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建筑和谐理念的形成轨迹

李 玲，李 俊

［1.山东建筑大学，济南 250100;2.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济南 250031］

《易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以营建“安土敦仁”的和谐社会为终极目标，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厚德载物的博大胸襟与和天下的和谐精神。“天人合一是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由此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大背景和主色调。其中涵盖着三层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自身 (心与身)的关系。”［1］(P14)

中国古建筑和谐理念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千百年的探讨实践并经历无数次的检验而逐步地形成的。“中国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脉，在对人和宇宙、环境等领域有别于西方的社会意识，形成中国古代天、地、人有机联系统一整体的东方道、儒、释的建筑文化生态系统。”［2］(P16)早在孔子和老子分别创立原始儒学和原始道家之前，中华先民就已经表现出了很高的精神智慧，创立了关于宇宙和世界万物的三种思维模式，即远古时代的阴阳说、五行说、八卦说。到春秋战国时期，阴阳说、五行说、八卦说开始走向相互渗透和有机融合，出现思维共生现象，即所谓“阴阳五行”、 “阴阳八卦”之说。阴阳五行思想、阴阳八卦思想由于其直观性和整体性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极为广泛、深远。至西汉末年，随着佛教的传入，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与融合中，逐渐产生了一种伦理型、乐感型、超越宗教的现世主义文化，进而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四大思想资源的发展，展示了以儒家文化为本，儒道互补，儒道佛合一的逻辑结构和发展图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结构模式势必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审美趣味，从而铸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和谐”。

在现代建筑受到诸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地质灾害等多方面困扰之时，汲取中国古建筑的合理成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结合当代高科技的技术手段，用生态和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古代建筑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资源之关系的巧妙之处，特别是渗透在其中朴素的生态建筑思想和蕴含在其中的人文意识及和谐理念，进而促进、完善和发展现代建筑文化，支持并形成健康、科学的现代建筑文化理念及实践。

我们不妨沿着中国古建筑和谐理念形成的历史脉络探寻其演变、发展的轨迹。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阶段，人与人的和谐关系阶段，人自身的和谐关系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并不是前一阶段结束，后一阶段才出现，而是在融汇中递进，递进中融汇，并且每一种关系都是不断发展的，最后，三种关系共同存在并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盖取诸大壮。”［3］(P229)史学界、建筑学界长久以来把这段话看作是中国最早的有关建筑概念的基本“理论”。中国古建筑的发展，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入地较深的袋穴和坑式穴居的原始居住，到半坡遗址中出现的入地较浅而墙壁与地面用夹草泥烤成的半穴居，后来发展成一种地面上的、能够构成较大空间的、室内具有木柱而墙壁和屋顶用较小木料及夹草泥做成的简单房屋;至汉代，发展成汉族特有的木架建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建筑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在这个阶段中，人们的营建意识尚处在一种原始的自然混沌状态，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能力非常低下。不像西方社会那样认为神权凌驾于一切，或凸显人本精神，认为人可以改变世界。而是人们面对洪水等种种自然灾害、在艰苦环境中求生存等多种因素，催生了“神人相合”的观念:“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4］(P16)——孕育着求和谐一致的思维倾向。由于大自然具有超强的力量，在古人心目中它与神同位，因此古人在神秘的大自然面前自觉异常渺小，只有归依自然，接受大自然的恩赐，从主观上主动地亲和自然，和自然形成一种和谐的氛围，这样才能生存。这种关系可以从古人的生存行为中看出:人建房、种田、养畜、捕鱼、种菜，以此维系生存;反过来，人的排泄物和建房等其他废弃物，则可以肥田、育树、喂鱼等，由此整个系统良性循环，环境未有污染，开发未有过度;穴居、半穴居、树上筑巢、地上木构架等所用材料，均取之于自然，生产力水平低，决定了材料的加工过程也非常简单，不会破坏生态环境。整个建筑环境可谓“虽有人作，宛自天成”，因地制宜、因山就势、相地构屋、因势利导、就地取材，与自然浑然一体，形成自然与人相和谐的氛围。可以说，远古时代的“阴阳说”、“五行说”、“八卦说”等便是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的萌芽，从“伏羲画卦”到“文王演易”再到“孔子读易”，以至西汉末年《周易》成型，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逐渐发展成熟，乃至中国建筑文化的独特表现——风水学，成了中国建筑学与朴素环境学的一种传统“国粹”，它作为“文化沉淀的、相对稳定的观念形态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存在，深刻地影响甚至决定了古代建筑设计及规划布局。”［5］(P212－223)

