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伪与造伪并存
——《四部正讹》成书前的明代辨伪学

朱仙林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辨伪与造伪并存
——《四部正讹》成书前的明代辨伪学

朱仙林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四部正讹》是明代辨伪学最闪耀的成果，但在其成书前，明代辨伪学却面临着许多困境，如丰坊的以伪证伪，杨慎、王世贞等辨伪的同时又造伪。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复杂的局面，有学者的好奇炫博，有商家的牟利，特别是面对经学复兴、文学复古等运动时，辨伪者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忽视辨伪或者有意造伪。而《四部正讹》的成书，不仅是胡应麟个人文献辨伪经验的总结，还在于能合理地吸收此前学者们的辨伪经验与教训。

明代；辨伪；造伪；《四部正讹》；辨伪学史；胡应麟；杨慎

在中国辨伪学史上，明代学者曾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特别是胡应麟《四部正讹》这部在中国辨伪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理论专著，更是后人提及明代辨伪学时必定要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四部正讹》成书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从元末明初的宋濂承宋、元辨伪之风而成《诸子辨》(书成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实在元末)一书，首开明代辨伪之风到此时，明代辨伪学已经走过了228年的光景；此二百多年间，是明代辨伪学从孕育、成长逐渐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而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正是根植于此时期学者们的辨伪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完成的。

鉴于此，此时期的辨伪成绩与不足如何，又有何突出的特点，以及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展开的等问题，均值得认真加以探讨，它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整个明代辨伪学的发展状况。然而，虽然此时期参与辨伪者众多①，但由于辨伪成果多散见于各类文献中，不易爬梳；复因参与辨伪者往往又是造伪的能手，故历来的研究者对此时期辨伪成绩与不足的观照相对较少②。因此本文的撰写，原本应该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上述诸问题进行全面解答，特别是辨伪者及其成果的梳理方面更应该用力挖掘。但若如此处理，则其内容绝非本文所能涵括，故笔者仅选取此时期辨伪学的焦点问题——辨伪者往往也是造伪者——入手加以论述，以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人对此时期辨伪情况的关注及探究。

一、悖论：造伪却是为了辨伪

谈及明代的造伪者，莫不首先想到伪造了《古书世学》《子贡诗传》以及《石经大学》等文献的丰坊，特别是《石经大学》，它因为牵涉到如何看待朱子作《格物补传》及对《大学》的改编，以及由此产生出的理学史乃至宋、明以后思想史上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故一开始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丰坊(约1494—1570)，字存礼，晚年改名道生，号南禺外史。宁波鄞县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1]。丰坊似对朱子及道学有很深的成见，据黄宗羲所作《丰南禺别传》记载，丰坊每有余钱，即请道士“设醮三坛”，以诅咒三件事：一是誓灭倭寇，二是誓灭伪禅、伪学，三是誓灭蛇、虎、蚤虱[2](83)。其中所谓“灭伪学”，即誓灭以朱熹为代表的“伪道学”。

丰氏对朱子学说曾再三指摘。如说朱子食贫无计，靠卖书来糊口，而成书的方式竟然是四处剽窃以成新说。又说为了吸引眼球，朱子解“子见南子”时，说南子是卫灵公之继室而与孔子有染。同时，丰氏还抨击朱子的“卦变图”，说是“牧童之陋戏”，难登大雅之堂。且认为朱子好似“生于混沌初辟之时，真为伏羲受业之师，手授《卦变图》，亲见伏羲，据之以画卦，而演为《先天四图》”。不然，朱子何以会宣称自己的《卦变图》已完全掌握了伏羲画卦的精神？而关于明代官方修纂的《四书大全》何以会独尊朱注，丰氏也有独特的解说，他宣称那是因为《四书大全》的编纂者杨荣(1371—1440)之妻是朱氏，“故尽用朱子之说”[2](83-84)。

