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易》哲学的基本精神

蔡运章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 洛阳 471000）

论《周易》哲学的基本精神

蔡运章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 洛阳 471000）

《周易》哲学是塑造中华文明的思想基础。它所体现的宇宙生成的“大极”学说、“阴阳和合”的辩证法则、“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对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闪耀着熠熠的光辉，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特别是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今天，《周易》哲学的基本精神，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易》；哲学；天人合一；民族精神

一 引 言

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塑造人类文化的思想基础。它的根本使命，就是要探索宇宙万物和社会人事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著名哲学家任继愈说：“没有哲学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2]伟大的中华民族，要想居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没有指导我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先进哲学思想。

《周易》是中国成书年代最早的哲学经典，堪称东方的“圣经”。故自西汉以来，它便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被道家奉为“三玄之冠”。《周易·系辞传下》载：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汉书·艺文志》说：

《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论衡·谢短篇》也说：

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孔子作《彖》、《象》、《系辞》。三圣重业，《易》乃具足。

这是说《周易》经传的创作，是经过伏羲氏、周文王和孔子（前551年～前479年）三位圣贤的努力，才最终完成的。伏羲氏依河图而“画八卦”，八卦就是由阴阳爻组成的（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种符号（图一）。周文王“拘羑里”（在今河南汤阴）而“演周易”，周公居洛“制礼作乐”而撰《易经》。孔子及其后学，融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而编撰《易传》。因此，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不仅是河图、洛书的故乡，也是《周易》哲学的重要发祥地[3]。

那么，圣人们为什么要“画八卦”、“演《周易》”？《周易·系辞传下》载：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包牺氏”即伏羲氏，“神明”指大自然。这说明伏羲氏仰观俯察而“画八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八卦”占卜的巫术手段，来实现人类与大自然的沟通和谐。《系辞传下》还记载孔子的话说：

夫《易》何为者也？大《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己者也。

《淮南子·要略训》说：

然而，伏牺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裙逐万物之祖也。

扬雄《解难赋》也说：

是以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臧，定万物之基。

这是说圣人们创作《周易》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开启人类的智慧，沟通人类与天地自然的联系，揭示宇宙万物的本质及其生消变化的基本规律和生存法则。因此，这就决定了《周易》哲学的内涵，必然会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独具神秘特色。

图一 太极八卦

然而，毋庸否认的是，今天当我们很多人打开《周易》这本书时，都被它那神秘莫测的卦画和艰涩难懂的卦爻辞所困惑。特别是自秦汉以降，大家学者对《周易》的解读，见仁见智，说法各异，致使许多读者如坠五里云雾，而不得要领。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指岀：

《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熟能注意焉！这是说《周易》的思想内涵，玄奥深远，不是一般人都能深入掌握的。这就是大家学者对《周易》的解读，“见仁见智，说法各异”的根本原因。因此，《周易》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我们今天学习它，还有哪些现实意义？这是我们必须明确回答的重要问题。

我们认为，《周易》哲学是塑造中华文明的理论基础。它所体现的宇宙生成的“大极”学说、“阴阳和合”的辩证法则、“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对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闪耀着熠熠的光辉，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本文谨就《周易》哲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相关问题，略作论述，以供参考。

二 宇宙生成的“大极”学说

宇宙万物是怎样产生的？这是人类长期以来苦苦思索的重大问题。西方的基督神学认为，世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包括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内的许多西方人，仍然相信是上帝“创造了世界”。[4]可见“上帝创世说”在西方世界的深刻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周易》和《老子》这两部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就对这个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作出了较为科学的回答。

《周易》大传有其独特的宇宙生成模式。《系辞传上》说：

《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这里的“大极”读如太极，是《周易》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汉书·律历志》说：“太极，元气。”《文选·曹植〈七启〉》说：“夫太极之初，浑沌未分。芒芒元气，谁知其终。”李善注引《春秋历命序》曰：“元气正，则天地八卦孳也。”这说明“太极”是指天地未开之前的混沌状态，“两仪”指阴阳二气，“四象”指由天地运行而形成的春、夏、秋、冬四时。“八卦”本是指由四时生成的八节，即一年四季最重要的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个季节（图二）。因为在古人的观念里，八节、八卦的含义是相通的。《论衡·谈天》说：“元气未分，浑沌为一。”故“元气”就是指宇宙万物尚未生成之前的混纯之气。它一分为二，产生阴阳二气，阴气混浊，凝结为地；阴气清轻，上升为天，天地、阴阳交合演化而产生宇宙万物。因此，《周易·系辞传》以“大极”为宇宙万物的最高本原，乃是唯物主义的宇宙生成论。