二、人与人的和谐关系

远古时期“人类的一切社会行为都不能违背天地大法，都必须遵循天道运行的规律行事。”［6］(P83)遵循天道，即从主观上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客观上通过事神，祈求鬼神的赐福和保佑，从而产生了“礼”。《说文解字》中有:“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已出现了“礼”，作梦、姜、琴等形，象征豆盘盛玉祭祀祖先、上帝，以示敬意。王国维在《观堂集林·释礼》一书中认为:“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曲，若豊。推之而奉神人之酒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即“禮”)。”郭沫若先生亦认为，“礼”起源于祭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为对人，更其后扩展为吉、凶、军、宾、嘉各种仪制。”［7］(P21)可见，“礼”与神权，族权联系密切。后来经演变、衍化， “礼”逐渐成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行为规范，至西周时嬗变为一种社会化的秩序，制约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至成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地位，维护社会稳定，维护人与人之间的稳定关系，从而达到社会和谐的一种工具。“和谐思维模式实质上是以自然界的理想和谐证明人类社会等级秩序的合理性，其内在逻辑是自然界的天上地下、天尊地卑的层次结构，人类社会相应的也应该是君臣上下、尊贵贱卑的差别结构。这不仅是理想状态，而且是天经地义的。由此人们只能对封建社会等级制度顶礼膜拜，而不能产生丝毫怀疑。”［1］(P21)当然，这种“人与人和谐”的哲学思想，在存在着剥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中只是一种主观的空想，是诸子百家文化争鸣的最高理想。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几乎都分别从不同的层面表达了对和谐的追求。孔子的“和而不同”被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道家崇尚混沌，主张返璞归真，厌恶自然的破坏和人性的扭曲等;庄子的最高理想是“太和万物”，最终目标是世界达到最完美的和谐;《易经》的“天”、“地”、“人”等“三才”强调“人和”。这些理论，把原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升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丰富了和谐思想，推动了中国古代和谐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些发展又直接影响到了统治者，进而体现在作为物质形态和文化现象的建筑上。“中国古代重大的建筑工程基本上都是官方的建设项目，历代的皇朝都有其建筑的政策，各个时代的建筑都是在官方政策控制下的产物。”［8］(P38)建筑理所当然地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之一。

实际上，不同的人，不同的朝代对和谐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尤其是统治者，总是想把某一种理念或理论纳入自己的伦理范围而为己作用。相对于孔子、孟子、道家的和谐理念，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也有自己的理解。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尊卑不同，这首先就有悖于孔孟等人的和谐理念，于是统治者在建筑上融入了有利于自己的诠释，那就是“中为至尊”、“尊卑有序”等一系列建筑形制的出现。这里的“和谐”，更多的是体现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安居自己的地位、身份、等级等，即统治者心安理得的高踞被统治者之上，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匍匐于统治者之下，相安无事，以致后来扩展到各个阶层，乃至家庭内部的关系，成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秩序，正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9］(P82)这种思路启发后世儒者，创造出一整套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理论，是为封建社会的人与人的和谐之道。经演变衍化，逐渐渗透到整个封建社会的古建筑理念和实践中的方方面面:第一，表现在建筑类型上，形成一系列礼制性建筑，而且这些礼制性之间的地位，远远高于实用性建筑，如宗庙、坛、陵墓等;第二，主张君权神授，故建有都城、宫殿，体现君权至高无上;第三、 “尚中”情怀，主张“中为至尊”、 “中正有序”，故建筑布局方整对称、昭穆有序，从而形成都城、宫城等建筑群体严格的中轴对称;第四、主张尊卑有序，上下有别，故建筑的开间、形制、色彩、脊饰等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

