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沈起凤《文星榜》对蒲松龄《聊斋志异·胭脂》的改编

朱颖倩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试论沈起凤《文星榜》对蒲松龄《聊斋志异·胭脂》的改编

朱颖倩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乾隆年间著名戏曲作家沈起凤将蒲松龄《聊斋志异·胭脂》进行了改编，写成《文星榜》。在这一改编中，沈起凤对原作的故事内容、人物形象、思想主题分别作了改动，而这些改动与创新的背后，不仅记录了小说发展到传奇所必须的艺术加工，同时也闪烁着作者自身的思想精神和写作特色，让作品为自己“代言”。

沈起凤 蒲松龄 《文星榜》 《聊斋志异·胭脂》 原因 效果

“改编”在戏曲发展史上可谓常见，尤其是将小说改编为戏曲的，更是数不胜数。乾隆年间著名戏曲作家沈起凤便将蒲松龄《聊斋志异·胭脂》进行了“改编”的尝试，把小说写进传奇《文星榜》流传于世。笔者将从这一“改编”中窥视变化背后的原因和效果。

一、从蒲松龄《聊斋志异·胭脂》到沈起凤《文星榜》的改编

1.蒲松龄《聊斋志异·胭脂》

蒲松龄《聊斋志异·胭脂》收在《聊斋志异》第十卷，和《聊斋志异》的绝大多数作品所不同的是，这个故事里没有神鬼，亦没有奇幻，而是以不常见的公案故事为主。牛医之女胭脂，出身微贱，适谈婚论嫁之时，却未遇见合意的情郎。某日出游，偶遇书生鄂秋隼，一见钟情，芳心暗许，便托邻家妇人王氏为其牵线,成就姻缘。王氏戏言答允，却没有将胭脂的心意告诉鄂生，只在不经意间将这件事告诉了情人宿介。宿介生性好色，起了歹意，趁夜色潜入胭脂房内，假借鄂秋隼之名，向胭脂求欢。胭脂断然拒绝，宿介担心事情败露，于是强抢胭脂一只鞋作为信物，离开了。然而，这件事被恶痞毛大无意中听见，胭脂的那只鞋也被毛大拾得，他起了色胆，带着鞋翻墙进入胭脂屋内，企图求欢，却遇见胭脂的父亲，慌忙之中，错手将老人家打死，而那只作为信物的鞋，也遗失在尸体旁边。胭脂见鞋,认定凶手是鄂生,便告了官，县官当即逮捕了鄂生。然而鄂秋隼对事情的经过毫不知情，因胭脂一口咬定，最终鄂生因“人赃俱获”无辜入狱，屈打成招。后遇济南府复审,知府吴公疑其有冤,重新审理,在这二次审理中，宿介获刑。时施愚山任学使于山东,宿介闻名向他喊冤,施愚山便受理了此案,经过详细的调查和审问,对案件中的人物和过程进行梳理，最终将真凶毛大揪出,为宿介昭雪。最终，施愚山为胭脂和鄂秋隼指婚，促成了一段美妙姻缘。

2.沈起凤《文星榜》

《文星榜》是沈起凤传奇《红心词客四种》之一，全剧体制庞大，共三十二出，人物丰富，剧情起伏，曲白通俗。书生王又恭，才华横溢，深受翰林向诰喜爱，向诰有一女，名采萍，向诰欲纳王生为女婿。可因王又恭早期家世显赫时，已与富家甘谷之女碧云定下婚约，故王生拒绝了向诰的好意。然而甘谷嫌贫爱富，见又恭家道中落，故有悔婚之意。有行医者之女卞芳芝，因一次游玩偶遇王又恭，心生爱慕，焦道士之妻薛鸾姐有意为之促成姻缘。薛鸾姐无意间向情人杨仲春提及此事，仲春心生歹意，趁夜色来到芳芝门外，谎自称王又恭，企图私会，芳芝断然拒绝，杨仲春无奈，夺其手帕而返。然而，手帕却无意间被无赖王六讧拾得，王六讧爱慕芳芝，于是假扮又恭，带着手帕前往卞府谋奸，却意外被芳芝父亲发现，慌乱中王六讧错手打死芳芝父亲，仓皇而逃，遗下手帕。芳芝见帕，认定又恭行凶，遂报官擒拿，又恭被捕。甘谷趁机向又恭提出悔婚，又恭仆人求救于向诰。采萍得知，乔办公子向甘谷提出与碧云联姻，甘谷答应。采萍又找到父亲的门生——新任理刑方鲁山，请求他重审此案。而此时，作为王又恭好友的杨仲春，心怀内疚，又不忍又恭冤枉入狱，遂自首。恰逢王六讧因所借衣巾沾有血迹被查，鲁山巧妙机智识破全局，将真凶正法，王又恭、杨仲春终于沉冤得雪。后采萍、碧云侨结秦晋之好，以此激又恭勤勉，参加考试。王生、杨生、碧云之叔甘守约三人一同入京赶考，皆中榜。守约认芳芝为义女，又恭奉旨完婚，收采萍、碧云、芳芝三人为妻妾，团圆结局。

