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南宋公文的文气

高艳秋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浅析南宋公文的文气

高艳秋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文气”一说是我国古典文学批评领域内评价文章的重要标准，文气充沛的文章更为人所称道。南宋公文受时代风气与社会环境的影响，整体来说，呈现出文气充沛的特点。南渡之初，民族危机严重，士人多慷慨陈词、力主抗战，出语峻急，文气激扬；隆兴和议、嘉定和议，士人义愤填膺，不平之气充盈其间；南宋末年，国家岌岌可危，忠烈之气充斥天地，士人的一腔热血终化为慷慨悲歌之作。

南宋 公文 文气

文气，是我国古代评价文章的一个重要标准。最早将“气”引入文艺创作领域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后经刘勰、韩愈、叶燮等古代文论家的演绎和发展，文气说逐渐形成较为庞杂、抽象的理论体系。综合来看，文气是文学走向自觉之后形成的用来评价作品的一种方式。具体说来，是不同个性、气质的创作者受社会环境与时代风气的影响，创作时所融入作品的思想感情，通过写作的技巧加以表达从而形成的作品所独有的生命力与气势。

南宋公文最具特色之处便在于文气的充沛。社会的动荡与国土的安危使得一大批爱国之士将高昂的气节与深沉的情感诉诸笔端，产生了大量言事论政之文，或痛斥奸佞小人、或愤慨国仇家恨、或哀痛国破家亡。不论是论政还是议战，都充盈着磅礴的文气。

一、南渡之初的激扬文气

南宋公文受社会环境与时代风气的影响较深。南渡之初，民族危机严重，士人多上书主张抗战，慷慨激昂，充满生气。这时的文人士大夫自觉以抗战救亡为己任，对国家对君主仍然抱有希望，上书言事多指斥奸邪，力主抗战，慷慨激扬，意气风发，充斥着昂扬奋发的文气，或为杀气，或为怒气，或为霸气，或为傲气……这其中最具代表的公文作者有宗泽、李纲、陈东和胡铨等人。

由于这一时期的士人心中的抗战情绪高涨，产生的公文首先是充斥着一股坚决抗战的霸气和视敌如仇的杀气。南宋并未出征就放弃抵抗，这让很多人心中充满了对金人拼死一搏的渴望与恢复旧山河的豪情壮志。宗泽是高宗时期力主抗战的代表人物，他的公文文气最为充沛。南渡之初，他曾连续上奏疏二十篇，劝高宗“回銮”，竭力希望恢复大宋的江山。尤其是他的《乞勿割地与金人疏》一文，写得极有声气，不仅以理胜，更以气胜。开篇：“臣闻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统天下也；奕世圣人继继承承、增光共贯之天下也。陛下为天眷佑，为民推戴，入绍大统，固当兢兢业业，思传之亿万世；奈何遽议割河之东，又议割河之西，又议割河之蒲，解乎？此三路者，太祖、太宗基命之地也，奈何轻听邪附敌张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①这里首先阐释何为“天下”，构成辽阔恢宏的气象；接着以三个排比句，将对割地乞和的不平之气倾注其中；再以两个反问句，构成诘问的语气，从而形成一股不得不战的气势，开篇就给人霸气之感。接着又说：“臣窃谓渊圣皇帝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万姓之众，自金贼南犯，未尝命一将、出一师、厉一兵、秣一马，曰征曰战；但闻奸邪之臣朝进一言以告知，暮入一说以乞盟；惟辞之卑，惟礼之厚，惟敌言是听，惟敌求是应。因循逾时，终致二圣播迁，后妃亲王流离北去。臣每年是祸，正宜天下臣子弗与贼虏俱生之日也。……”②首先以“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万姓之众”三句描绘出江山的宏阔之象，构成抗敌的基础；再以“未尝命一将、出一师、厉一兵、秣一马”的四句三言连排以及“惟辞之卑，惟礼之厚，惟敌言是听，惟敌求是应”的四句排比，刻画出求和派的丑恶嘴脸，融入不战而败的屈辱之情；最后自然而然地爆发出“弗与贼虏俱生”的愤怒之意，从而使公文生发出一种抗战的豪气和视敌如仇的杀气。这样的公文虽意不在文，而在言论政事，但“金戈铁马”的恢宏之象，加之收复河山的豪言壮志，融入深沉的爱国之情与愤激的杀敌之意，文章自然而然气势磅礴、文气充沛，读之令人振奋。

