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思潮与“五四”文学革命
——浪漫主义思潮在现代中国生发情况之考察

杨家亮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温州 325000）

浪漫主义思潮与“五四”文学革命
——浪漫主义思潮在现代中国生发情况之考察

杨家亮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温州 325000）

由晚清到“五四”，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一步步发展壮大，它的萌生和发展为文学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五四”时期，浪漫主义以其实绩为文学革命作出了贡献，典型的反映了“五四”的时代特征，即自恋型浪漫主义和感伤型浪漫主义所代表的两种时代情绪。文学革命之后，浪漫主义在中国却很快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与中国20世纪救亡主题的一枝独秀有着必然的联系。短暂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却有其独到的价值，即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所承载的启蒙任务和为我们带来的文学审美多样化的可能。

五四；浪漫主义；文学革命

浪漫主义是产生于启蒙运动之后，人文主义的价值观被重新确立以后的事。它产生于启蒙主义却又超越启蒙主义的。它扬弃了启蒙主义过多的理性精神而追求“自主”、“自由”，而认为世界是一个可以任主观情思驰骋的无限广阔的空间，没有了有限时空对人的束缚，有的只是主观情愫引导的人的全身心的解放。说浪漫主义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是完全符合我们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解的。产生于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拥有着一个与西方启蒙运动时相似的文化背景。在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人”的发现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浪漫主义者们首先看到的是人的个性张扬、情思丰富，个人的自由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肯定。

一、狂飙由晚清起，启蒙由浪漫起

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是在“五四”，但是我们从一个线性的脉络观察“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源头就可以看到这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倡导与晚清有着莫大的联系和渊源关系。浪漫主义标榜民主、自由、平等，它肯定人的欲望推崇人的力量，这些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得到阐释。浪漫主义是以其呼唤个性自由、情感和思想解放的这些启蒙特质在中国得到了极大地倡导。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实际上在晚清便已萌芽，晚清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等改良派政治上的失意使得他们把目光转向文化领域，他们开始在思想领域进行启蒙，相继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国民性的努力。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队伍当中。文艺思潮包括浪漫主义的纷繁涌入使得在欧洲几个世纪的变革在中国显得是那么迅速。但现代中国此时的主题依然是启蒙，所以浪漫主义在中国也必然要受到影响而带上了启蒙的气质。此时的浪漫主义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传统的主情创作相契合，再加上同时代的有识之士对于“人”进行了初步的思考，这样浪漫主义就因这三者而共鸣相生了。浪漫主义提倡人性，追求个性解放，它在中国的产生预示着一个大的变革即将诞生。

这一阶段我们不可以忽略的一个人是鲁迅。在他早期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还有《破恶声论》等文言论文中鲁迅都关注到了作为人的个体的重要性。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大声疾呼 “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在这里鲁迅强调要关注人的精神生活，拓展人的内心世界，他认为人的生活意义、人格尊严是最重要的。他号召我们追求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追求人的诗意生存，这些价值观初步表现了鲁迅身上的浪漫主义文学特质。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的文艺思想表现的更为透彻。“这篇文章可以看做一篇浪漫主义宣言。鲁迅在这里宣布了他的新的选择，要做一个作家，做一个‘精神界之战士’，希望参加那些叛逆诗人的光辉行列。”1鲁迅在这里第一次向中国民众介绍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具有首创的价值。在文章中，鲁迅介绍并推崇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几位诗人，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2欧洲的浪漫主义者能如此，中国将要产生的浪漫主义者也当如此，呼唤“摩罗诗人”，便是呼唤“摩罗式”的国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以“摩罗诗派”为导向，进行了思想启蒙、破旧立新的努力。

如果说鲁迅是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萌芽的理论倡导者，那么有着“情僧”雅号之称的苏曼殊则是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代表。苏曼殊是最早把拜伦、雪莱等作家的作品引入中国的人，在鲁迅当时的理论创作还没有引起一种潮流的时候，苏曼殊的翻译就已经很风行了。“五四浪漫派作家对拜伦的认识和接受，不是从鲁迅那里，而是从苏曼殊的翻译开始的”。3不止翻译，他的创作也有其独特性，他仿佛是“五四”的一个先知先觉者，充斥着他作品中的孤苦飘零、感伤怀旧情调正契合了“五四”时期浪漫青年梦醒了无处可走的苦闷心境。正如李欧梵所说：“透过风格和技巧，不但将‘传统古老的中国传统，以西方清新而振奋的浪漫主义，幻化成一个全新的组合’，同时包含着这一过渡时期的一种普遍的情绪，也就是倦怠、骚乱和迷惑。”4以其小说《断鸿零雁记》为例，小说以第一人称诉说了三郎的悲惨遭遇和爱情纠葛，用诗性语言表达了礼教与个性的冲突。作者还有意把抒情和叙述相交融，更加突出了小说主人公浓郁的悲剧体验。第一人称主观抒情的运用，独白式语言的选择，多种体例的交错运用都是现代浪漫主义小说的表现手法，在“五四”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这一时期，无论是鲁迅对浪漫主义的倡导，还是苏曼殊等人的创作实绩，都为“五四”浪漫主义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启蒙特质却是我们不容忽视的，浪漫主义倡导的个性解放、自由平等都为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也为接下来的更大的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观察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对于“五四”时期浪漫派的主张和其产生不同气质的缘由都有着追本溯源的作用。

