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宋时期江南的城镇化现象

赵志浩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南宋的江南地区，主要是指江南东、西路和两浙东、西路，大约相当于今天的苏、皖南部、浙江省、江西省和上海市。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这些地区在当时经济发达，带动周边郊区和农村卷入城镇化的进程之中，促进市镇和草市的发展，在总量和发展水平上都有明显提高。

一、南宋江南出现城镇化的原因及发展状况

南宋时期的江南为何会出现城镇化的现象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北宋建立之后，实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政策，国有土地只占了很少一部分，土地可以自由经营和使用。到了南宋，国家更是较少参与或干预经济运行，民生和民营经济获得发展，国家只对工商业征税，对农民的农业、手工业副产品的地摊交易一律不征税，激发了社会活力。其二，统治者重视理财，使商业、商贸和钱庄业获得发展，并出现各种厂矿和加工厂，第二、三产业获得发展。不抑商政策使大量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激活了民间经济。其三，南宋在南方的开拓与经营奠定了南方的富裕，特别是大量北方、中原人民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促使南方繁荣起来，促进了江南市镇周边地区和农村城镇化的发展。

南宋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市镇和草市，前者由军事据点转变而来，后者在乡村墟市基础上兴起。具体来讲，南宋市镇主要包括七种类型:一是环城市镇，如临安、建康、台州、绍兴、常州、苏州、饶州、镇江等城的周围，都有相当数量的市镇;二是农业市镇，这类市镇多在产粮区和经济作物发达地区，如嘉兴府华亭县的直塘镇是粮食镇，温州的白沙镇是林业市镇，临江军新滏县的肖家峡市则是蔬菜市场;三是手工业市镇，如台州的杜渎镇、于浦镇的盐业市镇，处州龙泉县的琉田市、吉州庐陵县的永和的陶瓷业市镇;四是商品转运市镇，江南水陆交错，河岸市镇繁多;五是沿海港口市镇，由海上贸易发展而来，如嘉兴府的青龙镇、澉浦镇、广陈镇和上海镇等;六是消费性市镇，如平江府常熟县的许浦镇，位于长江出海口，驻有水军1.2万人，构成极大的消费群体;七是乡村墟市，分布于广大农村地区。

南宋江南地区的市镇，除规模较小的部分草市外，其社会形态已日益呈现出城市化的特征，是城市向外扩张并开始深入乡村地带的一种表现，一些规模较大的市镇，已初步发展成为与传统州县城市不同的新兴经济都市，推动了江南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大致来看，南宋城镇化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城镇数量增多。相比于北宋，南宋江南城镇数量增多，如:宁宗庆元二年(1196)，平江府常熟县农村共391个村落，有50余个镇和草市，平均不到8个村落就有1个镇或草市;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台州43个乡共有镇和草市84个，平均每个乡2个;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庆元府40个乡有镇和草市143个，平均每个乡3.6个;度宗咸淳初(1265—1274)，常州71个乡有镇和草市195个，平均每个乡2.7个;南宋中期，绍兴府山阴、会稽两县境内的镜湖流域，在东西约百余里、南北不到50里的范围分布着30多个草市。第二个特点是市场化水平提高。江南市镇除了乡村草市之外，工商业都比较发达，市场化程度较高。一些常设市，如平江府的半山桥市、镇江府的丁桥市、绍兴府的斜桥市等每日都有贸易，且具一定规模，而乡村草市的市场化水平也日益提高，如按一定周期进行贸易往来的墟市，其周期越来越短;在村坊出现越来越多的集市，即临时性交易点。南宋市场化水平提高还表现在:一是专业化的市场获得发展，如平江府直塘市和横金市的米市，绍兴府山梅市和项里市的果品市场，山阴县兰渚市的茶叶市场，这些市场多依靠当地的农副产品获得发展。二是越来越多的小农家庭参与到市场活动中去，成为小商小贩，销售各种日用品。

城镇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以及城镇之间的人口相互流动，其中也有城镇居民向农村的流动。很多农民弃本逐末，弃农经商，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离开农村流入城镇谋求更好的生活。商人是向城镇流动中最活跃的群体，这个群体活动范围较广，来往于乡村和城镇之间，散布于城镇的各个角落。无业游民、僧道、娼妓、乞丐等也是人口流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随着南宋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一些人沉淀下来，成为城镇人口，一些人成为流动人口，一些人变得越来越贫困，贫富差距拉大。我们具体看一下江南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员构成:

