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抵抗的建筑学
——王澍和他的建筑（转载）

李翔宁

作为抵抗的建筑学
——王澍和他的建筑（转载）

李翔宁

原文刊载于《建筑与都市》（中文版），2009（04）/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U(Chinese Edition)，2009(04)

伴随着近20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大量建设项目的实施，中国建筑继中国文学、诗歌和电影之后，迈上了国际舞台。从1990年代初起，一些中国建筑师被冠以“先锋”建筑师之名，频繁地在国际建筑媒体和展览上出现，王澍无疑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虽然“先锋”这个词汇今天显得那么过时和突兀，然而正如文化理论家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比格尔（Peter Bürger）指出的，先锋的态度意味着对于产生先锋的文化和政治语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或许是分析王澍作品和态度的一个线索。

建筑作为一个准自主（quasi-autonomous）的学科，从来没有停止过作为文化批判工具和经济资本依赖者的双重角色。今天西方理论界喋喋不休的“批判——后批判”（Critical/Post-critical）之争，或许在现代主义开始讨论“先锋”之时就已经存在，我们可以在两种不同的先锋理论中看到我们今天的论争：波乔尼（Renato Pogioli）区分了文化艺术的和社会政治的两种先锋，在这一点上他和阿多诺不谋而合，都认为艺术应当是自主的，可以和社会政治相分离；比格尔的先锋理论则赞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观点，认为艺术不是个别个体的独立创作，而是由包括艺术家、批评家、博物馆和收藏家的整个文化体制所决定的。如果说马清运的建筑实践代表了后一种先锋的姿态，在和中国的城市和政治现实合作的过程中获得西方当代建筑所不具有的超大能量，那么王澍则始终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以一种文人式的不合作姿态和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甚至和建筑学的学科本身保持着距离。

王澍最早的作品是1980年代后期的海宁少年宫，虽然今天王澍自己已经很少提起这个作品，可是事实上我始终认为这个作品是理解王澍设计态度的一个起点。王澍告诉我这个设计的构思来自于他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一群少年在跳霹雳舞。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文化堂而皇之地来到中国的土地上，对青年一代有特别的亲和力。霹雳舞这个来自美国黑人群体的舞蹈随着一部同名电影在中国的热映而传遍大江南北，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街头，你都能看到一些半大的孩子在练习这种舞蹈。王澍属于中国建筑学生中最早痴迷于西方文化理论的一批，借着反复咀嚼不多的翻译文献的帮助，他早已将罗兰·巴特、德里达的理论了然于胸。而处身于这个似乎带着青春期逆反心理的时代，王澍当年也曾留着披肩的长发，以至于在大街上被错认为是和他留着同样发型的青年歌手刘欢。我们从海宁少年宫这个作品中可以看到艾森曼解构主义建筑的影响，白色和红色网格的扭转穿插，这对当时仍被传统形式美学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建筑界而言，的确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习作。虽然这个作品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但我始终觉得这个作品不啻是王澍最早的宣言：把建筑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工具，表明自己叛逆和抵抗的立场。事实上，回顾他这些年的实践道路，虽然建筑的外在形式不断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但这种“否定”（negation）和“拒绝”（refusal）的姿态，却是一贯始终的。

1.2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

在同济大学攻读博士期间的王澍，把一种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研读和为数不多的小品式的建筑创作结合起来，他的作品也多限于室内设计、装置和建筑小品，这一时期的他有点像闭关修炼，他的作品更多地靠他的写作来呈现，比如《八间不能住的房子》描述了他自己家的室内设计，《设计的开始》记录了南京东路上顶层画廊的创作，这些类似习作式的设计作品和他对于设计过程的独特思辨交织在一起，这一时期的设计更像是一种智力游戏，对于世界的认识在这些个小品的磨砺过程中渐渐凝固成型。当然这个时期主导他的写作—设计—写作生活步骤的，仍然是用西方的理论来观察和阐释今天我们中国的生活世界。即使首次出现的夯土试验，也还不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而是“多少带有一点点颠覆的意思”（王澍语），把现代建筑体系中最低级和被忽视的材料加以运用来完成一个介于建筑和雕塑之间的作品。

随后的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也标志着中国园林作为一个空间和文化模式，开始在王澍的建筑世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建筑的语言是西方的、现代的，然而空间的模式是传统的、经典的。一方面，你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从艾森曼到西扎（Alvaro Siza）这些现代主义的信徒们在王澍身上的影响：临水一侧的方盒子、斜向穿插的主轴线、斜向嵌入主楼的半个正方体体量；而背后那个可充当室外剧场的小台阶，也让人联想起艾森曼或者文丘里作品中著名的走不通的台阶；然而另一方面，来自苏州的那个方寸之间的小园林艺圃的影响也是如此清晰：临水的茶室和水中的小亭子，这一切空间关系都被直接翻译成了现代建筑的语言，赋予了这座图书馆建筑俯仰生姿的空间造型。我把这个建筑看作王澍建筑语言的转折点，正是因为这座建筑将传统中国园林的空间与西方现代建筑的语汇揉在了一处，而且结合得毫无寸隙。在文正学院图书馆之后的作品中，前者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后者则越来越被隐藏起来，直至似乎要消失殆尽了。

