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与比较研究
——基于生产率和增长视角

李蕊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市100836）

国外关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与比较研究
——基于生产率和增长视角

李蕊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市100836）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术界着力从生产率和增长视角，运用多种方法或者多种理论，比较研究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生产率的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等一系列问题，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相互溢出效应，其生产率整体趋同和个体差异同时存在，并日益呈现共生、互动、融合的发展趋势。相对而言，国内学者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方面相对比较保守，大多选用既有方法或者只是在数据、模型方面有所创新，关注的问题也仅限于服务业生产率测算和外溢效应测量，因此需要进一步开拓研究思路，拓宽研究视野。

生产率；经济增长；趋同；集聚；溢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术界着力从生产率和增长的视角，比较研究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生产率的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服务外包与制造业生产率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方面都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也使关于服务业生产率和增长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

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

学术界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这一问题仍然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国外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较大的差异。总体而言，关于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存在五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服务业的发展完全依赖于制造业；[1-2]第二种形态是服务业的发展是制造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3-4]第三种形态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相互依赖、共同发展；[5-6]第四种形态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7-11]第五种形态是“协同聚集论”，[12-13]即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同一地理范围内呈现集聚状态。

1.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增长角度研究分析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分别探讨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外溢效应、服务业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服务导向型经济增长与制造导向型经济增长的趋同性等问题，尤其是随着制造业服务外包业务的迅速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更加紧密，国内外学者使用各种新兴理论和实证方法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方面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

德特和李（Dutt&Lee）[14]讨论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使用不同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数据，分析验证服务业的相对扩张是否对经济增长有恶化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主要在于对服务业作用的测量方法，但案例分析的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这种影响都是负面的。弗朗索瓦和莱恩尔特（Francois&Reinert）[15]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民收入与制造业的中间需求密切相关。随着生产性服务在生产体系中的角色演变，哈顿（Hutton）[16]认为，伴随生产性服务业参与生产制造程度的加深，生产性服务业的角色由“润滑剂”演变为促进“生产力提升”的重要因素，随着参与程度的加深，将进一步发挥“推进器”的作用。

随着服务外包业务的逐步开展，学术界广泛探讨服务外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菲克斯勒和西盖尔（Fixler&Siegel）[17]通过比较美国1959～1990年间45个服务部门和450个制造部门产业层面的数据发现，短期内制造业服务外包会引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但考虑到来自外包需求长期是增强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有可能在长期范围内增长。高格和汉利（Gorg &Hanley）[18]对爱尔兰电子行业的研究表明，国际外包服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带动生产率整体水平的提升，尤其可以提高下游制造企业的生产率。格马和高格（Girma&Gorg）[19]对英国相关数据的研究表明，服务外包的发展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高度正相关。阿米蒂和魏（Amiti&Wei）[20]分析1992～2000年服务外包和制造业外包对美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离岸外包对生产率有积极作用，服务离岸外包解释了1992～2000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10%，制造业离岸外包解释了5%。沃讷海姆（Wernerheim）[21]使用1961～2005年间加拿大国际服务外包与制造业、商务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数据，试图分析国际服务外包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统计结果表明，服务外包导致制造业生产率提高，这一因果关系在不同行业之间呈现显著的方向性差异，国内服务业通过开放服务贸易获得了更大的生产率增长空间。斯沃尔（Schworer）[22]分析1995～2008年欧洲国家的服务业离岸外包、制造业离岸外包、服务业国内外包和制造业国内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通过对离岸外包的行业数据和国内外包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服务业离岸外包和制造业非核心业务的离岸外包有助于生产率提高，生产率提高的收益主要由跨国公司的收益驱动、制造业核心业务离岸外包与国内外包之间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关系。

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影响，布劳德佰利和高萨尔（Broadberry&Gho⁃sal）[23]对比分析了美国与英国自1870年以来生产率增长的变化，认为营利性服务业从定制化、低收入、高利润网络组织形式向标准化、高收入、低利润垂直管理形式的转变，是促进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因素，得出的结论是，技术变化、组织形式和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如果要完全理解各国生产率业绩的差异，就必须分析服务业的发展。

关于国家经济结构向服务经济转变对国民经济整体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桑切斯和罗拉（San⁃chez&Roura）[24]使用37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1980～2005年间的数据，集中讨论产业结构向服务经济转变对国民经济整体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得出的部分结论与关于服务业生产率的传统研究结果相反，即一些服务活动已经显示出生产率动态增长的趋势，而它们对整体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高于学术界已普遍认可的贡献。产业结构变化对整体劳动生产率有积极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工业内部生产率的增长，而不是因为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

