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摘掉面纱的伊朗女性

姜曼

人物 = P

马希赫·阿琳娜嘉德 = A

P：由于在Facebook上发起“我的秘密自由”活动，过去的几个月里，你被伊朗官方声讨。能否告诉我们你近况如何？

A：这段日子我真的过得不容易。有好几次我都决定停止这个活动，因为他们（反对者）对我和其他活动参与者的人身攻击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伊朗的宗教领袖和星期五祷告信徒们用很难听的话骂我们，甚至鼓励年轻的穆斯林和巴斯基（伊朗民兵组织）民兵攻击街上的妇女，这真是太可怕了。一些人认为，这种恶劣的行为把妇女推向了更多暴力的险境。

前不久发生了妇女在伊朗的大街上被人用硫酸泼脸毁容的事件（被袭击者多为年轻伊斯兰女性，穿着时髦紧身衣，戴薄质头巾）。我必须说，尽管背后的原因还没核实，但很多女性都认为，硫酸事件的肇事组织就是伊朗的极端宗教主义分子。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心都碎了。这个事件发生时，我刚搬到美国，虽然有时差，但我总是会在伊朗时间的早晨醒过来。上周我接到Facebook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邀请去她们公司，就妇女反对《着装法》作演讲。

我以为大多数女人都会因此害怕、沉默、重新回到那层面纱之下，但我错了。她们勇敢地走上街头，大声抗议，和她们肩并肩的还有不少支持抗议的男人。男性的支持和参与，是长久以来争取妇女权利道路上的一大步。在硫酸事件后，妇女们反倒变得更勇敢，因为她们不想再受伤害。

P：2014年最让你欢喜的场景？

A：2014年对我来说是艰难的一年。如果是指工作上的话，当我看到伊朗的许多女性把她们（摘下面纱）的照片分享给我时，我最高兴。

至于个人生活中的快乐时刻，我爸爸终于肯和我说话。他是一个小乡村的宗教信徒，对政府宣布的所有事情深信不疑。在5年的“冷战”后他终于给我打电话，我泪如雨下。我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但我在Facebook上分享了这件事。我们两个在电话里都哭了起来，他甚至作了一首诗念给我听。那首诗是用我们家乡的方言念出来的，我家在伊朗北部的一个乡村。那首诗以我的名字开头，大意是：我亲爱的女儿，你可知你是我的掌上明珠、心中牵挂，五载悠悠岁月，流逝的是时间，沉淀的是亲情。

可惜作为一个宗教徒，他依然希望我能放弃现在的工作回伊朗，不要再去谈论和妇女解放等有关的敏感话题。他说到这里时我立刻打断了他，我说：“爸爸我爱你，让我们换个话题，聊聊彼此现在内心的感觉吧。”我试图不在和政治有关的话题上跟他争论，这毕竟是我们5年来的首次通话，我甚至可以清楚地听到我的心跳声。

P：如果让你给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挑一件新年礼物，你会选什么？为什么？

A：我会买一条面纱，作为“礼物”送给他（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并请他戴上这面纱过日子。如果可以送他两份礼物的话，我还要买一本他写的书，在他戴着面纱的时候，为他朗读书中关于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一小段。鲁哈尼写道：“革命之后，我们在强制女性穿戴面纱方面做得很成功，但有些女人还在抱怨《着装法》。”他用nagging（唠叨，抱怨，挑剔）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女人对《着装法》的抗议。所以我倒想看看如果让他戴着面纱过一辈子，他会不会唠叨（笑）。革命之前，我们有选择穿什么的自由，但革命后一切都变了，而他们还认为《着装法》是革命带给伊朗女人的“礼物”。

P：2014年你做过哪些原本认为“我绝对不会这么干”的事情？

A：我又结婚了（阿琳娜嘉德在伊朗有过一次婚姻）！因为过去的人生经历我一直坚信自己不会在婚姻上妥协，坚定地认为不要再婚，但我还是结婚了。在长达5年的恋爱后我们结婚了，这是我过去从不认为自己会做的事情。我的伴侣改变了我的想法。他是一个执着、不会轻易放弃的人。过去5年我住在伦敦并且把我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工作。但是他改变了我，让我明白即使逃离祖国成为难民，我也应该对美好的事物怀有希望。

