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研究的理论模型*
——以还珠楼主研究为例

宋 文 婕，韩 云 波

(1.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市 100875；2.西南大学 中国侠文化研究中心，重庆市 400715)

中国现代武侠文学的学术历程，一般认为始于1980年“金学研究丛书”的出现，也有人认为“1987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主办了‘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标志着武侠小说研究正式进入学术殿堂”[1]。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虽有可取之处，但并不是最终结论，因为事实本身更为复杂。在1980年之前的1948年和1966年，就已分别出现徐国桢《还珠楼主及其作品的研究》和佟硕之《金庸梁羽生合论》这两部武侠研究的标志性文献；在1980年至1987年之间，也有一大批武侠研究文献问世。当然，真正将武侠研究提到学理性高度的，是在1994年严家炎先生声称金庸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之后。1987年之前的武侠研究中，人们关注的研究对象不多，金庸位居第一，第二则非还珠楼主莫属。1948年出现的《还珠楼主及其作品的研究》，次年修订出版单行本并更名为《还珠楼主论》，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武侠研究专著，突显了还珠楼主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重要地位。

在武侠学术史的研究中，对金庸小说研究史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甚至已出现了不少专门的硕士学位论文。以还珠楼主研究为选题的虽有一些，但尚未出现高水平文献，至今具有参考价值的仅有陶永莉[2]和韩云波等[1]的两篇。前者专注于《蜀山剑侠传》的研究现状，分作品思想论、艺术论、源流论、价值论四个部分，属横向分类研究；后者从整个还珠楼主研究史出发，分萌芽、发展、深化三个段落，并提出思考与期待，属纵向历史论。因上述两文对还珠楼主研究的重点文献已有涉及，本文将不再罗列，而试图采取与两文不同的研究视角，从还珠楼主作为一个学术对象的内在机理出发，研究其学术逻辑，总结其学术构成，探讨其学术亮点，提出关于民国武侠小说研究方法论的思考，为民国武侠小说研究及通俗类型文学的一般研究提供启示与借鉴。

一、学术逻辑

还珠楼主成为中国武侠小说研究史上第一本专著的主题，并非偶然。民国时期，大凡武侠小说出现狂热状态，总会有人出来进行指责批判。1931年茅盾等人对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所引发的电影“火烧热”展开批判；1946年针对沪上出现的“还珠热”，也有不少批评文字。1948年在《宇宙》连载三期发表的徐国桢《还珠楼主及其作品的研究》，作者并非学术圈中人，据作者自述，他“是的确有意好好地写一篇关于还珠楼主的文章的。原因并不在于我和他相识，而是因为他的作品的出现与风行，真有值得注意的价值。说他好也罢，说他不好也罢，其足以成为一个‘问题’，那是不假的”[3]468。这是对“还珠热”的一个回应，亦伴有为还珠辩诬的性质。至于研究方法，他亦有说明：“是根据看着消闲时所留的浮浅印象而已。当然谈不上抉微探隐，深知灼见。现在付印成册时，虽经一度整理，仍是十分草率。”[3]468作者并无学术规范意识，连载版分为16节，有漫谈性质，1949年修订出版单行本，更名为《还珠楼主论》，将全书合并在一般论、写作论、思想论、社会论四章框架之中。就构架而言，他并未遵循郁达夫《小说论》所提出的环境、人物、情节的研究模型，这固然有中国通俗小说不同于现代新文学小说结构因素的缘故，更缘于作者创作动机及研究态度的不同。徐国桢个人的资料在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几乎湮没无闻，他本来就是偶然客串而留下脚印的。在他的著作中，“论”的成分并不多，更多的是他个人的阅读体验和片断列举，但这些又恰恰敏锐地指出了还珠楼主的独特贡献。和今天的认识有所不同，他将还珠楼主基本定位为“神怪小说”，徐国桢认为：“他的神怪小说，在中国神怪小说史上，开创了一条新路，这条路，据我个人所见，以前未曾有人走过。他把近时的物理，融化入于他的玄想之中，构成作品的特殊风格，和前人与近人所著的神怪小说绝然不同。”[3]469

