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背后真实的“国际特科”勇士

电视剧《悬崖》曾在央视和多家卫视热播，引起国人瞩目。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当年“国际特科”对敌斗争的文艺作品。抗战时期，东北以及华北、华东（主要是上海）等许多城市确实活跃着神秘的“国际特科”组织，他们与正面战场遥相呼应，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力组成部分。

其实，这些“国际特科”人员远没有电视剧中这么潇洒。他们在日寇高压下，行踪诡秘，要排除各种险阻，探情报、烧仓库、炸铁路，在日伪心脏重创敌寇……

抗战胜利前，特科勇士大都落入敌手，或死或伤，命运凄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苏两党的尴尬关系，苏方一直拒不交流“特科”的有关情况，使残存不多的特科人员也落入尴尬境地，在历次运动中成为怀疑对象。直到进入新时期后，这些历史问题才逐步明晰，有了定论。而正是极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历史原因，使这些隐蔽战线的勇士一直鲜为人知。

杨奠坤张逸仙加入“国际特科”

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保卫红色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决定在各国共产党中抽调优秀分子组织“国际特科”。1932年冬，中共满洲省委决定：王东周和杨奠坤由中国转向“国际”，做国际情报工作，与中共脱钩。

原本在满洲省委负责军事工作的杨奠坤与王东周、高成仁成立三人领导小组，王为组长，杨是副组长。工作直接归共产国际的有关部门领导，不再与地方党发生联系。特科小组的首要任务是扩大组织，发展成员，掌握日军布防和动态。

1933年春，为建立通讯联系网络，经王东周与新发展成员庄紫封商定，哈尔滨一中的公共放信处成为了联络点。这里放的都是学生来信，庄紫封拟定了几个假名字，凡有外埠来信交换情报，就寄到那里。庄取走后交给王东周、杨奠坤处理。之后，杨奠坤又陆续介绍陈鸿钧、张学彦、李丙五、张之伦、张逸仙等一批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参加国际情报组织。

本是生意人的张逸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毁家纾难，变卖家产购置枪支弹药，和一批爱国志士组织了“抗日救国第十一路军”，任总参议。军事斗争失败后，他去关内找过当时的国民政府，失望而归。与杨奠坤取得联系以后，他坚定了抗日信心。

经过一番努力，特科小组在哈尔滨建立起多处秘密联络点，一个系统的情报网络初步形成。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的一举一动，都在特科小组的监视之中，也都在共产国际和远东苏联红军总部的掌握之中。

1934年春天，杨奠坤与张逸仙、阎荆璞等5人秘密前往苏联，到莫斯科郊外一所秘密学校学习，学习课程包括军用化学、汽车驾驶、爆破、射击等等。为了保密，苏军教官给他们每人都取了一个俄国名字，杨奠坤名为“瓦尔德尔”、张逸仙名为“古斯塔夫”、阎荆璞名为“马克斯”、刘士恒名为“魏利”等。

学习结束时，已是冬天。杨奠坤等三人先期回国。张逸仙和学员老浦一组，准备秘密潜回中国。他们登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到达满洲里附近的中苏边境后，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休息了三天，又在刺骨寒风中再次出发，一路艰难跋涉，终于回到了哈尔滨。

1935年春，张逸仙赶到天津，和杨奠坤等人成立特科小组，开展针对日军的谍报活动。杨奠坤为天津组组长、张逸仙为副组长。在扩大组织工作中，张逸仙陆续联系了一批爱国志士加入特科组织，并布局全东北，把杨省三派往大连，黄一民派往锦州，裴志亭派往安东，季书元派往张家口，冯子宾在天津留守。他还让妻子张琴玲负责来往联系交通等等。

经杨奠坤介绍加入组织的张之伦，也发展了一批志士，共产党员黄振林、赵国文、秋世显陆续加入国际特科。黄振林、赵国文等人还到苏联受训，娴熟地掌握了各种纵火、爆炸技术。回国以后，他们独立于杨奠坤系统，和秋世显等人一道，成为大连、奉天（沈阳）、天津等组织的领导人。

“影子”截获暗杀斯大林计划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19路军在上海郊区奋起抗击日寇，双方相持数日。8月23日，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长潘汉年收到一份十万火急密电：日军已调至上海10个师团，舰艇80余艘，飞机200余架。今早6时，日军第18师团、114师团陆续到达吴淞口，从华北调来的第6师团明日到达川沙港。日军在此集结兵力已达30多万人……

