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汉籍对朝鲜李朝文明的影响及其回馈

吴冰

（黑龙江省图书馆，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明代汉籍对朝鲜李朝文明的影响及其回馈

吴冰

（黑龙江省图书馆，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中华古代文献典籍向世界的输出历史悠久。至明代，汉籍以明朝皇帝赐书、朝鲜国王求书、中国文人赠书、两国学者互赠等形式传入朝鲜，并从各方面影响了朝鲜李朝的文明进程，推动了朝鲜社会的进步。新兴的朝鲜文化阶层的产生也使朝鲜中文文献随之出现并传入中国，形成了两国的文化交流，此外，大量的汉籍因为在朝鲜得到妥善收藏而避免了在中国被禁绝的命运，从而解决了中国在历史学、文献学上的许多难题，填补了中华文化研究链条上文献佐证的空白。

汉籍 文献交流 文明影响 朝鲜

作为文献之邦，中国的印刷业遥遥领先于世界，从上古到魏晋南北朝，雕版印刷术的逐步成形为出版业的出现做好了技术准备。

唐末，民间已出现刻印历书销售的情况。五代时期，中央政府开始由国子监印制儒家经典，广政十六年（953）后蜀宰相毋昭裔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等人刻成《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九经》诸史等书，又印行《史记》《汉书》《后汉书》诸史，开创了私人刻印图书之始。卒后，子毋守素将藏书与刻板献于北宋朝廷[1]。

宋代，我国的书籍出版业得到高度发展，出现了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出版系统，形成了以成都、杭州为核心的印刷出版专区。元代在宋的基础上，大兴书院刻书，山西平水的书籍印行也拥有了一定的地位[2]。

明代是中国古代印刷出版的巅峰时期，官方与民间书坊两大出版系统并存，大量书籍的出版流通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作为附属国的朝鲜的政治与文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明代文献向朝鲜的输入从明洪武元年（1368）直到明亡（1644）不曾断绝[3]，极大地加速了朝鲜社会进步，同时，朝鲜文化对中华的反哺也对修复中华文化的断层起积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历史上传入朝鲜的文献典籍被朝鲜称为汉籍，研究朝鲜汉籍传入的途径、方式与书目信息，对研究两国政治、文化、军事、民俗等各方面的交流影响，寻找曾经散落的文明碎片大有裨益。

1 明代出版业扫描

明代出版业的状况散见于以下书籍。

1.1 徐学聚的《国朝典汇》

徐学聚（万历十一年癸未科进士）的《国朝典汇》记载自明太祖朱元璋至明穆宗朱载垕，自“开国以至市舶二百条，分类荟萃而成”。《国朝典汇》所记录的200余部文献包括卷一至卷三十三“朝端大政”，卷八十七到卷一零二“户部”，卷一三七到卷一七三“兵部”，卷一九四到卷二零零“工部”等[4]。

1.2 周弘祖的《古今书刻》

周弘祖（嘉靖三十八年进士）的《古今书刻》上下两编，每编各一卷，以省为单元，上编著录各省府州县所刊刻的图书，是我国第一部按地域著录出版物的专题书目。下编著录各省府州县所存古代石刻，备录其撰人、具体位置以及风蚀情况等。《古今书刻》首次将石刻与书刻等量齐观，是前所未有的学术观点。据统计，《古今书刻》共著录明各地所刊刻的图书2056种，朝廷有关机构所刻书446种。记录书板263种[5]。

1.3 黄佐的《南雍志》

黄佐（正德十五年进士）的《南雍志》分事纪4卷、职官表2卷、杂考12卷、列传6卷。列有引用书目88种。记录书板272种[6]。

1.4 邢让的《国子监通志》

邢让（正统十三年进士）的《国子监通志》卷九记载北监刊版书目47种，弘治时修的《国子监续志》记录北监刊印66种[7]。

1.5 郭鎜的《皇明太学志》

郭鎜（嘉靖三十六年进士）的《皇明太学志》收入上古三代至清代有关太学的文献十种[7]。

1.6 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

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几乎涵盖了前代的各种典籍，甚至为传统士大夫所不齿的小说、戏曲也在研治之列[8]。

此外，卢上铭的《辟雍纪事》记载了南北国子监的主要史料；刘若愚的《酌中志》（记录书板163种）、吕毖校编的《明宫史》（记录书板165种）是专载明代内廷运作情况的专论。记载了司礼监经厂中书籍书板存亡状况。葛寅亮的《金陵梵剎志》收录了藏经书目[9]。

