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改刊：一场震动新疆当代文学的讨论∗

欧阳可惺，钟敏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一

1962年，《天山》改刊名为《新疆文学》后，编辑部组织了一次关于对青年小说作者吴连增作品讨论。而这场讨论出现与《天山》文学期刊的第一次改刊是密不可分的。吴连增的这篇小说《司机的妻子》，是一篇在题材选择上具有开拓性的作品，是作者顺应当时国内文学环境变化积极努力的结果。

1961年，《文艺报》编辑部组织了关于题材问题的讨论。在第3期上发表了张光年一篇讨论题材问题的专论，专论认为：这些年来，围绕着题材问题，文艺界也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其中有一条路线就是“我们自己队伍中间某些好心好意的同志在题材问题上的片面性的主张：这些同志把描写工农兵同题材的广泛性对立起来、把表现重大主题同家庭生活、爱情生活的描写（所谓‘家务事’、‘儿女情’）对立起来，把现代题材同历史题材对立起来，看成是互不相容的东西。这对创作的发展自然是非常不利的。今后任何时候，我们对于资产阶级诱使文艺工作者脱离群众斗争、反对描写群众斗争的反动论调，都必须坚决驳斥。对于近来一个时期表现在题材问题上的片面化、狭隘化观点的新的滋长，我们也不能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张光年针对1957年以来文学创作题材片面化、狭隘化倾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文学创作问题上要提倡题材的多样化，要打破限制题材的各种条条框框。他还从讲政治的高度谈到了为什么要注重题材问题，指出不能“把推广生产经验、描写技术过程、图解政策条文当成唯一创作的主要功能。路子走窄了，这首先不利于政治。把一切文艺武器掌握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一切可能性利用起来，使之汇合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共同目的上，这才是最大的政治利益所在。”[1]张光年文章的观点引起了国内文学界的强烈反响，《人民日报》马上转载了张光年的这篇文章；很快，《天山》作为新疆文联的文学刊物也及时全文转载了张光年的这篇专论文章①张光年的这篇“题材问题”专论全文转载在《天山》1961年7月号1-5页。。

1961年的《文艺报》专门开辟了“题材问题”栏目，就题材问题进行了大讨论，这次讨论对于扩大全国各民族作家的创作视野无疑是有极大的启发。张光年《题材专论》发表后，不少有重要影响的作家、评论家、学者教授等都发表文章加入到这个关于题材问题的讨论当中去②据笔者查阅，1961年第6期的《文艺报》“题材问题”栏目发表了三篇文章，分别是：周立波的《略论题材》，胡可的《对题材的浅见》，冯其庸的《题材与思想》；1961年第7期的《文艺报》“题材问题”栏目也发表了三篇文章，分别是：田汉的《题材的处理》，夏衍的《题材、主题》，老舍的《题材与生活》。。这次讨论的结果和后来的“双桥会议”梳理并澄清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概念化的、僵化的模糊认识，对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在国内文学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新疆文学刊物必然要受到影响。同时，由于《天山》新任副主编王谷林已经到编辑部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从1961年6月号的《天山》开始，刊物已出现了悄悄的变化。虽然，在以后半年的刊物中还有一些政治宣传性的文章和文学性不强的作品继续交叉出现下半年的六期刊物里①如，在《天山》1961年8月号中还设置了“党委书记手记”栏目，并放在最前面，在此栏目中发表“手记”两篇，分别是：1、《麦收之前》（新源县前进公社党委书记周元寿），2、《战斗开始的时候》（伊宁县红旗公社党委书记刘澄）。此类文章虽然继续存在，但以后逐渐减少，在笔者看来，这表明在新疆的“横向时间”里，任何事物都充满着在体现质的特征时的重叠性、模糊性、并置性。。但在6月号的刊物里，已不再有文艺政治性的宏观大论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晰的文学性实质版块：有小说、散文、诗歌、新疆民族民间故事和文学评论四个版块。在这期刊物的组稿和用稿上，我们现在可以初步看到新副主编办刊的基本思路：刊物既然是文学刊物，编辑部就要以发表扎实的文学作品作为刊物的基础和重点。这位来自北京《文艺报》的新任副主编深谙目前中央文艺政策调整的来龙去脉，他必须要借这股风力为自己也为新疆的文学刊物发展打造一个相当全新的平台。

