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史料推进梁启超研究——评夏晓虹《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文/席志武

夏晓虹先生与梁启超研究结缘于上世纪80 年代，至今已经有30 余年。这30 多年的时间里，夏先生相继出版了《觉世与传世》《阅读梁启超》等研究专著，还辑录了像《追忆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等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资料。如今，夏先生八年磨一剑，将自己从2006 年起至今的梁启超研究成果编定为《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东方出版社，2014 年出版）一书，既是对于过去研究成果的进一步推进，也充分说明了梁启超在夏先生学术生命中重要的精神归宿作用。

与作者1991 年出版的《觉世与传世》单纯地立足于文学史角度来考察梁启超的文学实绩不同，《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一书所给我们呈现的是更为多面、具体、真实的梁启超。它不仅考察了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家身份，从梁各个时期的政治活动来分析其后期的历史贡献，还分别从文学学术、社会启蒙、家庭教育、词典编纂等方面展示了梁在不同学术领域的成就。与此同时，作者还根据梁启超写给父亲的家信，突出了梁的忠臣孝子形象；通过对梁启超的书艺与彩笺的赏鉴，发掘出梁既精致又风雅的文人雅士形象。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各部分的内容主题明晰，层层相扣，充分展现了作者对于梁启超研究的深化，并从一个全新的高度对梁启超作了总体性把握，为读者呈现了梁启超丰富多样的精彩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丰富的视角堪称是本书最突出的一大特色。作者依据上述内容，做出总结认为，梁启超就是“一位不能忘情于政治的学者”。这也正好呼应了本书的书名《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注重新材料的搜集，堪称是本书的第二大特点。一如该书“小引”部分所言，“新史料的出现实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我遇到了好时机，而且没有错过，由此成就了这本书中的大半篇幅。”该书所面对的新材料，有来自拍卖公司的拍卖品，有来自北大图书馆收藏的奏折，有台湾学者的编著本，也有来自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政论手稿，等等。正是出于一位学者对于新史料的敏感度和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作者不仅对新发现的诸多材料作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并且还据此推进了当前的梁启超研究。

最后，本书的研究方法也颇具特色。众所周知，学界对梁启超的评价历来都存在较大分歧，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梁启超，作者提出：“我自己考虑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不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前人，而应该设身处地，回到历史现场。”只有将新材料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当中，文本才能获得它的真正意义。由此可以说，本书所面对的那些新材料，都是凝聚着丰富的历史意识形态的一种场域。事实上，梁启超所有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念，都直接呼应着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历史时代要求。他的流质易变，也正说明他内心在与那个激烈动荡的时局作激烈的思想挣扎。因此，作者提出“回到历史现场”，可以说对于我们反省之前的研究路径，以及今后更好地从事学术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这种新方法，始终贯通于《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全书，成为本书的第三个重要特点。

在该书的最末，作者在《寻找梁启超澳洲文踪》一文中说：“与梁氏结缘二十多年，探寻其在世界各地的踪迹，几乎已成为本人出游的题中必有之义。”这句话深刻地表明了作者作为一名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梁启超的执著热爱。这既像是作者在温情地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又似乎在明确地告诉读者她个人的精神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