但丰氏对朱子最大的攻击则是《大学》版本问题。朱子为《大学》增《格物补传》，且调整了文本的顺序，因此惹来无休无止的争论。而王阳明又提出用《大学》古本来取代朱子的新本，从而又引起尊朱反王者的普遍反对，一场思想界的大论战在所难免③。而丰坊正是利用此时论辩双方求胜心切的心态，伪造了《石经大学》，从而暗示朱子对《大学》的改编不符合实际，实属作伪的行为，既获得了大多数尊王反朱者的支持，也获得了一部分尊朱反王者的支持，更为自己欲“灭伪学”的目的提供了更多的筹码。

其实，当《石经大学》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前后开始流通时，陈耀文即敏锐地观察到其为伪造，故陈氏在其万历五年(1577)前后完成的《经典稽疑》卷上《大学》“大学”条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辨析。陈氏先引郑晓《古言》的话，郑氏说：“魏政和中，诏诸儒虞松等考正《五经》，卫觊、邯郸淳、钟会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于石，始行《礼记》，而《大学》、《中庸》传焉。松表述贾逵之言曰：‘孔伋……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陈氏驳之曰：

据《瓘传》遡《魏志》，则觊之死太和三年也，时松年十五岁，会方五岁耳。松信才矣，岂十五即受考正五经之诏耶！会夙成矣，五岁即能与觊等书石耶！正始中立石经，已云“转失淳法”，则觊死已十五六年，而淳之卒久矣，可云与会等书石耶？且《石经礼记》碑上有马、蔡名，会十三已诵《周礼》、《礼记》，可云《礼记》始行而《学》、《庸》传耶？《逵传》止云四经，不及《礼记》，则逵之言，出何典记耶！何郑在逵后，而注不言之，颖达为《疏》，而亦略不及耶！文(即陈耀文)昔官谏垣时，曾与郑公晓同事，恨未早见公书，得以面稽其疑云[3](803-804)。

据此，《石经大学》之伪实已不容怀疑，然而当时信从者多为名家大儒，比如郑晓、王文禄、耿定向、管志道、唐伯元、刘宗周等[4](413-418)，陈耀文的话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当然，陈耀文对《石经大学》真伪的考察，主要还停留在文献流传的层面，并未深入到文本内部进行考察。因此，对于那些急需获得一种文献来结束关于《大学》的论战，以及那些想利用《石经大学》来阐发自己思想的别有用心的人，陈氏的考察就显得没那么有说服力了。因此，关于该书真伪的最终判定，还得等到清儒如毛奇龄、朱彝尊等人的介入后，方能水落石出。

兹更有可说者，丰坊本是个小人物，其作伪手法也并非无懈可击，但其伪造的《石经大学》却能吸引大量一流思想家，利用它来发挥他们自己的思想及与论敌争胜的依据。可见，在当时的学术界，由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力量高涨，人们会不自觉地扭曲自己的信念以屈从于假象，而对事实的真相不加考察[5](46)。如大儒刘宗周作《大学古文参疑序》时，明知《石经大学》之伪，却仍要说：“近世又传有曹魏《石经》与古本更异，而文理益觉完整，以决格致之未尝缺《传》，彰彰矣。余初得之，酷爱其书，近见海盐吴秋圃著有《大学通考》，辄辨以为赝鼎，余谓言而是，虽或出于后人也，何病？况其足为古文羽翼乎！”[6](331)刘氏作为晚明心学最后的大师，在高度义理关怀信念的驱使下，对文献真伪的问题已经不再执着追求，这确乎值得加以深思。

二、困惑：辨伪者即是造伪者

如上所述，可知丰坊的“以伪证伪”的手法虽不高明，但却使朱子学说受到冲击，也使阳明学说连带受到影响，在明代学术史及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实，若丰坊的造伪仅是极端的个案，则或许对明代学术的整体并不能造成巨大的损害；然而不幸的是，在明代，有部分被誉为大学问家的人，如杨慎、王世贞等，亦是集辨伪与造伪于一身者，而他们影响所及，已由经学领域扩展到文献考据及文学创作等领域，则又较丰坊的影响更为扩大，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感觉到明代学术生态的岌岌可危了。