潘汉年感叹：情报真及时！“影子”总是神出鬼没！潘汉年向延安总部汇报以后，情报立即被转告给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

这位“影子”究竟是谁呢？原来，他就是著名国际特工武田毅雄——“国际特科”又一行动组组长的代称，时任日本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兼中国课课长。武田毅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情报战线屡建奇功，为最终战胜德、日法西斯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就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第二年，“影子”获知日军一个惊天大阴谋：刺杀斯大林！

1938年11月，武田毅雄被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急招赴新京（即长春），与江上林正芳等有关情报人员会商，拟定了“乌苏里虎”计划。这计划主要是成立一支突击队，相机刺杀斯大林。主角是苏联叛逃者——原苏内务部远东分部部长格利希·萨莫伊洛维奇·留西柯夫，另外几个也是俄国人，都是身材彪悍、仇视苏维埃政权者。关东军特高课把他们飞送日本大本营训练，然后再由大本营参谋本部把他们送到土耳其。1月24日前，从边境的乔鲁河上游进入苏联境内，然后，潜入苏联旅游度假胜地索契，在苏共中央领导常去度假的马采斯塔疗养院温泉附近，寻机刺杀前来度假的斯大林。

武田毅雄吃了一惊，但表面上不露声色，将情报转交给联络员中西功，由他迅速转告共产国际情报部在上海的负责人佐尔格。留西柯夫的突击队进入苏联以后一路顺利。但刚潜入索契，就遭到红军内卫部队的围歼，“乌苏里虎”计划彻底破产。

其实，这位武田毅雄也是中国人。他原名王毅雄，1910年出生于旅顺口，5岁的时候随父亲到日本岩手县定居。1925年，父亲病故，15岁的他被武田弘一收为养子，改名武田毅雄。1929年，武田毅雄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任日本陆军参谋部参谋，1934年任驻苏联使馆副武官。

当年11月28日，武田毅雄参加苏联政府举行的一个招待会，邂逅中国工人领袖张浩。他乡遇故知，两人相谈甚欢，逐渐成为莫逆之交。武田从张浩那里看到大量进步书籍，很快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35年2月1日，在张浩介绍下，武田毅雄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又加入苏联共产党；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李立三找到武田，把他介绍给苏联情报部门首长谢苗·彼得罗维奇·乌里茨基。乌里茨基和他谈了日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希望他参加隶属于第三国际的红色特科，武田毅雄欣然接受。

经过3个月的训练，由组织安排，武田毅雄与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中西功组成“武田小组”，成为共产国际继“拉姆扎”小组之后又一派出的对日情报小组。武田被命名为“影子”。自此，“影子”在国际特工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

时隔不久，“影子”又获知德日法西斯联手的一个惊天阴谋！

1939年3月10日，日本军部特务机关长坂本中一、华中派遣军中国课课长武田毅雄飞赴德国柏林。

在威廉大街党卫队总部，两人与德国党卫队队长、警察总监希姆莱会面。党卫队旅队长、保安处长海德里希，日本驻德国使馆武官大岛浩在座。

海德里希来到一幅地图前介绍，这是苏联莫斯科红场，准备与日本联合采取一次大胆而周密的行动，取名“鲜花行动”。这个行动计划的核心是：在红场暗杀斯大林！准备选派4名训练有素的精干特工装扮成苏联红军干部，从波兰潜入苏联，秘密进入莫斯科。准备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苏联领导登上检阅台的时候下手，把定时炸弹安放在列宁墓的水晶棺里，引爆时间定在第二天上午10点，也就是斯大林登上检阅台的时候。

商议已定，德国人领着日本客人去看实验基地，在这里，武田意外地发现：上次“乌苏里虎”计划没打死的留西柯夫等人也在场！

一名党卫队员送来一束鲜花，来人介绍，这是德国最新研制的黑索金炸药，熔点为204.1摄氏度，压药密度1：77/立方厘米，爆炸速度达8600米/秒，是最好的高能炸药。由于它使用蜡、树脂、动物胶包裹在外表，具有一定的黏度，非常适合隐蔽在各种物体中。炸药就粘结在花蕊、花茎中，丝毫不引人注意。在操作时采取定时延时爆破法，8小时以后会立即起爆！

