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字》对“社群(Community)”原型的建构

甘文平

(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论《红字》对“社群(Community)”原型的建构

甘文平

(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社群(community)”是神学、哲学、社会学、社会政治学等学科的热议话题之一,文学作品也在关注它的“生存”状况。霍桑长篇小说《红字》是较早讨论“社群”的重要文本。它用事实和虚构相结合的手法构建了一个美国17世纪初期理想社会原型——“波士顿社群”:自由与平等、民主与自治、共享信念和价值观、友爱和责任感,阐明“社群”的构建、维护和治理及其之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分析文学中的“社群”形态,不仅可以丰富它在上述诸学科中的意义维度,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学意义和美学价值。

“社群” 波士顿历史 事实与虚构

一、“社群”词义钩沉及相关理论

词源学意义上的community有三种解说方式。其一,它源自拉丁文communis,由com和unus/munus构成,前者的英语是with,与前者一起的英语表述是with oneness or unity/with gifts or service[1],分别为“与……一起”和“同一体或统一体/奉献礼物或服务”的意思。其二,它的中文意义是“村社”或“同一地区的全体居民”,由com和munire组成,分别为“共同”和“防守”之意[2]。其三,它的拉丁语是communis:拉丁语前缀com对应英语together;munis也许来自(古意大利)伊特鲁里语(Etruscan)unis,英译to have the charge of,中文意思分别为“共同/协调”和“赋有……的责任”[3]。综上,community指一个由肩负保护责任的全体成员组成的同一体/共同体。由于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或译法不同,笔者沿用现在的流行译法,把community译成“社群”。

“社群”的形成与发展几乎与人类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同步。人们很早就关注“社群”的不同形态及其内涵,不同时代的学者赋予它不同的释义。亚里士多德对“社群”做了比较细致的阐述:“社群”可以指所有群体,小到一个核心家庭,大到一个国家;人的天性是社群动物(communal animal),为了避免孤独,“人类本性地建立和维持各种社群”。亚里士多德的“社群”有四个特征:由不同的个人组成;他们分享产品、活动、身份的某些特征;分享相互的交往;通过友谊和正义达到彼此的依联[4]。16世纪初期,英国人温斯诺普心中的理想“社群”就是在北美建立一个“山巅之城”,城中居民必须拥有责任心和相互友爱[5]。当时的那座“城”便是由波士顿城及周边乡村构成的波士顿社群。18世纪卢梭认为“权力就是社群”。他说:“权力不是权力,而是在政治想象的净化中形成的:它是自由、平等、兄弟关系、美德。权力就是社群。”这里的“社群”是政治社群,每个人在根本上与政治相关;政治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是社会的同义词,是人类长期追求正义的社会秩序的顶峰。新的国家不仅仅是权力和职责的抽象的法律架构,它是社群本身,是政治社群。所以,建立美德和兄弟关系的“社群”是他的响亮口号[6]。卢梭的“社群”观对整个19世纪西方世界的现代民主、人文主义以及人文救赎等产生深刻的影响。

20世纪的学者们继续关注“社群”。泰勒认为“社群”可以指涉邻居、村庄、城镇、城市、国家、种族群体,抑或寺院、乌托邦,或者学术社群、商业社群等。它有三种主要特征: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宗教社群要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世俗社群则不必要;成员间存在直接和多面的关系;互惠,包括一些安排、关系、交换和某些形式的共享[7]。菲利普斯如是说:“社群是指一群人——他们居住统一领地,拥有共同的历史和共享的价值观,一起参与各种活动,享有高度的齐心协力。”[8]梅森将“社群”概念扩展到社会学、政治哲学和文化领域:家庭、地方或邻居是社群,还有语言社群、道德社群、文化社群、政治体制、民族社群、男女同性恋社群等[9]。可见,随着人类的发展,人们携手“社群”一起走向日益多元的未来。