老子（约前581年～前482年）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创造性地把“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老子》第四十二章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这里的“道”是什么东西？《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是说不可名状的“道”，乃是“万物之母”，也就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而宇宙万物则是从“无”到“有”逐渐演化岀来的。这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二十五章）的“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十四章），而又在“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二十一章）之中，使人感到它的实际存在。它“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四章）。这就是邵雍所谓“道为天地之本”的原因（《皇极经世书·观物内篇三》）。在这里《老子》别开生面地提出了以“道”为天地万物本原的伟大学说。

在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念里，《周易》的“大极”就是《老子》的“道”。《淮南子·天文训》载：“道者，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程颐《周易程氏传·序》说：“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王夫子《张子正蒙注》卷一也说：“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谓太极也。”《周易》的“大极生两仪”本是借筮法的演变，来阐发宇宙万物形成过程的模式。故“大极”和“道”一样，都是指宇宙万物尚未形成时，处于混沌状态的“元气”而言。“元气”分化为阴阳二气，阴阳交合演化而产生宇宙万物。由此可见，《周易》和《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彻底否定了宇宙万物是由具有人格意志的“上帝”创造的神学观念，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我国古代宇宙生成的“大极”学说，与西方现代科学天体起源的“星云”说及“大爆炸宇宙学”相类同。1755年，德国哲学家康德最先提出天体起源的“星云”说。接着，经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拉普拉斯补充和发展而形成的“星云假说”，认为天体最初是由一团气体状星云旋转收缩演化而成的。康德平生过着淡泊、机械的生活，可他所倡导的哲学却震撼了世界。恩格斯说：“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5]据说当拉普拉斯把他的《天体力学》一书奉献给拿破仑皇帝时，拿破仑问道：“你为什么在书中不提上帝？”拉普拉斯自信地回答：“陛下，我不需要那种假设。”[6]德国大诗人海涅甚至称赞说，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康德则把上帝送上了断头台[6]。

1864年，英国天体物理学家威谦·哈根斯用分光仪观测天龙座内的行星状星云时，发现“它不是一群星，而是一团发光的气体”[7]。1932年，比利时天文学家阿贝·乔治·勒梅特提出宇宙最初是由“原始原子”爆炸起源的理论，后来被俄国学者乔治·伽莫夫发展成为“大爆炸宇宙学”。他们认为宇宙是由“原始原子”爆炸后的气态物质，冷却收缩而成的气体和尘埃物质形成的。恩格斯指出：“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是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1]

特别是1990年4月24日，美国制造的哈勃望远镜由发现者号航天飞机发射升空。20多年来，作为美国航天局的第一个轨道太空望远镜，在大气层外不断传回震惊世界的照片，给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拍摄到一张由尘埃、氢气、氦气和等离子组成的“船底星云”照片，可以看到一个有3光年高的柱体在云际间腾起。这个动态“尖塔”状云团距离地球约6500～7500光年（一光年相当于9.5万亿公里）。哈勃还拍摄到标志着恒星消亡的大爆炸照片，也观测到小星系在宇宙形成还不到10亿年时发射出来的光线[8]。这些突破性发现，使科学界得以对宇宙起源的“星云”说和“大爆炸宇宙学”产生了新的认识。

目前，这种“大暴炸宇宙学”说得到当代天文物理学的有力证实，成为当今世界有关天体起源的主流学说。《周易》和《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可以归结为宇宙生成的“元气”学说。它堪称为宇宙起源“星云”说和“大爆炸宇宙学”的远古鼻祖，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三 “阴阳和合”的辩证法则

宇宙万物纷繁庞杂，变化无穷。如何化繁就简，以简单明了的哲学概念来反映宇宙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乃是衡量人类文明认知能力的重要标志。西方人注重形式逻辑，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已建立较为完备的形式逻辑体系。中华先民富于辩证思维，《周易》哲学的辩证法已达到很高的思想水平。

《周易》哲学是探究天地万物生消变化基本规律的哲学。《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这是说《周易》是讲天地阴阳变化的哲学著作。《周易·系辞传上》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来说明“阴阳和合”的辩证法则，乃是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本法则。