1951年还珠楼主停止武侠创作以来，其武侠余脉在内地基本断绝。还珠楼主小说大量进入台湾地区，给20世纪50年代台湾武侠的繁荣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艺术借鉴。在70年代台湾武侠式微之后，人们首先想到的仍是还珠楼主。徐国桢的著作一度成为武侠研究的绝响，直到1982年，才由叶洪生先生重新开启了还珠楼主与民国武侠的研究之门，叶先生详论了还珠楼主、王度庐、白羽、平江不肖生、郑证因等武侠作家，并通过《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的编选评点，初步描绘了民国武侠小说的整体面目。而在众多民国武侠作家作品中，叶先生对还珠楼主可谓情有独钟，他对还珠楼主的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使得对还珠楼主的研究在台湾地区可以与1980年兴起的“金学”相拮抗，可谓功莫大焉！

1982年，叶洪生在《联合报》上连载长文《惊神泣鬼——话〈蜀山〉》，当年增补为单行本《蜀山剑侠评传》出版，这一经历与徐国桢当年的做法颇为相似。叶先生后来将该书大幅度修订为《天下第一奇书——〈蜀山剑侠传〉探秘》于2002年出版，从玄理、场景、人物、法宝、精怪等方面进行叙述，系统地呈现了《蜀山剑侠传》的知识体系。如果说叶先生的专著与当年的徐国桢异曲同工，那么不同的是，叶先生还开辟了另一条研究路径。1987年叶先生在向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提交论文《还珠楼主之小说奇观与生命哲学》，该文于1993年进一步增删为《开小说界千古未有之奇观——评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全文分三章，从审美、思想、哲学三个方面立论，显示了学理性探索的努力。叶先生双管齐下，初步构建了还珠楼主研究的基本格局。其后的研究大多未脱离叶先生构架的基本格局。

按照学术研究的一般逻辑，是从文献资料到学理阐释的提升过程，而在还珠楼主研究历程中，往往无法按照这一学术逻辑进行。原因有两点：第一缘于文献资料的匮乏。武侠小说作为流行文化，属于即时性消费品，人们少有收藏保存的意识，加之还珠楼主等人的武侠小说于1956年和1959年在内地和台湾先后被禁，后人难得一睹真容，研究依据多为断章取义或道听途说，直到1998年《还珠楼主小说全集》的出版，才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献依据。第二是缘于历史意识的欠缺。还珠楼主创作从1932年延伸至1951年，其间的创作心态与文学生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即使叶先生也没有将还珠楼主小说作为一个动态系统来考察，无法从清晰的历史线索中看到还珠楼主小说的现代性因素，无法将还珠楼主视为历史的产物而将其放到历史的宏大时空之中。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欠缺，还珠楼主研究的学术逻辑，呈现出了知识化和扁平化的倾向。所谓“知识化”，即过多重视通俗小说作为知识传承的功能，而忽视其意识形态功能和审美体验功能，津津乐道地缕述小说人物与名物，在武侠小说领域，尤其是武功范畴内的法宝、神功等，从而将研究著作写成了“鉴赏宝典”或“知识大全”，掩盖了小说本身的超越性功能。虽有众多学者在还珠楼主研究中指出其蕴涵的“生命哲学”，但在具体阐释时往往无法就人格体验进行升华，最终又回到传统文化的以仙佛之道求取长生解脱的老路上面。所谓“扁平化”，就是缺乏历史的纵深感，未能建构起以还珠楼主20年创作历程为整体系统的宏观构架，未能看到其心路历程及其历史脉动。按照布罗代尔的历史发生学观念，还珠楼主的创作已可以构成一个由“经济、国家、社会、文明等”而促成质性跨越的“中时段”历史，笔者即曾尝试将这一观念用于武侠小说“发生学意义上的逻辑史”研究之中[4]。