在人类社会早期“社群”代表小型而稳定的社会形式,主要指(若干村庄组成)的村庄或城市(镇)。人们在追求一个理想的居住场所和社会形式,在那里他们植根同一片土地,共同遵守法律或制度;各司其职,各守其位;享受彼此的关心、温暖与和谐;远离孤独、危险和冲突,缔造一个物质和精神家园。同时,在它强大精神力量的感召下,各个成员为维护和巩固“社群”的生命力贡献自己的物质和精神力量。长篇小说《红字》用事实和虚构相结合的手法,重构了美国社会初期的“社群”原型,具有重要的思想与美学价值,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波士顿——理想“社群”之址

《红字》用大量的历史史料准确地勾勒了一幅17世纪早期美国波士顿社群的历史图景。这些历史地名和人名及其活动轨迹就像一片片“积木”,将美国历史学家斯诺的《波士顿年鉴》中波士顿地图上的主要标示一一“拼贴”出来。

小说讲述了1642—1649年间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社群的故事。小说各章的主要事件和时间可分为四个部分。第12章——1649年5月初周六晚上的市场;第14—15章——几天后的波士顿海边;第16—19章——几天后的一片森林;第21—23章的时间和地点是三天后的市场[10]。总之,小说提及的主要地点:市场、监狱、州长的住处,以及其他地点:学校、广场、监狱长的房子等信息与当时波士顿实景完全一致。不仅如此,小说对主要人物的细节处理,也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小说的第7—8章集中描写州长理查德·贝林汉的房子和花园,契合当时情景:“墙上挂着的一排肖像,是贝林汉的列祖列宗,他们或胸佩铠甲,或身穿庄严的衬有环状皱领的舒适的长袍……”[11]此番描写,准确地反映了1645年夏末贝林汉州长住所的内外风貌[12]。

波士顿地区是美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对美国历史和思想产生深远影响。17世纪初期的波士顿,是当时清教殖民者在北美马萨诸塞州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殖民地两大活动中心之一。1628年,温斯诺普组织了马萨诸塞海湾公司。1630年他率领七百多名移民在新英格兰登陆,成为第一任总督。他希望在此建立一个理想的“社群”——“基督教慈善的模范”,又称“新的耶路撒冷”“山巅之城”,是一个崇拜上帝的真正宗教社会,它是总督心目中理想社会的蓝图。在那里,基督教成员相互友爱,紧密相连,共建模范社会。男女服从公共利益,每日去教堂聆听上帝的训诫。该城与政府是同义词,除了仆人,成年男人参与统治“社群”,管理层共同商讨土地和牛的分配。“社群”的任务是保护男性、女性、孩子以及病患者和所需帮助之人。波士顿如同温斯诺普想象的“统一团体成员”,归属一个社群[13]。温斯诺普对波士顿社群的勾描和建设,符合古今学者对“社群”内涵的论述。《红字》开篇关于白兰的描述,反映了当时波士顿社群的社会现实。来自荷兰的英国人白兰,只身登陆波士顿,成为该“社群”的一员,拥有自己的农田,享受社群的温暖和人们的关怀。

不仅如此,作为地域的波士顿和作为词源的“波士顿”在历史内涵和文化涵义两方面达到高度的契合。根据《波士顿历史》记载,英语Boston源自英语Tri-mountain,即“三山”的意思。波士顿的东、北、西三面环山,分别是“福特山”“米尔山”和“韦斯特山”。三座山形成天然的保护屏障;河流滋养土地,是居民的生命之源,山河相连,表达“希望”意思[14]。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的波士顿,正是温斯诺普及其随从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之址。因此,特殊历史时期里人们的特殊心态和思想诉求,赋予波士顿丰厚的文化意蕴。历史事实、自然地貌、人文思想三者在波士顿汇聚,造就了一个理想的宗教“社群”原型。它值得当时的人们去追求、缔造和维护,并为之付出和奉献。