杨慎是明代学者中首屈一指的博学家，其影响所及远非丰坊可比。林庆彰先生指出，杨慎学术对后世的影响有二：“其一，反宋学之先锋：用修之考据，纠驳朱子者特多，而朱子正是当时之官学，用修率先反宋学，正导清代反宋学之先路。其二，开创明代考据学风，并奠定明代博杂之考据规模，明代诸考据家，不论纠杨或誉杨，无不受其影响。至清代考据之风，更直承用修而来。”[7](128)考诸事实，此诚为不易之论。

就以文献辨伪一项言之，杨慎亦可谓承宋、元、明初诸辨伪家之后，在辨伪方面较有力者。顾颉刚先生曾就杨慎“非孟子，非郑玄，非朱熹”进行了举证[8](52)。这里仅另举一例，《丹铅总录》卷一九《伪书误人》条称：“刘子玄曰：‘郭子横《洞冥记》、王子年《拾遗记》，全构虚辞，用惊愚俗。’卓哉子玄之见也！余推其馀，如任昉《述异记》，殷芸《小说》，沈约《梁四公子记》，唐人《杜阳杂编》、《天宝遗事》，宋人《云仙散录》、《清异录》、《杜诗伪苏注》，盛行于时，殊误学者。司马公作《通鉴》，亦误取《天宝遗事》，况下此者乎？”[9](558)据此可见，杨慎在辨别伪书方面确实有自己比较成熟的看法。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敢于挑战权威的辨伪健将，却也是造伪的行家。《四库总目提要》卷一七二《升庵集》提要说：“至于论说考证，往往恃其强识，不及检核原书，致多疏舛。又恃气求胜，每说有窒碍，辄造古书以实之。”[10](2316)皮锡瑞《经学历史》中也说：“论宋、元、明三朝之经学，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明人又株守元人之书，于宋儒亦少研究。如季本、郝敬多凭臆说，杨慎作伪欺人。”[11](283-284)而《四库总目提要》卷一四三《汉杂事秘辛》提要，即称该书为杨慎伪作④。另外，杨慎《升庵集》卷五三《金谷序》条说：“《金谷序》今不传，其实《兰亭》之所祖也。余旧得宋人石刻一本，今录于此。其辞曰……。”[12](466)陈耀文《正杨》卷三《金谷序》条辨析道，其辞全载于“《世说·品藻篇》谢公云‘金谷中苏绍最胜’”的注文中[13](112)。今考《世说新语》卷中之下《品藻》[14](628)，确如陈耀文所言。可见，所谓录自宋人石刻之文者，乃是杨慎故意示奇炫博而伪造的说法。这也就难怪近世学者会认为经杨慎考证过的《岣嵝碑》(或称《禹碑》《神禹碑》)，是杨慎伪造而成的了[15]。

王世贞，明代著名文学家，文学复古运动的领袖，后七子之一；同时也是史学家，所著《弇山堂别集》《嘉靖以来首辅传》等，是后世研究明代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王氏在明代后期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其一言一行均足以耸动视听，因此但凡是他的行为均会引起众多学人的关注。当然，王世贞也是明代颇为重要的文献学家，他在从事文献考据过程中，也往往十分注意文献的真伪问题。比如《艺苑卮言》卷二称：“太公《阴谋》有《笔铭》云：‘毫毛茂茂，(叶房月切)陷水可脱，陷文不活。’于鳞(按：见李攀龙《古今诗删》卷一)取之。余谓其言精而辞甚美，然是邓析以后语也。‘毫毛茂茂’是蒙恬以后事也，必非太公作。”[16](67)这是在说太公《阴谋》所载《笔铭》是伪作。又《艺苑卮言》卷二称：“《木兰》……要其本色，自是梁、陈及唐人手段。《胡笳十八拍》软语似出闺襜，而中杂唐调，非文姬笔也，与《木兰》颇类。”[16](84)这是在怀疑《胡笳十八拍》非蔡文姬之作。如此之类甚多，不一一举证。由此可见，王世贞确实是一位十分注意辨伪的人。

