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长冈乡、才溪乡调查是倡导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

2014-02-05 15:28蒋伯英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14年2期
关键词:苏维埃苏区红军

□蒋伯英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福州 350001)

一、长冈乡、才溪乡调查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思想作风

1933年11月,毛泽东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和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展开深入的苏维埃建设和社会经济调查,写出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在这两个乡的调查,是他一贯倡导的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

毛泽东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赣南、闽西创建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不只是单纯的军事斗争,更承担起了农村根据地建设、经济危机的化解、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安排等一系列生存与发展的重大民生课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并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成为了革命成败与苏维埃政权能否坚持下去的关键。

面对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问题,毛泽东深感要做好党的领导,必须到群众当中去做调查研究。毛泽东特别强调,做好社会调查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第二是开调查会”。[1]P15-16“眼睛向下”,就是到群众当中去,就是要坚持群众路线。

毛泽东要求红军各级党的领导每到一地“必须经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因为红军行动如行云流水,所到之地皆不了解当地情形,“若不调查则一切决定必不能切合当地群众需要”。[2]P762-763《古田会议决议》更是把调查研究列为克服唯心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武器,要求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借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了实际调查,便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2]P807-808

在此前后,在创建中央苏区戎马倥偬的艰难岁月,毛泽东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仅1930年5月至11月,毛泽东在短短7个月内,先后写出了《寻邬调查》、《兴国调查》、《分田后的富农问题》等8篇调查报告,达14万余字;特别是他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从而在理论上创立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33年前后,“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峰。“左”倾错误指导的第五次反“围剿”初战即溃,却又不顾群众民生需求而提出所谓“创造百万铁的红军”口号,试图以官僚主义的政治动员替代脚踏实地的群众工作,诋毁人民群众对苏区建设的贡献和支援前线的牺牲精神;对战争条件下的经济建设提出质疑,甚至指责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毛泽东到长冈乡、才溪乡调查,是要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到苏维埃建设的第一线作调查研究,获取第一手实际的材料与数据,回击一切机会主义的诽谤。正如毛泽东在调查结束以后说:“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3]P277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长冈乡、才溪乡调查给了他这样有力的武器。

毛泽东何以选择这个时机作调查?又为什么选择到长冈乡、才溪乡调查?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为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作准备。1933年6月8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毛泽东负责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长冈乡、才溪乡调查就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

第二,总结典型经验,指导苏区建设。长冈乡、才溪乡是中央苏区的模范乡,在苏维埃建设的各项工作中作出了非凡的业绩,特别是在政权建设、经济与文化建设以及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扩红支前等方面的成就突出,创造了开展群众工作的丰富经验。通过调查研究“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3]P276

第三,回击“左”倾错误对苏区建设的否定,批判脱离群众、以政治口号代替民生建设的官僚主义作风,纠正党内存在的轻视经济建设、轻视民主和民生问题、轻视群众路线等错误倾向。

很明显,毛泽东选择长冈乡、才溪乡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在于总结和发扬他们的经验,“供给一切落后的乡苏、市苏以具体的榜样,使他们的工作提高到先进乡苏、市苏的地位,团结千百万群众于苏维埃的周围,争取一切苏维埃工作适合于粉碎敌人‘围剿’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目的。”[3]P277这就体现了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他用自己的行动和丰富理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崇尚实践、不尚空谈和密切联系群众、拜群众为师、为群众谋利益的行为准则。

二、长冈乡、才溪乡调查及其主要成果

长冈乡、才溪乡是赣南、闽西最早传播马列主义和建立党组织的乡村之一。大革命失败以后,特别是从1929年开始,毛泽东率领红军第四军在赣南、闽西创建中央苏区,开展武装斗争。长冈乡、才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和苏维埃政府,在土地革命和政权、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中获得了胜利成果。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和经济生活改善,激发了扩红支前和参军参战的热情,绝大多数青壮年男子毅然走出家门参军参战或参加各种革命工作,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特别是,人民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政府和区、乡干部,与人民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密切联系群众,以人民公仆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赢得了群众的信赖和拥护。长冈乡、才溪乡各项工作名列前茅,成为了中央苏区著名的模范区。