由上，在对还珠楼主的感性魅力有了较深入研究之后，还珠楼主的理性力量逐步受到重视，而由于近年来还珠楼主生平及文献的发掘，以及对整个民国武侠小说整体研究的重视，还珠楼主研究可望由知识化走向学理化、由扁平化走向立体化。

二、学术构成

还珠楼主研究构成了怎样的学术体系呢？由于还珠楼主生平及文献研究的进展，以1998年为界，形成了前后两个阶段不同的学术构成。在1998年之前，主要以鉴赏阐释的体验式研究为主；1998年以后，则以文献式和学理性齐头并进的方式，形成了相对较为全面的还珠楼主研究的学术构成。这两大学术构成，也是民国武侠小说研究的基本学术构成。

还珠楼主的文献式研究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小说文本系统的整理；二是作家生平的研究。

还珠楼主小说文本的整理，首先是对其作品谱系的梳理。在徐国桢笔下，列出了还珠楼主作品书目13种[5]；叶洪生列出了“蜀山系谱”，分为前、正、别、新、外续传五个系列共27种[6]23；韩云波将1951年5月之前的“蜀山剑侠”系列及该系列之外的作品共35部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包括“蜀山剑侠”正传3种、别传3种、前传4种、新传3种、外传14种、其他作品8种[7]。以上对还珠楼主作品谱系的整理，逐渐接近完整，然均非全璧。1998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周清霖、李观鼎编校的《还珠楼主小说全集》46卷(其中第46卷后半部分为附录研究评论)，共收小说40种，还包括1951年5月之后的其他作品在内，这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还珠楼主生平事迹及创作历程的研究，以周清霖最为全面，他在2007年11月撰成还珠楼主年表，次年刊出修订稿[8]，此后根据新出资料不断修改，最新版本是已修订至图文并茂的第6稿[9]。此外，民间网刊《品报》多年来致力于通俗文学研究，第1至28期已刊出顾臻等人关于还珠楼主的文章28篇，多数为还珠楼主的文献及生平考证。还珠楼主小说在1947年前后掀起过一阵“还珠热”，其内在魅力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骨灰级”粉丝，他们中的一部分转变成了还珠楼主文献的收藏者和研究者，如北京的顾臻，天津的王振良、张元卿、倪斯霆，上海的卢军，苏州的金震宇等，他们都为还珠楼主研究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到目前为止，还珠楼主的文献式研究已取得重大成绩，小说作品基本整理完成，生平及创作历程基本清楚。但由于还珠楼主作品字数太多，给研究者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影响了还珠楼主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还珠楼主的学理式研究，主要在于对作家作品进行学理式阐发。如果说早年的徐国桢《还珠楼主论》及叶洪生《蜀山剑侠评传》主要是体验式的感性阐发，那么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还珠楼主研究，逐渐呈现出一定的学理性高度，到90年代形成初步的学理式研究格局。在台湾地区，以叶洪生为代表，提出了“奇幻想象力与雄伟文体”、“儒、释、道三家思想大融合”、“表现生命哲学之艺术论”三个命题[10]121-152，涵盖了还珠楼主小说学理性阐释的基本路径。在内地，以周清霖为代表，注意到了还珠楼主小说整体系统的内部构成，不限于一般人印象中的奇幻仙侠，大大拓展了还珠楼主小说的研究视野[11]。1994年以来，伴随着金庸小说及整个武侠小说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对还珠楼主的学理性研究基本破局。然而，在世纪之交长达十余年的时段之中，与金庸小说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还珠楼主的学理性研究进展甚小。这一阶段出现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如称“还珠楼主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在中国文学(小说)的想象力衰退以后”，“鲁迅、蔡元培等先驱所期待的文学的形而上性与想象力，以他们未必预计到的形式，在这里有了体现”[12]；又如称“还珠楼主的仙魔武侠小说就是‘隐喻的隐喻’，因为他构建的是非现实、超现实的时空，专意描绘的是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超人’。他从另一个角度——哲学的、诗意的、文化的角度，对‘武侠’作出了新鲜而深邃的阐释”[13]。上述观点颇有可取之处，可惜的是均非还珠楼主研究专论，只是在文学史的宏大叙事中顺带提及，并未展开。

