚至只用锣鼓伴奏。海派秧歌以我国各地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民歌民乐及中国戏曲或曲艺为创作素材，如:江浙一带的“太湖美”、沪剧的“紫竹调”、苏州评弹和江西兴国山歌“采茶调”等，加入西洋管弦乐成分。笛子、琵琶、古筝等民族乐器与架子鼓、定音鼓等西洋乐器交相辉映，相得益彰，音响效果新颖独特、丰满立体，极具现代时尚感。

海派秧歌的服装设计也突破了不是大襟就是肚兜的老传统，采用了民族与西洋结合的式样和色调［2］。海派秧歌舞蹈动作的创编，首先是保留了传统秧歌标志性的步法和手势，即扭十字花步和双臂交替上举呈顺风旗手势，使得整个舞蹈动作舒缓筋骨、放松精神、抒发情感，这是海派秧歌再创作的根本，然后融汇上海细腻婉约的地域特色，对粗犷、豪放的风格进行大胆的发展和创新，比如步幅改小，动作收敛等。此外，海派秧歌充分吸收、借鉴、糅合了海外其他舞蹈元素，特别是多种拉丁舞的动作，从而使它的舞蹈语汇更为丰富而多采，例如:“茉莉飘香”中使用了恰恰舞步、满族宫廷舞步;“紫竹聆风”借用了牛仔舞、傣族舞、健身操等舞蹈语汇的元素。中外舞蹈元素的有机融合，上海人文、地域文化环境的熏陶影响，形成了海派秧歌百川归海、熔铸中西之风范，风格新颖别致，令人耳目一新。

综上所述，海派秧歌努力寻求继承与创新、传统与时尚、本土与海外相结合的平衡点，在音乐创编、动作编排、服装道具设计等方面，均凸显着海派文化特色［2］。

3.3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海派体育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探究海派体育文化的内涵，绝不能忽视海派体育文化的重要传承渠道——学校体育。上海的体育教育同样有着敢为人先的创新、探索和努力，不断吸纳国内外优秀文化，促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特质。上海学校体育界凭借“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精神，在很多方面的探索创新，对于全国学校体育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是中考体育加试，1979年上海崇明中学，首先进行了中考体育考试的尝试。对于一所以升学率为最主要评价目标的中学，这种改革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压力可想而知，但凭着上海人的创新意识、探索精神，逆势而上并坚持下来。体育加试为全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已作为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在全国广泛推展开来。体育加试的尝试充分体现出上海体育教育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自信，是革故鼎新的海派精神最有力的诠释。

其次，2001年7月，为应对逐年持续上升的学生伤害事故，上海市人大表决通过了《上海市中小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这条国内首创的条例使体育教育活动有法可依，不仅明确了伤害事故中各当事人的赔偿标准，而且界定了伤害事故中当事人的责任范围，对学校体育和中小学生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并且，该条例的成功实施直接推动了2002年9月国家教育部《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出台，促进了学校体育中意外伤害事故的法制化进程。

再有，上海市教委体卫艺科处作为上海学校体育工作的主管部门，近几年，投入巨资，大兴体育科研之风，各个学校也是纷纷争先恐后，打造精品体育课程。2012年1月，由上海市教委牵头、同济大学倡导，部分大、中、小学及其所在区县教育局和体育局自愿结盟组成了“上海市校园足球一条龙建设联盟”，开创了学校体育教育“一条龙”的先河，为海派体育教育之又一创举，彰显了海派体育教育的精髓。

最后，由于上海是不同区域文化的集聚地和中外文化的交汇点，海派体育在教学内容上的开放创新，更有着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优势。以上海体育学院花样跳绳为例。跳绳虽然是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但是花样跳绳最早在国外启动，而且更具观赏性、竞技性和创造性。上海体育学院花样跳绳采用铿锵有力的京剧配乐或者节奏轻快的流行歌曲为配乐，或腾空跃起，或空中筋斗、或三飞跳，将花样跳绳、中国武术和西方街舞完美融合。通过动作编排和多种文化元素的输入，使花样跳绳生动有趣，富有“多元交融，洋气时尚”海派特色。

5 结语

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是逐渐成熟起来的海派体育不再饥不择食、来者不拒，也不再照抄照搬，简单重复和模仿。海派体育文化追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文化的融合和变通，扬弃了因循守旧、崇洋媚外、忽视传统的落后观念，继承了海派文化中开放、创新、包容的精神，革故鼎新，敢于突破传统模式，并大胆吸纳外来文化，既保持本色又发扬自我，自成一派，显露出一种时尚、鲜活、千姿百态的文化意象和特质。海派体育作为海派文化的延伸，已经成为塑造上海个性品味的载体，以及衡量城市综合实力的一大标杆。

囿于篇幅，海派体育文化的诸多问题如社会功能、发展途径，传统和创新的平衡以及如何扩大国际国内话语权等，均未能尽述，何况刍荛之见，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惟愿有识之士自觉、自愿加入对海派体育文化的解读，那么完整、系统、灵动的海派体育文化指日可待。弘扬海派体育文化，提升海派体育文化的辐射力、影响力、渗透力，发挥海派体育文化对全国文化建设的独特作用，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感召力，任重而道远。

［1］李伦新.海派文化是上海城市之魂［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5)：44－45

［2］李先国，孙麒麟，等.论海派秧歌［J］.北京：体育文化导刊［J］.2010(2)：112－115

［3］刘士林.海派文化与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开端形态［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7(5)：70－82

［4］李美多.上海乒乓1904－1973七十年传奇，http：//read.sports.cn/pingpangmag/html/2011－04/26/content_208095.htm［OL］.2011－04－26/2012－03－4

［5］沈善增.以建设话语给海派文化以新的定义［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48－50

［6］丁丽萍，徐烈.论木兰拳的文化特征及其发展策略［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9)：587－591

［7］邵荣，柯玲.中国民间体育的文化思索［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6)：744－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