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悲歌
——论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乡土悲剧书写

吴正华

“现代化”是一个含义丰富且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一般而言，现代化是指18世纪以来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现代化进程中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对立激荡着作家的心灵，使得这一命题既成为世界性的文学命题，同时又贯穿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始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不断加快现代化进程，在工业化、城市化的高歌猛进中，一片片乡村烟消云散。工业经济开发区的兴建、城市大规模的扩张使得一片片土地被开发，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严重污染使得昔日美丽的乡村面目全非，受城市商业化原则的影响，乡村中淳朴人性的逐渐消失，这一切使乡村不可避免地陷入颓圮的命运。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传统使得乡村常常在诗意的想象中扮演起“精神家园”的角色，但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之中乡村再也无法扮演灵魂休憩家园的角色。而当一种文化陷入衰退之时，“必然会张示它的批判和反抗姿态的，它很自然地要借文学的歌喉唱出它或悲或怨的挽歌”，乡村作家们“以其记忆深重而又背负深沉的乡村之子的身份，在乡村社会转型的痛苦之际，唱出了自己独特的、既充满痛苦绝望又深蕴迷惘困惑的乡村挽曲”。[1]

《九月寓言》中的大地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火一样的千层菊，疯长的茅草葛藤，一切都活得恣意盎然。月光下的夜游尤其充满诗意，是人与大地的完美融合。正如赵园在《地之子》中所说：“或许因自觉其作为个体人的孤独渺小，或许出诸本能地向往于无限，大地以其大，最宜于充当对心灵、人格的感召，诱使人以其内在境界与之对应。”[2]在这里，苦难被诗化了，“诗意地栖居”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然而煤田的开采彻底改变了小村的命运，地下的作业掏空了小村的基底。十多年之后，当肥回到小村，昔日的家园已是满目凄凉，村庄消逝殆尽，草藤之间只剩下废弃的象征着农业文明的碾盘。《家族》中的平原散发着浓郁的田园气息，充满着诗情画意。遍布平原的绿色，浪涌一样开放的洋槐花，茂密的蒲苇，高大的青杨……在一个接一个项目的开发中，平原遭到毁灭。水源枯竭，荒草遍地，充满绿色生机的平原面目全非，变成了一片荒漠。关仁山的《天壤》将笔触伸向当代农民的心灵，展示了失去土地的农民内心的痛苦和无奈。政府轰轰烈烈搞开发，不断兴建的厂房几乎吞噬掉了农民的耕地。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不仅是生存之所，而且是生命之本。数千年的农耕文明，重土的观念已在农民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失去耕地的大脚爷整日牵着老牛将土山上的泥土背到石山上，最终被山洪吞没，躺在了他日夜操劳的土包上。

贾平凹的《土门》触及了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乡村的城市化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即城市化。“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不仅是经济增长中心，也是带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中心，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孕育基地和创发中心。”[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乡村迅速都市化，《土门》所反映的正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土门》中的仁厚村不仅具有乡村的自然形态，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仁厚村的村民们具有浓厚的“恋土情结”，在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中，仁厚村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为了保住村子，村长成义使尽浑身解数，幻想将仁厚村建成“中国最有特色的一个村子”。然而一切都无法阻挡仁厚村被拆迁的命运。仁厚村最终消亡，成为一片废墟。

除此之外，20世纪90年代的不少小说还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乡村毁灭悲剧。毋庸讳言的是，现代化在推进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低估的消极后果。工业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导致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系统紊乱。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工业主义的传播创造着‘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实际或潜在地影响着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的危害生态的变化”，这种“生态威胁”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知识的结果，是通过工业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影响而得以构筑起来的”，并将生态破坏列为现代性的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之一。[4]20世纪90年代生态题材的乡土小说对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反思。

《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自始至终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百余年来，村民们只要活到三十多就会得喉堵症而死。为了抗拒死亡的命运，三姓村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修灵隐渠上。为了引灵隐渠的水，三姓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正如英国美学家斯马特所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够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陷入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逃奔，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5]但村民们并不知道灵隐渠的水源已被污染。工厂和住宅区的飞速蔓延彻底改变了灵隐渠的面貌，十六年前清澈见底的灵隐水早已踪迹全无，取而代之的是泛着腥臭的污水。动机与效果的“突转”使得这一悲剧震撼人心，至此，三姓村的梦想彻底破灭，村民们陷入了绝望的深渊。王玉峰的 《王土》（《山西文学》1995年第11期）中的老牛筋带领东沟的乡亲们奋斗了整整十年，修五里大坝，填数百亩良田，使一片乱石滩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米粮川。然而新建的化工厂排出的毒药水污染了土壤，污染了水源，使得大坝下面数百亩已飘着麦香的金色小麦全被烧死。村民们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事实，在麦死的震惊和绝望中孙二寡妇跳河自杀。阙迪伟的《小沃村》中的村民们靠种香菇、办菇料厂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过度的砍伐树木使得山头光秃、水土流失严重，一场暴雨造成山沟崩裂、山体滑坡，村民刘五爷被埋在了坍塌的山泥中。房屋即将倒塌，村民们在暴雨中仓皇撤退，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就此消亡。

悲剧色彩是现代乡土小说的重要美学特征。在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中，乡村不可避免地陷入颓圮的命运。一曲曲乡村悲歌的背后是作家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中，尽管作家运用现代理性审视批判乡村种种的贫困落后，但在价值情感上总是有意识地向传统与乡村靠拢，作家笔下的乡土已不再是现实层面，而是上升到理想层面，成为笼罩在道德理想主义和审美浪漫主义之下的价值乡土。事实上，乡土小说中现代理性与文化情感的悖论自“五四”以来就一直贯穿至今，作品中两种价值取向常常杂糅在一起，传达出作家内心深处的困惑和迷茫。这一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悖论不仅困扰着乡土小说的作家们，也困扰着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们。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同样没能超越现代理性与文化情感形成的两难境地。无论是现代文明还是传统文明，绝大多数作家的双重批判立场使得他们常常在文化冲突的抉择中显得惶惑而不知所措。“概言之，在当下三种乡土小说的描写类型中，作家主体的价值困惑与失范已经成为乡土小说创作的瓶颈，同时也是理论与史论寻求突破的关键所在。”[6]关于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悖反性，学者们已有众多研究，这里不再赘述。但必须明确的是，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所说：“现代化是不可逆的过程。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体上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向……从长远看，现代化增加了人类在文化和物质方面的幸福。”[7]况且，今天的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远未完成。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对乡村的温情留恋都是不合时宜的。此外，20世纪90年代的乡土小说在写作模式上同样未能突破“五四”以来的城乡对立模式。冲突是悲剧产生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冲突双方均具有价值合理性的一面，黑格尔对此早已有相当精辟的论述。但必须指出的是，二元对立毕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方式产生于形而上学中心主义，往往站在一个中心立场将现实中各种复杂的矛盾简单化为一对对抗性的矛盾”，从而将“现实中矛盾的互补、互换、多元共存、求同存异等复杂的关系”过于简单化了。[8]而且从社会层次的角度来看，城乡对立的冲突模式产生于二元格局的社会结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之间日趋渗透融合，社会结构不断向一元化格局转化，而乡土小说中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模式使得90年代的乡土小说在相当程度上缺乏当代意识，这也是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所需避免的。

[1]贺仲明.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40.

[2]赵园.地之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

[3]陈光金.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回顾与前瞻[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389-390.

[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67,96.

[5](英)斯马特.悲剧[A]//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06.

[6]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

[7]中国现代化报告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72.

[8]郑敏.关于《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商榷之商榷[J].文学评论,19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