为此，《天山》提出了改刊。改刊就是为了贯彻中央已召开和自治区即将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精神，提倡广开文路和言路，以新的面貌把刊物真正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园地，并以此带动新疆当代文学自身水平和影响力的提高。当时积极提倡组织改刊的王谷林是1961年3月调至新疆的。王谷林回忆说，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的会议上，他当时听到了许多人对《天山》这个刊物的意见，这些意见让他感到自己作为这个刊物的副主编责任重大，在广泛征求编辑部同仁意见的基础上，大家共同提出了改刊的思路：首先，把《天山》刊名改为《新疆文学》，因为当时在乌鲁木齐以“天山”命名的单位等各类相似名称太多②在笔者看来，当时提出改刊名的原因之一还可能由于这个新疆当代文学刊物《天山》刊名与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时期中国伊斯兰文化、穆斯林学术文化、边疆问题研究等社团的几个刊物《天山》重名。1950年前，在中国内地也曾有几个名称叫《天山》的杂志刊物：1、1934年3月5日，中国伊斯兰边疆问题研究刊物《边铎》（又称《边铎半月刊》）创刊于南京，主编艾沙，该刊物主要研究新疆民族史地问题。刊物于1934年10月15日更名为《天山》，出刊6期后停刊；2、《天山月刊》1946年10月创刊于南京，由南京天山学会（又称新疆省建设协会）主办，主编安文惠，是中国穆斯林学术文化刊物，有汉、维吾尔文版；3、由上海复旦大学回教同学会主办编辑的《天山》于1947年5月1日在上海复旦大学校内创刊，马宗融教授担任编辑指导，该刊主要向青年提供学术园地，进行伊斯兰宗教知识宣传。。当然，改刊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刊物自身的质量。[2]1961年11月号《天山》刊登了《〈新疆文学〉稿约》。这个“稿约”对明年改刊后的刊物栏目进行了细致的规划和介绍，明显可以看出纯文学的栏目增加许多。王谷林为了明确地向广大读者表明自己办刊的宗旨，在1962年1月号的《新疆文学》上首先发表了亲自撰写的新春献词《迎新曲》③王谷林在《一曲难忘》中回忆了当时《迎新曲》的写作情况。因为改刊，刊物需要在更名后的第一期写篇文章，作为新年献词，代表编辑部向读者、作者表示办好刊物的愿望和决心，同时也提出一些希望和要求。当时这个任务落实到了编辑刘家琪身上，刘家琪写出的初稿题目就叫《迎新曲》。王谷林认为这个题目很不错，含义较深，既可以说是迎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春天，也可以说是迎接刊物的新面貌。不过对于内容，他认为激情不够，特别是对“双百”方针的贯彻，写得不够鲜明有力，于是王谷林就作了改写。最后发出来的稿子，基本上是王谷林的语言和见解了。。在这篇新春献词里，王谷林强调了改刊后的《新疆文学》要积极认真贯彻党的“双百”方针，要做到文学目标和趣味的“丰富多彩”和“多样多种”[3]。

1962年1月号的《新疆文学》发表了如下作品：诗歌《天山诗草》（田间）、《山鹰》（严辰）、《西行剪影》（张志民）、《沙枣》（刘肖无）、《无尽的怀念》（维吾尔族尼米希依提）、《天鹅》（维吾尔族克里木﹒赫捷耶夫）、《水渠情笺》（维吾尔族铁衣甫江）、《芦花集》（吕绍堂）；散文有回忆录《忆延安》（左齐）；小说有《司机的妻子》（吴连增）、《退老还童》（柯尔克孜族沙坎﹒吾买尔）；儿童文学《剪彩云》（芦管）；“新疆好地方”栏目有：《沙漠景物小记》（宋政厚）、《林则徐在新疆》（雁萍）；“诗人谈诗”专栏文章有：《关于诗的内容和技巧》（田间）、《高、深、精》（严辰）、《漫谈读书和创作》（张志民）。在改刊后第一期的《新疆文学》中，可以看到，刊出的作品较少公式化、概念化，给人以刊物新面貌、新内容、新气象的感觉。1962年，作为《新疆文学》改刊后的第一年，编辑部组织了对《司机的妻子》的讨论，这次讨论活跃了整个新疆文坛的气氛，也给新疆当代文坛带来了极大的震动，构成了新疆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文学事件。