其次，对于求和派的强烈不满和对金人的极度仇视还使得这一时期的公文充斥着一股怒气。胡铨是这一时期反对和议的代表人物，他为人刚正不阿，文章大多是言事论政的公文，且敢言敢怒。《戊午上高宗封事》是他最为人称道的公文。该篇是他向皇帝上书指责以秦桧为首的和议派并力主抗战的上书，也是一篇文气激扬、大快人心的佳作。他在文中说道：“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敌，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敌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③这段是指斥奸臣王伦的文字，可以看出，胡铨在写这篇公文的时候，心中是充满了怒气的，而他敢说敢骂的性格使得他用词十分大胆放肆，说王伦是 “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并一一数落他的罪状，辛辣讽刺，无所忌惮，读之似能让读者心中亦激荡起一股愤怒之意。更令人敬服的是，胡铨不仅敢于痛斥权臣，对皇帝做的不对的地方也是毫不避讳。在这篇公文中，他就指斥高宗道：“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④这里指责高宗的文字亦十分露骨，毫不留情。清代的赵翼评价胡铨的这篇公文“议论既恺切动人，其文字又愤激作气”⑤，是说胡铨这篇公文有些意气用事。然而，自古敢于指斥奸臣的人不在少数，敢于冒死指责皇帝的人却是寥寥无几。在南宋那种风雨飘摇、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国仇家恨使得很多人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正是像胡铨这样敢作敢当、刚正不屈的士人，在内心激荡的汹涌澎湃的情感的促使下，敢说敢骂，敢怒敢言，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才酝酿出这些文气斐然、气势磅礴的公文佳作。这些充满着怒气甚至骂气的公文作品，是南宋这个特殊时期的非常具有时代特点的文章，也是当时士人直言敢谏、正直勇敢的崇高品质的写照。

二、南宋中叶的不平之气

南宋中叶，苟安的局面已然形成。孝宗隆兴元年（1163），张浚伐金，败于符离。二年，宋金和议。正是因为这次的战败，使得主和派的气焰十分嚣张，而主战派的张浚等人则备受讥刺。于是和议有功，而抗战有罪；卖国有功，而爱国有罪。在这样的情况下，忧国忧民、直言谠论的文章就日渐稀少了。

即便如此，南宋朝廷从未断绝过直言敢谏冒死上书的文士，在这一片和议声中，也更加需要振聋发聩的声音。因此，这一时期力主恢复、坚持抗战主张的公文首先具备一股勇于力排众议、针砭时弊、拨乱反正的血气。辛弃疾的《美芹十论》便是在一片主和声中坚持抗战主张的力作。这是“隆兴和议”之后，辛弃疾向孝宗进献的一篇公文，文中对南宋几十年来和战的得失利弊与敌我力量的强弱消长均作了具体分析，重申了自己一以贯之的抗战主张，且大胆地为战败而遭受非议的罪臣张浚辩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本身就是十分有胆气的。

这一时期，公文最以文气见长的当属陈亮。和辛弃疾一样，陈亮也是一位将民族大义放在首位、在一片和议声中坚持抗战的血性之人。隆兴和议后，陈亮向孝宗进《中兴五论》，斥责当时的朝廷：“政令日驰，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君臣之间，日趋怠惰。”⑥淳熙五年，他又曾在一月之内三次上书孝宗纵论恢复之道。他痛骂“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⑦，笔锋凌厉、气势逼人，颇有骂醒世人的狂气。但他的文章又不仅仅只是发泄心中不平之气的尚气任性之作，而是“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繇，天人之际，照照然可察而知也。”⑧是根据历史和现实的依据而得出的道理，也正因胸廓天下，洞悉局势，才使得公文更加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文气自然浩荡充沛。朱熹曾评价陈亮之文“似未免有不平之气”，说他“才太高，气太锐，论太险，迹太露”⑨，这是陈亮公文的特点，也可以说是南宋一个时期公文的时代特点。

南宋中期写作公文以文气见长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叶适。他的几篇奏札和一系列的长篇政论，均堪称一代鸿文。叶适文章风格以雄放为主，尤其是奏议、“廷对”等公文，或论恢复、或论更法、或论慰民心、裕民力，大多写得慷慨激扬、意气风发，与当时力主恢复的时文一样，充溢着雄肆浩荡的文气。例如他于淳熙十四年进献的《上殿札子》，开篇就指出南朝苟安的局势，表明力图恢复的决心，切中要害，掷地有声；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苟安求和派所谓“当乘其机”、“当待其时”的言论实则根本无意恢复，只求暂时苟且偷生。叶适尤其擅长以反问句表达自己的忠义之心、愤激之情，营造出步步紧逼之势，使人喘不过气来，从而形成刚劲有力的文气。例如《上殿札子》这篇公文中，在斥责“誉虏”之风时，叶适连用了六个反问句：“今安定久矣，然而誉之不已，何也?誉彼之兵则精锐而吾则疲弱，然则何不易吾之疲弱?而誉彼之精锐，何也?誉彼之威令则明信而吾则玩侮，然则何不易吾之玩侮?而誉彼之明信，何也?誉彼之规画则审当而吾则苟简，然则何不易吾之苟简?而誉彼之审当，何也?誉彼以胁国人，而因为偷安窃禄之计，此风俗不忠之人，而无有知者。”⑩一环扣一环的问句，在气势上便令人折服，完全不给对方留下争辩的余地，这样的行文技巧使得叶适的公文文气更为疏宕。