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位注意文献真伪之人，也颇擅长造伪。如《弇州四部稿》卷一四一《说部》中载其仿《左传》而作的《左逸》三十条，而其序中则诡称是樵者所获：“峄阳之梧，□樵者穷其根，获石箧焉，以为伏藏物也，出之，有竹简漆书古文，即《左氏传》，读之，中有小抵牾者凡三十五则，余得而录之。或曰：‘其指正正非《左氏》指也’，或曰：‘秦、汉人所传而托也。’余不能辨，聊以辞而已。”[17](305)又有《短长》两卷，收在《弇州四部稿》卷一四二、一四三《说部》中，乃模仿《战国策》语，其序又伪称是获于“齐之野”：“耕于齐之野者，地坟，得大篆竹册一帙，曰《短长》。其文无足取，其事则时时与史抵牾云。……然多载秦及汉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因录之，以佐稗官。”[17](317)

《左逸》《短长》为王世贞仿作，已是学界共识。这样的仿作若如实地署上王氏本人的姓名，而不诡称是地下出土的古物，原本也能体现出王氏的文学功力及修养，但一旦谎称其来历，则将被视为有意的伪作，其为学之态度及作为学术领袖所应当负起的责任就存在质疑了。鉴于此，嵇文甫先生曾对王氏学术的成绩与得失评价道：“王弇州世贞为一代文坛主盟，其《四部稿》数百卷，风靡一世，初时誉满天下，后亦毁满天下。平心而论，其秦汉伪体，故不足为训；而博综典籍，谙习掌故，终不同于空疏者流，对于当时古学运动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功绩。”[18](143)此论可谓公允。

三、探因：造伪之风兴盛的背景及原因

据实而言，作伪之事历代均有人为之，如汉代后出的《泰誓》，隋代刘炫伪造的《连山易》《鲁史记》，南宋绍兴十五年前后出现的杜诗“伪苏注”等，他们或为炫技，或为牟利，或为当时学界研究风尚的反映，但都是相对零散地存在于各个时期，然而明代作伪之风却相对普遍，以至于如杨慎、王世贞等足以改变一时风气的大学问家都参与其中。这其中的缘由何在，有必要加以探讨。

其实，明人的造伪并不仅限于上举诸例，如清人王士祯曾说：“万历间，学士多撰伪书以欺世，如《天禄阁外史》之类，人多知之。今类书中所刻《岁华纪丽》，乃海盐胡震亨孝辕所造；《于陵子》，其友姚士粦叔祥作也。”[19](30)也不仅限于书籍的撰写方面，著录书籍文献的书目也有伪造者，如无名氏《近古堂书目》、董其昌《玄赏斋书目》即是此类[20](184-215)。甚至都不仅限于书籍文献方面，如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六《假古董》中就有如下记载：“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榖，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21](655)于此足见当时作伪之风的兴盛。何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据笔者考察，应与如下四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明代经学的复兴运动。明代经学的研究，经历了前期的低迷后，由于阳明心学的异军突起，给具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以不小的冲击，使原本沉寂的学界有了几分活力；然而阳明心学的反知识主义心态，却又使其末流逐渐走向游谈无根、束书不观的可怕地步。此时，“理学中人经过深刻的反省，已开始强调经验知识的重要，以纠正当时学界的颓风。”[22](89)然而，对于一些核心问题，如朱子《大学》新本与阳明《大学》古本之间孰是孰非等问题，限于材料的阙如，无法骤然加以判定，故人们急切想要得到一种材料来加以证实，而丰坊伪造的《石经大学》就在此时适时地出现了。同时，随着宋学传统的逐渐松动，重回汉学传统呼声的逐渐增强，如何才能证明孔门之道统并未在汉人手中中断，而由汉人直接继承，无疑困扰着时人；而此时丰坊伪造的《诗传》《诗说》又适时地出现了，它们“正可证明汉人的传经和孔门是一贯相承，用这种最具体、最有效的武器，来戳破宋人直承道统的说法，当然最有效”[4](296)。