17世纪初期的波士顿是“新殖民地的建设者们……谋划着人类美德和幸福的乌托邦”[15]。所以霍桑“力争要做到故事梗概的真实性”[16],还原波士顿地区的历史原始图景,既是保证小说的历史真实性,也是“发现这些事实的‘精神意义’”[17]——新英格兰地区“社群”形成时期对“文化启蒙”和“民主自治”的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18]。

以下是1645年的波士顿地图:

1．理查德·布拉克特(监狱长)的住处

2．米尔山

3．州长贝林汉的房子

4．监狱

5．威尔逊牧师的房子

6．市场

7．广场

8．威廉·希宾斯的房子

9．州长温斯诺普的房子

10．福特山

11．学校

12．墓地

13．韦斯特山

14．《红字》中提到的1645年12月25日的波士顿示意图来自乔治·兰姆在1903—1905年依据原始记录绘制的波士顿详图[19]。

15．“E”“W”“S”“N”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三、“治身”和“洗心”——“社群”的建构和治理

《红字》为读者虚构了一个人人身心健康、个个遵纪守法、各司其职、稳定而美好的波士顿社群。17世纪初期的波士顿是美国早期“社群”原型的表征。波士顿城镇和周边农村的居民过着平等的生活,他们的地位无高低之分,他们有着“同样的宗教、同样的语言、同样的习俗和几乎同样的法律”;波士顿是一个融洽的城镇、以农业社会为主导的面对面的城镇社群[20]。它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教堂成为权力场,决定人们的一切活动,所有的人都必须参加教堂的活动。它是“社群”政治和政府统治的场所——正如清教徒温斯诺普州长所言——“教堂是统一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机构”[21]。以州长、律师、贵族、绅士、武士以及负责传教的牧师,构成“社群”的领导层和社群社会的维护者,农夫、各种劳动者和仆人构成社会的基层,中间是商人和小地主。人人恪守其位,共同维护波士顿社群的“共同利益政治”[22]。《红字》正是通过事实和虚构相结合的手法,建构了美国历史初期的理想社会。

首先,《红字》为波士顿社群之“大厦”虚构了两个“工程师”:一个精神“工程师”,一个物质“工程师”。小说为该“社群”塑造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精神牧师阿瑟·狄梅斯迪尔,负责“治心”——统一“社群”居民的思想认识,做到人人向往上帝。与此同时,为保证牧师身体健康,小说为他安排一个私人医生,为其“治身”。如此搭配,可确保波士顿居民身心康健,人心向善,一个理想的社会稳定而坚实地向前迈进。这个医生就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罗杰·奇林沃思。小说没有直言奇林沃思位处由兼武士和州长于一身的贝林汉、州长温斯诺普、波士顿最年长的牧师约翰·威尔逊、长官、长者和其他牧师们组成的统治阶层,但他在“社群”成员心中颇具威信,并被寄予厚望。其一,奇林沃思是人们心中知识和睿智的化身,他身上的特异秉性令青年牧师狄梅斯迪尔深深折服。他“对牧师产生了一种魅力,因为在医生身上,他看到一种异常精深广博的知识修养,加之医生那系统而自由的思想更是他的同行所不可能有的。事实就是这样,发现了医生身上的这些素质,牧师倘不是吓得目瞪口呆,至少也是大吃一惊”[23]。其二,奇林沃思是居民心中祈福的对象。他们认为医生的及时到来是一种“天佑”,因为“这个美好城市波士顿的健康与医学有关的一切,迄今为止由一个上了年纪的副牧师兼药剂师的人主管……与这一职业团体相比,罗杰·奇林沃思便成了一位难得的光辉人材”[24]。甚至狄牧师的一些最有见识的朋友们都将奇医生的到来“非常合理地想象为视为上天为恢复青年牧师的健康而作的安排”[25]。他们深刻地意识到,有医生为牧师的健康作保证,牧师可以专心为全镇传授上帝的福音:“当这一人们热切盼望的目标实现后,全城一片欢呼。”[26]总之,在狄牧师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时期,奇医生对牧师、牧师的职业生涯、全镇市民的思想指引,对波士顿社群的前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就像为波士顿提供保护屏障的三座山,为波士顿城居民的身体健康提供物质保障。