学术界对于印度服务业的迅速增长可能只是名义增长而非实际增长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主要理由在于向专业服务提供商进行外包的活动本身导致印度经济增长由主要依赖于工业或农业转向依赖于服务业的贡献。那亚尔（Nayyar）[25]对1979～1980年和2006～2007年印度国民账户统计数据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却发现，工业和农业的服务外包活动并不是导致服务业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沃玛（Verma）[26]分析1980～2005年印度服务经济迅速发展的影响因素，发现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并且在考虑到服务业增加值增长的条件下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最为显著，三次产业增长模型在解释三次产业增加值份额及其增长率方面是有效的，但不能解释各产业就业比重的增长趋势。

2.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外溢效应

国外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是，服务业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影响制造业，推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卡洛梅丽奥格鲁（Karaomerlioglu）[27]认为，服务业的发展使得制造业中间服务的成本降低。米罗多、索瓦日和席泊德（Miroudot、Sauvage& Shepherd）[28]首次证明了降低国际贸易成本与提高服务业生产率之间的关联，平均而言，交易成本下降10%，可以使全要素生产率和制造业生产率提高约0.5个百分点。

服务外包的增加会带来就业增长及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提高，随着对服务外包实证研究的深入，这一点已基本达成共识。拉和沃尔夫（Raa&Wolff）[29]发现，生产性服务投入的数量与制造业生产率之间高度正相关。

服务外包收入增长对制造业企业获利能力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艾格特等（Eggertetal）[30]使用德国机械制造行业414家企业在5年之内的面板数据，采用潜在增长曲线模型并通过多组别分析方法，证明了服务注入战略与生产商的利润轨迹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不同种类的服务和生产商在产品创新方面不同的努力程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于创新能力强的生产商而言，支持产品型的服务将直接提高企业的获利能力，支持顾客行为型的服务与生产商的获利能力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盖拉利和莫里阿尼（Guerrieri&Meliciani）[31]基于二者产业关联程度的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不存在明显的后向溢出效应，但存在正的前向溢出效应，且前向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邦格和高德尔（Banga&Gold⁃ar）[32]分析印度148个企业集团1980～1998年间的面板数据发现，服务业对制造业产出增长的贡献从1%增加到25%，使得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明显改善。

汉斯达（Hansda）[33]分析印度1993～1994年的投入产出表，发现服务业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服务业的增长对其他行业的增长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邦格（Banga）[34]认为，服务业增长不仅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对整体经济的发展具有倍增效应，而且产生大量的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特里盖那（Tregenna）[35]分析南非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发现，作为服务业的需求来源，制造业通过较强的后向关联效应在南非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服务业在创造就业方面具有尤其重要的作用。

就具体的服务行业而言，艾瑞克·王（Eric C. Wang）[36]用两部门模型测试中国台湾金融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外溢效应及制造业对金融服务业的外溢效应，由此证实二者之间存在双向溢出效应。布洛尔斯马和阿克（Broersma&Ark）[37]主要关注知识密集型商务服务业（KIBS）的扩散与信息通信技术创新之前的关系及其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发现任何其他行业购买知识密集型商务服务业的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品，都会影响知识密集型商务服务业的扩散程度，知识密集型商务服务业的扩散程度与信息技术的密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信息技术与知识密集型商务服务业的使用不仅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有积极贡献，而且这两种投入要素的结合更进一步促进了整体经济生产率的增长。

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获得了复苏性的增长，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将大部分服务功能外包，那么，制造业生产率的复苏是制造业内部重组的结果还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拉（Raa）[38]通过将服务投入减少至物质投入要素不变量的方法，分析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复苏的原因，实证研究表明，在将服务业生产率增长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幅度降低1/5，20世纪90年代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保持不变。

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能提高东道国工业企业生产效率，这种作用机制可以是追随性投资作用的结果，也可以是东道国投资制度改善的结果，或者是产业关联作用的结果。拉夫和鲁尔（Raff&Ruhr）[39]分析1976～1995年间美国对25个东道国投资的面板数据，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通常都跟随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原因在于生产性服务的多样性可以促使东道国制造业成本下降，使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也相应增加。费南德斯和帕诺夫（Fernandes&Pau⁃nov）[40]借助智利1992～2004年企业的相关数据，分析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效率的作用，研究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制造业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高史（Ghosh）[41]的研究表明，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准入限制越严格，东道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就越低。费南德斯和帕诺夫（Fernandes&Paunov）[42]分析智利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对智利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际影响，发现企业层面存在正向的固定效应，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前向关联可以解释7%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制造业创新，为落后企业提供了赶超工业领先企业的机会。