二、感伤与“自恋”：两种浪漫主义创作潮流

“五四”时期，一方面知识分子逢乱世，面对着民族的危难和传统的败落，每个人的心里都很容易产生激愤的情绪，而这正是浪漫主义得以生存的温床。另一方面，“五四”的思想大解放一方面造就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奋斗激情，他们斗志昂扬，对自己对祖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甚至于到了“自恋”的状态。这种倾向的典型代表便是郭沫若。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弱小的中国往往承载不了知识青年们的梦想。弱小的祖国，现实的环境，封建礼教、传统的压迫使得被启蒙的知识青年们到了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境地，这着实可悲可叹，这一倾向又构成了感伤型浪漫主义，而相应的代表则是郁达夫。

郁达夫，无疑是感伤型的代表，他笔下对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有着严重忧郁症的“零余者”，这些人具有自由、个性和人道主义意识，他们的思想是解放了的，但当他们面对现实却又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他们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成为社会的漂泊者，即“多余人”。郁达夫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着一种一以贯之的感伤气质——孤独、内省、敏感、自卑、愤世嫉俗。这种感伤气质一方面显示了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流行，一方面也以其感伤元素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相比之下，郭沫若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过度自信的世界，他的创作真正地体现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泛神论，与20世纪的动的和反动的精神。”5郭沫若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6他以其世界性的眼光推崇 “绝端的自主”，“绝端的自由”，向往自然和神奇之物带来的惊叹。抛却一切形式，摒弃一切束缚，对于希望和未来郭沫若把他的自信全都倾泻了出来。“他在这本诗集（《女神》）里唱出一个生命奋进的宇宙观，热情奔放的人生观，而归结到一个乌托邦主义的信念：旧的污浊的世界就要毁灭，在这段毁灭的灰烬上，一个新的光辉而温暖的世界就要涌现。”7新的世界对于郭沫若的吸引和他的奋发激情让他几近于“自恋”的状态。浪漫主义的狂飙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

三、救亡压倒启蒙：浪漫主义末路来临

“五四”时期纷繁涌入的文艺思潮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大多添加了启蒙特质，由于各种思潮之间的交叉糅合和与西方同名思潮的差异性使得中国这些思潮的定义和区分都有很大难度。所以有学者指出现代中国并没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说法，这些都不过是启蒙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表现而已8，王富仁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应该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9来综合概括“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转型时期的中国，启蒙才是社会的主题，鲁迅之所以推崇浪漫主义只不过是因为浪漫主义的思想大解放和其对人性对人生的看法有益于中国的思想启蒙。与其说鲁迅是在呼唤“摩罗诗人”，还不如说他是在呼唤中国的思想解放了的国民。同样，“五四”时期浪漫派的两大主角，郭沫若和郁达夫，也都能从他们的浪漫书写中找到启蒙的论据。这也可以从我们多年的研究现状中管窥一二，几十年来文学史家观察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并不是作为浪漫主义的这个事实本身，“而是浪漫主义者们使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和折射现实（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10我们从另一个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个论点，那就是当“五四”退朝后，救亡压倒启蒙，伴随启蒙的退潮，救亡运动取代了思想启蒙而成为社会主潮，浪漫主义便失去了最后一个阵地，浪漫主义作家们也大多开始了向左转。

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风雨兼程，从鲁迅呼唤“摩罗诗人”，苏曼殊进行了初步的浪漫创作起，浪漫主义在中国一步步风行，到“五四”时期达到了顶峰，但是现代中国最迫切的任务终究是救亡而非启蒙，这对于浪漫主义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地位以及它对文学革命的特殊贡献。浪漫主义及时反映了转型时期国民的思想情感；其探索历程也为文学审美上的多种可能性谱写了很有分量的一笔。当救亡与启蒙都不再成为时代主流的时候，当我们在新时期探索人的价值，人的个性的时候，当我们回望那段浪漫岁月的时候，我们会记住现代文学工作者们为新文学的发展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所做的一切。

注释：

1.李欧梵著.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2.鲁迅.《摩罗诗力说》， 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00页.

3.杨联芬著.《中国现代小说导论》，四川大学出版2004年，第59页.

4.李欧梵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76页.

5.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 35年.

6.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五卷，第310—3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7.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载《开放时代》1999年02期.

8.参见杨春时《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启蒙主义——现代性视野中的五四文学》，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9.参见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上、下），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10.冯光廉、谭桂林.《论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早夭及其研究》，载《东方论坛》1994年04期.

[1]李欧梵著，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李欧梵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2005年。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4]杨联芬著.《中国现代小说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

[5]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6]朱寿桐著.《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7]朱寿桐著.《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

[8]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