世纪之交，武侠小说研究的兴奋点转向大陆新武侠等新生代的创作，传统武侠小说研究一度停步不前。2006年之后，大陆新武侠出现转折，传统武侠小说研究再度呈现复兴之象。2007年，中国内地开始出现以还珠楼主为题材的学位论文。2007年以来，内地已有3篇硕士论文、1篇博士论文专门研究还珠楼主，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12篇，虽然在研究视角上出现了多元化拓展，但总体水平仍有待提升。

从已有成果看，还珠楼主研究符合学术研究的一般构成规律，在文献资料和学理阐释两个方面的基本构架均已形成，接下来的工作是如何进行深化、细化。

三、学术亮点

在还珠楼主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重要学术观点，突显了还珠楼主的核心魅力。其中，“雄伟文体”和“生命哲学”，成为了还珠楼主研究中璀璨的学术亮点。

第一，还珠楼主的“雄伟文体”。

叶洪生认为还珠楼主“开小说界千古未有之奇观”，“他那奇中逞奇、险中见险的笔法，散发着一种莽莽苍苍、浩浩淼淼的气息；他那天河倒泻、恣肆汪洋的笔力，建构成一幅又一幅波澜壮阔、大气磅礴的画面；足以令人目骇神摇，俗虑全消！若究诘其故，这正是西方文学批评家所谓‘雄伟文体’的奇妙力量使然”[6]13。叶先生所谓西方理论，即郎介纳斯《论雄伟文体》(大陆译名为郎加纳斯《论崇高》)。按郎氏指出，“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表现为“风格的庄严、恢宏和遒劲”，“恰当的惊人的措辞会对于听者有巨大的威力，迷人的魅力”，“足以使文学作品陈列出与最精妙的雕像相同的种种光彩照人的美妙，陈列出它们那种雄伟、美丽、圆润、庄严、遒劲、威武和种种其它的妙处”[14]128-129。按照郎氏的说法，崇高表现在语言形式上，有五个来源：一是庄严伟大的思想；二是强烈而激动的情感；三是运用藻饰的技术；四是高雅的措辞；五是整个结构的堂皇卓越。他总结说：“我要满怀信心地宣称，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这种真情如醉如狂，涌现出来，听来犹如神的声音。”[14]125这里强调“崇高”，乃是从真情出发。就徐国桢等人将还珠楼主的小说定位为“神怪小说”而言，并非属于“崇高”的审美范畴，而主要表现为“恢宏”的审美特色。

人们谈到还珠楼主的行文及审美风格，常常引用徐国桢《还珠楼主论》第六节“可以视作神话观”中“在还珠楼主的笔下：关于自然现象者，海可煮之沸，地可掀之翻，山可役之走，人可化为兽，天可隐灭无迹，陆可沉落无形，以及其他等等”一段话，以作为还珠楼主“生花妙笔之下”“他那天马行空式的想像力如何奇幻”之说明，其实，徐国桢后面还有一些话长期为人们所忽视，他说：“就像上面所说种种，都不是实际人间社会现象中所可见到，甚而至于想也想不到。”又说：“还珠楼主的神怪小说，和‘尘世’隔得很远很远，和前人笔记中所写‘飞剑取人首级百里之外’那种剑侠，其色彩不知要浓重到若干万倍，实是长篇神话也。”[3]439-440从这里可以看出，读者所重视的和作者的思想、情感的“伟大心灵的回声”并无太多关系，读者所重视的乃是作者的想象力及其作为形式表征的描写技巧与结构安排。因而，叶洪生先生在进一步论述还珠楼主的“雄伟文体”之时，又给予了一个“七宝楼台式”的定语，虽然这在中国文论上具有一定的贬义色彩，但还珠楼主的“雄伟奇幻文体确已成为中国小说界的千古绝唱”[6]15，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事实。