其一，小商贩、手工业者和雇佣劳动者。小商贩和手工业者是城镇下层的一些成员，他们早出晚归，走街串巷，无论是繁华的地方，还是偏僻的角落，都有他们的身影，成为城镇的一道道景观。随着社会的分化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等原因，很多人成为雇佣劳动者，有的在官府打杂，有的被豪门大户使唤，有的成为店铺、作坊的雇工，有的被临时受雇，分布在各行各业之中，他们的生活非常不稳定，常常受到失业的威胁。还有为数不少的人从事大众娱乐，比如杂技、魔术、皮影、驯兽、说书、弹唱等等。

其二，闲人、娼妓、游手。闲人是因社交才能或者其他的一技之长被大户人家供养的一个群体，其社会地位比一般的仆人要高，比如吟诗作画、谈古论今、围棋抚琴等等，还有些闲人陪富人游玩、吃喝、斗鸡、调笑、写贴等等。娼妓是南宋江南市镇的另一个社会群体，活跃在酒楼、繁华街市，有些过着雅致、享乐的生活。游手是当时的流氓群体，他们以行骗为业。

其三，乞丐、游僧。乞丐、游僧居无定所，游荡在各个城市城镇的角落，多数靠乞讨为生，有的僧侣以算命、测字为职业，生活没有保障，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二、城镇化与农村社会的变化

南宋时期江南城镇化过程中，原先农村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比如在教育方面，不少江南市镇设有官办学校和民办书院、小学、蒙学等，如青龙镇、上海镇、景德镇等，一些乡村草市也开始办学，“农家十月遣子入学，谓之冬学”［1］1781，市镇学校兴起是农村城镇化的表现。在娱乐方面，临安城南的龙山市、城西的赤山市、城北的北郭镇等都有综合性文娱场所，一些乡村小草市也有文化娱乐活动，如绍兴府镜湖流域夜间戏剧演出十分活跃，“此身只合都无事，时向湖桥看戏场”［1］393。江南多数市镇都有寺庙，像澉浦、青龙、上海、黄池等，一些市镇利用宗教活动开展交易，具有浓厚的商业气息，这说明江南市镇经商风气盛行，“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周密《天市垣》，《癸辛杂识》别集卷上)。

南宋城镇化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使市镇规模扩大，如南宋中期的嘉兴澉浦镇，在籍居民有5千余户，镇江江口镇和临安长安等镇的居民都在千户以上，居民规模已与县级城市、小型府州城市相当。外来农村人口逐步加入到市镇之中，摆脱农业生产成为市镇居民，从而带动农村生活方式、社会经济结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方面的转变，打破了以往农村封闭、单一的生活方式，商业娱乐性场所增多，如常州福山镇属于宗教市镇，信徒云集，人们在求神祈福之余进行商品贸易。城镇化发展还推动社会观念的变化，重商逐利之风日盛，从而引发农村伦理道德、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变化。

其一，社会文化世俗化。

随着城镇居民结构多元化，消遣、娱乐的世俗文化开始兴起，比如像戏剧、小说、杂耍等文化形式悄然兴起，临安的百伎艺术兴盛，市镇内外，各色艺人杂耍、歌曲表演、杂剧、皮影、讲史、讲经，等等，城镇化过程中的其他城镇，也模仿大城市的生活，世俗生活日益繁盛。与高雅文学不同，具有世俗性、社会化、商业化的市民文化开始兴盛，其形式通俗，充满城市气息，深受市民喜爱。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还表现在文人人生价值的多样化。随着文学艺术的普及，文人的文艺创作劳动得到了尊重，并能够实现一定的经济效益，所以文人的人生价值不再一味地固定于仕途上。

其二，生活方式多样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流动的频繁，使城镇生活日益开放，生活方式呈现多样化。首先是饮食业变得发达，饮食是南宋时期最大的行业，饮食店铺数量众多，分布密集，而且饮食品种丰富;其次是宴游之风盛行，如元宵观灯、清明踏青、重阳登高，无论春夏秋冬，每逢节日，豪贵之家就会大摆筵席，或到湖边游玩，观看湖山雪景;再次是夜生活日益丰富多彩，主要是夜间生意增多，有的通宵都在做买卖，酒店茶肆、街头叫卖，络绎不绝。