“阴阳”是中国古代概括宇宙万物内在基本矛盾的哲学范畴。它的本义则是指日光的向背，向日的一面称“阳”，背日的一面称“阴”。“阴阳”一词的连用，最早见于《诗·大雅·公刘》：

这是说周族的先祖公刘，为开辟疆土，选择豳邑而登上山冈，察看日影的向背寒暖。西周晚期的敔簋铭文载：“南淮夷迁殳内伐沔昂、参泉、裕敏、阴阳洛。”[9]4323“阴阳洛”是指洛水的南、北两岸。《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宣王时虢文公的话说：“阴阳分布，震雷出滞。”这里的“阴阳”是指白日与黑夜而言。同书记载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三川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后，周太史伯阳父解释地震的原因时说：

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

韦昭注：“阴阳相迫，气动于下，故地震也。”这里的“阴阳”当是指“天地之气”讲的。西周晚期纪伯盨铭文的“其阴其阳，以征以行”语中的“阴阳”[9]4442-4445，则是指事物的两个方面，己具有哲学的象征意义。这样，“阴阳”一词就逐渐演变成为哲学概念，用来表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里，两种相互对立消长的基本矛盾。

“阴阳和合”的辩证法则是《周易》哲学的思想基础。《周易·系辞传下》说：

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这是说“乾”象征阳物，“坤”象征阴物，《乾》、《坤》两卦是掌握《周易》哲学的门户，“阴阳合德”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本基础。《管子·轻重戊》载：“虙戏作，造六法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周人之王，循六法，合阴阳，而天下化之。”“虙戏”即伏羲氏，“周人之王”指周文王，“六法”指八卦六爻。《礼记·祭义》载：“昔者圣人见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周易·咸·彖传》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史记·太史公自序》记录司马谈的话说：“易以道化。”这些记载都说明，《周易》是讲阴阳变化的哲学著作。这就是《庄子·天下篇》把《周易》的内涵概括为“《易》以道阴阳”的根本原因。

“阴阳和合”的辩证法则是宇宙万物生消变化的基本法则。《老子》第四十二章说：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这是说宇宙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两个对立面，它们互相激荡而得以调和。《周易·系辞传下》载：“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庄子·田子方》说：“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韩诗外传》卷三说：“天施地化，阴阳和合，动以雷电，润以风雨，节以山川，均以寒署。万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国用。”《淮南子·天文训》也说：“阴阳合和而万物生。”由于天地之气互相和合交流，才化育出宇宙间的芸芸万物。《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由此可见，“阴阳和合”的辩证法则乃是天地万物生长消亡的根本法则，也是大自然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

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则是相通的。毛泽东的《矛盾论》说：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测，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是相反的。

可见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法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法则。中国古代“阴阳和合”的辩证法则叫做“变通法”[10]。它就是《周易·系辞传下》所说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其变，使民不倦”的根本思想。虽然“辩证法”一词源于古希腊，但“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这就是“希腊哲学的缺陷”[11]（P468）。直到近代，马克思、恩格斯才在以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毛泽东的哲学名著《矛盾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而它的实际沃土则源于中国古老的“变通法”。毛泽东所说“一分为二”的哲学名词，则是北宋时期居住在洛阳安乐安的邵康节在《皇极经世》一书中提出来的。而唯物辩证法所说的“矛盾对立统一”，就是中国古代“变通法”的现代表述。因此，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实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融汇贯通的产物。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恩比指出：“在不同社会、不同的观察者用来表示静止状态和活动状态这一宇宙韵律的各种符号当中，阴阳是最贴切的。因为它们不是通过心理学、机械学或数学的某些暗喻方式，而是直接表现出了交替的韵律。”[12]62由此可见，《周易·系辞传上》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哲学命题的重要意义。

四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

人类生活在天地之间，既是宇宙万物的重要家族，也是宇宙万物之灵。人类如何顺应自然，师法自然，实现与天地万物的和谐相处，乃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天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基础。《荀子·礼论》载：“天地者，生之本也。”《庄子·达生》说：“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引《礼统》也说：“天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由此可见，天地乃是生育万物的本原。《论衡·谈天》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又说：“天，气也。”杨泉《物理论》说：“夫天，元气也，皓然而已，无他物焉。”郭象《庄子·天道》注说：“天者，自然也。”这里所说的“天”不是上帝神灵，而是指大自然讲的。人类接受天地中和之气而获得生命，是大自然造化的结果。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人类的生产力极其低下，在大自然中与山川、草木、鸟兽为伍。当时人类群体较为弱小，经常遭受猛兽的侵袭。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主要靠采集果实和猎取鸟兽来艰难度日。因此，人类普遍对大自然产生敬畏、崇拜的深厚感情。致使中华先民认为，世间万物都具有灵魂，且都受到神灵护佑，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个弱小家族而已。特别是天体的星转斗移，四季变化；天空或风和日丽，或闪电雷鸣，或风雨交加，都如此神秘莫测。面对这些风云变化，人类都显得渺小无力。这就使人们对大自然产生敬畏和依赖的根本原因。