还珠楼主的文体风格，在于他建构了一个宏大的非“实际人间社会”的文学体系，其阔大的时空、奇幻的道具、超人的能力等等，与作家的场景描写与境界塑造相得益彰，仅以《蜀山剑侠传》而论，凝碧崖开府、铜椰岛消劫、绣琼原寻宝等等一系列奇幻境界，都显示了震撼人心的“奇观叙事”魅力，显现出一种积极向上、激发豪情的阳刚审美风格，展现出“雄伟文体”的巨大魅力。

就目前的研究而论，仍多限于徐国桢对还珠楼主奇幻想象力的概述，未能深入到细节中去，更未能就还珠楼主的整个造境体系进行系统研究，亦未就还珠楼主对中国武侠奇幻文学的整体影响进行研究。这里仍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第二，还珠楼主的“生命哲学”。

还珠楼主小说中的“生命哲学”命题由叶洪生率先提出，他于1987年12月提交给香港中文大学“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的论文，即题为《还珠楼主之小说奇观与生命哲学》。该文修订版中说：“人生观、宇宙观与知识学养三者，会通交融而形成了作者独有的‘生命哲学’体系；对于还珠小说来说，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10]129其具体内容包括玄学主义和人道主义两个方面：“要之，此即贯穿还珠楼主生命哲学的中心思想所在：体现于儒家者曰‘仁’，体现于释家者曰‘慈悲’，体现于道家者曰‘长生’；即‘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还珠在小说里一再强调‘世无不忠不孝的神仙’，其故在此。”[10]132其具体描写方面，则包括道德、修养、生活、爱情四个方面。

叶洪生将还珠楼主的生命哲学具体化为“生死观与修仙进化论”、“宇宙观与天魔论”二者，把正邪对立的双方在生命哲学的平台上统一起来，从而展现出一种永恒的追求及其焦虑。在20世纪末以来消解了正邪对立二元思维的文学史观念中，正是由这样的对立统一形成了“生命‘抗争’命题的集中表现”，具体说来就是：“剑仙、怪魔都要逃脱‘道家四九天劫，即每四百九十年一次的劫难。不同者，剑仙以行善来避劫，怪魔用行恶来逃劫。两方面寓示了一种共同的形而上意义，就是人对自身命运的不懈抗争。”[15]

其后，还珠楼主的生命哲学成为一些研究成果的主题，但大致不出既有的文学史观念。孔庆东等将“世俗人生的悲剧性体认”、“生命形态的全方位阐释”、“生命超越之途的苦难架构”三个方面结合起来，认为还珠楼主“看待人世的悲悯眼光，对生命超越苦难与困境的关注，体现出他多方面扩展的独特生命观。这一思想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对生命力的肯定与张扬”，从而体现出“自我拯救”的主题：“意即通过生命自身的实践超越有限，实现永恒。他救只是这个过程中的环节之一。这是一种彻底的拯救，与一般武侠小说相比，显然意义上有更加深远的延伸和开拓。这种深化发展，体现着还珠透彻、通达的生命观。”[16]2007年李静的硕士学位论文，从“生命的超越：超劫长生的修仙之路”、“生命的抗争：对人自身能力的肯定与崇拜”、“生命的自我拯救：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三个环节，将“蜀山”系列小说作为一个生命历程的整体来进行研究，虽然深度有所欠缺，但框架较为完整[17]。2013年吉旭的博士学位论文，以一章的篇幅论述了还珠楼主的“生命体验”，认为基于中国传统文学“对时间的焦虑”亦即“对个人生命有限性的焦虑”，在还珠楼主小说中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实际上对生命的尊重和超越也同样具有现代意义，小说中对‘不死世界’的向往，对‘生命悲剧性体验’的深刻认识，对‘超越生命极限’的执着追求，同样具备了现代意义。”这一追求，在还珠楼主小说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对生命的尊重”、“苦难的架构”、“神话意识”三个环节[18]。遗憾的是，上述研究均未突破现有的文学史观念，不同成果之间的相似性较高，对还珠楼主作品的整体构成把握亦显不足。