在先秦典籍中，通过规定建筑各种级别来体现人和人之间等级关系的例子俯拾皆是。《礼记》中有: “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10］(P108)——规定了建筑基座高度的等级性;《礼记·王制》中有: “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人的等级不但决定了宗庙的数量，也限定了宗庙的排列方式;《春秋穀梁传注疏》中有:“礼:天子、诸侯黝垩，大夫仓，士黈。”［11］(P88)——对建筑色彩的使用做了等级规定。这种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建筑和谐理念，到了中国古建筑发展的第二个高峰——隋唐时期，有了更加详细的官方规定，如《唐六典》中有:“王公以下屋舍不得施重拱藻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五间五架;五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仍通作乌头大门:勋官各依本品:六品，七品以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对凤，瓦兽，通袱，乳梁装饰……士庶公私宅第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又庶人所造堂舍，不得过三间四架，门屋一间两架，仍不得辄施装饰……”

经过千百年的演变发展，这种等级森严的建筑“和谐”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下意识去遵守的法则，成为实现不同阶层、不同等级之间人与人和谐的精神工具。

三、人自身的和谐关系

如果说儒教、道教的和谐理念后来被封建宗法观念所扭曲，成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谐的工具，帮助统治者实现了以“礼”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观念，并达到了封建礼仪制度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要求;那么，佛教的传入，则从更深层次上实现了人自身即心与身的和谐诉求。

人自身的和谐，即人的身心平衡，灵与肉的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平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在不同的宗教、流派中有不同的侧重点。道教隐居高山大川，潜心修炼，远离世俗，取山水之灵气，汲日月之精华，修人身心之宁静，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求得清静无为，侧重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儒家主张积极入世，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儒家建立了一整套治理国家的伦理、道德、礼乐等典章制度，他们热心于把自己的治国理念以及和谐理想，运用于实践，孔子曰: “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乎?”可见，他们治理国家、和谐民众的参与感是何等强烈。作为中国本土文化，他们的表现形式不同，意识指向不同，但求安宁、求和谐的根本理念是相通的。归纳起来，大致可以这样认为，道教文化侧重于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融入自己的观念和理想，儒家则从人和人的和谐关系中凸显自己的观念和理想，两者更多的是把他们的理念有形地表现出来，这种表现，自然就体现在建筑文化中、建筑物化中，而外在的和谐，更依赖于内在的和谐，那么佛教文化的传入，特别是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从相悖到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内在的和谐，那就是人自身的和谐。

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北印度释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子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其基本教义是“四谛”，又作四圣谛，即 (1)苦谛:指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充满了痛苦烦恼。(2)集谛:集是集合、积聚、感召之意。集谛，指众生痛苦的根源。(3)灭谛:指痛苦的寂灭。(4)道谛:指通向寂灭的道路。佛教认为，依照佛法去修行，就能脱离生死轮回的苦海，到达涅槃寂灭的境界。其构建的观念世界是把此岸、彼岸割裂开来，以苦空为主旨，对此岸的文化采取排斥拒绝的态度——人间与佛国、此岸与彼岸、人性与佛性未可“同一”。

佛教大约公元前3世纪后传入我国，流行于东晋南北朝，大盛于隋唐。作为一种源于异邦文化背景的意识形态系统，佛教在流传过程中，受到了中华本土文化的顽强排拒，而佛教以灵活的调适性，不断地改变自身的面貌，逐渐地适应了新的文化生态系统。经过几个世纪的调整、适应，进入隋唐，佛教融通了印度佛教与中国儒道思想，逐步形成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势。到了唐代，佛教一度被高度重视，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宗教文化。

佛教受到推崇的原因在于:一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教义，有效地克服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二是和本土的儒教、道教三教合流，衍生出了新的和谐理念——心与身即理想与现实的和谐，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心理意识。其中国化的体现在于:“深受中国‘天人合一’传统哲学及其文化思想的影响，以佛、佛国、佛性为‘天’，以信徒、社会人生、人性为‘人’，佛与信徒、佛国与现实、佛性与人性等渐趋合一。”［12］(P80)——这一切，在统一的建筑形态中得到了形象化的表述。

