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存在的多层次性

(太原师范学院 《教学与管理》杂志社， 山西 太原 030031)

存在论是哲学的一项基本内容，人是最高价值，对人的存在的研究更是理论研究的最高任务。人的存在也是人的本质，人的存在论也是人的本质论，人的存在论解决“人是什么”的问题。把人的本质理解成某种一元，这样的探讨也是对人的存在论问题的解决方案，笔者不否定这种方案的理论意义，但本文试图从分级别的、多元性的角度来探讨人的本质。盲人摸象，摸完象之后再来综合性地谈象是什么，无疑对狭隘视界是一种超越。

“层次”一词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实体义，二是形式义。实体义是指“事物内部结构的级别”；形式义是指“具有关联性、可比性的数种概念之间的级别”。本文采用形式义，“论人的存在的层次性”因而可以当作“论人的本质的多层次级别”来理解。

对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理论界对“人的本质的多层次”的研究进行概括，可以得出几点泛泛的结论：其一，从方法论上提出了人的本质的多层次研究空间，但理论研究的逻辑出发点尚有待明确。[1][2][3][4][5][6]其二，对人的本质的多层次展开了直接研究，但仅限于“个体、群体、类”三个层次。[1][3][6]其三，大多数研究表面上看是对人的本质的多样性研究，而其实质偏向了人的微观层次(如社会历史层次或个体存在的多面属性)，也与普遍存在挂不上钩。其四，在几乎所有的研究中面对人的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的分立，都无法解决对二者的认识统一问题。

“人的本质问题”当然是人的哲学理论不可或缺的重点研究领域，可以说贯穿整个哲学史，其变迁的历史可以说是哲学变革的主旋律。本质概念和形而上学思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本文对“人的本质的多层次”的研究，当然也必然运用的是形而上学思维工具。笔者认为，后现代思潮对形而上学思维的批判，只能说明传统阶段的形而上学思维在解决“人的本质”这一问题时路径不对(具体说是着力点不对)，而并不能否定“人的本质”的解决也必须通过形而上学思维这一路径。海德格尔把柏拉图以来的整个形而上学时代称为“存在的遗忘的时代”(“存在”指人的存在)，认为“形而上学不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说到存在……实际上形而上学从来没有解答过这种问题。因为它从来没有追问到这个问题”[7]13。既然“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合法的、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那么我们面对的不是砸烂或抛弃形而上学思维工具，而是如何合理地运用形而上学思维工具来解决“人是什么”的问题。

“人是什么”无论就认识对象还是认识价值而言都是一个合法的问题，必须由也一定可以由形而上学思维来加以解决。传统阶段的形而上学因为把“人是什么”回答成了“人是什么物”(这里的“物”纯粹归属于无机性的自然，“自然”这一概念也被理解错了)，人被当成物，当然人被“遗忘”了，人的根本性、独特性、高级性当然未被触及。人根本性上、独特性上、高级性上不是“物”，那人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以下试着回答。

一、从后现代的思维倾向性革命说起

后现代对现代的批判，主要是对现代的形而上学思维倾向性*对现代的批判五花八门，多数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进行否定，本文定位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倾向性上存在问题”。及理论体系的批判。现代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核心理论体系是存在论，我们可以简称为“现代存在论”。后现代对“现代存在论”表现出的物性的、绝对的、一元的、普遍的、宿命的、霸权的等倾向性进行了火力猛烈的批判，总体上看，这是一场灵性的对物性的、相对的对绝对的、多元的对一元的、差异的对普遍的、主体的对宿命的、自由的对霸权的革命。一方面，后现代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灵性的、相对的、多元的、主体的、自由的“世界图景”，仍在期待之中；另一方面，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能否洗心革面步入后现代的境界，戴罪立功，成为建立后现代世界图景的一支力量，也未尝不可能是一条双赢之路——形而上学获得了新生，而后现代世界图景得到了完满的建立。

现代的带有绝对的、一元的、普遍的倾向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曾在自然观(自然存在观)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获得了“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一至今屹立不倒的理论成果，这一事实证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具有可取性，不应全盘否定。现代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步入人观(人存在观)之后，企图把在自然观及经验性领域被证明成功的绝对的、一元的、普遍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谓的科学主义)推及人的诸多领域之时，现在看来是部分地失败了，甚至说是重大地失败了。综合这两点结论可以得出：传统阶段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生死不分(同时也是内外在不分)，以死看死时(同时也是以外看外时)它可以成功，可以圆满；以死看生(同时也是以外看内)时它必然失败，罪孽重大*“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消除差异就是抹杀活生生的存在，从而意味着理性的‘暴力’。”(引自韩震《本质范畴的重建及反思的现代性》，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12期) “对于现代哲学来说，‘奥斯维辛’绝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重要的它是现代人类灵魂深处一个重大的‘精神事件’，它迫使哲学去重新理解人性，重新理解现代性和现代社会，重新理解自身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和使命，并因而使哲学在精神气质、思想内容、理论姿态等诸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转折。”(引自贺来《“奥斯维辛”与现代哲学——考察现代哲学转向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因此，形而上学如果选择两种态度——当对象为死(或为外在)时继续保持以死看死；当对象为生(或为内在)时转变为以生看生，有了这样的思维态度或思维倾向的形而上学是不是能够获得新生呢？同时后现代世界图景的建立是不是柳暗花明呢？