然后，党卫队员做了试验，的确，8小时以后，这束鲜花炸药瞬间将一座山洞洞顶炸塌！

武田毅雄心里暗暗着急，但是身在德国，行动不便。4月16日，留西柯夫突击队从德国出发，准备改经立陶宛潜入苏联。武田毅雄等飞回日本，被陆军首长召见。4月20日，要返回中国战区了，武田仍无法把情报送出去，无奈之际，他打破常规，冒险直接打电话给在日本国内的特工小组成员尾崎秀实：“尾崎君，我是表弟，下午两点在街心公园见面。”下午，尾崎秀实一脸严肃，见面就批评他违反组织纪律。“尾崎君，十万火急，我来不及了！请务必转告佐尔格，法西斯暗杀行动队要在五一暗杀斯大林！详情在这封信里！”

留西柯夫突击队顺利潜入苏联，在莫斯科一家宾馆住下。4月28日，苏军内卫部队突然包围了这家宾馆。凶残成性的留西柯夫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开枪拒捕，一名苏军上尉应声倒下。双方展开了激烈枪战，留西柯夫见逃脱无望，举枪自尽，其余匪徒或投降或被击毙。

以后，“影子”又多次为国际情报组织和中国战区提供了价值不菲的情报。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影子”准确地告诉苏方：日本高层根本无意进攻苏联，使斯大林放了心，才敢于抽调远东苏军到欧洲与德军作战。

1942年4月，武田毅雄任日本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总部特种处二课课长，晋升为少将。据说，随即引起日寇情报机构的注意。同年10月，去奉天执行公务时，武田毅雄彻底失踪……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情报机关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多次寻找“影子”武田毅雄的下落，但始终杳无音讯。

秋瑾侄孙当上“火神爷”

大连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桥头堡，自1904年日俄战争以后，大连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九一八”事变后，大连成为日寇侵华战争的最大战略根据地，也自然成为“国际特科”工作的重点。根据共产国际情报部指示，破坏日军战略物资是“国际特科”的重要任务。

中共党员赵国文、黄振林从苏联受训回来，被派到这里开展工作，他们团结工人群众，把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共产党员秋世显从北京小组调到大连以后，组织迅速扩大，成员近百人。他们神出鬼没，烧仓库、炸铁路是他们的强项。这个小组在大连、天津、青岛等地实施了78次纵火，其中，秋世显直接参与或指挥的就有39起，被称为“火神爷”。

秋世显是鉴湖女侠秋瑾的侄孙，1914年生于长春一个旧官吏家庭。他对这个封建家庭非常蔑视，初中毕业后入天津南开中学高中预科班学习时，与家里断绝了关系。“九一八”事变后，秋世显在北京大学经管的景山补习学校学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于193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党员郑洪轩介绍，结识国际特科北平派遣组负责人张守义，参加了这个组织。1936年以后，秋世显被派往大连、青岛、奉天等地任情报组长。他化装成苦力工人，深入码头仓库，与苦力工人住在一起，先后发展十几个人参加情报组，反日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

从1935年11月到1940年6月，“国际特科”组织在大连放火57次，日寇战略物资损失达2000万元之巨，沉重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他们使用的炸药大都是在大街上公开的西药店里买来的，自己配置雷管，发火装置由专人制作。

1937年1月，特科成员邹立升和高绪琛用定时火药爆破日寇油漆厂；7月，邹立升和孙玉成烧毁大连码头草包仓库一座；1938年2月，王金泰和陈根茂在码头二站烧毁日军大豆300吨；4月，秋世显领导的油厂工人将甘井子满洲石油株式会社仓库烧净；8月，秋世显和李华钧烧毁码头二站纸库；10月，宋德贵烧毁五妻车站两座仓库，王金泰烧毁满洲石油贮藏库……

其中，最振奋人心的是甘井子满洲石油株式会社仓库大爆炸。1938年4月的台儿庄战役中，国民党军队45万人围歼日寇2万多人，举世震惊！与此同时，秋世显领导的油厂工人吴澄江、陆炳义将甘井子石油株式会社仓库一把火烧净。当时《满洲日日新闻》报道：大火漫天、黑烟笼罩了大连湾上空，石油烧起的烈火将贮油罐抛向空中，一个接一个地爆炸……现场比台儿庄战场还恐怖。大连消防署、金州消防署和所有消防队悉数出动，但是根本没法救，大火整整烧了16个小时，烧毁6万桶石油等战略物资，还烧伤了久保、中村等5名日本雇员，日方估计最低损失也在700万元以上……这把火震撼了敌寇。民间传言：“火神爷来惩罚小鬼子了。”