1933年11月中旬,毛泽东带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前往江西兴国县长冈乡,进行了为期7天的调查;随后又转往福建上杭县才溪乡,展开了大约五六天的调查。毛泽东在这两个乡的调查研究,方法差不多,分别召集了有乡干部、工人代表、农民代表、耕田队长等各类代表人物参加的各种座谈会,特别在听取了长冈乡、才溪乡苏维埃政府干部、苏维埃代表和贫农团干部的口头汇报后,先后于11月18日、11月26日写出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这两篇著名的调查报告。

《长冈乡调查》3万多字,共20个部分,内容涉及苏区建设的各个方面,例如政治区划及人口、代表会议、选举工作、各种群众团体、群众生活、公债推销、合作社运动、社会救济、卫生运动、妇女儿童工作,等等。《才溪乡调查》有7个部分,约1.2万字,涵盖的内容与《长冈乡调查》大致相同,但是也体现了才溪乡的特点。

以《才溪乡调查》为例,才溪乡在苏维埃建设、扩大红军和经济建设三个方面的内容特别引人关注。

关于苏维埃建设。才溪乡政府换届选举,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扬民主,尊重群众意愿。从《才溪乡调查》可以明白,由于才溪乡泥水工人占很大比例,苏维埃代表的工人成分于是比上一届大幅增加;才溪乡因为青壮年男子大部分参加了红军和政府工作,选民以妇女为主,因此妇女代表的比例也比上一次选举大幅增加,由30%增加到60~65%。正因为代表成员充分体现了广泛的群众性,人民群众踊跃参选,参选比例高达80%,甚至行动不便的老人也“撑着棍子到会”。对候选人实行公开张榜民主评议,选民们对候选人分别批注“好”、“不好”、“同意”、“消极”,甚至注有“官僚”二字。被批评人或者是自私自利者、或者是“不顾群众利益”和工作消极者。显然,才溪乡的选举充分体现了民主制度和群众路线,获得了群众的拥护。所以毛泽东评价说:“上下才溪的选举一般是成功了的”,“成为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3]P327

关于扩大红军。这是毛泽东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央苏区正在全面动员参军参战,投入紧张激烈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问题在于如何动员,如何保障红军家属的生产生活不受影响。通过调查,毛泽东获悉才溪人民踊跃扩红参战,上才溪乡当红军和外出工作的青壮年男子达88%,下才溪乡达70%。才溪乡的扩红经验,决不是单纯地作空洞的政治动员,而是通过充分宣传鼓动,“废弃一切强迫办法”,健全并加强地方武装;特别是“充分地优待红军家属”,是“使群众欢喜并且安心留在红军部队的一个根本工作”。经过这样的调查,毛泽东从群众利益和群众观点的立场上得到结论:“这样大数量地扩大红军,如果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只有拿经济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

绩。”[3]P329-330

关于苏区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是毛泽东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国民党经济封锁环境下,苏区经济困难重重。究竟在战争环境下能不能开展经济建设?是当时中共党内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对才溪乡的劳动力、消费合作社和各种劳动合作社、群众生活、市场物价、公债发行等各方面的社会经济情况作了深入调查。结果令他欣慰和振奋。

才溪乡的大部分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上了前线,或者参加革命工作去了,留在家乡的大多是妇女和老人儿童,但人民群众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组织了各种耕田队、合作社,调剂劳力,开垦荒地,展开劳动竞赛,创办了全苏区最早的“劳动互助社”,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粮食不仅够吃,而且有余,生活水平比革命以前明显提高。苏维埃政府不只是政治宣传,也讲经济建设,而且不强迫群众,使大家充分了解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才溪乡调查》中指出:才溪乡通过广泛发动群众,把政治动员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组织全乡群众的经济生活,极大提高了经济上的组织性,“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而“这种经济战线上的成绩,兴奋了整个群众,使广大群众为了保卫苏区发展苏区而手执武器上前线去,全无家庭后顾之忧”。[3]P340

