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对领导干部特权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

□陈小林 许 立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科研管理部，江西南昌 330002)

毛泽东同志作风建设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旗帜鲜明地反对领导干部享受特权。他不仅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而且在理论上有许多重要论述，在实践上推行了许多重大举措。认真重温并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反特权思想，对当前正在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增强宗旨意识和群众感情，确保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健康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教育和示范意义。

一、反对特权像一根红线始终贯穿于毛泽东作风建设思想中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P262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除了忠实地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外，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利益，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阶级政党的重要标志，也是对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在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先后提出了许多反对干部特权化的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作风建设的理论。

早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就在军队中建立起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2］P21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了旧军队雇佣关系。毛泽东还在工农革命军中先后提出并实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2］P49，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过不断修改完善，一直沿用至今。当时，党员干部没有特权，秉持的革命理念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打仗要冲锋在前，做事要成为表率和模范。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随着根据地政权的巩固，毛泽东根据新的形势，进一步丰富了反特权思想。其中，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3］P809。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又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3］P1094－1095

在中国革命即将迎来最终胜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针对党内可能会滋长出来的不良风气，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4］P1438。

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对干部队伍建设一如既往严格要求，从干群关系视角提出了许多反对干部特权的重要论述。比如，他在1956年11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说，我国县委以上的干部就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5］P197。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一文中又指出:“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打掉官气。”［6］P355次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规定干部下放参加农业、工业、交通等行业的劳动，要求下放干部要服从所下放的单位领导，同工农群众同甘共苦，向工农群众学习，成为群众的知心朋友。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第二次会议上，要求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他指出，“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的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6］P378。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大力倡导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将军下连队当兵等制度，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干部特殊化问题。他认为:实行这样的措施，“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7］P293;使我们的干部“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7］P294。1963年5月，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他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看作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所有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成为生产能手。1964年，毛泽东强调“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8］，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根本性的大事，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二、毛泽东反对领导干部特权化的举措

毛泽东一生忧党忧国，毕生为了建设一个理想的新中国而奋斗。在他的理想中，中国是个不再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不再有国内外反动派欺压无产阶级劳动者，是个劳动人民从此当家做了主人的新中国!因此，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月还是在党执政后，他对少数领导干部谋取特权的现象始终深恶痛绝，同各种特权行为做坚决的斗争。

(一)身先示范，反对特权化

毛泽东从来都把自己当作普通一员。1928年3月和8月，井冈山遭受了两次血雨腥风的洗劫，一些人产生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为了坚定根据地军民的必胜信心，毛泽东开始了对武装割据这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没有遇到过的理论问题的研究。他白天搞社会调查，晚上看书、读报、写文章。按军部规定，毛泽东晚上办公点灯可以用三根灯芯，但为了省油，他坚持只用一根灯芯。警卫员担心长此下去，毛委员的视力会搞坏，因而每到天黑，就在灯里加上两根灯芯，可毛泽东一进房，就悄悄地挑开了两根。就在这微弱的灯光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光照神州的著作，全面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在瑞金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同样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1934年春，中央苏区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加剧，为了补充实力，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扩红运动，红军队伍的扩大，对粮食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粮食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为支援前方红军，临时中央政府开展了节约粮食运动，毛泽东带头提出每天节约二两米。由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身体力行，广大群众也投身节约粮食运动，从而节约了大量粮食支援红军，保证了前方军粮的供给。［9］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时，条件异常艰苦。1939年冬，留守兵团负责人萧劲光为毛泽东单独添加了一床棉被、一套新棉衣，毛泽东断然予以拒绝，他说，“我现在若要搞特殊，人家群众就会不相信你，他们就会说你不是真革命者，是蒋介石，是皇帝”［10］。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在党内立下六条“规矩”: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表明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把党执政后反特权、防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

建国后，毛泽东依旧过着简朴的生活。1959年底，毛泽东考虑到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馑的严酷现实，召集身边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11］P316在国家最困难的日子里，毛泽东曾经几个月没吃一口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子马齿苋或炒菠菜。无论是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还是在经济发生好转的日子里，毛泽东都始终保持着生活简朴，他穿的衣服、鞋、袜，补了又补，缝了又缝，常常是补丁摞补丁。他公私分明，日常生活支出都是用自己的工资和个人稿费，从来不占公家便宜，不搞特殊。［11］P316