《左传·成公十三年》（前578年）记载刘康公的话说：“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国语·周语下》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前550年）太子晋说：九黎、三苗乃至夏商末世之君，“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故招致灭亡。这是最早把天、地、人直接联系的文献记录。因此，中华先民采取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融为一体的思想行为，乃是一种顺应自然的合理选择。这就是“天人合一”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13]。

“天人合一”宇宙观念是《周易》哲学的核心。《周易·系辞传上》载：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这是说《周易》哲学以天地变化为最高准则，因而能够蕴涵天地自然发展变化的基本道理。《周易·系辞传下》载：

《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这是说《周易》这本书的内容，博大精深，它蕴涵着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周易·谦·彖传》说：

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谦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君子之终也。

这是说谦逊是天道、地道、鬼神和人道的基本法则，所以君子能够有始有终。《周易·文言传》说：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大人”是指地位高尚而有修养的人。他们的德行要与天地相合，精神要与日月同辉，进退要与四时变化同步，判断要与自然法则相符。大自然变化的基本法则，连天地都不能违背，更何况人类呢？《周易·观·彖传》也说：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神道”指天道变化的基本规律，圣人效法天道自然变化的规律，来制定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使天下百姓来顺服。这里所讲的“天人合一”观念，是人生理想的最高境界，从而揭示了人类应以天地自然为法则的基本思想。由此可见，《周易》也是一部讲天、地、人相互关系的哲学著作。

《周易》八卦怎么能够涵盖天地万物？《周易·系辞传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周易》哲学采用取象比类的方法，把天地万物都涵盖在八卦的范畴之中。所谓“取象”就是从各种事物的形态、作用和性质中，找出能反映其本质的形象特征，以便人们在思维过程中逐渐形成对思维客体的理性认识。所谓“比类”就是通过比擬分类、触类旁通的基本方法，使八卦能够具备涵盖天地万物的特殊功能。

《周易》哲学“三才”之道的基本思想。这里所谓的“三才”，乃是指天道、地道和人道而言。据《周易·说卦传》记载：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周易》哲学就是要探究宇宙万物的本性，发现宇宙自然法则的真理。故将天道的法则定为阴与阳，将地道的法则定为柔与刚，将人道的法则定为仁与义。因此，八卦就兼备有天、地、人“三才”的基本道理。这就使六十四卦得以系统构建“天人合一”观念的缘由。也就是说，庞杂众多的八卦之象，既是构筑《周易》哲学殿堂的基本材料，也使《周易》哲学具备“天人合一”观念的内在条件和根本原因。

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道、儒两家，都继承和发展了《周易》哲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老子》第二十五章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里明确指出人类的社会活动，要服从天地变化的自然规律。《孟子·公孙丑下》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荀子·王霸篇》也说：

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

因人成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顺应自然，师法自然，取乎自然，人类与自然相通相依，和谐共处，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思想。《庄子·齐物论》说：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素问·宝命全形论》载：

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夫人生于地，县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

这里明确指出，人与天地万物本是同体并生，故要融合为一。《庄子·大宗师》中还形象地通过得“道”的真人，来表达对宇宙万物亲和、融合的感悟，由“天与人不相胜”而导出“天人合一”的观念。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义》认为：“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地之刑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同书《立元神》也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奍之，人成之。”这种“天人合一”观念，认为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个成员，应与山川、草木、鸟兽融会贯通、和谐发展。人类的各种活动，都要顺应大自然的发展规律，不应盲目地去改造自然。

东方人的思想观念，可以归结为“天人合一”。但这里的“天”不是神，而是指大自然讲的。老子不言仙，孔子不信怪，都“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2005年 12月，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讲演时说：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提。

中国文化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14]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肇始于原始社会末期，成熟于春秋战国，定型于西汉时期，成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而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些“天地之数”的奇妙组合，而形成的河图、洛书，就是反映“天人合一”思想观念的宇宙图式[3]（图二）。这种观念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个人对群体的适应，其核心就是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融洽关系。