负责为波士顿居民“治心”的年轻牧师就是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阿瑟·狄梅斯迪尔。他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为波士顿人民和其他牧师作出了笃信上帝的表率。狄牧师年轻、英俊、潇洒,正值美好人生的开端,代表着希望和成功。狄牧师又是波士顿社群的象征符号,象征充满希望的波士顿社群,或者说就是波士顿的化身。他是波士顿牧师群体中的精英,因为他品学兼备:“来自英国一所名牌大学,他将当代的全部学识带到了这个荒野的森林地带。他的雄辩才能和他的宗教热情早已保证他会在同行中出类拔萃。”[27]他尊敬长者,受长者青睐:“比如,他遇见了他的一名执事。高劭的年龄、正直的品格、神圣的性格以及在都会中地位使这位善良的老人以一种父辈的感情、家长的资格与他打招呼;与此相适应,他报之以深沉的、几乎是崇拜的尊敬,这也许是作为一个牧师在职业和个人品行方面对他的要求。”[28]牧师用自己的言行获得长者的好感和尊重,为缔造和谐的“社群”做出榜样,同时用自己的职业操守赢得老少教友的信任。他让贫穷、孤独和孑然一人、对生活几乎充满绝望的最老的女教友——老太太重拾生活的信念:“自从狄梅斯迪尔先生收留她为教友后,这个善良的老太在人间的最主要的安慰……便是与牧师会面,无论是偶然还是事先安排的,将从他那可爱的双唇中发出温暖的、芬芳的、充满天国气息的福音真理,装进她那愚钝而好学不倦的耳朵,以振奋自己的精神。”[29]他又用自己布道的感染力将最年轻的女子争取过来,使之成为自己的教女,并树立为狄牧师和上帝献身的理想。他工作起来废寝忘食。为了撰写庆祝州长选举的布道文章,狄梅斯迪尔通宵工作,似乎拥有用之不竭的精神和思想。他的演讲得到来自街道、市场、四面八方人士的一致颂扬:“从未有人像他今天这样讲得如此睿智、如此崇高、如此充满神圣的没有哪个凡人能像他一样从嘴里吐出如此明白的启示……”[30]总而言之,在他人看来狄牧师犹如一颗希望的种子,让波士顿人民洞见希望的未来。他用上帝赋予的强大思想力量将波士顿地区所有居民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为波士顿社群的稳定与繁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狄梅斯迪尔聚州长、长者牧师以及其他高管阶层的威严和仁慈于一身,践行波士顿社群统治的思想和智睿,为全民一心向往“社群”作出贡献。以州长贝林汉和牧师威尔逊为代表的领导者,在处理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时没有判她死刑,而是“以慈悲为怀,只判白兰夫人在绞刑台站三个小时,从这以后,在她的有生之年,得永远在胸上佩带一个耻辱的标志”[31]。之后,狄牧师委以重任,与白兰面对面,负责她心灵的救赎工作。他既是白兰的精神领路人,也是奇医生的精神导师: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白兰和奇医生的最终拯救和维护波士顿社群的稳定,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狄牧师就像流经波士顿地区、滋润波士顿森林和农田的河流,为波士顿全体居民供送精神和思想营养。