“生命意识”或“生命哲学”，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命题，其理论基础包含了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的生命进化学说、居约的生命道德学说等。狄尔泰最早用“生命哲学”一词来表示他的整体哲学主张，认为把物质和精神联系起来的是生命，只有生命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狄尔泰的“生命”，并不是简单的生物活动，而是一种冲动，由此激发起来的能动的创造力量，使得生命成为一种体验的状态，即：“生命就是存在于某种持续存在的东西内部的、得到各个个体体验的这样一种完满状态、多样性状态，以及互动状态。”放到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生命成为历史中最根本的无所不在的存在，“生命在历史的任何一个关节点上都存在”，而“历史只不过是根据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所具有的连续性来看待的生命而已”[19]。那么，表现生命冲动，展示生命体验，就成了人类文化活动最根本的东西，也是文学最根本的价值所在。生命意识或生命哲学不同于生命科学的表现，而在于生命体内部的焦虑、纠结的心理动因，并由此形成了人物行动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人物的行动并非仅仅是“抗争”，亦是“顺应”，中国传统文化自古即有“知天命尽人事”之说，在还珠楼主小说中，从长眉真人到乾坤正气妙一真人再到“三英二云”的历练，更重要的乃是在“顺应”；恰恰是那些正邪之间的人物，以及种种邪派散仙，如神驼乙休、天痴上人等等，因“抗争”而起劫难。生命进入历史，重视的是连续性而不是断裂性，这也许才是还珠楼主生命体验的真意。就这一点来说，还珠楼主的“生命哲学”，还有巨大的研究空间。

在上述“雄伟文体”和“生命哲学”两个学术亮点的研究中，颇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第一，借鉴西方文艺理论，从宏观上和深层次上对还珠楼主有了较大的提升。但是，也存在着对西方理论把握不足的问题，研究者们对“崇高”的审美范畴及生命哲学均未深入研究，因而在历史的纵深感上有所欠缺，尤其是对还珠楼主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在深度阐释方面还明显不足，也未能结合还珠楼主所处时代的文学及文化生态变迁来进行研究。第二，深入小说文本，重现还珠楼主小说的宏大架构，并详细梳理还珠楼主小说的知识体系，呈现了传统文化的迷人光彩。陈平原在研究金庸小说时曾说：“小说家必须承担传播文史知识的重任，这在古代中国，乃天经地义”，新文学家对此是“主动弃城”，反而是武侠小说家承担了这一责任[20]。叶洪生的研究对“蜀山”系统进行全面整理，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思想大融合”的宏大架构，展现了武侠奇幻小说“第二世界”的独特魅力。当然，在现有的蜀山架构研究中，也存在着重名物情景梳理而轻文化逻辑研究的倾向，因而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四、武侠小说研究的理论模型

考察学术视野中的还珠楼主，可以得到关于武侠小说研究理论模型的启示。长期以来，人们或者以新文学的理路来看待通俗文学，因而将其贬得一钱不值；或者以传统文史的眼光来看待通俗文学，又过多地强调了其知识传承的价值。这两种倾向的存在，其核心问题在于没有准确定位作品的知识体系与文化逻辑，因而造成了研究方法的错位。自1948年徐国桢论还珠楼主以来，大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还珠楼主作为一个生动的例子，给我们提供了反思武侠小说研究理论模型的契机。武侠小说研究在实证基础和理论模型上都有其独特之处，需要反思和促进。

实证研究是理论模型建构的基础，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本材料，二是作家生平。就还珠楼主以及民国武侠小说而言，长期以来，材料十分缺乏，大量的小说文本湮灭不传，作家生平资料及创作情况多不清楚，这和新文学研究的材料基础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因此，在民国武侠小说的研究中，首先应大力进行史料的发掘整理。就还珠楼主而言，小说全集已于1998年出版，但当时的大多武侠小说家自身留下的其他文字相对有限，生平经历往往不详或相对平淡，资料整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可以借此看到作家的心路历程与作品的内在变迁。目前，在民国武侠小说家之中，仅有还珠楼主[9]、平江不肖生[21]的详细年表已经发表，另据悉王度庐的详细年表也已即将发表，然而其他作家生平经历甚至作品情况都不够清楚，这些基础性的工作还需要大力加强。