贺来认为：“哲学介入现实生活合理而有效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划界’；二是‘越界’。”“‘划界’是对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中不同领域的‘界限’进行自觉的区分，通过澄清事物的界限，揭示不同领域事物所遵循的差异性的‘游戏规则’，从而消解抽象的总体性力量对多样而丰富的思想、生活领域的侵蚀和控制。”“通过‘划界’，明确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中不同领域的‘边界’，防御其不知限度的僭越，从而捍卫思想与生活的自由、丰富和创造性，这是哲学的重大功能。”[8]笔者赞同贺来先生关于“划界”的思想，以为在存在意义上，生活世界整体上是自明的、完备的，根本上不需要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创造什么与生活世界完全脱节的概念与观念，倒是以哲学理性为生活世界进行划界是哲学的职能性工作。笔者认为从存在意义上看，存在着生、死两界(从认识意义上看，对象界被划分为内在性对象界和外在性对象界*生死两界是对“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说法，把生命的认识作为原点，存在可以划分为内在界与外在界，人的生命性及其认识性产生了内在性与外在性的问题。在生命领域，内在、外在具有客观意义。)，这是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从开端大脑就背叛了生命，鬼使神差地走上了把对象界定义为“死界”(同时也是外在性、外部世界)的道路，生命和灵性就像一块微小的泥巴一样，最后补贴到死界的世界图景之上，这样的世界图景尽管看来是完满的，但呈现的却是死气沉沉、缺乏生机的一派景象。笛卡尔被公认为现代形而上学的最杰出领袖之一，笔者不否认笛卡尔因为开辟了哲学的认识论时代而为现代的形而上学理性王国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更高的存在论上，笔者以为笛卡尔是反叛传统阶段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第一位先驱，是后现代主义的真正祖宗(与传统形而上学相比，传统存在论才是后现代主义批判的直接对象)，因为是他喊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一突破死界的革命性口号。但“我思”这一矛头仍然不足以刺穿形而上学所构造的死界之茧，因为更彻底的口号是“我生故我在”、“我自由故我在”。“我的生命是不可怀疑的存在”、“我的自由是不可怀疑的存在”才能为理论研究开辟出“生界”(同时也是内在性)的领域。

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具有无条件的自由”是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是现象的根据”、“抽象决定现实”的外在主义的直接对抗和颠覆，开始以人为中心构建人的世界的图景，但是仍然没有从思维方法论上彻底解决对传统阶段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评价问题，因而仍然给理论世界呈现的是一个分裂的景象。

综合以上，现代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研究人的领域翻了船，在人的领域彻底抛弃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又会导致理论世界的分裂。人的存在论如何建立，既是跌倒的形而上学如何再爬起来的关键，也是理论世界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关键。*“哲学作为一门学问，从诞生起就有一个精神，就是要在理路上求得贯通。”“哲学是一门通学，它的理路无往而不通。不通是我们没作好研究，还不懂。”“哲学就是通学，就算是铜墙铁壁也能通，但是得讲理。”“哲学想的就是在最基础层次上的道理。”(引自叶秀山《哲学中的贯通精神》，载《解放日报》2010-08-08第8版)

二、两种形而上学：死界形而上学、生界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抽象代表具体的思维方式。“所谓形而上学，是指对超越任何具体可感的现象研究，而直接探讨经验范围之外的本质的学问。西方古、近代哲学的主流，就是这种形而上学。它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把世界、把人，看作一种不变的定体，从而做出一种静止化分析概括的倾向。”[9]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本身只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人类进行认识的一种工具手段，这种工具手段的使用是有前提的，即“抽象可以代表具体”。

在无主体的存在领域，如物质世界，各级别的存在自身都不把自身当一回事，在价值上都是无，因而高级别的抽象可以代表低级别的具体，这样的从低到高不断代表直至代表者为“一”的思维方式无疑是有效的——因为不存在“价值呐喊、价值反抗、价值维权”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死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及其所产生的存在论是不会遇到问题的，进一步可以看作不存在问题。*当然，如果我们由心及物，赋予死界以主体性资格或我们也大谈死界的价值本位问题，那么针对死界之存在论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也是有问题的。有神论实际上赋予了死界以主体性资格。

在主体、价值存在领域，如生命世界及人的世界，任何级别的存在都是把自身当一回事的存在，在价值上都是拥有各种丰富内容的有，价值性与存在同在，否定其价值性就是否定其生命性、主体性、存在性，这样，针对生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绝不能沿袭死界形而上学思维中高级对低级的完全代表的思维方式。

生命同时具有两种存在形式：物性存在形式(生命作为认识者外在的认识对象和存在对象，可对象化)和主体性存在形式(生命作为自身内在存在的体验者、操控者和存在价值的坚守者，内在生成，变易不定，不可如物一般对象化)。对生命的物性存在形式进行的理论研究，死界(或外在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有效的；而对生命的主体性存在形式的理论研究，需要运用的是生界(或内在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完整地对生命进行理论研究，需要分别从死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与生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两个方面各自进行，单一角度的研究不能构成完整的生命存在理论。另一方面，死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于生命和人来说是低级层次的认识方式；必须在低级层次认识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进入到高级层次的生界形而上学的认识方式。

价值首先是对生命主体性存在形式的内在肯定、内在确认和内在度量，其次才是衡量外物和才可能衡量外物。没有内在的、自身的、本位的价值意识就不会有把外在世界价值化的主体性及其尺度。死界(或外在性)形而上学思维所言的“价值”不是价值(或仅是物的功用)，因为真正的“价值”是生命的对自身存在的内在意识，对主体性之“有”的坚守，形而上地说是“内在主义”的产物，与一切外在主义毫不相干。*“我的价值”是“我做我”、“我成为我”所出现的生命意义价值，而非其他一切非我者所判定的“这个人的价值”，是内在性逻辑的“我之为我”的“所是”的价值，而非外在性逻辑的“被用作”的价值。吴向东指出：“我们需要突破价值解释的认识论框架，进入到价值的存在论层面，在价值与存在的关系中把握价值。随着当代哲学存在论的深刻转换，价值之本体也就从人之外的抽象实体转向人自身，即价值不是一种固定存在着的某种抽象实体，甚至也不仅仅是关系，而是人的存在以及对人的存在所具有的意义。”[10]生命的主体性存在的现象及层次、内在意识的现象及层次是被看作各种种类的价值和各种不同层级的价值。生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思维内容不是存在的物性维度、外在性维度、被对象化维度，而是存在的主体性维度、价值性维度、自由由潜伏而生成的维度。这是生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第一个特点。

