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赌咒之书
——浅谈《呼啸山庄》和《金锁记》中的母亲形象

李晓乒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母亲的赌咒之书
——浅谈《呼啸山庄》和《金锁记》中的母亲形象

李晓乒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张爱玲与艾米丽·勃朗特作品中都展现了独特的母亲形象。在《呼啸山庄》和《金锁记》中，发现两位作家均以其特有的方式塑造了恶母形象。两位女作家因为生平遭际，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传递了她们对母亲所怀有的和而不同的情愫。

《金锁记》 《呼啸山庄》 母亲形象

弗尔达姆在《荣格心理学导论》中指出，母亲是作用在女性身上的一种原型，被这个形象附身的每个妇女都会因此而自以为被赋予了爱和理解的力量。美国批评家古尔灵等人将母亲原型分为“慈母”与“恶母”两个形象。前者代表“大地母亲的肯定方面”，“与生命本源、诞生、温暖、滋养、繁衍、成长、充裕相联系”；后者与“大地母亲的否定方面”关联，意味着淫荡、纵欲恐惧、危险、黑暗、肢解、阉割、死亡等无意识内容。

我国近代小说《金锁记》和英国十九世纪小说《呼啸山庄》都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恶毒母亲的形象，但两部小说塑造的方式不同，《金锁记》的曹七巧是形象扭曲的恶母；《呼啸山庄》中的则是被艾米丽掩藏在小说文本之下的施咒的母亲。通过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张爱玲和艾米丽·勃朗特表现了对母亲的同中有异的情感体验。

一、异化、扭曲的母亲——《金锁记》

张爱玲用苍凉的笔调塑造了一系列母亲形象。而这种形象一反讴歌母亲的慈爱、善良的传统，表现出对传统文化定位的反叛与消解,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更是恶母形象的典型。曹七巧是一位被异化而扭曲的母亲。金钱的束缚、不和谐家庭的重压、禁锢的欲望是造成曹七巧异化的三个主要原因。

金钱是导致曹七巧扭曲变态的重要因素。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金钱，这个命运摇曳的女性在一个没有立足之地的大家庭里做着极端的挣扎。为了钳制儿子，他驱使儿子吸食鸦片、逛窑子。为了女儿的不离开，她不惜牺牲女儿的终身幸福。金钱至始至终操控着曹七巧的一生，导致最后的飘零命运，鸟兽散的悲剧结局。可怜深陷在金钱泥淖里的曹七巧“把自己锁在黄金的枷锁里，不给自己快乐，也不让子女快乐”（夏志清语）。金钱扭曲了她的情感，更吞噬了她的母爱，剩下的只是自虐与虐他的疯狂。

不和谐的家庭是促成恶母曹七巧的外在因素。张爱玲笔下的父亲多是不完整的、有缺憾的。父亲的隐匿带来的焦虑恐慌，给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的存在提供了借口。一个先天不足的丈夫，身体有缺陷，在家中没有言语的地位，空有一个少爷的虚位，却也是被这个封建家庭所禁锢的没有思想的可怜虫。这个时候，有自我觉醒的曹七巧，只好抓住儿女的救命稻草。

在张爱玲的笔下，母性除了被金钱、现实的压迫所蒙蔽之外，性欲的压抑也是使其丧失母性并渐至变态的一个深层原因。曹七巧的变态和她长期的性压抑不无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人有死的本能，死的本能主要表现为求生的欲望，当它向外表现的时候，它是仇恨的动机，成为侵犯、破坏、征服的动力。曹七巧可能正是由于丈夫的缺陷，中意她的男人又在这个大环境下对曹七巧留一份余地，拒绝了她之后的亲近。这样一个可怕的母亲——她用卑劣的手段去探听儿媳的私事，不加确证，竟然在众人面前大肆渲染、诽谤、嘲笑。可以说随着她的窥淫欲与施虐欲疯狂地增长，性的变态使她完全丧失了母性，甚至泯灭了人性。直到这一步，曹七巧已经失却母性，失却一个传统意义的母亲该有的道德底线，而是沦为卑劣的母亲。

就是如此，让这个有自觉性，需要在社会上获得地位的女人一步步沦为众人厌弃的妇女。也让作为母亲的曹七巧，如同咒语般给儿女们的人生留下无法磨灭的痕迹，让他们的人生也如同自己的母亲一样，笼罩在灰色的阴霾中，在穿越二十几年的迷雾中，在同一轮皎月下惨惨戚戚。

二、消失母亲的赌咒——《呼啸山庄》

不同于《金锁记》，《呼啸山庄》中的母亲被艾米丽·勃朗特隐藏在了文本之下，仿佛诅咒一般折磨子女。首先，《呼啸山庄》是缺乏一个完整的母亲形象的；但是作者又无意中让众多人物和自然因素担负起母亲的责任；不过一切都是徒劳，早在小说的开篇，母亲就已经给这些荒原的孩子确定了没有家庭的幸福的纠结人生。