然而，无论仁人志士的民族气节多么令人动容，他们的抗战主张多么完备充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公文主张都是很难实现的。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之下，大多数人都在苟且偷安，不想恢复；即使有人愤然高呼，也无人响应，只会遭到朝廷群臣的厌恶而已。因此，坚持抗战主张的人们在振臂高呼的同时又难免在公文中流露出一丝怨气。辛弃疾在他的另一篇重要公文《九议》的最后便沉痛地说道：“独患天下有恢复之理而难为恢复之言。”而他之所以这么说则是因为：“盖一人醒而九人醉，则醉者为醒而醒着为醉矣；十人愚而一人智，则智者为愚而愚者为智矣。”⑪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坚持抗战主张的人是多么的孤独，他们的言论在当时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陈亮虽被视为一介狂生，但他对于自己的主张不可能被采纳却是心知肚明，亦是无可奈何的。他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就曾就此有过一段心迹的表露：“臣于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尝极论宗庙社稷大计，陛下亦慨然有感于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区区之诚，非廷臣之尽皆见恶，亦其势然耳。”⑫这样的言论全不似当初锋芒毕露、慷慨激昂的气势，而在言语中流露出一丝心知肚明的无奈之情。

三、南宋末年的忠烈之气

到了南宋末年，大势已去，国家岌岌可危，生逢易代之际，身遭亡国之祸的文人，忠君爱国之情终化为满腔的悲凉与哀痛，忠烈之气激荡在公文之中，于是产生了悲歌慷慨的作品。这一时期，以身殉国而甚负文名者，当属文天祥和谢枋得。

宋元之际，文天祥历尽艰辛，不屈而死。他虽不以公文著名，而以《正气歌》等文学作品流芳百世，但他宁死不屈、忠君爱国的气节在公文中亦有突出体现，特殊的经历与刚毅的心性使得文天祥的公文透着一股忠烈之气。在文天祥的公文中，《已未上皇帝书》与《癸亥上皇帝书》最值得注意，这两篇都是文天祥向皇帝直陈政见的文章。《已未上皇帝书》是文天祥于理宗开庆元年（1259），在南宋面临蒙古军大举进攻的危急情况下，所上的一篇申诉自己对时局意见的奏章。在元军压境的形势下，董宋臣向理宗提出迁都四明的逃跑主张，文天祥毅然上书乞斩董宋臣以坚定抗敌的意志，并提出御敌的重要方略。当时他还未上任为官，只以“敕赐进士及第臣文天祥”的身份给皇帝上书，足可见文天祥的赤胆忠心。

这两篇《上皇帝书》前后相关，内容相联，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篇文章来读。在《己未上皇帝书》中，他慷慨陈词，力主抗战，历数董宋臣之罪恶，矛头直指权贵，向理宗皇帝直言极谏。书中提出了“仿方镇以建守”的建议，加强地方武装力量，连结州县，联合抗敌，破格用人等措施；要求“斩董宋臣以谢宗庙神灵，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实”⑬。

文天祥不仅在异族侵略者面前是一个傲然不屈的民族英雄，而且在朝廷中也是一个敢于向奸邪势力，向昏庸皇帝作斗争的铮铮铁汉。他不像一般朝臣，虽不愿受制于小人，却不敢得罪皇帝，大都托言老、病或以他故，辞官归田而已。文天祥敢于批逆鳞、履虎尾，冒杀身之祸，履灭族之危，仗义上书，直言强谏。在这篇公文中，文天祥引用历史上汉、唐宦官专权之祸，并陈述董辈的大量奸诈事实，再三说明重用董宋臣之类的宦官是一大隐患，且不可视为小事。这篇奏疏不但理正言切，而且充满了忠君爱国之情。文中处处设身处地，替皇帝和国家前途的利益着想，举例妥帖，富有说服力，足见其忠肝义胆。

