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派与九叶派诗歌的自我意象

卢志娟 （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 内蒙古包头 014030）

论现代派与九叶派诗歌的自我意象

卢志娟 （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 内蒙古包头 014030）

现代派与九叶派诗歌的自我意象存在诸种差异：现代派笔下的自我意象是孱弱的书生，九叶派的自我意象是刚毅的战士；现代派的“我”是孤独、悒郁的个体，九叶派的“我们”是刚毅、乐观的战斗群体；在自我情感方面，现代派多抒一己幽情，九叶派多写家国大义。

现代派；九叶派；自我意象

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现代派与九叶派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流派，二者在许多方面存在诸种关联，但其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异性最直观地表现在两派诗歌反复书写的各种意象上。最直接地表达诗人情感和思想的“自我意象”在两派诗人笔下尤为不同。

一、孱弱的书生与刚毅的战士

现代派笔下的抒情主人公“我”往往是“过时的”的“年轻的老人”（戴望舒《过时》），“可怜的单恋者”“黑暗的街头的踯躅者”（戴望舒《单恋者》）。他们或是“在满积着梦的灰尘中抽烟/沉想着凋残了的音乐”（戴望舒《独自的时候》），或是“过了春又到了夏……暗暗地憔悴/迷漠地怀想着，不做声，也不流泪。”（何其芳《季候病》）他们虽正值青春年少，却少有少年人的阳光与阳刚，仿佛是从中国的古诗词中走出来的文弱书生，吟诵着春花秋月，慨叹着人生的无奈、无助与无常，被厚厚的愁云惨雾包裹着，几近窒息。

有时，“我”又以某种象征意象呈现，如戴望舒《乐园鸟》中“在茫茫的青空中”做着“永恒的苦役”的“乐园鸟”：“飞着，飞着，春，夏，秋/昼，夜，没有休止”；或如何其芳《墙》中的“爬行在砖隙，迷失了路”的蜗牛：“一叶绿荫和着露凉/使我睡去，做长长的朝梦。//醒来轻身一坠，喳，依然身在墙外。”无论是“乐园鸟”还是迷路的“蜗牛”，它们带给读者的仍然是一种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的悲剧性的宿命感。

九叶派诗作中的抒情主人公则显现出另外一番风貌。辛迪在《回答》一诗中宣称：“除了我对祖国对人类的热情绝灭/我有一分气力总还是要嚷要思想/向每一个天真的人说狐狸说豺狼”，诗句中满含着对于人类、对于祖国的饱满的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同时显示了诗人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唐湜在《手》中则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已经看到好些时候/沉默在历史性的沉狱里的/一切真淳的觉醒，一些人/已经起来……我已经看到在混凝土的/地层里，一个新人类的早晨/已经发亮”，对光明的坚定信念溢于言表。

九叶派笔下的“我”有时也会以某种象征意象出现。袁可嘉的《沉钟》将“我”比作“沉钟”，在沉默中肩负着历史与时代的重担，在三千载的风雨中坚韧地迈着前行的步伐。在《阿Q答问》中，诗人辛迪将自己比作鲁迅笔下的阿Q，用坚定有力的语气向敌人呐喊：“就算我还是阿Q，我已是新生代，/我死也要说，死也要说。/就算你手里拿的是切菜刀罢，/我的头颅是滚圆的西瓜罢，/只要新生代的阿Q死不尽，/我总有一天要叫你死，叫你死。/我们要瞪着盘中你孤独的头颅，/哈哈笑出了我们的愤怒。”在九叶派笔下“我”已不再蒙昧，不再被虐杀，而是开始了清醒的、不妥协的反抗。

将两派诗人的自我意象做一比较，不难发现，现代派诗中的自我意象是一些孱弱的书生，他们如“砌虫”般低吟着“何处是我浩荡的大江……不敢开门看满院的霜月，/更心怯于破晓的鸡啼：/一夜的虫声使我头白。”（何其芳《砌虫》）而在九叶派笔下，“我”则是一个个坚毅的战士，他们“终于起来，/为日常生活而战，为自己牺牲……有了自己的笑，有了志愿的死……” 他们高歌着：“别了，那寂寞而阴暗的小屋，/别了，那都市的霉烂的生活”拿起武器，走向战场，为开拓新的世界奋力拼搏。