《呼啸山庄》中缺少一个完整的母亲形象。正如艾米丽三岁丧母，一生没有母亲的呵护、陪伴一样，《呼啸山庄》的孩子们也是他们各自母亲在世界上孤独的弃儿。小说中凯瑟琳和亨德莱也在希克历来到的第三年，失去了欧肖太太。甚至，连哈里顿、小卡茜也是孤儿。只有伊莎贝拉的小林敦有过十二三年与母亲共同生活的经历。可作品中关于此仅有一段吝啬的描写：他总是在怯懦中怀念儿时趴在母亲腿上度过一个下午的经历。而主人公希克历的一生则被奈丽直接描述成一段“杜鹃的历史”，即一段弃婴的故事。但是，难道《呼啸山庄》的这些孩子们的故事不都也是“杜鹃的历史”吗？

无疑，缺失的母亲是艾米丽自己的伤痛，也是小说人物的命运，但《呼啸山庄》同时又尝试着各种对母爱的追寻。于是《呼啸山庄》中出现一系列母亲原型的具象，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比如具体的人：女佣人丁恩·奈丽，凯瑟琳，小卡茜；具有象征意义的荒原大地。

丁恩·奈丽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之一，她经历了故事两代人的风云变化。奈丽以她特有的母性情怀和丰富的同情心关怀着这些没有母亲的孩子们。她对希克历的情谊不可磨灭，是她照料得了麻疹的希克历，是她在圣诞之夜将孑然一身、自甘堕落的希克历打扮一番。也是她抚养了小哈里顿和小卡茜。奈丽似乎是博大的公正与宽容的象征。虽然不喜欢初来乍到的希克历，但在照顾出麻疹的希克历时，她也表示喜欢希克历的坚忍。即便她看不惯凯瑟琳的烈性和自私，但也总是充当凯瑟琳内心的倾听者，并伴其一生。

美国评论家罗多西·凡·根特（Dorothy Van Ghent）提出了《呼啸山庄》中“两个孩子的”的意象的体现和颠覆。一个披着金发的女童和一个黑发的男童，他们具有某种亲缘关系，生活在共同的博爱之中。金发女童理应为男童带来欢乐。金发女童成为黑发男童的“守护者”。小说中，希克历与凯瑟琳，小卡茜和小林敦都是其表现。而凯瑟琳爱着受人欺凌和冷落的希克历，小卡茜也是百般不舍地爱护着懦弱而卑劣的表弟林敦。那么这两位金发女孩，也就充当了母亲的角色，给予两个无母的男孩安慰。

荒原是母亲的另一个象征。希克历一面承受着亨德莱给他带来的苦役和耻辱，又忍受着同伴凯瑟琳和林敦家交好而变成一个高高在上的千金小姐对他冷落疏忽的事实，唯一能给他安慰的便是无尽的荒原。直到后来复仇成功的希克历也总是喜欢一个人漫步荒原。希克历成为“大地的孩子”，享受自然的馈赠与爱抚。

话锋回转，无论是女仆人丁恩·奈丽，金发女孩，还是包容万象的荒原大地，无论这些因素以何方式为主人公们撑起天使的翅膀，早在小说开头，艾米丽已经以恶母的名义为孩子们下了赌咒之书。

艾米丽费尽心机地将自己掩藏在小说的面具后面，用一层又一层的转述为自己的声音找到安全的发声筒，这便是前人早就确认的洛克乌存在的意义。小说的第一叙述者洛可乌的许多精神气质是与希克历相吻合的，他们有一种感情上的共鸣。

如他自己所说，“我凭着本能，知道他这种矜持是出于厌恶别人的卖弄感情……我是一味拿着自己的性格往人家身上堆。……我倒是希望我这种脾气倒是罕见啦。我那亲爱的母亲老是说，我永远也别想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果然，在这个夏天我证实了我根本不配有。”此处是洛克乌见到希克历的内心活动，和对希克历性格的猜测。艾米丽当然是惜字如金的，洛克乌后来的话证实了他和希克历的同质性。洛克乌曾爱慕一个女孩，却在那个女孩送来秋波时做了冷淡的回应，将强烈的爱压抑在心。这不就是年少时希克历对于凯瑟琳的执拗吗，用不识字，不答腔，不梳洗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爱。

所以比起洛克乌亲爱的老母对他的判决，洛克乌对希克历的判决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不配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仿佛希克历来到人间便是一个错误，小说中其他人物也同样如此，母亲判决他们没有温暖的家庭，用抛弃他们作为惩罚的手段。