而在他的《登亥上皇帝书》中，对于理宗姑息纵容小人的缺点，他的批评虽语气婉转，但决不文饰，也不放过。对于宦官董宋臣祸国殃民的罪行和“凶挚惨毒”的本性，文天祥更是恨之入骨，横眉冷对。对这个天子所宠信的宦官，他没有丝毫畏惧，也不怕触怒龙颜。文天祥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明确表示，只要他还在朝为官，就不能让董宋臣之流的奸人“厚禄糊口，坐取迁擢”，以售其奸。他“事君正义”，就是要把“国家厉害”、“宗社之利”作为他衡量自己立朝事君的标准。若于国于民有利，他就是肝脑涂地，粉身碎骨也要向皇帝直谏，其忧君爱国之心，令人感伤。正是文天祥的一腔浩然之气，使得他的公文气势磅礴，大义凛然，刚不可犯，文中涌动的忠烈之气读来令人为之动容。

与文天祥一样，在宋元之际，辗转抗战不屈而死的还有谢枋得。史称枋得“性好直言，一与人论古今治乱事，必掀髯抵几，跳跃自奋，以忠义自任”。⑭他曾在文章中有云：“志之所在，气亦随之；气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随之。”⑮正可谓是其为人为文的宗旨所在。受南宋程朱理学的影响，谢枋得原本亦是个恪守义理纲常的儒者，但在国破家亡之际，与某些俯仰于新朝的儒者不同，他选择了宁死不屈；他为文也不似理学家之文，而是颇有自己的特色。《叠山先生行实》说他“平生无书不读，为文章高迈奇绝，汪洋演迤，自成一家”。⑯足可见其为文颇具声气。谢枋得最有特点的公文当属 《上程雪楼御史书》、《上丞相刘忠斋书》、《与参政魏容斋书》等，其中上刘忠斋一书，写得尤为慷慨激愤。其中有云：“司马子长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先民广其说曰：‘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⑰此言甚为豪壮，颇有“视死如归”的豪迈壮烈之气。文中作者自称为“愚儒”，实则堪称烈士。文章不仅写得忠心可鉴，而且义正言辞，忠烈之气激荡其中，读之令人为之叹惋。

由此可见，“文气”可说是南宋公文的一大时代特色。对于南宋之文，后人或对其“江湖游士叫嚣狂诞之风”不满，或对其“讲学诸儒空疏拘腐之习”鄙夷，学界历来便有“重北宋轻南宋”的传统。诚然，身处动荡的社会，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机，擅长浅吟低唱、歌咏风物的文人士大夫少了这样的审美情怀，南宋便也少了许多传统文学领域的成就。然而，南宋文章却并不应当被全然否定，这一时期士大夫们积极投身于国家大事，故而言事论政的公文更为他们所重视，特殊的时代风气与社会环境赋予了公文更具时代特色的内容，不论是金戈铁马的豪情壮志还是国破家亡的慷慨悲歌，都令这一南宋公文的情感更为激荡、气势更为磅礴，故而南宋公文的“文气”尤为充沛。

注释：

①王运熙主编.中国古代散文精粹类编上.上海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191.

②王运熙主编.中国古代散文精粹类编上.上海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191.

③王运熙主编.中国古代散文精粹类编上.上海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196.

④王运熙主编.中国古代散文精粹类编上.上海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196.

⑤赵翼撰.黄寿成校点.廿二史札记2.沈阳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438.

⑥［宋］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上（增订本）.北京市：中华书局，1987：22.

⑦傅云龙，吴可主编.唐宋明清文集第1辑：宋人文集卷4.天津市：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2257.

⑧傅云龙，吴可主编.唐宋明清文集第1辑：宋人文集卷4.天津市：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2257.

⑨傅云龙，吴可主编.唐宋明清文集第1辑：宋人文集卷4.天津市：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1997.

⑩［宋］叶适撰.水心先生别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卷十五.

⑪《辛弃疾词文选注》注释组选注.辛弃疾词文选注.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258.

⑫［宋］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上（增订本）.北京市：中华书局，1987：20.

⑬王克俭主编.文天祥诗文选.海口市：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第2页.

⑭［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88-441.长春市：吉林人民出版社，第8810页.

⑮傅云龙，吴可主编.唐宋明清文集第1辑：宋人文集卷4.天津市：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2542.

⑯傅璇琮总主编.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宋代卷.石家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553.

⑰［宋］谢枋得著.谢叠山集.北京市：商务印书馆，1936，卷一.

［1］王运熙主编.中国古代散文精粹类编上.上海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2］傅云龙，吴可主编.唐宋明清文集第1辑：宋人文集卷4.天津市：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3］［宋］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上（增订本）.北京市：中华书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