总之，丰坊试图以造伪的手段，来冲破宋学樊篱的努力，若就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来说，无疑并不可取；但若就思想史意义上来看，却折射出时人倾向于重回汉学传统的愿望，这无疑关系到明代后期学术研究的整体走向。然而，这种为达目的而对文献本身的真伪已不再重视，甚至有意造伪以证明自己观点的行为，虽与个人的学术素养密切相关，但与当时蓬勃兴起的经学复兴运动亦紧密相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明中叶后逐渐兴起的经学复兴运动刺激了丰坊等人的造伪，而丰坊等人的造伪又“是在以一种独特却又虚假的方式”回应这一运动[23](117)。因此，两者的这种互动，虽属“畸形”，但却着实影响到了明代经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某些核心问题的解决，而这又绝不仅限于文献辨伪学史的讨论范畴了。

第二，文学上的复古运动。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曾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主张，但所谓“文必秦汉”，其实并非专宗秦、汉及其以前的书，而是“取司马迁、班固之言，摘其字句，分门纂类，因仍附合”而已[24](5)。可见当时的复古，非但不是恢复古圣人之道，也非从《史记》《汉书》中探寻历史散文的真精神，而多是寻章摘句，邯郸学步罢了。在此风气影响下，能力强、识见高者自然也可以有优秀的作品问世，并且还可以造作古文献以显示自己的博学。而能力及识见均下者，若仍想追求文句的古雅，就仅有模仿一途了。这种行为原本不宜提倡，但王世贞却辩解称：“夫伪为古而传者，未有不通于古者也。不通古而传，是岂伪者之罪哉！”[16](85)王氏的意思是，假如有人成功地伪造了一件古文献，而它又能广泛流传，为人信从，则可证此人对古代的文献非常精熟，若有人因此无知而上当，那作伪者是不任其咎的。可见，当时的文坛存在着这样一种心态，认为有本事造作与先秦典籍同级的文献是一件值得欣赏的事。既然有文坛领袖为此种行为开脱，流风所及，其结果就不难想见了。

当然，文学复古运动与经学复兴运动虽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在“突破程朱理学、倡导主体精神、反映当时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这种根本性质上，二者是一致的”[25](72)。并且，两种运动间也并非各自独立，毫无瓜葛，其实无论是两者的主要参与者，还是所面对的特定社会背景，都有相当的共同性和交叉性。这也就决定了即便是并不光彩的作伪行为，也不是二者割裂开来独自展开，而是彼此纠缠夹杂，同为士人风气的产物。