死界(或外在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建立的存在概念，从低级到高级存在着“物性信息衰减”的现象；而生界(或内在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建立的价值存在概念，从低级到高级存在着“价值内容衰减”*价值内容衰减也是生命意义衰减、存在意义衰减，概念所指称的越是低级生命层次越是生命的真正层次，越是高级生命层次越具有的是形而上的符号意义。的现象。这是生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第二个特点。

死界(或外在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进行的理论研究，是对存在者不负责任的纯思维认识方式(自然科学、社会实证科学所内涵的思维方式是非价值性思维方式*内在就是内在，外在就是外在，这个存在性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价值性思维方式只针对内在性思维而言，依此而言，外在性思维方式只能称作“非价值性思维方式”，而不能表达为“无价值性思维方式”。可以发生由无到有的转变，而根本上不存在由“非”到“是”的转变。)，高级别概念对低级别概念的代表作为认识主体的我我心安然似乎理所应当，“真值”看作完全向高级别传递；而生界(或内在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进行的理论研究，由低到高是对较低存在者的主体实体、价值实体的不同程度的剥夺，“真值”向高级别传递越传越少，因此，高级别概念只具有理论语言上的形式意义，在内容上反而应该被低级别的概念所抵制和批判。这是生界(或内在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第三个特点。

三、死界之本与生界之本

要展开死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与生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就必须根本上对“死界之本”与“生界之本”进行追问。这种追问是建立理论体系的首项任务。

1.死界之本

在笛卡尔之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思维对象总体上说只有“死界”，为了奉迎“死界”这个外在的“绝对存在”，形而上学思维把人的认识(人的认识原本是生命的内在性行为)看作是与外在的“绝对存在”相通的，其进一步的逻辑是人的存在也是完全皈依外在的“绝对存在”被死界所统纳，人的生命内在没有什么本位性意义，这彻底混淆或“遗忘”了内、外在界限。*说传统阶段的形而上学“遗忘了内、外在界限”，比海德格尔说“遗忘了存在”更具体、更真切，当然说“混淆了内、外在界限”就更深刻、更有力度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首先发起了对于人的生命内在的“思”的确认和意义肯定，开启了人类思想史“内在先于外在”的时代。*在笛卡尔之前，思是趋向于外在的绝对本质的，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包含着或潜藏着“思”先于“外在绝对本质”的逻辑，当代哲学中的存在主义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可以看作是“内在先于外在”这一逻辑的彻底化。康德掀起的主体性革命(康德自称认识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可以说在认识论领域终止了“外在覆盖内在”的时代，解决了“内在先于外在”的问题，康德的认识主体性思想可以看作是认识论领域的生界形而上学思维。

死界具有无限性吗？从形式上看，死界在时间上、空间上、样态上都是无限的，但是从内容上看死界恰恰不具有无限性，死界的存在物在时间上、空间上、样态上都是在“重复”以往或者先有，死界恰恰是有限的，正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一段话所言。正因为死界是有限的，死界从而是可以简约的，甚至可以简约为“一”，这个“一”就是“物性”、“(物性的)规律”。“物性”、“规律”正是死界之本。我们的“以近知远、以少识多、以表透里”的形而上学认识工具，完全可以把死界看穿，死界作为一元世界就是一个物质世界、规律世界、宿命世界。

2.生界之本

生命界即生界。与物质世界、规律世界、宿命世界相比，生命恰恰不是物性的、规律性的、宿命性的存在者，而是具有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的外在表现的存在者，这样的存在者在存在形式上恰恰具有无限性。

价值意识来自于主体性，主体性作为表现或存在形式来自于内在的自由性、主动性、灵性，自由性、主动性、灵性又是生命性所赋予的，与生命同在。“自由性、主动性、灵性”正是生界之本，生命外在表现出来的多样性、无定性特点恰恰表明生命作为存在者具有无限性。死界因为被我们所说的“规律”所规定，恰恰理想上说是可以被完全认识的，具有“一”(当然这个“一”不能被推翻)的形式的“知识体系”就可以看作“人的认识符合了真理”；生界因为内在永远处于不断生成、外在表现出的变化无定的特点，恰恰是不能被认定的，我们强加给生界存在者的“知识体系”只是生界存在者的“可能去向”而非“已然所是”或“恒定所是”。我们可以根据“规律”来预判物质世界的下一步，我们却找不到一条“定律”来判定生命及人的行为的下一步。物质世界的未来具有必然性，而生命体的未来具有的是不确定之或然性。面对生界，我们的认识只能看到“自由性、主动性、灵性”这一生成性层次，而不能把“自由性、主动性、灵性”这样的生成性存在内容像物性、规律性对象一样看穿、设定。“自由、主动、灵”虽然也是概念，但这些是不可对象化的概念，是不可为形而上学所抽象简约、代表的概念，简约、代表等于泯灭。

3.自然界包括两界：死界与生界

自然界即自然世界。自然世界经过自身的演化与发展，至少在我们太阳系和地球这个空间区域演化出了死界与生界两界。生界就是生界，不是死界；死界只能是死界，不会是生界。这是很明确的。而自然世界拥有生界与死界两界，它既有生命存在者(或灵性存在者)，也有物性存在者。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认识上看，自然性(或自然的本质)包括两性：灵性与物性。灵性与物性相对立，但与自然性并不对立，因为灵性被自然性所统纳、包含，自然性在层次上高于灵性。

自然界包括死界与生界，生界就是生命界，生命界包括人类，人类是由人的群体组成的，人的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人的个体是由个体内在的自由性、主动性、价值性所生成的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化性的生命实体。这正是生界形而上学思维的理论语言所要表述的生界存在体系。

四、人的存在的层次

通过以上论述，人的存在的层次就很显然了，从具体到抽象、从低到高依次是六个层次：个体特殊，个体一般，人类一般，群体一般，生命一般，自然一般。以下我们为了理论上的条理性从高到低来表述：

1.自然一般

从我们所处的自然界来说，自然界包括死界和生界，自然科学已经认识到，这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生命及人类属于生界中的存在者，人作为生界的一个角色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本质具有自然一般的特点，“人是自然中的一种自然物”。