明代刊印的文献数量巨大，由于明清两朝不断出现的禁书、毁书，现难以掌握明刻本图书的准确数字，以国内收藏明刻本最多的南京图书馆为例，共收藏明刻本7000种，而由《中国古籍善本》编辑委员会编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记录有明刻本书目1万种，由此可以保守估计，明代的各种刻书应不少于两万种。

繁荣的出版业推动了明代文献的迅速增长，也对周边国家，尤其是对这一时期归附于明的朝鲜的文献输出及朝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2 明朝汉籍向朝鲜半岛的输出

自汉唐以来，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拥有着强大的文化优势，至宋代达到鼎盛，宋之后，这一文化优势虽日渐衰落，但仍对周边国家产生无可比拟的影响。尤其是明朝（1368～1644）建立以后，朝鲜李朝（1392～1910）随之建立，明李两朝相交200多年，《朝鲜通史》中对李、明关系的描述是：“朝鲜之于明，向以为中华文明之邦，甚尊敬之，且自壬辰救援以来，深感其恩谊。”而明朝亦视朝鲜为知己:“今高丽去中国稍近，人知经史文物礼乐，略似中国，非他邦之比。”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理，明以朝鲜为内服，李朝对明始终奉行“事大主义”，这种对“文明之邦”的“尊敬”，体现的方式之一就是李朝的求书与明廷的赐书[10]。

使者求购是朝鲜获得汉籍最主要的方式，所求购的书籍种类在《李朝实录》有记载：“以经学、理书为主，故多抄实学也。诸子百家不能尽抄，故只抄名家。几杂书、医药、卜金、天文、地理亦不可不抄，故名录若是其多也。”

建文三年（1401）十二月癸亥：“领议政府事李舒、总制安瑗等回自京师；舒等进《大学衍义》《通鉴集览》《事林广记》各一部。”即为求书一例。

据朝鲜嘉善大夫柳希春（1513～1577）的《眉岩日记》记载：壬申（1572年），谢恩使贸来书册《文苑英华》一百卷、《濂溪周元公集》五卷、《敬轩先生集》八卷、《崆峒集》三卷。

晚明时期的朝鲜文学家、诗人许筠（1569～1618）在担任明朝使节和远接使期间与众多明朝文人、学者交流、交换书籍。许筠收集汉籍的途径有三：作为远接使收集；作为使节到中国收集；通过译官和漂人①收集。仅在1614～1615年，许筠在中国就购买了4000多册书籍[11]。明朝文人陈继儒（1558～1639）、姜绍书（？～约1680）在记述中多次提到朝鲜来使在明朝不惜重金求书，以至于朝鲜保存了许多明朝没有的藏本。

李朝求购的文献不仅包括儒家典籍还有明朝中国流行的笔记、小说，如《三国演义》《梦游录》等。科技书籍同样是朝鲜求购的对象，这些书籍主要是由传教士引入中国并翻译成中文的汉籍，如1631年朝鲜的郑斗源（1581～？）等在北京与传教士陆若翰（Joao Rodrigues，1561～1634）取得联系，获赠《治历缘起》《天问略》，1644年朝鲜观象监提调金堉（1580～1658）在北京购得汤若望的《西洋新法历书》，这部书中包括传教士邓玉函（J ean Terrenz，1576～1630）、罗雅谷（J acques Rho，1593～1638）和汤若望等人编译的数学著作：《大测》二卷、《割圆八线表》六卷、《测量全义》十卷、《比例规解》一卷、《方根表》二卷、《学算小辨》一卷、《筹算》一卷、《八线表》二卷、《几何要法》四卷[12]。

求购之外，就是明朝向李朝的赐书，明赐最多的书是最能体现明朝的宗主地位的历书《大统历》。《大统历》每年颁赐一次，《大统历》之外，李朝所获赐书可见表1。

表1 明代官方传入朝鲜的汉籍

求书与赐书之外，明官员士人向李朝赠书也是李朝获取汉籍的一个重要途径。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李朝圣节使质正官李昌臣奉命赴明廷获进士前知县邵奎赠《苏文忠公集》。许筠的《乙丙朝天录》中记录着漂人河三才、方初阳、顾起元、周秀、林正茂等以《历代名臣奏议》百余册及《四及秘籍》、袖珍本《五经》等书籍相赠。

3 明朝文献输入对李朝的影响

明朝文献向朝鲜汉籍的输出，推动了朝鲜科技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的改革。

明朝向朝鲜传入的科技文献主要是医学书籍，仅朝鲜世宗李祹（1397～1450）二十七年（1445年）完成的金礼荣等编纂的《医方类聚》所引汉籍多达153种。医学之外，与历法最为紧密相关是数学专著，如13世纪在朝鲜被列入数学教科书中的《五曹算经》和《地算》，17世纪的《嘿思集算法》《详明数诀》《算学原本》等，都是受到来自中国的《杨辉算法》《算学启蒙》《详明算法》《算法统宗》等书籍影响。