第三，贪多务博之心使然。明代学者的博辨之风，顾颉刚先生在为胡应麟《四部正讹》作序时曾有一概括性极强的论述，他说：“我常觉得明代的文化是艺术的，诗文、戏剧、书画、雕刻都有特殊的造就，但在学问方面则无甚精采，既不及宋代人的创辟，又不及清代人的缜密。倘使一定要说出他们的优点，或者还在‘博’上。他们读书的态度并不严正，什么书都要读，因此他们受正统思想的束缚较轻，敢于发议论，敢于作伪，又敢于辨伪。”[26](155)观顾先生所言，不难看出，明人博辨之风是与他们敢于作伪的行为紧密相连的。对此，四库馆臣在为明焦竑著《庄子翼》作提要时也说：“明人著书，好夸博奥，一核其实，多属子虚。万历以后，风气类然。”[10](1941)可见，明人为了贪图资料的丰富，内容的广博，考证的详实，甚至会不惜让书籍内容真伪杂糅。不仅考证类著作如此，即便是在编纂文献时也是如此。如孙瑴编辑《古微书》时，有人质问他所辑录的纬书可信度不高时，他却说：“予小子亦窃有爱焉，曰爱其古。”(《自序》)且在此思想的支配下，其在编辑《略例》中指出：“兹所遇图纬诸家，虽细，录也；虽伪，收也；虽断章者，亦取焉。”[27](1)可见，在此种风气的影响下，书籍的编纂已到了何等消极的程度。当然，需要指出，作伪不仅是贪多务博风气的产物，也是它的直接推动者，上举杨慎的例证就是最好的说明。

第四，商家牟利之心使然。由于明代教育的发达，出版事业的繁荣，阅读者数量的增加，书商为着利益的驱使，不惜伪撰书籍，且谎称出自名家大儒之手。同时，因为明代学风尚奇好博，书商们为了迎合读书人的此种需要，故意伪造一些书籍，并加上新奇的名字。如题为明徐一夔编的《艺圃搜奇》、李贽编的《读升庵集》、归有光编的《诸子汇函》、徐渭编的《天池秘集》等[28](543-548)，均是此类。

诚然，就此四方面的因素而言，前两点更显重要，因为此两点所引发的作伪行为，往往并不局限于文献真伪的范畴，它更可能成为牵动时代思想走向的风向标，而我们据它也往往可以体察到整个时代的学术风貌之一斑。

四、余论

综上所述，此时期的辨伪学，自有其成为如此面貌的缘由，既有学者本身好奇炫博的本性使然，也有商家追逐利益的欲望使然，更有面临经学的复兴、文学的复古等牵动着时代脉搏的大事件时，辨伪者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忽视辨伪或者有意造伪使然。特别是此时期的辨伪者有欲利用造作伪证来解决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倾向，其所反映于思想史和心态史方面的意义，着实值得加以认真的探讨⑤。

总之，此时期的辨伪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均为胡应麟撰写其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四部正讹》提供了某种参照。成绩方面自不用说，即便是存在的不足，比如杨慎、王世贞等人在辨伪的同时，又有造伪的举措，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胡应麟《四部正讹》的创作。因为胡氏知道，造伪之风一旦兴起，且前有名家的倡导，后有众人的模仿，更有商家为利益驱使下的不择手段，若不加以规范，其后果恐将难以预料。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胡氏在《四部正讹引》中说下面一些话时，所面对的历史困境与具有的深刻含义了：“赝书代作，作者日传，大方之家第以挥之一笑，乃炫奇之夫往往骤揭而深信之，至或点圣经、厕贤撰、矫前哲、溺后流，厥系非眇浅也。余不敏，大为此惧，辄取其彰明较著者抉诬摘伪，列为一编。”[29](289)可见，胡应麟《四部正讹》的编撰，不仅是其个人长期文献实践过程中的心得体会之使然，也是他面临着造伪日盛、伪书日多而不得不挺身而出，挽救日渐颓废之世风的时代要求之使然，而这正是在他之前228年间众多参与辨伪的人，不论是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所留给他最好的财富。

注释：

① 如林庆彰先生仅从经学史角度入手，对明代学者在经学方面的辨伪成绩与不足进行的梳理，就考察出20馀人。如杨慎、归有光等对《易图》的考辨，郑瑗、梅鷟、郑晓、焦竑、郝敬等对《古文尚书》的考辨，周应宾、陈弘绪、陈元龄、何楷等对《诗传》、《诗说》的考辨，方孝孺、王道、陈仁锡等对《周礼》的考辨，陈耀文、杨时乔、吴应宾等对《石经大学》的考辨。见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 对此问题，前辈学者如顾颉刚先生在《明代的造伪与辨伪》(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1-57页)中已有所关注，此后杨绪敏先生在《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106页)中也有简要叙述。他们的研究虽对此时期辨伪学观照仍显不够，但至少就材料的梳理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为我们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