武侠小说研究长期缺乏相应的理论模型，这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缺乏武侠小说自身的研究模型，导致不能进入文本的文学及文化内涵的深层次阐释，导致许多研究成了作品鉴赏“宝典”或浅层次的感性描述；二是借用新文学研究的理论模型，即使部分研究貌似走向了“深化”，但实际上只是借人表己，借武侠小说说事，甚至出现了严重背离武侠文学规律的奇谈怪论，比如把武侠小说一律通称为“人妖的艺术”、“流氓的世界”，甚至用牛顿力学的经典物理学定律来评判武林高手的武功招式，得出“虚假”或“违背现实主义”的结论，从而认为武侠小说毫无价值可言。

在武侠小说研究中，要认识到武侠小说自身的独特规律，不能生搬硬套其他理论模型，尤其不能用新文学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否则武侠小说就只会是“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状况，提出应区别对待武侠文学与新文学。如高玉以金庸小说为例指出：“金庸武侠小说所刻画的是一个特殊的世界，一个具有想象性、虚拟性和游戏性的远离现实的世界，它最大的特点及优长是娱乐性、消遣性，所以用现实的‘真实’标准和要求来评价它是错位的，也是无效的。金庸武侠小说虽然具有某种‘雅’性，但它从根本上讲是通俗文学。金庸武侠小说的‘合法性’就在于它的通俗性，现在我们转而从纯文学这里寻求其‘合法性’，这是本末倒置的。”[22]高玉认为武侠小说并不反映“现实的真实”而具有另外的“合法性”，这说明武侠小说自有其不同于“雅”文学的文学功能，同样也有并不同于“雅”文学的价值评判。

但问题在于，至今为止，学术界并无一个成熟的武侠小说研究的理论模型。即使金庸小说研究如火如荼，大量的成果也仍然是借用了新文学的研究思路，或者成为“重写文学史”思潮中借人表己的工具。陈平原曾提出“仗剑行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浪迹天涯”的武侠小说“叙事语法”[23]，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这一理论模型并未得到广泛运用。自武侠小说兴起以来，其武侠形态与小说形态都经历了多次巨大变迁，其中也曾面临着意识形态与美学形态的艰难选择。比如，“1930年代的中国武侠小说，是‘反掉’封建思想而成为普罗大众文艺的生力军，还是‘反掉’‘国家-民族’观念而更加虚幻化、奇侠化、浪漫化地追求自足审美呢？”[24]1923年，平江不肖生曾以《近代侠义英雄传》和《江湖奇侠传》二者分别表现“国家-民族”观念和“自足审美”，而大众的接受效果使他最终在无奈中将两者一起放弃。1932年，还珠楼主接棒武侠小说，正值中日矛盾激化而“国家-民族”成为全社会的价值焦点之时，他又面临着怎样的选择？武侠小说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实际上被置于了一个复杂的境地，因而并非是以简单的模式可以深刻阐释的。

我们在从事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武侠小说发展道路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后金庸’武侠小说与武侠文化现象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武侠文学发生期研究(1900-1949)”的研究过程中，已经深切感受到武侠小说研究理论模型的问题至今尚未解决，这已经成为武侠小说研究进一步深化发展的瓶颈。