二

吴连增曾经在《天山》创刊后发表过多篇小说，当时是一位十分勤奋的兵团青年业余作家，也是《天山》的主要撰稿作家，几年来他的小说叙述技巧不断提高，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也比较接近真实生活。小说《司机的妻子》主要讲述了一个叫春兰的妇女在节日时间如何思念丈夫，而这种思念又如何与新社会新道德冲突，最后春兰在另一位司机妻子的模范行为影响下，克服了这种情感，取得思想上进步的故事。虽然，这篇小说现在看来无论是从思想内容和语言叙述都比较平实，但在当时却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篇小说的主要特征在于，对主人公的内心情感世界用了比较质朴和直接的话语表达了出来，主人公及其丈夫被压抑的夫妻间情欲往往通过一些词句泄露了出来，所以这篇小说在当时被有人称之为有“猥亵”之词。如，“外面街道上，来往的汽车隆隆地响着，响得她心里有点躁，又有点甜。”“可是天长日久，老杜成年累月奔波在外面，有时回来一趟，又赶上她啊托儿所值夜班，夫妻一月难得见上几次面，她心里就不知是一股什么滋味。逢年过节，盼老杜回家的那种心情就更强烈了。今年国庆节休假三天，说实在的，要是老杜不回来，她真不知道这个假期怎样才能熬过去。”[4]20“老杜猛地回过头去，用粗粗壮壮的一双大手抓住春兰的两臂，甜蜜而贪婪地望着她。”[4]24现在看来，小说的题目本身和文本所要表达的意味就是：司机的妻子是很容易守“活寡”的，不表现不行，但是又要把这些守“活寡”的情欲导引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轨道上来。这篇小说在当时的卖点其实就是通过表现司机这个特殊的职业所带来的夫妻情欲问题，来刺激当时人们在革命和建设的表面慷慨激昂下的柔软之肋，从而把表现和强调人性作为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存在，力图形成在那个时代文学表达内涵的多样性。小说最后，不满三十岁的春兰，其情欲被另一位司机的妻子——单位指导员唐淑珍疏导后心里得到了“轻松”，得到了单位组织的引导性“帮助”。但疏导归疏导，导引归导引，可那潜在的情欲却是无处不在，它作为文本的客观意味在文本里徘徊、也在读者的品味和期待之中。这篇小说确实可以让很多人有话可说，但却往往又会让说话人欲言而止，这也可能是小说遭到纷纷热议的原因之一吧。

小说的创作是1961年11月，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大厦召开的自治区传达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精神的会议期间完成的①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情况，在1966年展开对王谷林的批判时，完全被批判者歪曲了。1966年6月16日，《新疆日报》第二版，署名新疆军区某部左军的文章《〈迎新曲〉是王谷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中写到：“在宣扬修正主义、推行‘和平演变’上，王谷林真不愧是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个好门徒。请看他的罪恶勾当：他把《司机的妻子》的作者吴连增，请到自己家中作客，予以盛情款待；在他的极力鼓动、亲自修改之下，修正主义的活标本——《司机的妻子》出笼了（和《迎新曲》同期发表）。”，当时，年轻而勤奋的兵团业余作者吴连増参加了这个传达及贯彻两个会议精神的座谈会。多年后，他回忆道：“作为一个业余作者，听了会议精神的传达，又得到这么多的信息，心情非常激动，就像久旱逢甘露，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似乎百花齐放的春天就要来临。但心里又不那么踏实，生怕它转瞬即逝。那天，几个文友在一起聊天，聊得很投机、很兴奋。我突然想起了两年前曾写过一个模范司机多拉快跑、常常奔波在天山南北、数过家门而不进的通讯。这时，我又想起我们的邻居也是一个司机，他的妻子常为丈夫节假日不归发牢骚，说，‘一年到头守空房，好女不嫁司机郎’之类的话。于是我想，以它为题材、以夫妻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写一篇小说不是很好吗”[5]。于是，吴连増在会议期间用了一个晚上完成了这篇8 000多字的小说，并马上交给了当时参会的《天山》编辑部的一位编辑。