3.服务业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于服务离岸外包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问题，各种实证分析结果并不一致。文克勒（Win⁃kler）[43]分析1995～2006年间德国服务离岸外包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外包同时具有降低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劳动力规模的双重效应，离岸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就业的整体影响是负面的。阿米蒂和魏[44-45]得出的结论是，离岸服务外包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整体影响是正面的，由此文克勒得出的结论是，德国企业的服务离岸外包活动尽管提高了效率，但并没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失业人员的数量高于新就业人员的数量。

关于就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国外学术界一直存在较为激烈的争论。考兹科（Kozicki）[46]从产业角度分析发现，服务业生产率增长幅度的迅速下降，是导致美国经济自1972年以来整体生产率增长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随之而来并且具有增强作用的因素是就业比重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大幅度转移。区别于鲍莫尔（Baumol）[47]模型将服务业只作为终端需求以及欧特伦（Outlon）[48]模型将服务业完全作为中间需求的研究方法，佐佐木（Sasaki）[49]重点探讨在服务业既作为中间需求又作为终端需求的条件下，就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在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率低于制造业的假定条件下，无论劳动和服务投入之间的替代弹性有多大，制造业就业比重以及经济增长率都将下降。李和沃尔品（Lee&Wolpin）[50]针对美国服务业实际小时工资长期不变的情况，试图分析个人在行业间转换工作的成本问题，定义了一个两部门劳动力市场均衡模型，并对劳动供给和需求因素在服务业增长中的重要性做了量化分析，发现劳动力在部门间流动的成本非常高，如果劳动力流动成本一直为零，那么两部门的产出将在现有水平上翻一倍。艾成格林和古坡塔（Eichengreen&Gupta）[51]针对印度就业人数的研究发现，现代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加并不是对制造业就业的简单替代，事实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呈现相似的增长趋势，因此制造业不再是印度大多数劳动力转移的最终目的地，现代服务业也不再仅仅是少数熟练工人可选择的目的地，印度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国民生活水准的日益提高，既需要就业人员向制造业转移，也需要他们向服务业转移。

关于服务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马库纳斯等（Ilmakunnasetal）[52]使用芬兰就业人员和雇主的数据，分析服务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否为经济增长带来更多负担的问题，结果表明，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与企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一种驼峰形状的关系，不同服务行业的实证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结论是存在一种担忧，即劳动力老龄化与低生产率服务行业的扩张将会为经济增长带来双重负担，尤其是在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领域。

4.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外溢效应

不仅仅是服务业对制造业存在外溢效应，制造业对服务业也存在外溢效应。最新研究表明，制造业的贸易自由化对印度服务业的加速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直以来，国外学者普遍关注贸易自由化会促进制造业加速增长，却忽略了贸易自由化也会伴随着服务业加速增长的事实。德黑甲和帕纳格里亚（Dehejia&Panagariya）[53]分析印度企业层面的数据，发现由贸易自由化所引发的制造业增长本身对服务业的总增加值、工资、就业和员工效率都存在积极的外溢效应，尤其是对大城市的企业及为制造业产出提供中间服务的服务业（即生产性服务业）而言，贸易自由化所引发的接触中间投入品的程度越高，越容易导致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总增加值和员工效率的提高。

5.服务导向型经济增长与制造导向型经济增长的趋同性

布劳德佰利与古坡塔[54]对比分析了英国和印度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100年间产业结构的变化及其对本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三次产业中只有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显示出长期增长的趋势，工业和农业都没有显示出长期增长的趋势，由此表明印度近期迅速发展为服务导向型经济是有其历史根基的。盖里古、谷迪莱斯和塔波达（Gallego、Gutierrez&Taborda）[55]对哥伦比亚制造业和服务业创新与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会受到创新投资的正面影响。制造业的生产率受创新投资的影响比服务业受到的影响大，但是出人意料的结果是，就创新投资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而言，服务业要高于制造业。