结束了上海博士阶段的学习，王澍回到了杭州。他的选择似乎也表明了他的一种立场：上海的城市变化太快，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连自己的生活也无法操控，而杭州作为上海的“后花园”，给人独善其身的一块天地。这或许和他将自己的人生道路定位于一个“文人” 不无关联。也许这是他的第二次宣言：以一种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乌托邦，来拒绝当代中国建筑的急功近利和心浮气躁。他的建筑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从曲线的大屋顶、青砖、白墙灰瓦到放大了无数倍的窗棂图案，这些在我看来，也都是对于当下中国西方建筑影响的普及乃至泛滥的一种抵抗。

王澍在他近年来的作品中执著甚至近乎固执地尝试着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当然这些可能性必须是来自中国本土的既有传统。这种执著乃至固执使得他的创作道路呈现出一种中国当代建筑师少有的延续性：相对大部分其他的“明星”建筑师们不断变换的建筑妆容，王澍剑走偏锋，以一己之力，始终在中国建筑被遗忘的传统中开掘。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给他提供了一片难得的实验基地，王澍在这片演武场上从容地操练着自己的十八般武艺。

在中国建筑的传统中，王澍偏爱的是园林小品和民居村落，这些原本只是一种远离中国传统体制的“趣味”，正如文人画本是消遣怡情之作，运用在庭院空间乃至别墅建筑中自不待言，但王澍最大的成就是完成了把这些闲情野趣放大和转换成为当代中国大型公共建筑的一种语言，这是需要极大的自信力和操控把握能力的。我常说中国园林太过阴柔，如果没有足够的自控和自持，很难不堕入精致繁琐的泥沼。恰巧王澍的性格中有着超强的意志力、极度的自信和来自北方血统的力量，使得他常常敢于将中国传统建筑的作法放大到一个超常乃至反常的尺度上，从而以义无反顾的简单明了平衡着建筑中的趣味，并达成一种中国当代建筑所特有的“大”（bigness）和纪念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设计的宁波老外滩的美术馆：建筑是王澍常用的方盒子，用的是青砖和木两种传统中国建筑的材料，但建筑的尺度超大，远远超过了常规意义上的美术馆，似乎只有像塞拉 (Richard Serra) 这样巨大的装置作品才能镇得住建筑超大的室内空间。但这样巨大的建筑，王澍似乎只是将一个方盒子的建筑小品放大了数倍，外围柱廊的工字钢都是超大断面，而门板也并没有因为尺寸的巨大而增添多余的细部和构造层次，一切似乎都是在计算机里将AutoCAD的图纸放大了。虽然使用了中国传统的建筑材料，建筑却具有了和帕提农神庙一样崇高的纪念性。

经历了象山校区数年的尝试和摸索，王澍用宁波落成的博物馆交出了一份成熟和令人信服的答卷。没有了象山校区多种手法的喧嚣，宁波博物馆更像一座历经风霜的古城堡，从容而沉静。它是象山的延续和提升，收来的旧砖瓦和独特的竹模混凝土表面浑然一体。整个建筑更像是一个隐喻：用历史的碎砖残瓦重塑一个当代中国的精神堡垒。这是怎样的一种气魄。

马清运说，真正伟大的建筑师一定是有着政治抱负的建筑师。王澍的抱负或者说使命感，也是使他区别于许多当代中国建筑师的，是他对当代中国建筑的“中国性”（Chineseness）的一种探求。王澍常常用来解释自己建筑哲学的，是倪瓒的那幅《容膝斋图》，一个小板凳似的房子，却可以容纳整个世界，成为万事万物的核心。这是传统中国文人倪瓒的生活世界，同样也是王澍的理想：建筑作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在这种拒绝和抵抗中确立在世界中的定位。王澍的这种批判和抵抗的态度，同样指向建筑学科自身：他给他和陆文宇的工作室起名为“业余建筑工作室”，表明着他们和中国建筑师大肆建造的行为和身份保持着审慎的距离。和马清运进取的方式不同，王澍采用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和中国当下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体制保持着一种更为微妙的关系。或许这正暗合着中国文人在都市中造园的心灵际遇：保持一种退隐山林的姿态，却不放弃介入甚至改变社会和文化走向的志向。

漫步在宁波美术馆顶层的平台上，你似乎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抵抗的立场：你身处的建筑像一座用历史和记忆重新塑造的堡垒，顶层的尺度让你产生漫步于一个中国传统村落的错觉。透过每一道建筑的缝隙，全中国随处可见的那种大规模开发所建成的建筑新区一齐向你脚下的建筑逼来，似乎要穿越博物馆周边的可怜的一圈空地，将这座不合群的建筑异类撕裂、挤垮。正是这种强烈的势单力孤的体验愈发显现出这座建筑坚毅的立场，如同面对巨人的大卫，而王澍所面对的巨人，是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让我觉得欣慰的是，孩子们依循自己直觉的导引喜欢上了这座神秘的建筑，他们在建筑的室内室外欢快地穿梭，进行着寻宝的游戏。如果我们的下一代人能够真正寻觅到从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丢失的珍宝，那么这座建筑和它所象征的那种抗争就真正具有了意义。

Architecture as Resistance: Wang Shu and His Architecture (Reproduction)

LI Xiangning

3-5 宁波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