自然界包括死界和生界，自然界就是以生与死分裂的方式存在着。因此，纯粹把自然界看作是死界或纯粹把自然界看作是生界的一元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都是错误的。

自然性包括物性和灵性两种，人具有自然一般的本质，并不等于人是物性存在者，因为人作为灵性存在者同样属于自然一般。因此，把人看作物性存在者的思维方式是错误的。生命和物完全是自然中的两种不同本质种类的存在，物受物性普遍规律的制约，完全没有独立性、自主性、主动性、未定性、生成性；生命突破或超越了物性的普遍规律的制约，具有独立性、自主性、主动性、未定性、生成性。物是自然中的低级存在，生命是自然中的高级存在。

生命界虽然是有限的，但生命界的繁衍却是无限的，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正是在生命界的繁衍中被“分娩”到生界的。但是任何一个生命个体作为存在者都是有限的(在物性的意义上)，由生界转入到死界才能达到稳定和永恒状态(物性的稳定)。所以，我们活着，我们居于生界；我们死了，我们入于死界；虽然入于死界，但仍然不违反我们具有的“自然一般”的本质。自然界容许我们“生”(造化)，但从此刻起便全然地接受我们的“死”。“贪生”或“怕死”都是无用的，反而浪费了自身生命的能量，降低了生活的质量，大大减少了“快乐地活在每一个当下”的种种可能。

自然世界是一个由死界与生界共同构成的世界，整个自然界的运动(物性运动、灵性运动、灵性与物性的互动)构成人的存在的大环境。人本身为自然中一物，自然一般是人的最抽象层次的本质，人生为自然，归入自然中的生界；死亦为自然，归入自然中的死界；就生命及人死亡后归入自然之死界而言，生命及人作为存在与自然存在在逻辑上是同一的。

2.生命一般

人是生命世界的一员，因而人具有生命一般的本质，“人是生命中的一种生命”。

人和“动物”(实际应是其他生命)首先是具有共同性，其次才是具有特殊性。那种把“人和动物的区别”上升到绝对的程度、把人和动物看作是完全不同的过于拔高人的形而上学思维是错误的。凡是生命都具有灵性，只是灵性的内容有差异而已。不能认为只有人具有灵性，其他生命都是如同物一般地“机械地存在着”。不能认为只有人具有组织性、社会性、文明性，其他生命都是“纯粹野蛮不开化的东西”，如汉语中的“人兽之分”中的“兽”的含义就存在着贬低其他生命的意思。

生命是一种在时间性或历史性上超越物性存在的高级存在，生命的存在给自然世界带来了“主体性”现象(如独立、未定、生成等)，“主体性”在运动上或秩序上出现了“意义”问题即“伦理”问题，从而生命与人皆成为伦理学的原点。人具有生命一般的本质，也要求最低层次上把人当生命对待，把其他生命当生命对待——在伦理意义上。

3.人类一般

人类是生命中的一类，人的每个个体都是人类的一员，因而人具有人类一般的本质，“人是人的类——人类”。

只要是生理和神智发育正常的人，所有的人都具有共同性的一面，人的共同性一面是我们思考人的科学问题、人的哲学问题、人的价值问题、人的理想问题等等的基础和“公理”。人首先是相同的，其次才是不同的。把人与人之间的后天差异上升到人的本质的一切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都是狭隘的和错误的。过分夸大某个人、某群人的某种优点(实际是差异性表现)，也是错误的思维方式，正所谓没有人纯粹高尚为神或纯粹低贱为鬼，人人都是“凡夫俗子”，身上都既具有神性也具有鬼性，并且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不恒定。

“人类”这一术语，本身就是形而上学思维的产物——如果人没有求同的形而上的抽象思维，那便不会形成“人类”这一术语。进一步，“人类”这一术语不但是“信仰”，而且还是“理性化信仰”的标志——因为“人类”概念的形成，标志着人的信仰才可能确定到人的生命自身。再进一步，“人类”这一术语不但是观念(具有纯粹性的形而上学概念)，而且是所有价值理性观念所构成的价值观念体系的总称或代名词。从此，“人”首先是在形而上学的价值观念层次上得到了肯定，其次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价值、尊严、权利才可能得到肯定。*不能否认“人”这种观念在现代性中就已经形成了，尽管传统形而上学未能很深刻地论证，传统形而上学只是未能彻底解决“把人当人”的问题，没有能把“人”和“物”彻底划清界限。任何一个无视和伤害“人类”这一形而上学价值理性信仰之“观念”的人，理论上都存在着他自身被其所倡导的价值虚无性伤害的可能——否定“人类”这一价值观念，就等于否定价值上“形而上的人”，就等于把自己置于“兽性”的伤害之下。当我们使用“人类”这一概念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已经赋予了“人人生而平等，生而共同”的含义。只不过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我们会赋予“平等、共同”更丰富的形而上的观念内容。依此看，“人类”这一术语本身也是一面“理想的旗帜”，它召唤着每一个人去宽容异己、推心置腹、推己及人。害人留下了未来被人害的极大的可能性，爱人留下了未来被人爱的极大的可能性，所谓的“善者善报，恶者恶报”。

“人类”这一术语，也是一个政治学术语，也许政治学就是从“人类”这一概念形成之时走向成熟的——因为人类概念的确立，“公共”一词才得以完满，“公共”概念定型之后政治学的思考对象才不会游移不定；因为人类概念的确立，“世界历史”一词才得以建立，“世界历史”概念建立之后，人的历史才专指“人的文明”(区别于物和其他生命存在)的历史。政治学就是人类自己保护自己、治理自己、实现自己的学问。政治学关注的价值空间，不是任何一个个体，而是“所有人”即“人类的公共空间”、“人类的世界历史”、“人类的未来”——当然这是成熟的政治学所具有的正反一致的理念。