3.《文星榜》对《聊斋志异·胭脂》（以下简称《胭脂》）的改编

从《胭脂》到《文星榜》的改编中，情节丰富、人物增改、主题变化，将简单的公案故事改写为特殊的才子佳人戏，笔者将从这三个方面对沈起凤《文星榜》剧作进行分析。

（1）故事情节的改编

首先，内容敷衍。《文星榜》从第二出“愠报”到第二十二出“投首”，其内容基本与《胭脂》吻合，介绍了故事的发生与案情的圆满告破。而《文星榜》一出“天榜”和二十三出“巧试”至三十二出“鼎圆”这十一出戏，皆为作者根据人物和情节敷衍出的新内容。“天榜”一出借神仙填榜开篇，说破故事。“巧试”至“鼎圆”十出戏续写情节，制造误会激又恭进取，又恭高中榜首，而后误会澄清，迎娶三美，团圆结局。

其次，线索增加。《胭脂》中的感情线索单一，即胭脂爱慕鄂秋隼，后鄂生沉冤得雪，迎娶胭脂；而《文星榜》在保留该线索的同时增加与又恭定下婚约的碧云和爱慕又恭的采萍这两条感情线索，随着三条线索的交错，故事有了更加丰满的“大团圆”。

再次，公案简化。《胭脂》中，鄂秋隼昭雪经过三个过程：县令查案，鄂生屈打成招；济南府复审，找出冒名的宿介；施愚山三审，将真凶毛大正法。到了《文星榜》，公案戏的部分被简化，三审变为二审，即王又恭蒙冤入狱；杨仲春内疚自首的同时方鲁山识破真凶，案件最终水落石出。

最后，道具变化。整个故事中，最重要的道具就是被抢走的信物。小说《胭脂》中，胭脂被宿介抢走的是一只鞋，而到了《文星榜》这一只绣鞋变成了一块娟帕，虽说只是更换了一个道具，却足以说明在将小说改编为传奇进行舞台演出时，必须遵守的戏曲原则和不得不考虑的道具选用。

（2）出场人物的改编

首先，原有人物性格被重塑。《胭脂》中的鄂秋隼是典型的懦弱书生，甚至当与胭脂对簿公堂时，都不敢为自己申辩；然而故事发展到《文星榜》，王又恭不再懦弱，甚至有些倔强，他藐视功名，在公堂上为自己说话，人物形象更加鲜活。另外，宿介被重新塑造，《胭脂》中宿介好色而无胆，是个彻头彻尾的反面角色，而到了《文星榜》中的杨仲春，虽好色不减，但亦有努力求取功名的积极态度和为朋友挺身而出的仗义胆量，人物的性格也因此而鲜亮可爱起来。

其次，新增人物性格的塑造。《文星榜》中新增人物：甘守约、甘碧云、向太守、甘谷，焦道士，还有向采萍，其中，沈起凤对向采萍这一形象的塑造可谓别有用心。她的聪颖智慧为情节发展提供了可能，她的活泼勇敢又为故事增添了戏剧性的乐趣。除了采萍，焦道士的出现也值得重视，《胭脂》中这一形象存在一定的虚拟性，所谓虚拟，即我们知道他存在却不需要在故事中出现亦没有对故事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而《文星榜》中焦道士被安排了出场和戏份，也因为“财路”为薛鸾姐和杨仲春的私会创造了可能，因此，在《文星榜》里，焦道士的出场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3）主题的变化