文章发表了后，确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由于不同的读者和批评者持守着不同的阅读期待和文学理念、批评观点，所以在对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表现的理解上存在着比较鲜明的差异。为此，改刊后的《新疆文学》编辑部从1962年6月号开始，有意识地在来稿中进行了分类、选择刊登，在《新疆文学》上刊载了对这篇小说评价的不同观点，通过公开讨论以引起文学批评界及全社会的关注和参与。现在看来，这次讨论可以说是新疆当代文学中一次比较民主、细致透彻的批评观点交锋，参与者可以就这篇作品本身进行热烈的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是有许多人在关心着新疆文学事业的发展。如，有相当一部分肯定这篇小说的人都认为，这篇小说敢于开拓日常生活题材，贴近现实生活；通过人物的生动描写表现了具有正面教育意义的主题，作品有思想性，有价值[6]；还有一些来自广州等地在校中文系大学生的评论，他们认为该小说“是一首动人心弦的抒情诗，它是一首心的歌”[7]，小说“题材新颖、描写细腻，是一篇好作品”[8]；而有部分人对该小说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春兰是“我国古代闺怨诗中所描写的妇女”；“由于小说对主人公思夫之情写得过于细腻入微，心理矛盾过于复杂，但她思想转变却写得简略勉强，不符合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因此春兰这个人物心怀不坦荡，形象不可爱，给人以自私、狭隘和庸俗的印象。”[9]对于春兰这个人物，有人认为，是一个整天纠缠在夫妻生活的圈子里的妇女[10]；也有人认为，小说在春兰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脱离了生活的真实，塑造的春兰是一个不真实的，“被歪曲了的劳动妇女。”[11]还有人认为，在这篇小说里“我们没有能够得到必要的美的享受，因而我们也无法接受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思想，相反的，作者却极不严肃地在描写劳动人民爱情生活中，运用了一些诸如‘熬过去’、‘猫抓心’、‘甜蜜而贪婪地望着她’之类来自旧社会小市民低层、带有猥亵意味的词汇，使人产生厌恶之感。这是单纯追求技巧、脱离生活基础的必然结果。如果认为这是一种‘探索’，那么这种探索又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呢？”[12]这场讨论截止到1962年12月，除过新疆本地的稿件，编辑部还收到了来自天津、广州、扬州、唐山等城市讨论稿五十多篇，公开发表十五篇[13]12。

在1962年《新疆文学》11、12月号合刊上，发表了两篇比较专业的文学批评文章：江天《关于塑造普通人物的几点质疑——从讨论<司机的妻子>得到的启发》和曹天成《从生活和作品的实际出发》，两篇文章对小说《司机的妻子》作了全面的分析评价。江天认为，“在如何塑造普通人物形象的问题上，我们读者和评论工作者，不应该给作家设计出这样或那样的框架，······要鼓励作家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塑造出多种多样的人物来；也只有这样，我们在讨论《司机的妻子》这类小说时，才能得出比较公允的结论。”[14]而时为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大学生曹天成的文章则针对一些批评观点的“理想”标准、“空想”标准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在现在的某些文艺批评文章中，存在着如周扬同志曾经指出过的那种倾向‘要求作家所创造的人物完全合乎时代的理想的标准，实际常常是批评者本人的空想的标准’。喜欢用自己制造的框框和清规来套一切作品。”曹天成借用法捷耶夫的一句话“文学作品是多样性的，文学批评应当熟悉分光镜中的一切颜色，而不是只有两种颜色——不是黑的就是白的”[15]，来表明自己对文学批评的理解认识。现在看来，江天和曹天成的观点，显然是获得了当时编辑部同仁们的同意认可和支持。同时，在该11、12月号合刊上，编辑部发表了对《关于〈司机的妻子〉的讨论》的总结性文章。在编辑部的这篇文章里，首先表明了对吴连增这篇小说的肯定，认为“这篇小说，它的优点是主要的，它的积极作用是显著的。”同时，文章积极肯定了编辑部组织的这次讨论，认为通过这次讨论，新疆的文艺工作者破除了文艺观念中的清规戒律、条条框框，解放了思想，“对我们新疆地区的文艺创作事业，特别是在扩大题材范围、实现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方面，消除了某些障碍，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次，它对我们新疆地区的文学评论工作有明显的促进，评论工作显得比过去活跃了。通过讨论，提高了认识水平，同时也扩大了我们文学评论的队伍。”[13]12现在看来，编辑部的初衷目的都达到了。