二、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生产率：趋同还是背离

1.服务业与制造业生产率趋同的经验分析

近年来，国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研究角度：一是直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例如赛尔雅（Selya）[56]和理查德（Richard）[57]分别根据中国台湾和美国的样本数据，证实了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制造业集聚的形成；二是从二者的关联程度入手，考察是否存在“协同集聚”效应，例如安德森、[58]帝思迈（Desmet）[59]分别基于瑞典和美国的样本数据，证实了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有利于制造业集聚，而且在同一地理范围内的集聚程度往往高于制造业；三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出发，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集聚的传导机制，其中交易成本是中间环节，这一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克鲁格曼（Krugman）[60]。

关于服务业集聚的原因，技术相似性、商业周期效应、服务业特性、贸易成本等都是可能的因素。博安德和琼斯（Berard&Jones）[61]认为，不同国家间服务业绝对集聚的原因在于服务业企业所使用的技术具有相似性。格马和耐勒（Girma& Kneller）[62]对英国服务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服务业集聚的原因表面上可以解释为商业周期效应，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服务业具有较高的技术投资水平、更多接触新技术的机会、较强的技术吸收能力等特性。

在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的实证分析方面，布鲁哈特和特雷格（Brulhart&Traeger）[63]将熵指数分解为国家指数和状态指数，并据此对西欧的部门区位模式进行研究，发现西欧制造业的相对集聚度在上升，但地理集聚度呈现下降趋势。服务业总体上则表现出比制造业和农业更明显的地理集聚趋势，只有运输和电信行业同时表现出地理集聚度和相对集聚度下降的趋势。帝思迈和法夫尚普思（Desmet&Fafchamps）[64]分析美国各地区就业的集聚变化，发现就业总体上呈现明显的集聚趋势，服务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则呈现出扩散态势，这意味着服务业集聚是导致美国就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格雷海姆和基姆（Graham& Kim）[65]运用英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企业数据，在超越对数的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了集聚经济分析框架，发现制造业的集聚弹性为0.024，服务业加权后的集聚弹性为0.167，即服务业的集聚弹性高于制造业。

2.服务业与制造业生产率的地区差异

丹尼尔斯等（Danielsetal）[66]分别以欧盟10国和扩大后的欧盟15国的数据为例，通过比较分析验证欧盟成员国之间是否存在服务业量化结构的趋同性，结果表明，欧盟10国和欧盟15国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高端服务业的供应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长期来看，赶超是可能的，但只有在诸如市场竞争、更好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引入创新性服务业等驱动因素成为现实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安蒂帕（Antipa）[67]比较分析了美国、德国、法国、英国、荷兰1997～2005年的金融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生产率增长，发现美国整体上领先于其他各国，各国的金融服务业生产率非常接近，但欧洲四国整体的金融服务业生产率高于美国，商务服务业生产率的差异是导致美国在服务业生产率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的主要原因。

3.服务业与制造业生产率的行业差距

目前国外学者普遍认同的一点是，各服务行业之间存在显著的生产率差异。沃弗尔（Wolfl）[68]分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数据，发现服务业生产率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差异，其中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的潜在生产率相对较低。凯格诺和莫西里阿尼（Cagno&Meliciani）[69]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数据作为样本，分析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对劳动力系数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发现无论是国内的服务还是进口的服务都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同的服务行业对于非服务业技术变化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德雷姆斯（Dhrymes）[70]针对美国二战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展开比较分析，发现由于统计数据本身的局限性，并不能得出制造业生产率变化率显著高于服务业生产率变化率的结论，但主张学术界开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率的国际比较分析，理由是国际比较分析可以克服统计数据不足的问题。

各国生产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存在差异应主要归因于营利性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因克拉尔、蒂默和阿克（Inklaar、Timmer&Ark）[71]对包括澳大利亚、荷兰在内的7个主要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率和服务业生产率的比较分析发现，各国生产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存在差异主要归因于营利性服务业，而不是产品制造行业；澳大利亚、加拿大的营利性服务业生产率增长较快的原因与其低于美国服务业生产率有关，欧洲大陆国家的服务业生产率在1997年时与美国不相上下，但之后就一直远远低于美国；在要素投入方面，美国与其他国家存在较大差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更密集地使用信息通信技术资本作为投入要素。因克拉尔、蒂默和阿克[72]使用新的欧盟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国际比较（KLEMS）数据库中各国产出、投入和多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层面数据，分析不同国家间营利性服务业增长率的差异，发现尽管对信息通信技术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扩大普遍适用于解释所有欧洲国家和美国生产率的增长，但是不同国家在投入产出效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没有证据显示投入产出效率的变化与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或者接受大学教育的工人之间存在相关性，市场的自由进入一直都对通信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有积极影响，但对其他行业无此影响。