“火神爷”并没有停歇。6月，秋世显和邹立升指挥于守安在大连码头放火，那漫天火焰直冲日寇124、128、126、130号四座战略仓库，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火光映红了大连的夜空，全城震动！去救火的消防队员说：那火太大啦！我们一进去，就忽然被火包围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水龙带都烧了，铁道都被烧弯了，仓库房顶的铁皮被大火喷到了天上，像一张纸片一样在火头上飘荡。那火根本没法救，只能看着烧……日本人四座战略仓库所有战略物资全部化为灰烬！

日寇恼羞成怒，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暴跳如雷，严令限期破案。可是，一点线索也没有……

日寇十分惊讶地发现，特科战士的放火技术相当先进！他们用手绢包着发火装置：眼药瓶里装上硫酸，用两层橡皮膏封住瓶口，周围裹满了氯酸钾。大约两个小时左右，硫酸逐渐腐蚀橡皮膏，流出瓶外，与氯酸钾起化合作用燃烧起火！这一过程要两三个小时，成为定时燃烧。日寇这才明白，为什么起火现场往往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点线索，着火为什么往往是在周末或者星期天没人上班的时候……

日寇成立了特别搜查队，一旦发生火情，日伪12个警宪机关立即出动，特别留意来自山东诸城、平度等县市的中国平民，动辄搜身检查。同时，在民间严查可以用作放火的氯酸钾、眼药水瓶、橡皮膏、蜡烛等等，又把硫酸列为剧毒药品予以取缔，严禁自由买卖和使用。对仓库、码头的防范也更加严密，每一个进入工地的中国人都必须脱衣检查，无论男女。这为特科战士行动增加了很大难度。怎样把发火装置、雷管带进去，烧毁周水子陆军仓库？这是赵国文、秋世显为特科成员王有佐出的一道难题。一连几天，王有佐冥思苦想，终于，一个大胆的计划产生了！

一天午后，上班的汽笛响了，他才“慌慌张张”赶往仓库，落在工友们的最后到了大门岗哨，他一手提着解开的裤子接受检查，一手攥着咬过几口的煎饼，满脸惶恐地看着日本哨兵。守门的鬼子看着迟到的王有佐，一脸怒气，刺鼻的大葱气味又难以忍受，稍作检查，就一枪托把他打进去了。

当晚，周水子军用仓库火焰冲天，5万套军服和大量压缩饼干化为灰烬……老百姓望着熊熊大火，奔走相告：火神爷又来啦！原来，王有佐在大葱味的煎饼里做了文章。

1940年，日寇把重点放在使用暗探上，广撒便衣特务，深入民间密访、私访。王有佐被敌伪人员秘密跟踪，5月26日赵国文与王有佐联系返回时，在小村公园附近被抓捕。之后，日寇陆续抓获王有佐等一大批爱国志士，大连被捕者达100多人。随即，日伪又奔赴奉天，抓捕了秋世显。

国际特科天津工作组组长黄振林见大连方面久无音讯，前来打探，也被日寇抓获。根据掌握的线索，日寇还抓获了天津上海间的联络员游文清、上海指挥部纪守先等人，天津工作组也被日寇破获。

为了彻底弄清这个组织，日寇对被捕“国际特科”人员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毒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被捕者几十人被打死打残，陆续有20多名志士没等到判决就死在狱中。

1942年3月16日，日本关东州地方法院判处纪守先、黄振林、赵国文、秋世显、邹立升、黄振先、王有佐、吴成江、李化钧、孙文凯、高旭琛、孙玉诚12人绞刑，李泽民、田文礼、张玉江、马永福10年徒刑，包玉侠等13人7年徒刑。其实，这些人大都已经死在敌伪的酷刑下，判刑不过是个虚名。

这些革命志士在狱中视死如归，坚贞不屈，表现出凛然的民族气节。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陆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45年8月，在欢庆抗战胜利的同时，“国际特科”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却陷入了一个尴尬境地：共产国际在3年前已经解散，“国际特科”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复存在，在同日寇斗争中，特科战士大部分都牺牲了，幸存者、尤其是后发展的没机会加入党组织的幸存者，手里没有任何可资证明自己身份的凭据。新中国成立后，张逸仙成为重点审查对象，杨奠坤（后来改名杨佐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苏修特务”，惨死狱中……

“国际特科”在国内究竟有多少人员，这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一个历史之谜。仅日寇掌握的情报，除东北全境以外，北京、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广州等城市都有行动小组，有的组织还向朝鲜、日本境内延伸，在朝鲜、日本境内开展活动。

我们应牢记这些志士的崇高精神，记住这些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的无名英雄。

（摘编自2012年12期《世纪桥》，原标题为《<悬崖>背后的悲壮史实》，作者谭敦民。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吴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