P：2014年读到的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本书？

A：是伊莎贝尔·阿连德的《一如昨日》（The Sum of Our Days）。我喜欢这本书因为作者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爱女离世—为故事蓝本。《一如昨日》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充满了她和女儿长长短短的对话，但我就喜欢她这种通过描写日常生活启发读者感悟的方式。

P：如果让你采访自己，你会问什么问题？

A：不得不承认在我的祖国，记者并不是轻松的差事。当你选择拿起笔杆抨击政府时，必然时刻处在政府的压力之下;当你谴责政治人物或者政治活动者、积极分子时，又会受到不同组织的攻击。我的个人邮箱因此充斥了大量的威胁邮件，Facebook上也有很多攻击留言。所以如果让我采访自己，我大概会问“你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动力、不言弃”，或者“每天当你醒来时会怎样鼓励自己坚持下去，不放弃希望？”

有时候我真的考虑过结束这种抗议生活做回自己，因为作为一名女性很难面对那些恶毒的人身攻击言论。但我也会时时提醒自己，告诫自己现在的生活如何得来不易。

P：如果在2014年末，你有机会在伊朗全国人民面前作一次演讲，你会讲什么主题？

A：虽然争取妇女权益对我来说至关重要，但如果能向伊朗人作演讲，我最想提到的是2009年伊朗大选时的受害者。我曾在2009年大选后采访了57名受到迫害、虐待致死、被关进监狱或最终枪毙的人。这57人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他们是活生生的、曾对国家和未来怀抱美好希望的人，他们为促成国家改变、发展而走上街头。他们都遭遇了什么？全部被捕、虐待、

枪毙。我想通过谈论他们唤醒人们的记忆，而不仅是把他们埋葬了事。

P：如果让你选一个2014年度人物，你会选谁？

A：我会选古哈尔·艾希吉（Gohar Eshghi），她是一名被杀的伊朗博客作者的母亲，非常平凡、普通的一个伊朗家庭主妇，年老，没有受过教育，不知道如何作国际演讲。但我之所以选择她的原因在于，当伊朗政府杀害了她儿子以后，她成为儿子精神的传声筒，开始勇敢发声。丧子之痛不仅没有打倒她反而使她更强大，她化悲愤为力量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声，一字一句均是肺腑之言。所以我选择她，她是千千万万个拥有丧子经历的伊朗妇女的代表，那些惨死政府刀下的亡魂因为她的发声得以被人了解。

欧盟国际事务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凯瑟琳·艾什顿（Catherine Ashton）在伊朗接见了这位平凡的母亲，她的儿子因为谴责政府被杀。她的儿子只是普通的伊朗市民和博客写作者，死前寂寂无名，而后因为她母亲在国际上的呼声为人知晓。

P：2014年是你离开伊朗的第5年，5年来伊朗有什么大的变化？

A：最大的变化是社交媒体的发展。人们无法通过官方媒体说话，他们学会了怎样运用社交媒体发声，这就是所谓的“公民新闻”。这是伊朗社会一项伟大的变化。在任何游行集会中，人们都拿着手机，通过文字和照片传播活动的细节。我所期待的，则是通过有秩序有组织的“公民新闻”增强群众的力量，而不止于“脸书兵团”或“虚拟兵团”，希望这种力量能从网络转为现实的行动。伊朗政府有子弹和枪，而伊朗人民有手机和社交媒体。

P：如果2015年有机会回到伊朗，你最想去哪里，见谁，做什么？

A：天哪，说到这个问题我的心跳都加速了！毫无疑问，我想见我的母亲！毫无疑问，我会从机场乘出租车直接奔去我家乡所在的那个小村子。整整5年，我没有见过我母亲一面，没有触碰过一次她的手掌（流泪，沉默）。所以我最想的就是回家。我想吃她做的饭菜，不管她做什么;想给她一个大大的长久的拥抱，就像没有任何人会把我们分开一样（笑）。

我总是在梦里回家，但这些梦最后总是都变成噩梦，我常常梦见有人在我身后追着想要逮捕我。但如果我真的有机会回家，我只想跟我的妈妈聊一些简单无聊的小事。聊聊后院养的鸡，看看父亲农场上的牛，所有那些简单的，我5年来日思夜想的生活琐事。人生中总是有那么多平凡的细节，你可能不会注意到它们，但当你失去它们的时候，思念的感觉告诉你，它们原来如此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