马霍尼、欧特伦和瓦斯（O’Mahony、Outlon& Vass）[73]构建了分销行业、交通运输业、金融和商务服务业三个营利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评估模型，比较分析了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的营利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发现1993年英国营利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其他三个国家低近40%，金融和商务服务业的生产率高于美国和法国，交通运输业的生产率低于德国，就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而言，营利性服务业生产率的发展轨迹不同于制造业，20世纪70年代英国相对于德国和法国在营利性服务业方面的位置不如制造业，相对于美国的位置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有所提升，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总体生产率增长幅度低于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幅度，英国营利性服务业投入和就业的增长率低于其他国家。

桑切斯和罗拉[74]使用37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1980～2005年间的数据，集中讨论产业结构向服务经济转变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对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分析表明，生产率较高的服务行业甚至可以同时创造较多的就业，生产率增长停滞的服务行业就不存在这种正效应。服务业增长与整体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同国家间的生产率差异缩小，显示出趋同的发展趋势，初期显示出较高的服务业专业化倾向的国家，在生产率增长方面显示出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营利性服务业的积极影响明显高于非营利性服务业。

三、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的启示

1.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研究视角的改进

（1）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研究。随着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究的深入，从空间布局视角探究两者相互关系成为最近研究的焦点。安德森（An⁃dersson）[75]对瑞典样本数据研究的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分布是制造业区位分布的函数，两种产业间存在“供应商—客户”关系是促成这种联动效应的主要原因。施瓦兹（Schwartz）[76]对以色列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区位分布进行数量统计，结论是商业服务、高科技服务以及高科技制造企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2）基于服务业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杰恩斯可等（Janeschek etal）[77]从服务生命周期的角度探讨服务业生产率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动态关系，填补了学术界关于服务业生产率与价值共同创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服务业生命周期模型的发展及其对服务业生产率影响研究的空白。研究表明，通过分析服务过程来分析价值共同创造的方法对于提高和测量服务业生产率而言至关重要，考虑服务生命周期的特性对于理解服务业生产率增长非常重要。

（3）基于增长极理论的研究。麦克吉（McKee）[78]认为，21世纪美国新增就业的70%发生在服务业，服务业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增长极理论分析，发现服务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持续稳定，在货币市场和保险领域构成了单独的增长极，服务业促进了国内外市场的经济增长及其变化。

（4）基于国际分工的视角。大部分学者从区域经济中服务外包对生产率影响的角度，分析离岸服务外包对制造业的影响。弗朗斯瓦和沃尔兹（Francois&Woerz）[79]分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数据，发现商务服务业开放度的提高客观上推动了某些制造行业发展，离岸商务服务业可以促进其成员国大多数技术和工艺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格马和高格[80]分析英国制造业服务外包的数据，发现服务外包的成熟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逐渐关注小型开放经济体，高格和汉利（Gorg&Hanley）[81]分析爱尔兰电子行业生产率的结果表明，国际服务外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带动生产率的整体提高，尤其是下游制造企业的生产率。

2.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演进趋势：共生、互动与融合

迪莱克和卡拉恩（Dilek&Carlaaon）[82]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前者是对后者的补充和支持，同时后者也依赖前者的发展。帕克（Park）[83]通过分析马来西亚、菲律宾等8个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数据，最终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

制造业与生产服务业之间是共生的关系，尽管这种相互依赖对双方而言并不对等。皮拉特和沃佛尔（Pilat&W lfl）[84]研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数据，发现服务业对中间投入的依赖程度远远低于制造业，澳大利亚、丹麦、意大利、挪威、瑞典等国中间投入对服务产出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大。他们分析1997年日本需求增加所导致的产出变化，得出的结论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在产业层面上存在相互依赖关系，对服务业或制造业最终需求变化的影响依赖于产业因素以及该产业在价值链中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呈现融合趋势，伯格[85]、霍威尔斯[86]、皮拉特和沃佛尔[87]的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内部呈现投入与产出服务化趋势，服务企业内部呈现制造化趋势，这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边界模糊化，融合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制造业的服务化（Servitization）与服务业的工业化（Industrization）。泡洛等（Paolo etal）[88]分析制造业产业结构与若干个生产性服务部门中间需求之间的关系，发现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会影响金融服务、通信服务和商务服务的中间需求程度。斯蒂凡尼和马丁（Ste⁃fanie&Martin）[89]指出，参与融合的企业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取融合产业中的价值创造，并通过这种产业间项目进一步强化价值链的融合趋势。在实证方面，安德森[90]基于垂直关联模型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下游产业，将制造业作为上游企业，提出了协同定位（Co-location）的结论，即二者互为对方的分布函数。