印度佛教建筑的原型窣堵坡是佛教高僧的埋骨建筑，其实是坟墓的形式，但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再仅仅是埋葬舍利的地方，而是成为一种纪念性的建筑。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窣堵坡这种建筑形式也在中国广泛扩散，发展出了“塔”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建筑形式其质地的转变、功能的拓展、内涵的延伸，体现了塔的中国化。传入中国的窣堵坡与中土的重楼结合后，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各朝的发展，并与邻近区域的建筑体系相互交流融合，逐步形成了楼阁式塔、密檐式塔、亭阁式塔等多种形态结构各异的塔系，建筑平面从早期的正方形逐渐丰富，演变成了六边形、八边形乃至圆形，其间塔的建筑技术也在不断进步，结构日趋合理。其整体意象及周围环境弥漫着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佛教意蕴，“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不是可以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异常空阔的内部空间，而是平易的非常接近日常生活的空间组合;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木质等等，构成中国建筑的艺术特征。在中国建筑的空间意识中，不是去获得某种神秘、紧张的灵感、悔悟或激情，而是提供某种明确、实用的观念情调。”［13］(P67)中国的佛教建筑成了出世之佛与入世之儒的共融体，它的现实的理性精神，使其象征意义越来越趋向于平和、静谧、安然，使人不由自主地进入到一种心与身、灵与肉的和谐境界。

历史建筑的设计理念经过时间的洗礼，总能给人以现实的启迪，同时也留下了其辉煌的印记——尽管历经沧桑依然显得璀璨绚丽。从佛教传入中国到佛教建筑兴起的600多年的时间里，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互动，无一不体现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佛教建筑上。“应该说自佛教输入后中国才产生真正的正式的宗教建筑，洛阳白马寺是见于记载首创的第一座佛寺。”［8］(P106)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后，又开始了全国性的佛教复兴活动。修立佛寺成为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由国家各级政府机构督办的一项公务。中国佛教被中国古代哲学家消化和吸收，既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观念形态，也使佛教在中国被广泛认可，最终形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三教合流的局面。至宋代，有人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心、以儒治世”的口号，这种中国文化大一统的基本精神，又都在建筑形态中得到了形象化的表述，尤其是佛教建筑由塔变寺后，其选址、布局、形制等诸方面都体现了佛教意蕴的中国化、世俗化，求得人自身和谐的一种物化表象。“中国佛寺，一方面是佛的灵境，另一方面是人的礼佛场所。在审美上，它的基本建筑形制，深受中国传统院落式建筑模式的影响。佛教有关于‘无父无君’，‘沙门不敬王者’的理论，而中国佛寺的空间布局与秩序，实际与俗世的秩序及其政治、伦理观念，具有某些同构因素，佛寺被世俗化了，它是宗教崇拜与现实审美的二重奏。”［14］(P328－329)风水理念的平和性、等级礼制的现实性、佛教意蕴的脱俗性在佛教寺院的布局上三性合一，充分体现了佛性与人性、此岸与彼岸的同一。

中国古建筑，在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其他地域的建筑既平行发展，又相互交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色。在千百年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完成了致用、目观、比得、畅神的成熟和升华，在这种升华中，荟萃成具有系统而又底蕴深厚的建筑文化，如一颗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深深地植根于这片广饶而肥沃的土壤中。在经济高速发展，新城市涌现，老城区改造的浪潮中，追求眼前功利，漠视传统文化，非洋不取的浮躁心态使得乱建、重建成风，严重违背规律，破坏生态平衡，使中国的现代建筑走向越来越窄的死胡同，既丢掉了中国建筑的特色，也引发了一系列人为的自然灾害，从而不得不承受大自然的严厉惩罚。在全球化和文化趋同的大势下，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建筑特色，并使中国古建筑重新获得生长的空间，焕发蓬勃的活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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