“人类”这一概念的形成，也是一个人类文明进入“理性时代”的标志。从形而上的意义上看，“理性”是与“神性”(理想人性的未完成性)的对抗，理性的增长就是神性的衰减，神性的衰减就是理性的完善。“人类”概念矗立起来之后，“神”才可能是博爱的；随着人类力量的强大，“神性的博爱”才可能现实化为社会制度，从而“神”由“实体”(观念上的实体)不断退隐并最终只是一个符号而已。人进神退，也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成果，这进一步说明传统形而上学思维在不断地开拓、奠定和夯实人的文明的基础，彻底否定形而上学思维对于人类文明、人的存在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关于“人类”这一概念，我们还可以联想很多很多，可以说言之不尽，它是所有价值观念中的“枢纽”概念，无论是人类文明中的“战争”(或斗争)还是人类文明中的“和平”皆因此起。

人是灵与肉的混合体，就人的角度而言，关于人的本质的“自然一般”、“生命一般”、“人类一般”都是形而上学的观念范畴，都是由灵所生和由灵所通的范畴，而以下关于人的本质的“群体一般”、“个体一般”、“个体特殊”三个层次，既有灵所生的一面，也有肉本所注定的一面。

4.群体一般

群体指人的现实生活所在的具体成员整体。自然、生命、人类都是抽象概念，而群体是具体概念，它由具体数量的个体所组成。人的个体作为自身所是群体的一员，具有群体一般的本质，“人是由众多特定独立个体人组成的特定独立的人的群体”。汉语中的“社—会”是群体的隐喻词，不如“群体”一词具体明确，因而在哲学上应该选用“群体”这一词语。[11]

与人类这一概念是“形而上”概念不同，群体是实体概念。在生物科学中，生命包含着三个实体概念：个体、种群、群落。“在生物学中，(人的)生命既不是单纯的个体存在，也不是单纯的种群存在，而是个体与种群二元共同构成的存在。”[11]人的“群体贮存着生命的一半生成性，贮存着生命的多样性，贮存着生命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环境资源基础、身体技能和精神智能”[11]。“群体贮存着生命的一半生成性。在生命系统中，群体更占居一种历史的地位，而个体总是在不断地生成现实和面向未来。人是一种雌雄异体的生命，个体不论是雌体还是雄体，其存在都是不完备的，只有与异体结合才能达到生命的完备，繁育出新的个体来。而任何人没办法创造自己的异体，异体永远是存在于与自己相对立的群体中。同时，每个人作为半性体，也构成了他(或她)个体的异性体。个体的生存在时间上是有限的，而个体与群体的异性体的结合和繁育，使个体生命在另外一层意义上得到了延伸。如此周而复始，才超越了生命个体存在的有限性，构成了生命系统存在的无限性。”[11]

群体是个形态异常多样的概念，小到家庭、各种组织、不同层次社区、各种宗教、各种民族，大到国家、国际组织甚至“全球”都是“群体”。一个人可以是不同群体的成员，兼具各种角色，因而具有各种群体一般的本质。乡土性、民族性、时代性、文化性、文明性、人文性、历史性等等实质上都是群体性或群体生活所衍生的。严格地说，人类文化中的各种观念(包括哲学、科学、宗教、艺术、政治、法律、制度、语言等)、各种生活行为方式都是群体的而非“人类”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开始于地域历史，但地域历史还不是真正的人类历史，而是群体的历史。”[12]“人类”只是一个形而上的理想旗号，而现实总是具体群体的现实。虽然“人类”只是一个虚幻的形而上旗号，但是随着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互相认同、融合，“人类”越来越成为一种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语境”——每一个体、每一群体总是以群体存在形式存在，但却假托“人类”这一如同上帝般的超越性存在。由此倾向可见，人类主义或普世主义作为最宽泛的价值理念是一种超越个体生命、群体生命的形而上学性质的必然追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把世界历史看作是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历史前提，是人类由地域历史向真正的人类历史前进的必由之路。”[12]

个体是在群体的现实中生活，这种现实包括自然环境现实和意义观念环境现实。人不但是在自然环境中活动的动物，还是在群体人文性的观念与制度环境中活动的动物。当群体在先个体在后时，群体除了具有所指的具体实体的含义以外，还具有超越个体生命的形而上学性质的观念存在含义，即“历史性存在”，人总是在群体的历史中寻找群体一般，从而定义人的本质，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56；个体总是皈依群体历史所形成的观念从而皈依了具有历史性的群体，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当个体创造“群体观念”，也就是群体在后时，形成了个体与群体的观念发展互动，个体把自身对人的本质、生活意义的新的理解，对人的生活方式的创新，也加入到了群体的历史性的现实观念内容之中，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历史，展现出“时代性”特征。

人文观念意义的主体性、价值性、制度性、意志性等“超越现实的历史存在”(现实指个体生命的现实)使群体的地位凌驾于个体生命之上，个体只有被驯化(驯化这一过程必不可少)、人化(社会化、群体化)，才能成为群体生活中的一分子，这给人形成了人的本质是历史性、历史变成了一种如同上帝般的“绝对宿命体”的“错觉”，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历史性霸权”，作为绝对主体的人本身倒沦落为人的群体性生活中的奴隶。针对后现代所批判的这种理论现象与生活现象，需要把个体作为绝对价值主体，把群体的本质解构为个体与他者的互动，批判虚假的、脱离个体价值本体的“群体主义残暴行为”。

5.个体一般

“人的生命”的实体含义，最直接地形而上地指个体，指某一具体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严格地说，这一过程只能被自身所亲历，他者看到的、接触到的、谈论的都是个体实体的表象。个体既是一个人生命主体的全部形式与内容(我的人生或一生)，又是一个人所面对的第一个对象世界(与意识我相对的实体我)；每个人都既是自身的统治者(能动的我)，又是自身的被统治者(与意识我相对的实体我)；每个人都既是自身的一部分(此时此意识的我)，同时又是自身的整体(人生)。因此，人的个体具有被自身所生成的、可被对象化的、可被驱动的、具有历史的个体一般的本质，“人是特定完整独立的人的个体”。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在能动性及能动性的现实活动之外，每个人都有一个超越现实活动(海德格尔的“此在”)的形而上的“自身一般”(具有本质的存在者)的概念，人总是自发地去“做自己”、“建构自我”或刻意明确地“改变自己”，给群体成员留下“个性”的鲜明印象。