建构武侠小说研究理论模型的难点，在于武侠小说作为一个宏大系统的多元复杂性。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以“生活逻辑与事理逻辑的艺术融合”[25]来研究武侠小说，仍是以现实主义创作立场为基点的。陈平原的“叙事语法”建构，当时所能依据的武侠小说作品，范围及数量均非常有限。21世纪以来，随着文化眼界的拓展，包括西方小说的引进和民国小说的发掘，武侠小说的多元形态，不能不促进关于武侠小说研究理论模型的反思。在西方，“作家们热衷于创建自己个性化的世界体系”，而“作家个性化世界体系的建立，带来了幻想小说文化性的变化”，如托尔金《魔戒》里的“中洲大陆”，“它的价值就在于创造的虚构世界并非现实世界的影子，而是人类心灵的镜子”[26]。还珠楼主小说亦复如是，其价值并不在于《蜀山剑侠传》第一回里作为引子的“反清复明”等历史记忆，而是在于蜀山“第二世界”的建构。不仅如此，在大陆新武侠中，“云荒三女神”所创造的“镜”的世界，以及新世纪文学中更多的架空武侠奇幻小说，其研究的理论模型显然都已经不能仅仅停留于传统的体验了。当然，武侠小说也有“第一世界”即接近现实的世界，如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以及众多的金庸小说；还有在两个世界之间游弋往来的过渡者，如步非烟的“华音流韶”系列。过去我们把武侠小说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建构，而还珠楼主研究的学术历程与学术视角，都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武侠小说更重要的特性倒是在于“第二世界”建构的多元复杂性。而由此出发，我们完全有理由也有可能，通过对像还珠楼主这样的典型作家的研究，建构起武侠小说“第二世界”研究的理论模型。

与20世纪相比，21世纪高度发达的信息手段，为我们提供了优越的研究条件，武侠小说作品的整理和武侠作家生平的考证，越来越清晰地使作家作品的心路历程和内在逻辑得到呈现，当今正是我们进一步深化研究并建构起武侠小说研究理论模型的良机。

参考文献：

[1] 韩云波，滕巍.开千古未有之奇观：还珠楼主研究65年[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2(2)：67-72.

[2] 陶永莉.《蜀山剑侠传》研究史述评[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8(1)：70-73.

[3] 徐国桢.还珠楼主论[M]//还珠楼主小说全集：第46卷.裴效维，李观鼎，编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

[4] 韩云波.“后金庸”武侠小说创新的发生学逻辑理路[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155-160.

[5] 徐国桢.还珠楼主及其作品的研究(上)[J].宇宙，1948(3)：58-63.

[6] 叶洪生.天下第一奇书——《蜀山剑侠传》探秘[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7] 韩云波.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与民国武侠的“后不肖生”时代[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27-138.

[8] 周清霖.还珠楼主李寿民先生年表[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40-50.

[9] 周清霖.还珠楼主李寿民先生年表[G]//张元卿，王振良.津门论剑录：民国北派武侠小说作家研究文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126-161.

[10] 叶洪生.开小说界千古未有之奇观——评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M]//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11] 周清霖.还珠楼主的“入世武侠”小说[J].书城，1994(1)：18-20.

[12] 钱理群.文学创作与文学教育中的一个问题——读金庸武侠小说的联想[M]//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44-261.

[13] 徐斯年.武侠小说的“现代”走向——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略述[M]//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99-126.

[14] (古罗马)郎加纳斯.论崇高[G]//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5]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47

[16] 孔庆东，蒋炯毅.论《蜀山剑侠传》的超越生命观[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70-75.

[17] 李静.还珠楼主的生命哲学[D].成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7.

[18] 吉旭.传奇叙事与生命体验——还珠楼主“蜀山”系列仙侠小说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3：147-162.

[19] (德)威廉·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M].艾彦，逸飞，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41.

[20] 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J].当代作家评论，1998(5)：25-31.

[21] 徐斯年，向晓光.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年表[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95-109.

[22] 高玉.放宽文学视野评价金庸小说[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35-42.

[23]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4] 刘中望.政治化与大众化的双重逻辑——论针对1930年代中国武侠小说的批评热潮[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6-40.

[25] 朱丕智.新武侠小说创作方法论——生活逻辑与事理逻辑的艺术融合[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119-122.

[26] 韩云波.大陆新武侠和东方奇幻中的“新神话主义”[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6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