在笔者看来，《新疆文学》编辑部当时组织的这场讨论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吴连增的这篇小说的关注、批评，更重要的是这场讨论吸引了国内许多人的参加，把新疆当代文学与内地文学放在一起进行讨论，“活跃一下文艺批评，壮大文艺评论队伍”[16]85，这是非常富有价值的尝试。走出新疆区域性的视野，让更多的人关注新疆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现状，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文学事件①据笔者查阅，这场讨论当时引起了国内部分文学读者、批评者的密切关注和评价，《文学评论》专门发表了综述。见日莲的《新疆文学》讨论《司机的妻子》，《文学评论》1963年第1期。。因为在笔者看来，新疆的汉语文学自20世纪以来由于没有经过直接的现代启蒙思想的一系列运动变革，文学作者也较少受到过内地新文学运动的全面传播影响，虽然新疆的汉语文学在盛世才执政时期也受到了国内现代新文学运动以及外国文学特别是苏俄文学的影响等，但其自身的状态是松散、游移的，没有多少成规模和持续性活动的社团组织及文学作家队伍群体，没有形成整体发展面貌的新疆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所以，当《天山》创刊后，笔者所见到的在最初几年刊登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相对比较粗糙的、简单的，大部分汉语作者都来自内地，而这些作者在到新疆之前大部分没有什么文学创作的积累，也就谈不到文学经验，相当一部分人是白手起家，仅仅是凭着对文学的热爱之情去进行写作。大部分作品的思想和形式表现力十分有限，从这个层面上说，新疆20世纪50年代末的当代文学水平要比内地文学水平的距离相差很大。虽然，解放后新疆的汉语作家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内地，也有几个作家在全国产生了影响，但是从整体水平上看仍然要比同时期的内地文学相差15年左右。显然，《新疆文学》编辑部组织对小说《司机的妻子》的讨论，是让新疆的作家、批评者倾听多方不同的创作思想、批评理念，这对后来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具体写作表达无疑具有重要的阶段性提升价值。在《新疆文学》编辑部组织对小说《司机的妻子》的讨论的同时，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即大连会议。会议上邵荃麟提出了写“中间状态的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观点，现在看来，邵荃麟的观点与当时《新疆文学》的办刊思想是十分吻合的。在这个意义上，《新疆文学》编辑部发表《司机的妻子》及组织对该小说的讨论，在新疆当代文学及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是值得一书的文学事件。

但是，随着国内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日益强调，1964年，《新疆文学》为紧跟政治形势和要求，在11、12月号合刊上发表了关于对《司机的妻子》的重新评价的文章《纠正错误，更好前进——关于〈司机的妻子〉讨论的再认识》这篇文章一改1962年对《司机的妻子》的肯定性评价，认为“这是一篇以‘家务事，儿女情’为题材，以‘中间人物’为主人公的、具有严重错误倾向的作品。”文章并检讨自己，自我批判，认为当时编辑部组织的讨论是“热衷于写落后，写动摇，宣扬或者‘暴露’人民的缺点，引导人民向后退，······很显然，这是一个丧失立场、背离党的方针的路线的政治性错误。”“我们编辑人员脱离实际，脱离斗争，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16]85−87至此以后，对《司机的妻子》的批判不断，当新疆的文革揭开序幕时，它作为“大毒草”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作者吴连增与王谷林等编辑部人员最早被定性为反党黑帮。直到1978年，在全国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自治区进行拨乱反正之后，开始给《司机的妻子》的作者与受牵连的编辑部成员平反。《司机的妻子》的遭遇，不仅仅是相关作者或相关刊物编辑个人的世事沉浮，它是新疆当代文坛特定时期的现实，更是中国当代文坛20世纪50—60年代文学生态的真实缩影。