二、“我”与“我们”

现代派与九叶派的自我意象的差异还在于，现代派诗中的自我意象多以“我”这一孤独的个体出现，而在九叶派诗歌中这一意象却更多以“我们”这一战斗的群像现身。“我”同“我们”虽只是一字之差，却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两派诗人不同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境界。

在现代派诗中，“我”是悒郁的。最具代表性的是何其芳早期诗作中的抒情主人公，这些诗作中的“我”几乎无一例外地害着“刻骨的相思”之病，在四季的轮回中“迷漠地怀想”、“暗暗地憔悴”，“对于欢乐，我的心是盲人的目”（《欢乐》），“没有温暖，没有明霁。” （何其芳《雨天》）“我”又是孤寂的。诗人金克木在《肖像》一诗中写道：“我在热闹场中更感到孤独”，而在《我的素描》中戴望舒更是直言：“我是寂寞的生物……我是青春和衰老的集合体，/我有着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可以看到，在现代派诗中，“我”旁侧无人相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在漫长的旅途中漫无目标地孤独跋涉着，找不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内心被一种巨大的疲惫感和虚无感缠绕着，面对黑暗的现实，“像一只老朽的船/濛洄在漩涡里——/这流动的腐水里”（侯汝华《没有睡眠》），最终只能陷入悲观失望甚至绝望的情绪。

在九叶派诗中“没有一棵草/敢自夸孤独/没有一个单音/成一句语言/手臂和手臂/在夜里接连/一双双眼睛/望着明天”（陈敬容《群像》），无数个体的“我”集结为一个战斗的群体“我们”。 “我们”“怀着/顽强的信念，去探索去//追求，在生活的海洋里/不再感到孤单与寂寞”（杭约赫《最初的蜜》）；“我们”“一齐举起颤栗的手，夺取“人”的/位置，充实这多年空虚的躯壳……这失去了歌唱的国度，/让我们用彩色的笔来谱写乐曲”（杭约赫《复活的土地•饕餮的海》）；“我们”以密如森林的“反叛的手……以最猛的速率……夺取我们合理的生活”（杭约赫《感谢》）。相较现代派的“我”，九叶派诗人笔下的自我意象不再孤独，正如穆旦在《控诉》一诗中所言“我们的背景是人民”，“我们”已经完全汇入人民的汪洋之海，追随着时代的节奏，奔流不息。诗人唐祈在1948年的《时间与旗》中写下这样的诗句：“虽然还在黑夜中，我们已看见/黎明之前的龙华郊外/鲜血染红了的瓣瓣桃花，/将在火似的朝霞中/迎着人民的旗帜灿烂绽开。”可见面对血雨腥风的时代，“我们”更加坚定、果敢，更加乐观、昂扬，充满了打倒一切反动势力、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现代派的“我”是“小我”，九叶派的“我们”是“大我”，当“我”弃绝了虚无缥缈的孤独、感伤的情绪，“当我缢死了我的错误的童年，/(那些深情的执拗和偏见！)”（穆旦《在旷野》）将自我置于人民的队列之中，就自然而然地以更加强大、勇猛的“我们”现身，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的历练中不断成长和成熟的标志。