物也有内外在的区分，但只有生命具有内在意识上区分的明确意识和坚持内在性的意识与行为。前面说过，群体通过外在的观念与行为手段“驯化”、“人化”个体从而实现了“个体人化或群体化”，但是严格地说，在内在或内因不进行主观运动的基础上，一切外在的改造行为都毫无可能、毫无作用、毫无意义。“对人弹琴”和“对牛弹琴”甚至和“对石弹琴”毫无区别，一个人愿意听琴音、愿意学奏琴音，“琴”才成其为琴，“琴音”才成为“人音”，事后性的“评价”才是“对人弹琴”。一个人降临人世，除了生命的先天性的行为以外，后天的行为都是从茫然无知的零开始自身所逐渐建造的，即一个人的“个体一般”绝对意义上说，是由个体内在的意识、主动性、价值性意志、哲学智慧等形成的。

虽然被作为群体成员看待时，个体被看作是具有“群体一般”的本质，但这是一个形而上学思维所形成的表象(甚至说是假象)，因为更深刻地说，每个个体都是内在地根据自己所形成的“人”的观念来“做人”，他实际上“做”的是“自身一般”——当然不否认“群体的历史一般”是一个客观的模板与参照。

个体一般与群体一般相比较，个体一般更真切，正因为个体一般更真切所以才能进一步生成新的“群体一般”。比如我们现在时常说的“80后”、“90后”就反映出这种由特定个体到特定群体的现象。群体中的代沟、代际差是客观必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后来人与前辈相比内在追求、自我建构总有不同。一方面，作为对文明的坚持和传承，前辈人可以为后辈人、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做(群体)人的范式与指导”；但另一方面，因为个体的本质绝对地说是内在地形成的，所以前辈人、从事教育事业的教师必须尊重任一个体的自主选择、自我建构这一“过程实体”，“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等人权制度也是针对代际传承、观念传承中存在着变异问题(解释学发现的主观解读与客观文本的矛盾)所作出选择的必需的技术解决方案。

6.个体特殊

个体一般是个体在后天的现实生活中形成的，是个体经现实生活中的意识、认识、行为、意志、实践等各种改造之后形成的个人本质。个体生命体中始终能动的部分(如意识)与未改造的和不可能改造的个体内容，就是一个人的“个体特殊”的本质，“人是难以确定不同环境下不同意识性的特定完整独立的人的意识个体”，这种“难以确定”不仅包括别人，而且包括自己。

个体特殊一是具有先天性、先在性、原始性、内在性、自在性、自由性。这些性质决定了个体特殊就是人的原发的、能动的、最深刻层次的本质。人的本质没有比个体特殊再深刻、再超前、再能动的内容了。自由是人的本原性内容，意味着不定、不是而可定、可是。存在主义的“人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含义就是“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生成性因素先于被生成的内容”，即“人的个体特殊性内容先于(或强于)个体一般及群体观念实体”，人由自己的内在自由独立性地、自我性地在后天的人生现实运动中生成自己的其他的丰富的本质，表现出“主体性”这一存在特征。

个体特殊二是具有基础性、潜能性、主动性、生成性，即后天的个体一般是在个体特殊的基础上生成的，并且个体特殊是个体一般生成的主体，个体特殊具有决定个体一般的主体性，个体一般是每个人自由的、自主的选择的结果——当然不否认因群体历史的阶段性差异而不同。

个体特殊三是始终具有开放性(变易性)。开放性是形式上的表现，是就形式而言。物的本质是恒定的，而人的后天性的本质的定性是相对的，是可以改变的，而改变的主体还是个体内在自由这一主动的、能动的主体。“非理性”一词具有以“理性”为本的潜在含义，其内容以“开放性”表达更合适。“理性”必然具有观念内容*从观念内容的角度就看不出“非理性”到底是什么了或肯定什么了，这也说明不能以“非理性”这一概念来指称个体特殊的开放性本质。，开放性正是对已有的观念内容进行抵制或接纳、再反思、再批判、再生成、再超越。自由是对个体特殊的存在性表达，主动、能动是对个体特殊的功能性表达，反思、批判、生成、超越都是后天的“理性”概念。因此，主动、能动概念高于反思、批判、生成、超越等概念，自由概念高于主动、能动等概念，自由是个体特殊的本质。

个体是生命的最直接、最基本的实存样态，而个体中的个体特殊是生命的原发性、生成性实存样态，个体一般由个体特殊所生成、所决定。个体特殊并不是物性的东西，不能以物或物性来类比、推演、理解、描述。个体特殊所承载的生命的自由性，是对时间的体验把握、对时间的选择决断，生命是能够根据时间的变化来选择和决定自己的存在内容和活动内容的存在者，“现实”(或“当下”)之“局”(局势、局面)是个体特殊或生命的自由所面对的直接对象。失去对现实之局的判断、把握、选择、改变等，就失去自由，就失去个体特殊，失去生成性和创造性，这样的生命同物没有区别。

生命与物不同的是，生命是有现实性的，即活在当下——“现实之局意识”就是自觉意识；缺乏现实之局意识就是自发状态。在对现实之局作出选择之前，自由还什么也不是，或者是承袭着旧的内容；在对现实之局作出选择和行动之后，生命具有了定性和新的内容。在现实之外或之前，人的自由无从所是，处于潜伏状态；步入现实之后，自由被选择所赋予内容，有了定性，注定了个体一般。个体一般这个现实本质、结果本质正是由个体特殊这个前在本质、自由性本质、基础性本质、活动性本质经过实体性过程所生成的。总之，人作为生命，是自由性的、主体性的、价值性的存在，进而是时间性的、历史性的存在，从而是生成性存在，并且由先在的生成性本质生成后在的生成本质。