③ 在朱子之前，阳明之后，对《大学》进行改编者大有其人，但却以朱子与阳明的改编影响更大。见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3-366页。

④ 见[清]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第1888页。近来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此书产生于中晚唐，非杨慎伪作。见朱国伟《“〈汉杂事秘辛〉明杨慎作伪说”考辨》，《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3期，第180-188页。

⑤ 如王汎森先生在《明代后期的造伪与思想争论》中，透过丰坊与《石经大学》的关系，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见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49页。

[1]陈斐蓉.丰坊生卒年考[J].中国书画,2008(12): 13.

[2]黄宗羲.丰南禺别传(辛亥)[C]// [清]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北京: 中华书局,1959.

[3][明]陈耀文.经典稽疑[C]//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84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4]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王汎森.明代后期的造伪与思想争论[C]// 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6][清]朱彝尊著,汪嘉玲,黄智明等点校.经义考(卷 161,第 5册)[M].台北: 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9.

[7]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M].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1986.

[8][清]崔述撰,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9][明]杨慎.丹铅总录[C]//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55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0][清]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M].北京: 中华书局,1997.

[11][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M].北京: 中华书局,1959.

[12][明]杨慎.升庵集[C]//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70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3][明]陈耀文.正杨[C]//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56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 中华书局,2007.

[15]王亦旻.杨慎《行书禹碑考证卷》真伪考辨及文献价值[J].文物,2010(5): 78-89.

[16][明]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17][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C]//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81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8]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M].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19][清]王士祯撰,陈乃乾校辑.重辑渔洋书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0]武秀成师,李丹.一部伪中之伪的明代私家书目——董其昌《玄赏斋书目》辨伪探[C]// 《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九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 中华书局,1959.

[22]林庆彰.晚明经学的复兴运动[C]// 明代经学研究论集.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1994.

[23]马昕.重评《子贡诗传》、《申培诗说》的造伪与辨伪——以明代中晚期的经学复古运动为背景[C]//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四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4][清]周亮工.因树屋书影[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5]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8.

[26]顾颉刚.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7][明]孙瑴.古微书[C]//《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6.

[28]邓瑞全,王冠英编著.中国伪书综考[M].合肥: 黄山书社,1998.

[29][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Distinguishing textual forgery and forge did coexist: distinguishing pseudoscience of Ming Dynasty before the book ofSi Bu Zheng Ewas completed

ZHU Xianlin

(School of Liberal Art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The Si Bu Zheng E(四部正讹) was one of the most brilliant achievements,but distinguishing pseudoscience of Ming Dynasty was confronted with many difficult situations when the book was completed.Such as Feng Fang’s forge to distinguishing textual forgery,Yang Shen and Wang Shizhen distinguishing textual forgery and forge at the same time.The reasons for this situation,including some scholar’s curious and self-display,and merchants for profit,especially when scholars faced events which the revival of original confucianism and literary back to the ancient ideology,will ignore distinguishing textual forgery or intentionally forge in order to achieve specific goals.The reason of writingSi Bu Zheng Ewas not only the summary of Hu Yinglin’s personal experience of distinguishing textual forgery,but also the absorption of the previous scholars’experiences and lessons.

Ming Dynasty;distinguishing textual forgery;forge;Si Bu Zheng E(四部正讹);history of distinguishing pseudoscience;Hu Yinglin;Yang Shen

G257.3

：A

：1672-3104(2014)04-0220-06

[编辑: 胡兴华]

2014-03-10；

：2014-06-08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3批面上资助“陈耀文文献学研究”(2013M531306)

朱仙林(1983－)，男，四川自贡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明清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