图二

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可以归结为“神人合一”。这里的“神”是指上帝，这种观念主张人要服从于上帝。因为西方宗教的主旋律，就是神灵世界。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只有解脱肉体的束缚，才能进入不朽世界，这叫做“灵魂堕落”。基督教宣扬“上帝创造人类”的学说，认为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犯有原罪，他们的子民就必须赎罪。人若一天不赎罪，就一天没有幸福。因此人应当为神活着，甘心情愿的赎罪，最后才能升入天国。柏拉图的灵魂堕落与基督教的原罪关系，乃是奠定西方“神人合一”观念的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主张从自然走向人际，重视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西方人的“神人合一”观念主张从人际走向上帝，形成“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西方的基督文明，排斥其它宗教和文化的存在，多次发动宗教战争。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能在中国发展壮大，实现儒、佛、道的“三教合一”，这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西方社会在“神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下，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家庭”这个社会的基本细胞大批解体，当今约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成为单身贵族。这就出现儿童和老人的抚养问题，枪支泛滥，暴力案件日益增多。美国这个当今世界最富庶、最强大的国家，自诩为世界各国“民主”的典范。但是，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初“美国在监人数230万，比世界其它任何国家都多。中国总人口是美国的4倍，在监人数160万，远远低于美国”[16]。2010年9月，美国人夸梅·安东尼·阿皮亚撰文指出：“美国大约有 3%的成年人身处牢狱之中。美国占世界人口的4%，却占到全球囚犯的 25%”[17]。美国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就是其奉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膨胀发展的结果。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美国及欧洲国家出现的金融体系崩溃和主权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若要追究其根本原因，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反对国家监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就是釀成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

同时，随着现代工业生产的发展，自然环境遭到严重污染，生态链条受到极大破坏，使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母亲，产生了巨大危机。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的《周易》和老庄哲学。他们希望到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宇宙和谐观念里，去寻找医治西方社会创伤的灵丹妙药。这就是为什么《周易》、《老子》著作，很快在西方热起来的重要原因。

《周易》哲学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念，强调人类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因而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指出：“‘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18]。这确是一种高屋见瓴的卓越见解。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即共同的思想倾向，被称为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根，民族精神是民族的魂。根深才能叶茂，有魂才有力量。”[19]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是由不同的文化信仰形成的，而不同民族都提倡各自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没有中断历史的伟大民族。那末，是什么精神长期支撑、凝聚着这个伟大民族？这就要问中华民族精神是什么？如果要用一句简单、明了的话来回答，这种精神应该如何表述？

我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指出：

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20]

这两句名言出自《周易·象传上》，相传为孔子所作，因而在中国古代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乃《周易》开篇《乾》卦的精髓。是说天体运行，周而复始，刚健有力；君子应当效法天道，永远努力前进，造福社会。“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乃《周易》第二篇《坤》卦的要旨。是说大地广博，生育万物，谦和宁静；君子应当效法大地，以宽厚的德行，努力工作。这就要求有德行的人，不但要具有效法天道前进不已的品格，做到自强不息；还要有努力效法地道宽厚豁达的精神，做到包容万物。温家宝总理指出：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深重灾难，培养了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14]

由此可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应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高概括。

“自强不息”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奋斗拼搏精神，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一个民族只有刚健自强，奋发有为，才能实现生存和发展。故“弘毅自励，居安思危，求真务实，革故鼎新”的思想，应是其基本内容[21]。它体现在个人素质上，强调要人格高尚、志气高远，即孔子所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和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崇高人格。在政治大事上，是决不向外来侵略者屈服，决不向恶势力低头，要坚持抗争，直到胜利。二千多年来，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奋发向上，努力前进，从不屈服于邪恶势力，坚决抵抗外来侵略压迫。我国历史上曾涌现出无数拼命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坚决反对不法权贵的忠贞之士和孜孜不倦探索真理的科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刑天断首、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以及苏武牧羊、张骞通西域、司马迁撰《史记》、张衡发明地动仪等故事，正是这种伟大精神的深刻体现。这些志士仁人，应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楷模。