虽然个体特殊生成了个体一般，但是从目的论进行发问：个体一般对于个体特殊来说具有绝对的目的意义吗？或者说个体特殊自身有一个最高的绝对命令使自己走向个体一般吗？是不是有一种比自由本身更高的形而上约束甚至是主宰呢？对于这样一个超越自由、超越个体特殊的超验问题虽然不可能作出回答，但人生给我们的感觉是，个体特殊与个体一般并不是一体的、同心的，有时个体特殊还把个体一般当作“沉重的包袱”、“自由的羁绊”，这从一些宗教思想(如佛教)中就可看到。庄子对“自由”的感情无以复加，以至于把能动性的东西当作存在性的东西去追求，去达到“至人无己”(《庄子·逍遥游》)的毫无束缚、牵挂的境地，这让我们感觉到具有精神性(精神一词最抽象的含义也许由此所出)的个体特殊的确存在并且是极为重要的存在。

就我们对儿童的观察来看，任性总是儿童作为人的第一性，服从父母的管教总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接受过程。对于成人来说，为肉体所累、为职业所累、为智慧所累(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为名所累、为群体历史观念(披着人皮或顶着人名)所累甚至为自己的喜好所累等等为现实人生所累的意识也时常袭上我们的头脑，产生出“逃避现实”甚至是“逃避生命”的念头。*游戏是对过程实体的经历，是“掐头去尾”的人生，玩游戏者可以无条件地成为角色，且不必为结局承担责任，这样的“现实”人当然最愿意面对。因此，笔者反对“游戏”一词成为一个无限制的哲学概念。“行知合一”的人根本不存在，人总是知多行少、知严行松、知应为而不为，因为人是彻底改变或摆脱不了个体特殊的。

可见个体特殊具有自身的独立性、本位性，走向个体一般并不具有绝对的必然性；相反，能够进入到一个纯粹的个体特殊的世界反而是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和幸福的乌托邦境界——寂寞是因为孤独，而一个人如若不能孤独，一个人就彻底地遗失了个体特殊自身。当然，如果没有个体一般，个体特殊在现实中也无所依附，个体特殊可以看作是寓居于个体一般之中。

在人的个体身上，有着个体特殊和个体一般的双重本质，人的个体特殊是生成个体一般的主体，但是现实中的个体所处的身体状况、自然环境、群体环境、群体历史观念对这一过程的影响也非常大，使个体一般除了个体先天内在因素形成的内容之外，还加入了许多外在的干扰性内容(如同物理上的光波干扰现象)。从主动、能动上来说，个体特殊为本在先；从定性或束缚性来说，个体一般为强占大，个体特殊与个体一般的关系总避免不了战争状态。总体上说，个体特殊是个体特殊，个体一般是个体一般，二者具有对立性、矛盾性，人就是一个后天与先天、已成存在与永远的生成性存在、外在与内在的分裂的、矛盾的统一体。

7.人的存在的层次性综述

综上所述，人的存在具有个体特殊、个体一般、人类一般、群体一般、生命一般、自然一般等六个层次。在这六个层次中：

(1)自然一般层次最高(抽象性最强)，个体特殊层次最低(实体性内容最丰富)；但越是高的层次，人的本质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越少，越具有形而上的观念性；越是低的层次，人的本质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越丰富，越具有形而下的实存性。

(2)唯有个体特殊真正是自由的、主体的、能动的、生成性的、基础的层次。

(3)唯有个体特殊、个体一般、群体一般是生命实存的层次，除了群体一般兼具生命实存、观念实存两方面以外，人类一般层次、生命一般层次、自然一般层次都属于纯粹的形而上学性质的概念(从人的存在这一中心的角度而言)。

(4)人的主体性在群体生活中产生了一种独有的“群体历史观念实在”(或社会历史观念实在)，群体存在加入了观念实在的内容。生命实在与观念实在的并存，使人的存在整体上呈现分裂的、矛盾的二元状态，在人类内部产生了生命性与观念性分裂、对立的现象(所谓灵与肉的分裂，灵与肉的分裂首先是表现为群体的，其次才是内化为个体的)。作为观念的“历史”及代表历史观念的“群体”(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成为一种与生命主体相对立的观念主体，这样在人的生活中就存在着四种主体：个体生命主体(包括个体特殊和个体一般两种)、群体生命主体、群体观念主体。人的主体性(价值)也二分为生命主体性(生命价值)与观念主体性(观念价值)。

(5)群体一般与人类一般具有连通性，群体一般可以看作是狭义的人类一般，人类一般可以看作是广义的群体一般。

(6)生命一般是生界的最高层次，生界包含着个体特殊、个体一般、群体一般、人类一般、生命一般五个层次。

(7)自然一般是最高的层次，生命和人产生于自然，并且是在自然中实存，构成自然中的生界，成为现实自然整体的一部分。从世界观整体看，自然世界二分为生界与死界，人作为生命的一员属于生界且具有生命一般的本质，又因生命属于自然从而人具有自然一般的本质，人与自然并不矛盾，而是统一于自然这个整体世界。自然中并没有神，也没有比自然再高的存在，不存在西方早期哲学所谓的超越时间、空间的“自然本原”、“绝对存在”。自然本身具有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时间维度，生命和人只不过分有这种维度及具有这种维度的内在意识，以及具有在这种维度中意识到自身存在、运动、发展的能动性意识。

概括以上，“人是什么”的哲学问题需要由六个不同层次的语句来整体表述：“人是难以确定不同环境下不同意识性的特定完整独立的人的意识个体；人是特定完整独立的人的个体；人是由众多特定独立个体人组成的特定独立的人的群体；人是人的类——人类；人是生命中的一种生命；人是自然中的一种自然物。”

8.人的存在的去形而上学表述

前面的对人的存在层次的综述，是以形而上学性质的概念或语言对人的存在的表述，理论建构根本上离不开形而上学性质的概念或语言，但是，为了减少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对实体的削减甚至“遗忘”，我们再从纯实体的角度对人的存在现实进行反拨性、回归性的表述：