3.服务业与制造业生产率：研究方法的改进

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溢出效应的计量分析方面，常用的分析模型是面板数据模型、随机前沿模型、两部门模型等。近年来，国外学者在服务业的产出和生产率计量方面做了较多尝试，例如约翰（John）[91]提出用目标矩阵来测度服务业生产率，沃类恩（Vuorinen）[92]提出了“服务业生产率=产出质量和数量/投入的质量和数量”的计算公式。许多学者选择使用马姆奎斯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或者修改的马姆奎斯特指数来测量服务业生产率，多数学者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来测量服务业的生产率。近年来，国外学者在服务业产出和生产率计量方面做了较多尝试，研究服务业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在分析溢出效应所使用的计量模型方面有所改进，模型种类增多，分析的指标也有所增加。例如，纳瓦罗和卡玛邱（Navarro&Camacho）[93]创新性地结合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与马姆奎斯特指数研究西班牙服务业生产率的变化规律。

总体而言，国外学者较多地分析服务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将服务业和制造业作为单独的客体来看待，忽略了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双向溢出效应。同时，现有的关于服务业与制造业外溢效应的研究，大多采用静态法，对二者之间动态关系研究不足。

4.服务业与制造业生产率的演进趋势：整体趋同与个体差异

整体而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生产率呈现趋同的发展趋势。桑切斯和罗拉[94]使用37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数据，集中讨论产业结构向服务经济转变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发现服务业增长与整体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同国家间的生产率差异缩小，显示出趋同的发展趋势。

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存在不同轨迹。沃尔夫（Wolff）[95]首次将服务业划分为标准服务业（如通信业）、定制化服务业（如创意产业）和混合型服务业（如零售业）三类，使用1960～2000年美国服务业的产出、就业和资本存量数据，计量分析发现标准服务业生产率与商品制造业生产率的发展轨迹相同，定制化服务业的实际增长率为零，混合型服务业的增长率介于二者之间。

关于营利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国际差异的测量，已有的研究成果或者倾向于接近整体经济增长率，[96]或者接近于制造业增长率。[97-99]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率增长分析表明，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服务业的收益率非常低，但其他技术活动表明，在此期间服务业比制造业在技术创新方面更加积极。

5.对国内学者的启示：研究视角仍需拓宽

综上，国外学者相对于国内学者而言视野较宽，尝试用多种方法或者多个理论来解释服务业生产率或者增长的问题，国内学者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方面相对比较保守，大多数选用既有的方法或者只是在数据、模型方面有所创新，关注的问题仅限于服务业生产率的测算和外溢效应的测量，因此需要进一步开拓研究思路，拓宽研究视野，更多地尝试用多种方法或者多个理论来解释、研究服务业问题。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项目编号：12AZD019）、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完善市场体系与流通体制改革”（项目编号：14CJY00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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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 between Service Industry and M 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Com parative Research of Foreign Scholars——The Pointof Views Based on Productivity and Econom ic Grow th

LI Rui
（National Academy ofEconomic Strategy，Chinese Academy 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836，China）

Started from themain lines of productivity and econom ic grow th，the author reviews foreign scholars’research on the service sector and themanufacturing sector since 1990s.The author finds out that the service sector and themanufacturing sectorbecoming showed the tendency of symbiosis，interaction，fusion，while the productivitiesof the two sectors tend to general convergence and individual divergence at the same time，there exists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the service sector and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Comparatively speaking，domestic scholars are very conservative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empiricalmethods；mostof them choose the existingmethods or only make innovation in data ormodel；issues they are paying attention to are lim ited in 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vity and spillover effect；so the domestic scholars should adoptmore methodsand broaden their research scope.

productivity；economic grow th；convergence；agglomeration；spillover

F264.1

A

1007-8266（2014）12-0044-11

李蕊（1979-），女，吉林省洮南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产业经济等。

责任编辑：林英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