毛泽东不但不为自己搞特殊化，也同样不允许亲属、子女谋取特殊待遇。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的舅家文家，常有人到北京探望毛泽东，回去之后有些人则以自己是毛泽东的亲属自居，骄傲起来，不服政府管。为此，毛泽东致信地方党委、政府，强调他的亲戚不能有任何特殊待遇。他在信中说:“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受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12］P481毛泽东的妻舅杨开智希望到北京工作，他给杨开智写信道:“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12］P343。毛泽东非常喜欢小女儿李讷，但他也是按照政府的规定，要她到学校吃饭，星期六回家也不许用车子接送。［11］P1357朝鲜战争爆发后，新婚不久的毛岸英请求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很多人劝阻毛泽东不要让毛岸英参军，毛泽东却回答道:“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11］P319毛岸英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并担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然而入朝参战才34天，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司令部突遭美军空袭，毛岸英以身殉国，年仅28岁。由于干部子弟特殊的家庭地位，尤其是有些是革命先烈的后代，处处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关照，而有的则变得不自觉。对此，毛泽东经常给予警告。1959年6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就专门讲到:“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13］P130。

(二)加强教育，抵制特权化

革命战争时期，为了抵制特权意识，加强廉政思想建设，防止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毛泽东着重从五个方面开展这项工作。一是从理论上努力探索。毛泽东先后写了《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为人民服务》等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内容的重点之一是进行防腐反特权思想教育。二是开展整风运动，教育党员和干部。从1942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整风运动，除把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作为中心任务外，还把反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作为重要内容。三是以史为鉴开展防腐反特权教育。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一文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3］P947四是抓典型树榜样，进行思想教育。毛泽东同志先后树立白求恩、张思德等榜样，号召党员、干部、群众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五是倡导“三大作风”。提出了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以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方针来开展反腐反特权教育的一整套思路。注重思想教育，是毛泽东抓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个特色。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我们党坚持不懈地进行以上几个方面的教育，提高了边区党政干部的思想素质，筑起了拒腐防变的思想长城，为纯洁革命队伍奠定了思想基础，增强了拒腐防变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有关制度的不完善，在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部门中滋长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这不仅给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严重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腐蚀了少数干部，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1951年11月30日，中央根据同年秋季全国工农业战线开展的爱国增产运动中揭发出的大量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的贪污行为，注意发现、揭发和惩处。12月1日，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普遍地检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12月8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此后，一个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普遍地开展起来。“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反腐败斗争。“三反”运动遏制了党进城以后出现的少数干部搞特权谋私利和腐败现象，挽救了许多犯错误的干部，极大地巩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三)从严整治，消灭特权化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处理党员干部搞特权化问题上一向毫不留情。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3个月后，中央苏区就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当时一批反腐大案都是中央领导亲自抓的，比如谢步升案，谢步升是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运水牛到白区出售，为了谋财，他甚至还秘密杀害了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部队的一名军医。对谢步升案的处理，毛泽东同志曾经严肃表态，他说:“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处决谢步升的枪响划过瑞金城西，震撼了整个苏区，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声反腐败的枪响。数年后，延安也发生了一起震惊党内外的恶性案件，这就是1937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生的黄克功逼婚案。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讨论，决定将黄克功处以死刑。这件事被称为“黄克功事件”。毛泽东当时非常愤怒，很快作了批示，并于10月10日给当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的雷经天写了一封信，严肃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14］P39

延安被称为革命圣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干部和群众之间是平等和谐关系，干部上下级之间也注重平等。高级干部生活清贫，能与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任何特权。毛泽东在1942年曾指出，“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在团结全体人民，奋不顾身地向前战斗，推翻民族敌人，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绝无私利可言。”［14］P395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写道，“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党方面禁绝了渎职现象，促使官员和群众融洽相处，党、军的纪律原则简单务实，而且贯彻得十分得力”，“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可不简单”。［15］

建国后不久，党内少数领导干部出现了贪污腐化，谋取私利现象，先后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就位列其中。案发前，他们的副手、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几次当面规劝他们，可刘青山却大大咧咧地说:“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1952年全国的“三反”运动进入高潮，各地都抓住了一些“老虎”，刘青山、张子善也案发，毛泽东听取了刘青山、张子善案情的汇报。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张子善成长的黄敬同志请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向毛主席转告他的请求:考虑刘张二人过去对革命有功，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1］P319刘、张被处决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对领导干部为官清廉、严守党纪起到了极大的警示作用。事隔40年后，薄一波在《若干重要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论及此事时说，“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上面”［11］P。