其次,在人类社会初期,为了稳定“社群”统治,统治者们通常采用法律法规惩治犯人。惩治的方式主要有:采用“自助”报复的威胁、互惠撤销的威胁、使用认同和不认同的处罚、巫术责备和超自然处罚四种社会控制方式,达到维护“社群”长治久安的目的[32]。简言之,这些内容包括:犯人不能与他人面对面交流;不得参加日常的社会社群活动;被逐出教堂,不能参与各种宗教礼拜;更严重的是被逐出“社群”。在17世纪的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婚前犯通奸罪的清教徒当众忏悔是十分普遍的[33]。根据《塞勒姆年鉴》等史书记载,根据当时旧殖民地法律,触犯通奸罪和重婚罪的女子通常会佩戴红字“A”(缝在衣服的袖子上或背面)或者遭鞭笞,以示惩罚[34]。很显然,熟悉新英格兰历史的霍桑,在小说中采用了上述方式惩罚波士顿社群的罪人,达到治理、维护、稳定“社群”的目的。

狄牧师起初也隐藏了自己的罪行。他一边忍受内心的折磨,一边生活在罪恶感和外人赋予他的崇高光环中。最终,由于他认识到自己在波士顿社群的地位、自己肩上的使命和责任感以及自己跟奇医生和白兰母女的直接关系,狄牧师在抵制白兰提出出逃的诱惑,和决心揭露奇医生的复仇罪孽之后,在公众面前自愿而诚挚地忏悔自己的罪过。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社群”民众作出榜样。狄牧师用自己的生命拯救自己,还女儿一个“家”的归宿,旨在昭示他人:必须遵守“社群”的法律制度;白兰犯了通奸罪,也逃不过波士顿法律的惩处,所以她必须接受法律的处罚,终生佩戴“A”字。同时,白兰必须在大部分时间内与“社群”隔开,只能住在波士顿海边小茅屋,与女儿珠儿相依为命。狄牧师当众忏悔和白兰佩戴红字“A”都是“社群”法律展示威严的结果,是波士顿社群稳固的保证。

四、心与身的回归——“社群”精神的召唤

狄牧师作为波士顿社群意志的代言人,其言行必须体现“社群”思想。因此,他要向“社群”全民昭示:无论谁触犯法律或违背上帝旨意,都必须接受应有的惩罚。为了响应波士顿社群精神的召唤,狄牧师用自己的忏悔行为为其他人树立榜样和提供精神动力,在拯救自己和他人的同时,捍卫了波士顿社群的荣誉。

狄牧师选择在波士顿州长大选日走向刑台,面向新英格兰人民忏悔自己的罪过,揭示自己内心丑恶的一面,旨在证明忏悔的重要性以及心灵回归“社群”的必要性和神圣性。他说:“你们曾经爱过我——你们奉我为神明!——朝我这儿看,一个世界上的罪人!终于——终于——我站到七年前我本该站的地方。”[35]狄牧师明白这是自己罪有应得,所以他感谢上帝将他带到刑台,深信“上帝无所不知;上帝慈悲为怀!他通过对我的折磨,最大限度地证明了他的仁慈”[36]。他的言行震撼所有观众,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他教育所有臣民:只有虔诚悔过才能得到上帝的原谅。所以,狄牧师在忏悔期间除了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我”特指自己,还使用第三人称单数代词“他”[37],指向所有已然和未然的罪犯、抑或公开暴露或隐藏自己罪恶的人[38],以期警示所有民众,所有犯罪者必将受到惩罚。这是上帝的旨意,也是宗教“社群”的精神要求。