(1)只有个别，而没有一般。对于存在来说，只有个别或个体，而没有“一般”或“世界”，一般与世界是形而上抽象思维所产生的即形而上学性质的概念。对于人的存在而言，从实体的角度来说，自然、生命、人类这些词语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只是在形而上的观念意义上存在。现实总是个体、个别的现实，而没有一般或世界的现实，一般或世界根本上只不过是个体、个别的集合而已，把一般、世界当作实体犯了逻辑上重复的错误，会带来消灭“形而下的实体特殊”的恶果。把一般、世界这样的概念、观念当作实体的来源或根据，是人的理论犯了把概念与实体“颠倒”的逻辑错误——观念不能产生实体，实体“存在即存在，不存在即不存在”(巴门尼德原话：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一切存在都是明明确确的生活事实，需要凭借外在根据而出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可以对实体进行抽象，以概念来表达生活世界，但是不能犯“观念产生实体”的错误。

(2)生命体与物性体是不同的，物性体的实体或个别就是个体，而生命体的实体或个别是个体(包含个体特殊、个体一般)与群体。因为物性体的个体作为存在是自足的、完备的，而生命体的个体作为生命存在不是自足的、完备的，而是共生一体的。因此，

① 对于人学来说，人类、生命、自然都是形而上学概念，即非实体概念；对于生物学来说，人类是实体概念；对于研究自然环境的地理科学来说，人类、生命是实体概念。判断实体的标准是：实体必须是特殊的，而不能是一般的。人学理论离不了“人类”这一形而上学概念、生物学理论离不了“生命”这一形而上学概念，地理学理论离不了“自然”这一形而上学概念，反映出人的理论研究整体上离不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人类的个体、群体都属于“个别”从而属于“实体”范畴。①

(3)生命体与物性体不同之处还在于，物性体是转换的，而生命体是生成的。在时间性中，物性体的个别是永恒的，只不过转换不同的场所；而对于生命体的个别来说，则存在着生成性、生成、死亡三个环节。死亡是生命体个别转换为物性体个别，从而达到物性体个别的永恒状态(这种永恒与生命体的本质是无关的，脱离了生命体的本质规定)。人的个体、群体属于“生成”范畴，属于“生成”性实体，而“生成性”实体正是“个体特殊”。个体特殊的实体性质与个体、群体的实体性质不同，后者是“生成实体”，而前者是生成后者的“生成性实体”。生命实体由“生成性实体”和“生成实体”两部分所组成。

(4)生命体的生成性还包括先天生成性与后天生成性。先天生成性如DNA遗传与复制(细胞分裂、基因组合也是充满了或然性)，后天生成性正是人后天的创造性，如语言、符号、逻辑、知识等观念存在都是后天生成性潜能现实化的产物。语言、符号、逻辑、知识等观念存在当然有别于“个别”这一实体存在，为了表述人的生活我们把这种性质的存在称为“观念实体”。因为对于人的个体特殊及个体来说，观念实体并不是先天的、自身的、内在的，而是存在于与个体特殊、个体一般相对立的群体之中，是在群体的历史中形成的，所以称为“群体观念实体”。“观念实体”这一概念的出现，也导致“群体”这一概念具有了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生命实体，一是观念实体。观念实体归根结底是人的个体特殊这一实体生成性的产物，“在所有的(生命)个体中，只有人类的个体对类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肉体方面，而且扩展到精神和意识领域……人类社会文明不无可以说是一种个体的文明，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个体的学习和创造之上”[14]。观念实体是个体后天创造，其存在性质完全是“思维制造”，基于个体特殊之“自由”的“思维制造”所具有的内在性、无限性，完全不是认识论上狭隘的外在主义或外在同一性主义所能揭示的。

五、结语

形而上学的由具体到抽象的思维方式，是人认识一切对象和世界(包括自身及自身的内在意识世界)的认识工具，对于理论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传统阶段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的、一元的、普遍的思维方式在死界(或外在性)存在观领域取得了成功，获得了“科学”这一理论成果，但在步入生命观及人观之后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它遗漏了生命的自由性特质和时间性的特殊表现，后现代思潮也是力求在这一点进行理论建构。“对人的生存的历史性的自觉意识和阐发，是20世纪以来哲学所取得的最为重大的进展之一。海德格尔对此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第一次以一种原创性的方式深刻地阐明了这一点:时间性和历史性乃是人的生存的本源性结构，只有在时间之内的东西才是现实的，超时间的、非时间性的东西只能是抽象的。”[15]生命同物一样，也居于自然世界之中，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但生命与物不同的是，生命是自由性和时间性的主体性存在，生界存在观因而只能是在自由性、主体性的维度下进行抽象思维，因而生界存在观的建立，必须以区别于死界绝对的、一元的、普遍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来进行。因此，对待形而上学认识工具的正确态度是：以死看死，以生看生。

与“以死看死”的“超越时间、超越差异”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相比，“以生看生”的“自由性、现实性(或历史性)、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以特殊的、相对的、多元的、差异的为本的思维方式，所建立的生界存在观也是特殊的、相对的、多元的、差异的存在观。对于生命存在的抽象思维来说，越是主体的、现实的、个别的，才越是真实的、基础的、高级别的生命存在；越是价值的，才越是真实的、基础的、高级别的观念存在。再更深刻地说，所谓“特殊的、相对的、多元的、差异的”也还是以死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为总背景、总框架、总参照的说法，生界形而上学的根本立足之处在于，回归生命实体(自由实体、价值实体属特殊范畴)，以生命实体作为关于生命及人自身的理论的基石，去建立生命观、人观，从而彻底解决以往理论对生命和人的混淆、遮蔽与遗忘。

自然因为具有时间性从而演化出了生命存在、生命主体，自然世界包含着生界与死界，自然世界同样具有时间性、主体性维度，自然的时间性维度、主体性维度也是不能被忽视的。没有生命科学、人的科学的自然科学不是真正的自然科学，不包含或脱离了生命观、人观的自然观不是真正的自然观。把自然世界看作是绝对的、一元的、普遍的死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极端狭隘的。看来以往我们不但没有真正理解人，而且也没有真正理解生命，没有真正理解自然，如何建立一个新的生命观、新的自然观，也是理论研究必须关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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