“厚德载物”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兼容谦和精神，具有顽强的适应和发展能力。一个民族只有“容纳百川”，兼容外来先进文化，才能不断地丰富壮大自己。它体现在个人品德上，就是要宽厚待人。要像大地那样生育万物，承载万物，包容万物。这就要奉行“中庸之道”，要以“和为贵”，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孔子所提倡的“仁”，就是人道。他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则是“第一个阐明了人类相互关系的金科玉律”[22]，因而具有普遍价值。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所提倡的奋斗和兼容精神，具有刚柔相济的美好品德。它应是中华民族价值观、伦理观和理想人格的最高准则，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为什么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就是因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它既能不断地实现自身发展而抵御外敌侵略，又能构建统一和谐的社会生活。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曾多次遭受侵略，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分裂。但是，中华先民总是以坚忍的毅力和巨大的牺牲，去抵御外敌、制止分裂，实现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从而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地贡献。

必须指出的是，世界许多民族都不缺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但是，他们所鲜有的，则是“厚德载物”的包容思想。西方在“神人合一”观念的驱使下，国家强大后就向外侵略扩张。遍阅当今西方强国的历史，大多都有侵略中国和欺凌弱小民族的斑斑劣迹。当代发达的美国文明，就是在数百万印第安人的尸骨上建立起来的。世界文化本来就是五彩斑斓的“多元”文化，各种文明应相互包容，和谐共生。美国在叫喊“民主、自由”的同时，强制推行“唯我独尊”的西方文化和霸权主义，足见其政策的虚伪性。我国的近领日本，古代长期师法中国文化，不断发展壮大。然而，当其实行“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的国策后，就向中国、美国和许多亚洲国家，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直到今天，日本仍未像德国那样反省侵略战争的罪行，妄图挟美自重，充当亚洲霸主和世界老二，因而遭到亚洲各国人民的谴责。这就是日本师法西方文化的悲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热爱和平。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周易·彖传》就倡导“万国咸宁”、“天下和平”的思想。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天下和平”的伟大思想。它与《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观念正相符合。《韩诗外传》卷三也说：“天下和平，国家安宁。”使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真挚诉求。

中国现在的版图，大体上仍保留着汉、唐和清代中期的规模。我国古代修筑长城，只是为了防御北方强敌的入侵。六百年前，郑和率领二万七千多人的强大舰队远下西洋，周行亚非三十七国，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那时若要想侵略它国，恐怕能占领大半个世界。最近，印度外交国务部长沙希·塔鲁尔在《印度洋将定义21世纪吗》一文中说：1410年，郑和在斯里兰卡沿海小城加勒附近竖立了一座用汉语、波斯语和泰米尔语刻成的石碑，碑文的内容为：

祈求印度教神明的祝福，希望建立一个以贸易为基础的和平世界。

这是中国“舰队司令”写给全世界的一条“不同寻常”的“讯息”[23]。清代晚期以来，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及其制定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凌辱。中华儿女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时期的“百年国耻”。忘记国耻，就意味着背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重申：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实行互利共嬴的开放政策，即便中国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由此可见，建立“和谐世界”，实现“天下和平”，使世界各种文明共同和谐发展，乃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崇高夙愿。

六 结 语

《周易》哲学是塑造中华文明的思想基础，也是滋养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它所体现的宇宙生成的“大极”学说、“阴阳和合”的辩证法则、“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对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闪耀着熠熠的光辉，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

数千年来，《周易》哲学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基因，成为我们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特别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我国在寻求“对内求和谐、求发展，对外求和平、求合作”，从而实现“和平发展”和建立“和谐世界”的今天，《周易》哲学的基本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今人类历史，已度过21世纪的最初十年。世界政治、经济日益全球化，东西方文明将在碰撞和融合中不断发展。特别是目前，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正遭受着空前的危机，世界正处在巨大的变化之中。中华民族要想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吸取、融合当今世界的先进思想，在《周易》哲学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中华现代“公平、正义、和谐”的思想体系，从而为全人类奉献出真正的“普世价值”。因此，以“天人合一”宇宙观念为核心的《周易》哲学，则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丰厚礼物，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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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A

1673-2219（2014）06-0001-07

2014－01－02

蔡运章（1942－），男，河南洛阳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兼任洛阳理工学院教授暨易学考古研究所所长，河南科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洛阳易经学会会长、洛阳文物收藏学会会长，洛阳河洛文化研究会会长，河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东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文字学会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会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鉴定与修复委员会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中国艺术投资协会名誉副会长。著作有《甲骨金文与古史研究》（1993）、《甲骨金文与古史新探》（1996）、《甲骨金文与古史新探（增订本）》（2012）等二十余种。

（责任编校：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