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与重估出版价值——基于政治建设的一种分析

冯建辉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北京 10073）

一、引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并就全面推进统筹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大领域的改革以及国防军队、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要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允许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分开。这为进一步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推动新闻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指明了前进方向。

长期以来，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部门，新闻出版业一直被看作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上从属于“五位一体”总布局当中的文化领域。这种观点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细究起来仍略显狭窄。在全党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笔者以为，我们要跳出文化领域的局限，把新闻出版放在党和国家工作总体格局中去考量，正确理解新闻出版在总格局尤其是在政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去重新考量新闻出版工作的价值所在。

二、历程：新闻出版与政治建设须臾不离

（一）革命时期，新闻出版是我们党护身安家的重要法宝。早在建党之前，共产党的发起人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抑或是毛泽东，都非常重视新闻报刊对唤醒民众、宣传革命的积极作用。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引领新文化运动；李大钊担任《晨报副刊》主编，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可以说，我们党是从文化人开始，借助新闻出版这个平台而建立的。建党以后，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历史巨变中，新闻出版为开展政治斗争、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我们党护“身”、安“家”的重要法宝。瑞金时期，我们党虽仅有区区之地，却依然设置中央出版局，指导革命报刊书籍的出版工作。延安时期，面对封锁包围，我们党仍然要办报纸、出刊物、开书店。一部《论持久战》先经油印、党内传阅，后在国统区印刷发表，不但在墙内开花，而且墙外花香浓郁。[1]毛泽东指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要政治动员，就要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2]（P480-481）新闻出版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显而易见。

（二）建设时期，新闻出版是我们党看家护院的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重建幸福家园。然而，这一时期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国际上，帝国主义对我封锁包围；国内反革命势力与境外势力相勾结、密谋叛乱。因此，安“家”之后，“看家护院”的任务就被合乎逻辑地提了出来。从国际环境看，抗美援朝时，《人民日报》的宣传，剖析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志愿军战士的光辉形象。中苏论战期间，党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针对当时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系列论战文章。当年广播里播放“九评”的情形，已成为今天50岁以上所有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从国内形势看，我们党先后组织出版了一大批马列著作单行本。仅以“干部必读”形式同时出版多种单行本就有多次，比如，在1949年10月5日（新中国成立之时），在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的组织下，解放社拟出版“干部必读”有12种，已出版了11种（还有1种未出）[3]（P272）；1964年，人民出版社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编辑出版“干部必读”有30种。这些理论书籍的编辑出版，适应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有助于广大干部群众优化知识结构、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没有新闻出版，很难会有如此显著的效果。

（三）改革时期，新闻出版是我们党安身立命的重要法宝。众所周知，在“文革”期间，受“两个估计”影响，出版业陷入空前低潮，造成严重的“书荒”局面。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随后，《光明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最后直至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纷纷陆续转载。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快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新闻出版为这场思想大讨论，提供了平台，解放了禁锢，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4]（P194）。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不少人对改革开放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心存疑虑。1991年2月15日，一篇署名“皇甫平”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评论文章，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重新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并成为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5]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出版在数次思想解放运动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而实现自身使命的重要法宝。

三、成效：新闻出版对政治建设潜移默化

（一）新闻出版——政策宣传的“吹鼓手”。从学理上看，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普遍形式。作为现代政治的重要主体，政党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事实上，政党的作用发挥得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民众的支持程度。因此，为了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政党就需要花大力气去宣传自己的政治价值观，由此衍生出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闻出版对于政党的政策宣传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带动作用。1921年7月，中共“一大”作出决定，宣传工作首先要恢复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的出版工作，并且继续编印《新青年》作为公开的宣传刊物，此外，还要成立党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瑞金时期，在党的领导下，苏区出版事业空前繁荣，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红军军委机关报《红星》等报刊相继创刊发行。1932年苏维埃政府共出版书报刊196种，较上一年增加了一倍多，1933年出版种数也高达199种。苏区的出版物品种多样，专栏生动活泼、图文并茂、语言生动，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有效保证了宣传效果。可以说，新闻出版为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宣传革命，联系群众，传授革命斗争经验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二）新闻出版——教育民众的“启蒙师”。从最一般意义而言，出版物是人类社会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书籍出版所带来的巨大轰动与深远影响，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屡见不鲜。从特定的历史时期看，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由启蒙、革命、建设和改革相互串联、相互交融的历史，而现代报刊传播在开启民智、教育民众方面具有前所未有的独特优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论政治环境何其险恶、物质条件何其艰苦，我们党都没有停止过办刊物、出报纸。党报党刊在揭露敌人罪恶、宣传教育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抗美援朝时期，全国出版部门以各种形式出版了大量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图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作家魏巍写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它几乎成为当时青少年学生的必读课本。此外，据统计，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各种通俗出版物共计2.2万余种，印行7.25亿册，有力促进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政治理论教育，持续推动了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极大激发了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

（三）新闻出版——凝神聚气的“吸铁石”。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征程中，新闻出版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它在凝聚人心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天然优势。每一个时期的报刊宣传都会提出一些响亮的口号，让人激情澎湃；每一个时期的出版物都会记录下优秀中华儿女艰辛探索与不懈奋斗的光辉身影，令人振奋不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出版业不仅有意识形态属性，还有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尤其在当代中国，随着跨地域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种价值观念相互激荡，新闻出版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文化属性能否顺利实现，越来越取决于其产业属性的充分发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出版产品的购买和消费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观念接受、认同和被教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出版以市场的方式占领着阵地，以柔性的方式凝聚着人心，在服务大局、凝神聚气、引导社会舆论、增强政治认同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启示：新闻出版为政治建设持续给力

一是要把新闻出版置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地位去认识。如前所述，新闻出版在各个重要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一些同志仅仅把新闻出版工作看作是有别于经济、政治的文化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新闻出版不只是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贯穿党和国家工作总体格局的重要方面。仅从其与政治建设的关系看，不难发现，新闻出版可以通过传媒宣传，建构和筑牢政党的政治价值体系；可以通过舆论引导，来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可以通过新闻舆论监督，来揭露和批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赃枉法等问题，这无疑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有效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把新闻出版置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更为突出的战略地位。

二是要把紧扣主题当作新闻出版服务政治建设的核心要义去理解。政治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几乎每个时期的政治建设都会有其突出的主题。正因为如此，紧扣主题、服务大局就成为新闻出版助力政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众所周知，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今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扎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而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治建设的主题。新闻出版战线要为这一主题出好力、服好务，要紧紧围绕这一主题，统筹安排各项工作，为牢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创造有利的文化条件。

三是要把创新思路看作新闻出版助推政治建设的有效路径去实践。当代社会，新闻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我们经验所感知的世界往往都是经过新闻媒体包装过的世界，而并非原生态的自在世界。政治领域的点滴事件经过新闻媒体的作用都往往会呈现倍数放大效应。新闻出版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伴随着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启动，国家组建了新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系统必须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推进职能转变，着力推动新闻出版事业产业大跨越、大发展、大繁荣。各新闻出版单位要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发展思路，充分发挥行业的独特优势，当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参与者和书写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

[1]纪莹.《论持久战》发表的前前后后[N].解放军报,2009-2-23（6）.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袁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吴光祥.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皇甫平”的“四论改革”[J].海南档案,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