首先，写作中心变化。《胭脂》中，公案情节为整个故事的中心。作者在完成故事的过程中，在对簿公堂和审问调查的部分泼墨较多，甚至可以说，小说的定位就是公案故事。而《文星榜》中公案的成分被简化，由故事的全部变为事件中的一个高潮，因此我们只能说《文星榜》是一个因为公案情节而变得特殊的才子佳人戏，却不能将其定义为公案戏。

其次，主题思想转变。蒲松龄在《胭脂》“异史氏曰”中说道:“甚哉!听讼之不可以不慎也!纵能知李代为冤,谁复思桃僵亦屈?然事虽暗昧,必有其间,要非审思研察,不能得也。呜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狱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绸被放衙,下情民艰,更不肯一劳方寸。至鼓动衙开,巍然坐堂上,彼哓哓者直以桎梏靖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1］显然，作者在劝诫为官者，审案必须认真细致，不可随意用刑，要智慧而负责的对待每一个案子，这是为官者的自省。而《文星榜》的主题却截然不同，石韫玉在《乐府解题四则》中的解释颇为精确：“《文星榜》惩隐慝也。杨生命本大魁，以淫行被黜。王生士行无玷，又因其父居家严酷，几以冤狱丧身。士大夫观此，皆当自省。”［2］沈起凤说的是人世因果报应，向读者传达的使封建传统礼仪道德，他在为儒家思想说话，这是文人的自省。

最后，核心人物变化。《胭脂》故事的重点人物是破案的施愚山，蒲松龄赞赏他清明智慧的品性，赞美他爱民怜才的本性。《文星榜》中人物很多，不同的线索和情节产生不同的核心人物，总览全剧，才华横溢的王又恭，有胆有义的杨仲春和聪慧勇敢的向采萍应当之无愧。

二、改编原因分析

1.戏曲形式使改编成为必然

《胭脂》的文学体裁是小说，而作为案头文学的一种，故事连贯，情节跌宕，朗朗上口是小说追求的文学原则。《文星榜》的体裁是传奇，而传奇作为舞台文学的一种，不仅需要耐读，更要耐看，而如何耐看，便是戏曲艺术的追求的原则了。

首先，是戏曲的艺术性。对此，沈起凤可谓在宏观和细节处都下了功夫。就宏观而言，在单一的情节上并行了另外两条感情线索，由此增加了与王又恭订婚的甘碧云和爱慕又恭的向采萍两个人物。错综的情节发展，完善的人物体系，完整的故事结构，使《胭脂》的故事被搬上舞台成为了可能。尤其是采萍这一角色的出现和安排，大大增加了戏剧性的效果。沈起凤在作品中运用了“女扮男装”的手法，营造了剧中的悬念，却让观众看得真切，这亦真亦假，便形成了“错认”［3］独特的艺术效果。另外，道具的变化也是“改编”必然的产物。戏曲舞台强调意境和美感，因此舞台道具需精心选择，脚色往往搭配符合身份的物件。小生常常手持雅扇，旦角则轻捻娟帕。对旦角而言，娟帕的作用十分重要，女子哭泣，以帕遮面，女子含笑，以帕掩唇，那一方娟帕，可谓包含了女子所有的喜怒哀乐。《文星榜》在对《胭脂》进行改编的过程中，将信物绣鞋改成娟帕，这一细节可谓精致。试想，闺阁中的卞小姐失了鞋，光脚踩在舞台上，那该多么窘迫，倒不如失了一块手帕，不仅保持了演员的美感，亦符合舞台的意境效果。

其次，是戏曲的原则性。其一是 “说破”。《文星榜》以“天榜”开篇：

奉文昌帝君法旨：据功曹申报，杨仲春士行有亏，本应黜落，念彼祖父阴功浩大，姑置榜末。第二名王又恭可升补状元，但伊父当日巡按中州，用刑太酷，合令其子先受囹圄之苦，后擢大魁，以彰果报。