在文化方面，汉诗文的传入带动了朝鲜文学的发展，由朝鲜李朝时期文学评论家、诗人徐居正（1420～1488年），文学家、政治家申用溉（1463～1519）编选的朝鲜诗文集《东文选》等是李朝成宗中宗在位（1506～1544）时期用汉文写作而成的[13]。

明朝文献向李朝的输入，推动了朝鲜文化的发展，同时也间接地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日本古文献《古事纪》记载，应神天皇（313～399）时期，日本就通过朝鲜（当时的百济）引入中国古籍，隋唐以后或直接来中国，或间接去朝鲜以求引入中国文献。从1388年到1499年，日本向朝鲜派遣“请经使”多达83次，主要引入儒家经典、佛教经典和医书，其中仅《大藏经》总卷数超过25万卷[14]。

明朝文献向朝鲜的输入对朝鲜的文化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朝鲜的尊孔倡儒政策，具体表现为朝鲜境内各地修建孔庙，开设儒学馆，在中央设立最高教育机构——太学。在地方设立普通教育机构——扃堂，招收王族、贵族和部分平民子弟，向他们传授《诗经》《尚书》《易经》《周礼》《春秋》《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儒家经典，以培养精通儒学的高级官员。李朝世宗元年（1419年，明永乐十七年），自新罗末期就已经出现的书院正式成为一个独立具备教学功能的机构，到中宗（1506年）时期，书院从教学的机构发展成为教学与崇祀先贤并重的文化组织。书院的出现也奠定了朝鲜李朝的科举制度[15]，使得寒门学子有机会入仕，推动了朝鲜政治的开明与社会的进步。

在基础教育方面，根据四书五经而编写的《老乞大》《朴事通》成为朝鲜学子学习汉语的入门教材。《小学》《洪武正韵》的传入推动了朝鲜文字的改革，催生了拼音文字《训民正音》的28个拼音字母的诞生，为汉语语教学与儒家经典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在法治方面，依《大明律》而编的《大明律直解》及朝鲜王朝的第一部法典《经济六典》都显现了《大明律》对朝鲜王朝法律制度的重要影响[16]。

随着中华文献的传入，儒家的思想对朝鲜的宗法制度、爵秩制度、教育制度、科举制度、服饰制度等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4 朝鲜文化阶层的产生与两国文献交流

汉籍的传入给朝鲜带去了中华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儒家的“仁”的思想，以儒教为核心的思想与文化教育，加速了朝鲜文化阶层的产生与成熟，新兴的朝鲜文化阶层又以极大的热情创作出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通过汉籍传入的渠道回溯到中国，形成了两国文献也是文化的交流。

17世纪初，朝鲜文人使者金尚宪（1570～1652）出使中国期间将其诗作刊刻成书，请张延登（1592年，万历二十年壬辰科进士）为诗集作序。明代文人吴明济在朝期间搜集朝鲜100多位诗人作品编成的《朝鲜诗选》就是朝鲜文人用汉文撰写的“汉诗”。许筠的《惺所覆瓿稿》中记录1606年朝鲜124位诗人830篇诗作献于明朝。1614年许筠将《兰雪轩集》作为礼物送给明朝学者[17]。

明末宋应星（1587～约1666）的《天工开物》不仅记录了日本的倭缎织造法和西洋红夷火炮铸造法，而且记录了朝鲜棉布染整法，这表明朝鲜的科技文献同样传入了中国[18]。

1455年朝鲜医学家金礼荣等编著多达266卷的《医方类聚》，收方5万多条，博引中朝古代医籍153种，保存了40余种已佚的中医典籍，堪称15世纪医方之大成；1596年朝鲜医学家许浚等人所著25卷《东医宝鉴》参考中医药书83种，朝鲜医书3种，是朝鲜最佳综合性传统医学医籍，明末传入中国后，于乾隆丙戌年（1766）由顺德人左翰文在广东刻版，嘉庆丙辰年（1796）又在江宁重刻，这些医书传入中国对中国医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和重大的贡献[13]。

5 传入朝鲜的汉籍回馈中华文化传承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专制最严酷的时代，朱明王朝历代皇帝大兴文字狱，造成了大量文献被禁毁，而正是因为向朝鲜的文献传入，避免了大量文献的灭绝。

明正统七年（1442），为防止“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朝廷厉禁《剪灯新话》等小说，“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19]。明代严酷的文化专制使得朝鲜成为中国儒家典籍之外的禁书的避风港。