狄牧师的忏悔不仅完成了自救,而且完成了小说的其他三位主人公——珠儿、医生、白兰的救赎,因此成为波士顿社群中集牧师、臣民、父亲、丈夫于一身的人物原型。珠儿一出生便缺乏父爱和“社群”的关怀,她只能跟母亲蛰居茅屋,忍受他人的冷眼。最终,狄牧师当众承认自己和珠儿的父女关系,向珠儿送去“甜蜜温存的笑容”。虽然狄牧师死了,但珠儿在思想和精神上得到父亲的关爱,拥有一个由父母和自己组成的完整的“家”。在拥有家庭这个小社群的同时,珠儿在狄牧师的帮助下回到波士顿这个大社群中间,“成为这个世界中的一名妇女”[39]。随着狄牧师对珠儿的接纳,珠儿也回到上帝的怀抱,重拾自己的“社群”身份。她身上也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并成为当时波士顿地区最富有的继承人[40]。她在欧洲过上幸福生活,象征着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社群”理想原型意义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拓展。狄牧师的自我救赎也带给奇医生的精神启示。这个专心报复狄牧师、白兰乃至珠儿的罪人,被狄牧师的忏悔辞所感染,良心自现,临终时决意回到“社群”的怀抱。他表达对了狄牧师的崇敬:“在精神世界里,老医生和牧师这两个互为牺牲的人,也许会不知不觉地发现他们之间的仇恨和厌恶已变成黄金般的爱恋。”[41]奇医生用实际行动表达对“社群”的认同和对他人的关心。他邀请州长和老牧师做遗嘱的见证人,将自己在美国和英国的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赠给了珠儿。至此,与他们生前遥相呼应,医生和牧师不仅在物质世界里相辅相成,共建一个身心健康的波士顿社群,而且他俩知错悔过,相互感染,更为该“社群”构建一个互释善意和友好的精神世界,从而实现两个世界的完美契合。

备受“社群”冷遇的白兰凭借自己多年来的善行逐步赢得“社群”居民的认同,并最终在狄牧师的帮助下,完成了心与身的彻底回归。她坚持独自抚养珠儿,生活上自给自足,为波士顿居民编织衣物。她的勤劳、坚毅和善良品质不断地缩小她与波士顿社群的物理和心理空间。特别是,狄牧师死后她本可跟珠儿一起安享人生,但她最终回应波士顿社群精神的召唤,回到她以前的小茅屋,继续为波士顿行善,成为当地妇女的“精神牧师”,为她们解决生活和精神上各种“沉郁的重负”。白兰在成为波士顿社群中一员的同时完成自己思想和精神的升华。她当初佩戴的红字“A”由最初的“通奸”耻辱标记逐渐演变为“能干”“情爱”“圣徒”。白兰成为狄牧师传道事业的传承者,是波士顿理想“社群”成员的典型代表,也是该“社群”忠诚的守候者。波士顿社群最终成为以白兰为代表的所有居民的物质和精神家园。

《红字》是美国文学史上较早反映“社群”题材的小说。它塑造了奇林沃思医生和狄梅斯迪尔牧师两位主要人物,构建了一个美国17世纪身心健康的波士顿社群原型,表达了当时人们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42]。通过刻画医生、牧师、白兰身上善恶命运变化,小说凸显了波士顿社群的威严,以及为维护“社群”稳定而奉献乃至献身的必要性,彰显“社群”核心价值观——互爱互助、共同信念、责任心的重要与可贵。这些既是宗教“社群”的主要内涵,也是非宗教“社群”理念的核心。到了20世纪,人们开始从社会学和文化等领域探求“社群”的内涵,例如,有人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出发,认为“社群”追寻是道德和文化的需要[43]。与此同时,许多文学作品用美学的方式从传统、现代、后现代视角阐释“社群”的内涵特征及其演变。然而,该方面的研究论文尚未出现,因此讨论文学与“社群”的关系,一定是一项颇有新意的课题。

注释:

[1]William Corlett,Community Without Unity,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89,p.18．

[2][美]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43页。

[3][2008年4月11日]http://en.wikipedia.org/wik/Community．

[4]Bernard Yack,The Problems of A Political Animal:Community,Justice,and Conflict in Aristotelian Political Thought,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27～29．

[5]Owen W．Gilman.Jr．“Vietnam and John Winthrop's Vision of Community”,In Fourteen Landing Zones:Approaches to Vietnam War Literature,Edited by Philip K．Jason, Iowa City:University of Iowa Press,1991,pp.126～127．