开门见山，直击结果。除了“自报家门”式的开篇，《文星榜》的结尾亦符合戏曲“大团圆”的原则。沈起凤安排的这个团圆多有生拉硬凑之嫌，显然，他在安排三个女性一台戏的时候，并没有安排相应的有情郎与之匹配，于是便出现了一夫三妻的“大团圆”，尽管牵强，却也是戏曲舞台的必须。

最后，是戏曲的教化作用。“天榜”中唱道：

你看贪欢的遭黜贬，严刑的蒙罪愆。绕地里夺了巍科，受了官非，种下奇冤。这的是天道昭彰，这的是天道昭彰，前因后果，祸淫福善，抵多少格言惩劝。

这是借神仙的嘴巴说“因果报应”的事儿。三十二出“鼎圆”中亦唱道：“欣占鳌头承天眷，得报恩和怨，穷途憶往年，今日荣归，前程锦片。”这是借王又恭的嘴巴说“勤勉致富”的事儿。沈起凤在《文星榜》中，借尽所有人的口，说了所有的道理，教化了所有人。

2.创作目的使改编成为必然

前文分析，从《胭脂》到《文星榜》发生了主题的变化。从公案故事转到特殊的才子佳人戏，从为官者的自省到文人的自省，故事的主角亦从审判者施愚山到王又恭、杨仲春、向采萍三人。如此，主题的转变，必然带来故事结构和故事内容的变化。

首先，故事结构的改编源于写作角度的变化。沈起凤在写第一出《天榜》的时候，便决定丢掉“公案”的帽子，给这个故事一些新的元素。作家的写作角度影响着对于剧情的筛选，既然选择才子佳人剧这一定位，那么简化公案部分，将三审缩减为二审，便成了必然。这样的处理，一来为了避免公案内容过多对剧本核心产生动摇，二来紧凑了审案的过程，增强戏剧性和紧张感，可谓一举两得。

其次，作家写作特点影响了故事的改编。陈方评价沈起凤道：“沈氏剧作还笼罩着强烈的宿命色彩。每部作品都先设置一个非常人的境界，以天神鬼怪为背景，预先安排好人物的民运。”如此看来，“天榜”的出现，并不是偶然，而是沈起凤自身的创作习惯。作者更是借甘谷之口说：“功名迟早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暂且不论这样的行文习惯是否为作品加分，而这一习惯带来改编却是显而易见。另外，故事中采萍女扮男装也绝非偶然。吴梅先生在《虎伏韬跋》中写道：“其（沈起凤的作品）第一关键在男女易妆，令人扑朔难辨，四记（《报恩缘》、《才人福》、《文星榜》、《伏虎韬》）皆用此法，而此记更幻。 ”［4］

3.作者思想使改编成为必然

作家思想的形成往往和生平经历相关。吴翌凤将沈起凤的一生概括为：“一领凄凉博士毡，著书翻畏后人传。空余烟月扬州梦，谱入云和十五弦”［5］。沈起凤才华横溢，抱负颇高，却仕途不顺，没有考取进士是他一生的遗憾。于是，他将对仕途的理解写进作品。

首先是作家对仕途的追求成就了作品的另一层 “团圆”。《文星榜》的“大团圆”是具有双重意义的。一层是上文提到的，三段感情线索都得到相对完美的结局；第二层团圆，是王又恭从无意功名到金榜题名的蜕变，而这第二层团圆，才是作者内心中最为欣慰的大团圆。上文说到，沈起凤一生追求功名，曾五次参加会试，皆落选。现实的失意使他将自己的心愿写进剧中人的命运里，慷慨的说到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甚至为一个对功名丝毫没有兴趣的人安排高中榜首的命运，若不是感受的深刻，是断然写不出这样的“团圆”的。