时光荏苒，事过多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结识了当年参与评论《司机的妻子》的刘江先生，刘江当年还在广州读大学，他曾以“刘绍绩”的笔名在《新疆文学》发表了题为《一首心的歌》这篇肯定吴连增小说的文章。49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说道：

那是上世纪的1962年，我刚来到广州的一所大学读中文系不久①当时刘江为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学校有点名气，上文艺理论和写作课的老师更是知识渊博，讲得非常生动，所以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两门课程。在认真听讲的同时，我不但配合课时进度阅读了大量的名著，而且广泛阅读各地的报刊。一次，我看了《新疆文学》上的一篇小说《司机的妻子》，它写国庆节就要来到的时候，汽车司机的妻子热盼着丈夫回来，可是他刚刚到家，就因为另有紧急的任务，领导安排他再次出乘。妻子原本怎么也想不通，可后来经过思想斗争，终于愉快地送丈夫出发。我觉得它的内容颇为新鲜。在那个时代，大部分小说都是写历史上的革命斗争，写大事，写英雄，而这篇作品却是写现实生活，写小事，写平凡人，凭当时的感觉，我知道这是文艺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新气象，所以兴奋异常。但是我又想到，写平凡人、平凡小事的作品，并不止这一篇。这篇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细腻的心理描写（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的意义主要还在于题材，而我当时并没有这样想）。于是一连琢磨了几天之后，我利用礼拜天的时间，一个人来到大礼堂主席台边的一张桌子前，一边想，一边写。用了一天的时间，终于把稿子写完，并起名为《一首心的歌》。因为没钱买方格稿纸，便撕下笔记本里的几页抄写。为了节省纸张，纸的两面都用上。因为我原来的名字是刘绍积，投稿时有时用“刘绍积”，有时也用“刘绍绩”，现在想起来，这篇文章用的可能是后者。稿末还署上“写于广东”。最后还注明作者地址是某地、某校、某区的第几学生宿舍。忽然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新疆文学》的来信，我这才想起给它投稿的事。打开一看，见是一封信，说我的稿子决定采用，但有小小的改动，问我同意不同意？并说希望我以后继续投稿。我非常高兴，立即回信说“同意”。不久，大概是在1962年的8月，我便收到了两本《新疆文学》杂志，上面刊有我的那篇《一首心的歌》。我没想到的是，刊物组织了一次关于小说《司机的妻子》的讨论，在这之前，已经发表过一些讨论文章。不久，我便收到了一份稿费通知单，再过几天，便又寄来汇款单。我之所以回忆这些近乎不值得回忆的小事，是因为这些小事几十年来一直在温暖着我的心。不是吗？编辑非常清楚我是一个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可是竟是如此的热情和诚恳，这足以让我感动一辈子！

在文革开始之前，我就在一家刊物（记不得是那一家刊物了）上，看到一篇文章，彻底地否定了这次讨论，说讨论中的观点如何的反动，还说到我那篇文章，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疑惑：这说的是谁呢？再一看，原来说的是自己！上面说到我发表的好些文章，其中主要的就是那《一首心的歌》，说怎样鼓吹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在当时是不容我辩解的。紧接着，一篇篇大字报便铺天盖地而来，有说我是反动文人的，有说我是反党分子的，还有说我是现行反革命。从我的书架上取去了《新疆文学》以及其他相关的资料，把他们作为我写反动文章的证据······

文革终于结束。记得是在70年代末，我在一份刊物上，见到一篇文章，专门谈论这一次讨论。在给讨论平反的同时，说到因为这次讨论，许多作者，连同编者在内，都受到了严重的迫害：有些人挨斗，有些人坐牢，有些人丧命。

相比之下，我是一位幸运者，但我并不庆幸自己。因为，这本来只是一场平平常常的讨论和争鸣，竟然要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①这是刘江先生应笔者所邀，于2011年5月18给笔者写的题为“我所经历的一场讨论——关于吴连增的小说《司机的妻子》”来信，有大部分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