三、一己幽情与家国大义

现代派与九叶派诗作中的自我情感也不同。正如诗人常白在《无题》一诗中所言“我烦恼之身，缠得太多人世柔情”，在现代派的诗中遍布着诗人们的一己幽情，爱情、亲情这些极具个人化色彩的情感成为他们最常态化的抒写内容，何其芳的诗中诸如“我饮着不幸的爱情给我的苦泪，/日夜等待熟悉的梦来覆着我睡，/不管外面的呼唤草一样青青蔓延/手指一样敲到我紧闭的门前”(《慨叹》)的爱情悲歌随处可见。类似的诗情表达在其他诗人的诗作中也俯拾皆是，戴望舒的《烦忧》将诗人在暗恋中那百转千回的烦忧用回文的诗形反复吟咏。除去抒发在爱情中的喜悦与悲伤、期冀与失落等复杂的情绪和感受，在现代派诗作中还常常表达诗人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种种情愫，如在戴望舒后期的《过旧居》两首诗中，诗人满怀深情地追忆过去的幸福生活——“我没有忘记；这是家/妻如玉，女儿如花，/清晨的呼唤和灯下的闲话，/想一想，就会叫人发傻”，在《示长女》中则写道：“我们曾有一个安乐的家,/环绕着淙淙的泉水声,/冬天曝着太阳,夏天笼着清荫,/白天有朋友,晚上有恬静,/岁月在窗外流,不来打扰,/屋里终年长驻的欢欣……我们曾有一个临海的园子，/它给我们滋养的番茄和金笋,/你爸爸读倦了书去垦地,/你呢,你在草地上追彩蝶,/然后在温柔的怀里寻温柔的梦境。” 字里行间仍是浓浓的眷恋之意。

当然，这并非说在现代派诗作中就没有“家国大义”，现代派诗作中“家国大义”的抒写，主要集中在抗战前夕，如李心若在《我的眼》中，这样描摹“我的眼”：“设它的声是雨琳铃之声，/则它就不是徒属于自悲的/且是哀将亡之祖国的呵。”何其芳在《云》中也发出这样的议论：“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这些诗句中透露了现代派诗人不再局限于“忧己”而是开始忧国忧民。而后随着抗战的爆发，由于诗人们不同的人生取向，这一诗派很快消散在抗战的洪流中。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卞之琳后来成为西南联大的教师，也成为指引九叶派一些年轻诗人走上创作之路的导师之一。我们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窥见两个诗派之间的某种关联。

与现代派不同，九叶派诗人将目光投向“自己的世界外的世界” 。（杭约赫《启示》）他们目之所及是“望不断的关山，/落不尽的云仗”，（陈敬容《从灰尘中望出去》）“有北国的风雪/有塞上的冰霜”。（陈敬容《黄昏，我在你的边上》）面对战火纷飞的祖国，他们时刻告诫自己 “我们已无时间品味传统/我们已无生命熔铸爱情/我们已无玄思侍奉宗教/我们如其写诗/是以被榨取的余闲/写出生活的沉痛/众人的 你的或是我的”，他们知道“世界何等广阔/个体写不成历史。”（辛笛《一念》）这种宏阔的视野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他们将个人的休戚置之度外，以民族大义为己任，在他们的诗作中，反复抒写的主旋律是“我们须奋起 须激斗/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制造大众的幸福。”（辛笛《布谷》）在他们心中，大众的幸福，国家的安危始终高过个人的一切，这种家国大义使他们的诗更具震撼力。

九叶派诗人也有非常个人化的情感抒发。杭约赫在《寄给北方的弟弟》一诗中就表达了兄弟间的骨肉亲情以及对母亲、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但在这首诗中，还有一种更高尚、更能打动人心的情感，那就是那个时代亿万中华儿女“迎着/烽烟，离开了铁蹄践踏的家乡……到新世界里学习翱翔”，“为了驱逐贪婪、凶顽的侵略者，/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美好理想”，不惜洒热血、抛头颅。在诗的结尾，诗人坚定地断言“这艰难的历程快到尽头，相信不久——/我会穿过巴峡巫峡，直下襄阳洛阳；我们将会师长江，我们将结伴还乡。”不难看出，在九叶派诗人那里，一切以家国大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个人的一己幽情已完全融汇在家国大义之中。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九叶派诗人更加博大的胸襟。

现代派与九叶派诗人笔下的自我意象各具风貌。现代派诗中的自我意象显得纤弱自闭，甚至消极颓废，九叶派笔下的自我意象则刚健开阔，积极明朗，给人以战斗的力量和勇气。读两派诗人的诗作，都会被他们笔下的自我意象深深地打动，但在现代派那里我们更多的是真挚的同情，在九叶派那里却是油然而生的敬意。两派诗人的自我意象虽色彩迥异，但都是对自我心灵和情感的真实写照。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那段灾难的岁月所走过的心路历程。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流变”（项目编号为：NJSY11156）

卢志娟（19 78-），女，汉，内蒙古包头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