同样,长冈乡的群众工作也十分出色。由于苏维埃干部紧紧依靠群众,帮助群众克服困难,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竭诚拥护。人民群众踊跃参加红军和苏维埃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非凡的成绩。毛泽东指出:“长冈乡工作的特点,在于能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结果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任务,并且争取了最快的速度”。毛泽东高度赞扬长冈乡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经验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3]P304

总之,长冈乡、才溪乡调查得到的经验表明,革命战争的胜利不能单纯依靠政治动员,只有加强苏区经济建设,提高群众生活,取得群众的真诚拥护和支持,革命才能成功。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这一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如像说国内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如像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如像说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说扩大红军便没有人生产了。”[3]P340

三、长冈乡、才溪乡调查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毛泽东的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对当时盛行的“左”倾教条主义作了严正的回击。他以长冈乡、才溪乡这样的模范和典型,指导中央苏区各项建设,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来看,毛泽东长冈乡、才溪乡调查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树立了榜样。

毛泽东在结束了长冈乡、才溪乡的调查以后,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瑞金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把《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印发给参加大会的代表。毛泽东推荐这两个乡的经验,着重于倡导实事求是和党的群众路线,以及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典型意义。大会期间,毛泽东为大会所作的结论,特别以这两个乡的经验为例,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作了精辟的论述。这个结论的一部分,就是毛泽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可以认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坚持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的姊妹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则是这姊妹篇的续篇,将党的群众路线作了更加深入和透彻的论述。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打退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因此,如何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并取得胜利这一中心任务,成为各级苏维埃政府不可回避的问题。毛泽东的主张是只有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以长冈乡、才溪乡的模范典型为例,阐明了当时条件下实行这一群众路线的内容和方法。首先是关心群众生活,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4]P136同时,毛泽东批评汀州市政府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只是片面地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所关心的柴米油盐问题却不闻不问,以致引起群众不满,扩大红军和运输队的任务也难以完成。毛泽东说:“江西的长冈乡,福建的才溪乡,扩大红军多得很呀!”才溪乡100个人中有80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得很多,“其他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什么理由呢?”就是因为苏维埃政府关心并切实帮助群众解决生活问题,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我们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4]P137-138毛泽东强烈地呼吁,必须和群众在一起,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如果能够这样做,“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毛泽东把群众比作铜墙铁壁,只有“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4]P138-139

其次是实行群众路线的方法。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担负着组织革命战争和改良群众生活两大任务。要完成这两大任务,必须解决一个方法问题。如果只讲任务而不讲方法,结果还是不能成功。这个方法就是反对官僚主义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就是反对命令主义而采取耐心细致的说服方法。一句话,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方法。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上述结论,在许多方面依据了长冈乡、才溪乡调查所获得的生动材料,并且把长冈乡、才溪乡坚持走群众路线同汀州市政府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不同结果作为对照,肯定与宣扬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这样的阐述,把长冈乡、才溪乡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各苏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的长冈乡、才溪乡调查及其调查报告,不仅在当时对于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和指导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历史上,也一直有着重要影响。

长冈乡、才溪乡调查不只是一次普通的社会调查,而是延续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贯彻和坚持了“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长冈乡、才溪乡调查也不仅仅是浮光掠影、走马看花那样做一篇表面文章,而是通过对长冈乡这个“苏区工作的模范”和才溪乡这个“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的深入调查,获得“发言权”和“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那种以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4]P140

长冈乡、才溪乡调查虽然已经过去80年,但是其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人注重调查研究的精神是永存的,在今天和将来仍然有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长冈乡、才溪乡调查体现了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解剖典型,树立榜样,为制订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客观依据,反对形式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体现了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始终代表人民利益的群众路线。这样的精神应当永远发扬和光大。

[1]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3]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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