(四)完善制度，防范特权化

如何才能抑制共产党内可能出现的特权、腐化现象，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历史周期率，形成反腐倡廉、保持内在健康活力的机制?早在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时就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6］。

反对干部特权必须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权力如果不受制约和监督，必然走向腐败。毛泽东建议让人民来监督政府，领导干部才不敢搞特权化。从实践层面看，毛泽东创立了民主监督的有效机制，包括:一是党内监督。由毛泽东主持的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在“党的监察机关”一章中，对党的监察机关任务、职权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提议成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党内违纪现象进行严肃查处。二是民主党派的监督。主要包括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监督。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表示，“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3］P335。三是群众监督。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政权就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三三制”政权是由人民选举、参政议政并受人民监督的民主政权，为反腐斗争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它是受人民监督的政权，保证着人民对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监督和制约。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建立和健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主张建立人民来信来访制度以及新闻舆论的监督。这些理论主张在今天来看都是很重要、很正确的。

三、毛泽东反特权思想的当代价值和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17］P83。毛泽东同志的反特权思想及实践，是我们党在历史上同封建特权思想、同腐化堕落行为作斗争的智慧结晶，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反对领导干部特权化，进一步建立健全反腐倡廉长效机制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着眼于为防范和打击特权行为奠定思想基础，进一步强化公仆意识教育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反对特权在行为上的集中体现。公仆意识与特权思想是两种对立的思想意识，做人民公仆就必须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特权思想落实在行动上也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特权问题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什么是特权?顾名思义，就是法律、制度规定之外的特殊的权利，是一般人不能享有的权利。特权的存在，无疑与公平、正义的要求相对立，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权力本质不相符。特别是当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也就是说公共权力变成了特权时，就会滋生腐败。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反腐败必须先反特权。当前，要着眼于防范和打击特权行为，把进一步强化公仆意识教育作为重要前提，教育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牢记党对干部的要求;牢记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

(二)着眼于为防范和打击特权行为提供法制保证，进一步完善法规制度建设

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党员干部手中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而权力具有天生的腐蚀性。防止权力滥用要靠思想教育，更要通过建立各项制度加以约束。在党的建设中，党始终坚持与官僚主义、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及腐败行为进行斗争，尽管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究其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机制。不过，我们欣喜地看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倡廉力度，从抑制、反对领导干部特权入手，相继出台了许多实实在在强有力的措施，如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巡视组的高调亮相、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党政机关反对浪费厉行节约条例》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的颁布施行，对今后防范特权、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顶层设计。

(三)着眼于为防范和打击特权行为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进一步强化监督制约机制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就指出:防止国家政权机关为了追求特殊的利益从公社的公仆变成为社会的主人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对勤务人员实行公众的监督。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作为执政党，我们党要始终保持肌体的纯洁与健康，就必须通过多种渠道的监督来明确权力的界限，防止权力滥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一些地方执行纪律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状况，才能确保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能按照党的各项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四)着眼于“治标”“治本”相结合、“治标”为“治本”争取时间，进一步推进“老虎”“苍蝇”一起打

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做到有案必惩、有腐必查。2013年6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同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紧密结合起来。在解决“四风”的问题上，中央特别提出了“七个着力”、“八个统筹”。“七个着力”即着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着力控制“三公”经费支出，着力整治跑官要官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着力解决吃拿卡要问题，着力解决接受会员卡、商业预付卡问题，着力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各种节庆、论坛、招商会、国际性会议泛滥等问题，着力制止滥建楼堂馆所问题;“八个统筹”即要统筹制定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秘书配备、公务接待、警卫、福利、休假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落实不赠送、不接受礼品的规定，切实解决违反规定和超标准享受待遇的各种问题。“七个着力、八个统筹”，字字点中要害，既具体，又实在，让全党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央整治党风政风，消除领导干部特权的希望，看到了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和信心。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材编审委员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简史［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7.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8］刘萍.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J］.前线，1966(1).

［9］杨荣彬.毛泽东在瑞金［J］.党史文苑，2008(13).

［10］孙国.萧劲光组建红色“御林军”留守延安［J］.党史纵横，2010(8).

［11］赵云献.毛主席建党学说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2］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3］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沈传亮.中共历史上的反特权［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7).

［16］史全伟.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N］.北京日报，2011－04－11.

［17］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