[6]Robert Nisbet,Community and Pow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pp.153～157．

[7]Michael Taylor,Community,Anarchy and Libert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26～28．

[8]Derek L．Philips,Looking Backward:A Critical Appraisal of Communication Thought,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14～15．

[9]Nancy E．Snow,ed．,In the Company of Others:Perspectives on Community,Family,and Culture,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6,p.3．

[10]Edward Dawson,Hawthorne's Knowledge and Use of New England History:A Study of Sources,(Nashville,Tenn．,1939)．转引自Charles Ryskamp,“The New England Sources of The Scarlet Letter”,American Literature．Vol．31．No．3(Nov．1959):257～272中第261页。

[11][美]霍桑:《红字》,熊玉鹏、姚乃强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12]Charles Ryskamp,“The New England Sources of The Scarlet Letter”,AmericanLiterature,3,1959．

[13]Derek L．Philips,Looking Backward:A Critical Appraisal of Communication Thought,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14～15．

[14]Caleb H．Snow,A History of Boston,Boston:Abel Bowen,No．2 Congress-Square,1825,p.33．

[15][美]霍桑:《红字》,熊玉鹏、姚乃强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41页。

[16][美]霍桑:《红字》,熊玉鹏、姚乃强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17]Charles Ryskamp,“The New England Sources of The Scarlet Letter”,American Literature,3,1959．

[18]Joseph S．Wood,“‘Build,Therefore,Your Own World’:The New England Village as Settlement Ideal”,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1991．

[19]Charles Ryskamp,“The New England Sources of The Scarlet Letter”,American Literature,3,1959．

[20]Derek L．Philips,Looking Backward:A Critical Appraisal of Communication Thought,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61．

[21]Derek L．Philips,Looking Backward:A Critical Appraisal of Communication Thought,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38．

[22]Derek L．Philips,Looking Backward:A Critical Appraisal of Communication Thought,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30～31．

[23][美]霍桑:《红字》,熊玉鹏、姚乃强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97页。

[24][美]霍桑:《红字》,熊玉鹏、姚乃强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94页。

[25][美]霍桑:《红字》,熊玉鹏、姚乃强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100页。

[26][美]霍桑:《红字》,熊玉鹏、姚乃强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99页。

[27][美]霍桑:《红字》,熊玉鹏、姚乃强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54～55页。

[28][美]霍桑:《红字》,熊玉鹏、姚乃强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169页。

[29][美]霍桑:《红字》,熊玉鹏、姚乃强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170页。

[30][美]霍桑:《红字》,熊玉鹏、姚乃强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192页。

[31][美]霍桑:《红字》,熊玉鹏、姚乃强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52页。

[32]Michael Taylor,Community,Anarchy and Libert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81～91．

[33]Ernest,W．Baughman,“Public Confession and The Scarlet Letter”,The England Quarterly,4,1967．

[34]Charles Ryskamp,“The New England Sources of The Scarlet Letter”,American Literature,3,1959．

[35][美]霍桑:《红字》,熊玉鹏、姚乃强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196页。

[36][美]霍桑:《红字》,熊玉鹏、姚乃强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198页。

[37][美]霍桑:《红字》,熊玉鹏、姚乃强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197页。

[38]Michael Ragussis,“Family Discourse and Fiction in the The Scarlet Letter”,ELH, 4,1992．

[39][美]霍桑:《红字》,熊玉鹏、姚乃强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198页。

[40]Chester E．Eisinger,“Pearl and the Puritan Heritage”,College English,6,1951．

[41][美]霍桑:《红字》,熊玉鹏、姚乃强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201页。

[42]Nathaniel Hawthorne,The Scarlet Letter:With and Introduction by Brian Harding,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小说原文第127页使用了“community”一词,所指波士顿,但熊玉鹏的中译本《红字》未将它译出。

[43]Robert Nisbet,Community and Pow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pp.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