作为母亲对孩子们的惩罚，呼啸而来的狂风闪电成为其隐喻的意象。故事开头有一个动静对比强烈的图景，在呼啸山庄的起居室里，希克历和凯瑟琳坐在老欧肖的脚边，老欧肖则挨着炉火取暖。仆人们各自安静地奔忙，家里养的狗也安睡着。就在室内风平浪静，表面看似其乐融融的时候，屋外却狂风大作，暴雨将之，还折断了屋前的老树。这狂风便是潜在母亲赌咒的惩罚，母亲叛他们不能拥有家庭的温暖，就在这时，老欧肖离开人世。随即，狂风席卷山庄，呼啸山庄的悲哀与沉痛也随风而至。

此后，狂风便成为厄运袭来的昭示，凯瑟琳死去，小卡茜被希克历囚禁在小林敦的房间，希克历自闭房内以绝食了此残生。孩子们总是忍受着命运为其带来的丑恶与不公：比如转为复仇的希克历，比如沉溺酗酒赌博的亨德莱，用一生的后悔的泪水偿还爱的凯瑟琳，儒雅善良却同样被爱桎梏的林敦，因天真善良被欺骗的小卡茜，一出生就被虐待的哈里顿，软弱却懦的小林敦。这也便是整个无语飘摇的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的疾风骤雨般的故事。

三、两位恶母，两种情愫

通过以上分析，一反传统母亲形象，张爱玲和艾米丽在不同时空下都在有意无意中塑造了一个恶毒的母亲的形象。《金锁记》以显而易见的方式呈现了一个曹七巧这个恶母的典型；《呼啸山庄》则在面具下掩藏着一个母亲对孩子无形的毒咒。《金锁记》是对恶母的赌咒，《呼啸山庄》却笼罩着恶母发出的赌咒。

两个恶母的出现有其共同原因。

儿时家庭的创伤记忆是两位女作家创作的思想基础。在张爱玲近乎自传小说的《小团圆》中，我们看到一个落寞贵族的畸形家庭：父母各自生活，对孩子不予理睬；母亲与姑姑和共同的男人有恋情；堂兄妹也有着不伦之恋。九莉如同张爱玲自己的影子，行走在人生的歧路。而艾米丽·勃朗特的家庭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的漩涡。艾米丽三岁丧母，父亲是荒原上的牧师，在这个严肃、沉寂的家庭，艾米丽度过自己的童年。

促成两位作家表现母亲形象的方式不同的原因也和她们的幼年记忆有着密切的关系。张爱玲目睹家庭中的一切丑陋。她笔下的妇女们，不止曹七巧是个恶母，《年轻的时候》中的潘母，《茉莉香片》中的聂母，《倾城之恋》中的白母，《心经》中的许太太，《琉璃瓦》中的姚太太，甚至包括《封锁》中未直接出场的吴翠远的母亲，都无能或无意于儿女的幸福。相比之下，艾米丽一生只闻母亲之名，却从未受其雨泽。所以她内心深处是肯定母爱、渴望母爱的。这在她的诗歌中可见一斑。“她在温软的胸前/轻轻哄婴孩入睡/夕辉悲哀却璀璨/寒冬的落日正西坠。”所以即便艾米丽的小说无法写作母亲的慈爱，在她的诗歌中却处处可见母爱的存在。

同样是表现恶母形象，却表现了两位女作家成年之后对于母亲形象的不同态度。张爱玲生长在风雨飘摇的战争年代，目睹一个贵族家庭的不伦腐败。小说开头结尾相应和的苍凉月光就是张爱玲对曹七巧的悲哀，同样也是对这一系列妇女的悲哀。

相比较而言，艾米丽·勃朗特的内心复杂许多。与其说《呼啸山庄》是母亲对孩子的的惩罚，不如说是失去母爱的孩子对自我的否定与判决，是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艾米丽心中作祟。艾米丽心中，母亲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艾米丽笔下，即便是抛弃骨肉的母亲也是两泪垂垂，内心悲恻的善良的化身：如其叙事诗《告别亚历山德拉》，即史诗女主角奥古斯塔对自己弃婴亚历山德拉的想念与忏悔：“石楠丛幽暗绵长而茂密/正高高摇曳褐色手臂/他们必定以歌声宽慰你/它们定会保护我的爱子！”故而，艾米丽让自己故事里的人们转为承受失去母亲的苦难，而非对母亲的咒骂与报复。而这个判决，也正是艾米丽落在自己头上的自我审判书。

［1］［英］艾米丽·勃朗特.方平译.呼啸山庄.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8.

［2］刘新民译.宋兆霖主编.艾米丽·勃朗特诗全编.勃朗特姐妹全集（第八卷）.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3］杨静远选编.勃朗特姐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高万隆等著.艾米丽·勃朗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2.

［5］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6］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7］张爱玲.张爱玲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8］张子静.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8.

［9］陈慧茹.母性的沦丧与异化——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探析.太原大学学报，2009.3.

［10］曾琪.走下神坛的母亲——论张爱玲对传统母亲形象的颠覆.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11.

［11］苏美妮，李芳.论张爱玲《传奇》中的母性批判.湖南大学学报，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