其次，仕途的不顺使沈起凤看到了社会的另一面，于是塑造了“焦道士”。在戏剧舞台上，脚色为作者代言。陈方评价沈起凤的作品“作品题材狭窄”“多对文人命运关照”，［6］称其作品中的思想不如蒋士铨、杨潮观这些一流作家批判性强，这实在是冤枉沈起凤了。才志华先生为其喊冤：“正是儒家传统的教忠教义使他对社会人生抱有深厚的道德责任感。”《文星榜》第三十出《道喜》中，焦道士用钱买了纪司，众人前来恭贺，说道：“往日称同调，今日伊荣耀，嗏！道行岂真高？只须钱钞。”而焦道士随后也说：“目今时势，有钱为上。财旺生官常例，休相笑！”“焦道士”这一角色出场次数不多，却值得关注。沈起凤在改编的过程中增加了这个角色，无疑是希望借这个人物反映社会现实的黑暗，为自己鸣一声不平罢了。

三、改编效果分析

对于沈起凤《文星榜》的改编，众人褒贬不一。有人说沈起凤将公案戏简化的处理伤害了故事的趣味性，远不如《胭脂》读起来有环环相扣的节奏感，尤其是后十出的处理，大可不必。然而，吴梅先生则为其鸣不平。吴梅先生在《文星榜跋》中称赞此剧“观其结构,煞费经营。生、旦、净、丑、外、末诸色,皆分配劳逸,不使 偏颇,而用意之深,如入武夷九曲。《赚姻》、《骂婚》二出,非慧心人必不能作,通本遂玲珑剔透矣”。其实，改编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新作品可否给观众带来新鲜的艺术感，是否让作品有再生的价值，如此看来，《文星榜》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改编尝试。

首先，就作品的艺术效果而言，沈起凤的改编符合戏曲舞台审美的要求。其一是保持了戏曲舞台的意境。将信物“绣鞋”改为“娟帕”，保持了旦脚在舞台上的美感；《天榜》一出“设宫门一座，上悬“蕊珠仙境”扁额，内细乐，四仙女引旦翠翘金凤云肩舞衣扮吴彩鸾上“的舞美设计，营造了仙境的幻妙。其二是加强了故事性。尽管有人批评沈起凤将“三审”缩减为“二审”的改编降低了故事的趣味性，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缩减恰恰让破案的过程更为紧张，悬念的揭晓更加紧凑，故事性更强。同时，后十处的敷衍并不是改编的“累赘”。这十出安排了荒诞的“假婚”，戏里王生受骗，而观众看得真切，这样的反差恰恰为故事的趣味性加了分。

其次，就作品的再生价值而言，沈起凤的改编符合中国民族戏曲的功用性。其一是对观众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文星榜》借“天榜”告诉观众，人生命运不仅和自己的努力相关，祖辈的行为亦会影响，因此，人生在世应行善积德。而后又借书生王又恭一波三折的经历和杨仲春良心发现使文人自省。其二是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婉转批评。有人评论沈起凤的作品，不能直击黑暗现实，其实，沈起凤已经将这些不满写进了作品。焦道士自嘲式的解释，甘谷毫不遮掩的爱财之心，在为这二人写的故事里，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已被一语道破，没有直面抨击，不是因为作者没有这份心，大约是有难言之隐罢。

由此看来，沈起凤《文星榜》在对蒲松龄《胭脂》进行“改编”的过程中，尊重了戏曲创作的原则，完善了“说破”，加强了“团圆”，在人物塑造中将脚色立体化，全方位定义角色，为观众对故事的理解展开了新的视野，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沈起凤自己个人情感的注入和改编所需的艺术原则的必须，不仅反应了作者的戏曲艺术的素养，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年代的社会现象。沈起凤《文星榜》将《胭脂》中单线条的故事铺叙开来，线索交错，体制庞大，可谓一次成功的尝试。

［1］蒲松龄.聊斋志异（第十卷）.中华书局出版社，P1660.

［2］石韫玉，吴梅.乐府解题四则.奢摩他室曲丛.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七年版.

［3］郭英德.“才人福分从来少”——沈起凤〈才人福〉传奇的审美趣味.“在《才人福》里有两种认错：一种是偶然性的认错，一种是权谋性的认错。”载《名作欣赏》，1988-8-28期刊.

［4］吴梅，著.王卫民编，虎伏韬跋.吴梅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462.

［5］吴翌凤.与稽斋丛稿（第十五卷）.

［6］陈方.沈起凤戏曲创作.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1-4-15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