《酉阳杂俎》一书在朝鲜成宗在位时期（1469～1494）虽遭卫道士的非难，但仍予以注解刊行，而该书却在100多年后的万历三十六年（1608）才得以在明朝刊行[18]。

明中叶后期，明政府对禁毁小说的态度宽松，大量被禁书籍刊行，这一时期成为朝鲜李朝引入中国文学作品的高峰期，《李朝燕山君日记》中记载朝鲜国王训令：“《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繁集》《娇红记》《西厢记》等，令谢恩使贸来。”当闻知另有北宋张君房辑纂的小说《丽情集》一书，燕山君（李隆，1476～1506）又下令“广索以入”，似《丽情集》这样的书籍在明朝被焚毁而能出现于清，皆因避祸于朝鲜[20]。

以问世于14世纪中期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例，这两部书在中国直到16世纪中期才刊行上市，随后传播到朝鲜，到17世纪初在中国再次被禁，一些版本因避祸于朝鲜得以幸存。明亡之后，朝鲜李朝仍然大量收入清朝的书籍，特别是明清小说，如高宗二十一年（1884），李朝组织人员翻译了《红楼梦》《女仙外史》《雪月梅传》等数十部小说。

传入朝鲜的文献典籍的另一个重大作用是挽救了大量文献在中国的散佚。如朝鲜文宗（李珦，1414～1452）二年（1452）刊印的《夹注名贤十抄诗》，共收唐诗作品300首，其中有183首未见于《全唐诗》；另明崇祯年间刊行的《峥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在中国早已失传，但在奎章阁藏中却收藏一部完整的初刻本。这些文献在韩国得以妥善的收藏，填补了中华文化研究的空白。而大量由朝鲜以汉文著述的典籍回流到中国，对中国的文化贡献亦功不可没，特别是多达1893卷，以编年形式记载李朝自太祖（李成桂，1335～1408，在位：1392～1398）至哲宗（李昪，1831～1863，在位：1849～1863）长达471年间史实的《李朝实录》，其中对明清两朝的忠实记录，成为中国明清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工具[21]。此外，现收藏于韩国各图书馆、藏书楼的汉籍，对研究我国文明历程、典章制度、思想脉络、学术源流所起到的作用亦无可替代。

表2 韩国汉籍收藏的主要单位及其数量

6 结语

毋庸讳言，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明代并不是值得后人骄傲的时代，明朝的思想禁锢与文化专制束缚了中华文化的繁荣与文献的生长，但相对周边国家来说，至少在这个时期，中华文化的天空还回荡着一丝的盛世余音，体现出一定的文化强势，这也决定了中华文献典籍向东南亚国家的传入。而作为“近水楼台”的朝鲜，在获取汉籍上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决定了它成为中华文明最忠实的崇拜者和继承者。传入韩国的汉籍，尤其是存于韩国的海外孤本，为屡遭秦火的中华文献典籍保留了一丝余脉，对于肩负中华文化复兴责任的我们，其价值远胜和氏之璧、隋侯之珠。

明亡之后，也许正是出于对中华文化的敬仰，自称“小中华”的朝鲜李朝，一直延用265年崇祯年号到李朝末年的公元1910年，前后共282年。尽管直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朝鲜李朝与清朝之间仍然存在着宗属关系，仍然保持着文献的交流，但其对中华文化的依赖程度已经日渐废弛，而曾经同样倾慕中华文化的日本，已经开始了向西方现代文明的学习。

历史是一面镜子，透过汉籍向朝鲜的输出，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先进的文明才能得到世界的尊重，同样也可以看到，没有对其他先进文化的学习，不论曾经如何先进的文明也会有落后的一天，而这种落后，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沉重的，影响是深远的。

注释：

①明代将外国从事海上活动的商旅因风浪入境避难者称为漂人，其中一些人长期侨居中国。见王春瑜的《明清史散论》，东方出版中心，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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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林彩虹.明朝时期中国汉籍东传日本研究[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44-46.

[15]高艳林.明代中国文化向朝鲜的传播[A].中国明史学会、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青海师范大学.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手册[C].中国明史学会、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青海师范大学，2005（2）.

[16]高艳林.《大明律》对朝鲜王朝法律制度的影响[J].求是学刊，2009（4）：1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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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崔溶澈.明代传奇小说《剪灯新话》在朝鲜的流传[J].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02（1）：198-228.

[20]闵宽东.朝鲜时代中国古典小说之出版情况[J].明清小说研究，2007（1）：264-276.

[21]王传奇.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价值探析[J].兰台世界，2011（2）：66-67.

吴 冰女，1968年生。本科学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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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01；责编：张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