其三，新型社会关系出现。

居民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城镇人员日益复杂、流动性增强，货币关系发展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主要形式之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转变为业缘关系，以职业、兴趣爱好结合为新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商业关系使一大部分人在情感、生活习俗、习惯等方面形成诸多相似性，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原先的生活圈子，加入到新的社会圈子之中，因此固有的宗法宗族制受到冲击，新的社会组织日益取代旧的群体组织。

新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要求新的管理方式，宋代州府级城市实行厢坊两级管理体制，县级城市和市镇一般只允许设置坊巷和市，到南宋时，江南地区的一些市镇开始仿效州府城市，设立厢级机构。南宋中期，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一些江南市镇监镇官的权力不断增大，拥有一定的治安权和司法权，监镇官的级别也不断提升，一些重要市镇的监镇官多由京朝官担任，任职年限也像县官一样三年一任。在户籍管理等方面，许多江南市镇采用州县城市的坊郭制，这说明南宋中后期，很多江南市镇居民已经脱离乡村成为城市居民。南宋江南的许多市镇先后设立官办学校，由各镇自行管理。

三、南宋江南城镇化出现的问题、局限及启示

南宋江南城镇化培育了农村市场体系，将分散的商品交易整合起来，与城市市场相结合，城乡之间、区域市场之间的联系加强，农村的经济活动也越来越与市场发生联系，从而形成了生产活动的商品化以及消费活动的市场化趋势，预示着传统自然经济向市场化的商品经济转变，但是南宋江南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固有的乡村生活的整体平衡被打破，社会结构失去原先的平衡与相对稳定性，造成社会结构失衡，从而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往的宗族家族管理秩序被瓦解，人口流动造成新的管理问题，比如社会治安问题日益严重，一些诈骗者行骗街头，由于市场规范欠缺，一些贩卖货物者以假充真，骗取钱财，造成社会秩序不稳;另一社会问题就是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上下易位较快，社会流动频繁，造成人心不稳，由于传统价值观遭到冲击，出现一些仇富心态、报复心态等等社会问题;还有就是像火灾之类的问题也时有发生。

南宋时期的江南城镇化除了产生这些社会问题，还存在诸多局限，例如农村市场还不成熟，不少草市只是临时性的村头集市，具有不稳定性;镇级市场的吸纳和辐射能力也很有限，以州县为单位的市镇在满足本地区需求之后才能与外地市场发生联系，这只不过是州县的自给自足取代了乡村的自给自足。江南市镇的商品生产以个体家庭生产为基础，大多数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不是为了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保持和维持家庭经济的稳定。另外，江南市镇的货币税收越来越重，迫使广大民众不得不把更多的农业手工业品投放于市场，造成表面上市场的繁荣，实际上是满足了国家的财政需求，而民众生活困难，不利于农村及城镇商品的生产和城乡商品的流通。南宋时期的江南市镇除了少数大镇之外，大部分并没有实现乡村向城市的转化，市镇对周边的辐射能力也十分有限，因此江南城镇化尚处于初级阶段，发展水平较低。

城市化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即通过人口、资源、人才、市场、企业等向城市集中，产生聚集效应，从而推动经济的高效率运转。城市化的扩张是通过城市向周边延伸，吞并周围市镇展开的，也就是城市吃掉了乡村，把乡村变成城市的过程。西方近代社会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由最初的自然扩张发展到政府推动，最后到政府引导规范等几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因素”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西方的所谓市场经济和市场化都不是简单的自然自发的过程，而是在国家主导、引导和推动下进行的，所以“国家”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并非可有可无的因素。

传统中国的“城镇化”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城市化，传统中国的城镇化除了一些大的镇之外，多数墟市、草市都是自发形成的，是农民为满足家庭自足而进行的农业手工业品交换，所以无法形成规模，并且十分散乱无序，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就会自动萧条，乃至自动取消，形不成对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以政治中心形成的大镇，也会对周边的市镇和农村生活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不足以改变整个广大农村的分散自足状态。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的城镇化建设，不属于西方近代社会以来的城市化，所以不能像西方社会那样，把广大农民驱赶到城市，造成城市规模过大，并形成一系列的人口、资源、环境等社会问题，但也不属于中国传统社会自然自发状态、自生自灭的“城镇化”，因此既要坚持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发展规划、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作用。我们应在国家大政方针和战略布局的指导下，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特别应注重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1］ 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