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形式主义成灾镜鉴

2014-02-17 04:21郝宇青
领导文萃 2014年2期
关键词:列日涅夫政治动员言辞

郝宇青

形式主义的大量存在,不仅不利于苏联政治的健康运行,而且也成为苏联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大障碍,甚至可以说,它是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逢迎拍马成了政治忠诚

苏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等级鲜明的科层制官僚体系,而干部任命制、终身制更是强化了官僚体系的等级结构。由于上级掌握着对下级干部的录用、晋升与奖惩的权力,而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群众只是名义上的,这就在苏联直接促成了唯上的官场文化,即只对上负责,并赋以政治忠诚;而对下、对群众可以不负责(尽管在官员的政治言辞里到处可以看到“人民群众”的字眼)。在这种情况下,下级官员对上级领导的逢迎拍马、讨好献媚就成了苏联政治生活中一道特殊的“政治景观”,其极致的表演则是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

这样,官员对党和人民群众的政治忠诚,却摇身一变而成了对领导人的人格化的政治忠诚。

应当说,在苏联政治体制的设置中,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都有其特定的职责,但是,这种看起来各司其职、各司其责的科层制官僚体系,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却表现出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唯上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唯上主义的刺激下,整个官僚队伍中会形成不同的宗派体系,例如,地方派、部门派以及勃列日涅夫时期因裙带关系出现的“官僚氏族集团”等;在下级官员之间,除了争相对上级领导献媚之外,还会表现出对上级的政治依附心理和工作主动性的丧失,表现出为了官位与权力而彼此明争暗斗,表现出不讲原则的相互扯皮、推诿、不负责任、效率低下等官僚主义的怪现象。

官员成了“秀场”高手

由于苏联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崇奉的意识形态与其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为了弥补这种差距,苏联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了很大的努力。例如,苏联在1928-1937年的两个五年计划里就建成了工业化国家,并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大国。但是,这种以牺牲个人消费为代价、以政治承诺和政治动员为抓手的、命令型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一条偏颇的道路,它不仅没有带来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均衡发展,也没有带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相应跟进。这种发展模式在初期还能够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承诺一直未能得到兑现,人们的革命热情必然处于衰退之中。

尽管政治动员并不完全是毫无意义的,但在苏联它却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实际,越来越不着边际。苏联政治动员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发动群众运动、树立典型、各种形式的竞赛与表彰等。但在诸多的形式中,会议可谓是苏共最擅长的政治动员模式。苏联的会议多变成了传达领导的讲话、指示与号召,学习官方文件,下达任务的场所。尽管会议越来越程式化、空洞化,但是,官员们却乐此不疲。因为只要开了会,他们就是在做事,自然也就好向上级交代。于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的熏陶下,官员们都变成了演说家、宣传家、空谈家和“秀场”高手, 他们熟练掌握了一套“假、大、空”的政治言辞,但也因此,他们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

遥不可及的政治言辞

与上述情况的起因相同,苏共在执政过程中,一时难以依靠具体的政策来赢得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支持,只能较多地求助于教条化地向人们描绘了美好未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运用抽象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等符号和情感,唱一些好听的、空泛的高调,许下一些遥不可及的诺言,以此作为赢得群众认同和支持的武器。例如,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1936年)、“向共产主义过渡”(1939年)的理论,赫鲁晓夫提出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1959年)的理论。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理论的调门是越来越高,距离现实却是越来越远。

尽管勃列日涅夫以其“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对赫鲁晓夫的建设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修正,似乎向后作了退却,但并没有拉近和现实的距离。值得指出的是,在苏联抽象的政治言辞里,还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这一类革命性的政治言辞当属典型的形式主义作风。

形式主义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政治后果

客观地说,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形式主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带来的更多的是难以估量的负面政治后果。

具体来说,民众对政治冷漠,整个社会弥漫着犬儒主义的气氛。一方面,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形式化的直接后果是,政府与民众缺乏交流而彼此隔膜,民情、民意难以表达,即使有所表达,也常常被隔绝于政府的政策过程之外。民众的政治参与屡遭挫折,难免会产生对政府及其领导人的不满,对自己的政治效能产生怀疑,并对政治心灰意懒。另一方面,从国家领导人那里,民众只能批发到大量空洞的高调和很少能够兑现的许诺,而且国家领导人在要求民众忍受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痛苦和损失时,以他们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却在一边玩法弄权,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甚至为一己之权力和私利不惜大搞政治阴谋,进行残酷的权力斗争,日益让人对政治心生厌恶,难以树立起对政治的信心。

整个国家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进而失去了创新的能力。形式主义之下的教条主义有一个基本的假设:苏共所崇奉的理论体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人们只能遵从它,而不能怀疑它,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创新。勃列日涅夫可谓保守的典型。俄国学者格·阿尔巴托夫是这样评价勃列日涅夫的:思想保守、墨守传统;对新生事物简直就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勃列日涅夫(以及像他一样的成千上万个大大小小的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使得苏联社会进入了“停滞”的时期。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苏联政治生活中形式主义的教训是深刻的,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在反对形式主义的今天,我们谨记邓小平同志的话是有益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摘自《人民论坛》)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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