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议程设置看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建构*——以《潇湘晨报》的女性议题分析为例

文/凌 菁 黄 思

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提到，我们头脑中关于世界的图景都是通过媒介对外在世界的建构形成的。议题设置是媒体建构世界的主要手段，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1]它主要通过两个层面的显要性转移来进行，第一个层面是客体议程的显要性转移，客体是指我们的注意力所指向的事物，或者我们对之持有态度或意见的事物。[2]媒体通过选择客体来决定人们看什么；现实世界的环境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没有办法直接去了解它，媒介成为人们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渠道，媒体客体议题的选择决定了人们的认知层面，以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式来引导人们把注意力和关注度集中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上。第二个层面是属性议程的显要性转移，属性是指充实每个客体图画的那些特点和特性。[3]每个客体都有无数的属性，媒体通过选择和突出某一属性来引导人们怎么看，影响人们的态度层面。个体由于经历和认知有限性，在获取议题的时候，常会产生一种导向需求，即人们尝试提取意义的努力，这种引导主要依靠大众媒介来完成，大众媒介通过建构事物意义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本文从议程设置的角度对《潇湘晨报》的女性议题进行分析，来探讨媒体是如何建构女性形象以及女性形象在媒体中的呈现等问题。

一、样本分析

以《潇湘晨报》为个案，随机抽取报纸2013年1～3月共20期样本，以议程设置的理论为支点，从客体议程和属性议程两个层面展开，考察媒体是怎样呈现和报道女性形象，如何影响人们对女性形象认知的。

（一）对象和方法

《潇湘晨报》是湖南的一份大型综合类都市日报，每期发行量60万份以上，受众超过200万，是湖南地区影响力最大、公信度最高的平面媒体，被称作湖南第一纸媒。为保证样本的真实准确方便，笔者以报纸电子版为样本来源，随机抽取了报纸2013年1～3月共20期报纸的样本，从议程设置的两个层面，即客体议程层面和属性议程层面来分析。客体议程层面决定了议题是否能够进入公众视线，而属性议程层面则进一步决定进入公众议程的议题呈现出何种面貌。类目包括报道数量、报道领域、报道角度和报道语言等。

（二）统计结果

根据客体议程和属性议程两方面对《潇湘晨报》的女性议题展开分析，发现媒体对女性议题的报道有边缘化、商品化以及刻板印象等方面的问题。

1.在客体议程方面，通过对文本抽样，从报道数量、领域、频度等指标来分析媒体是如何呈现客体以及女性议题是怎样进入公众议程的视线，程度如何。从报道数量和频率上看，媒体对女性的报道虽有涉及，但整体的关注度偏低，在整个议题中出现的频率只占到1/10。在抽取的20个样本中，新闻报道数量共2078篇，跟女性议题有关的报道数量仅206篇，女性议题的客体显要性呈现出低值。

图1 《潇湘晨报》的女性议题新闻报道分布情况

在报道领域方面，女性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新闻和娱乐文体这两大板块中，占到女性议题的1/3，女性议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硬新闻领域出现频率极低，只占5%。在2078篇的新闻报道中，头版新闻涉及女性议题的仅10篇，只占5%；国内国际板块为19篇，占8%；社会新闻板块为76篇，占10%；娱乐文体板块为64篇，占23%；特别报道板块为20篇，占8%；经济新闻板块为8篇，仅占2%；其他板块如评论、特刊、民调等为6篇，占9%。（见图1）女性议题被挤到边缘位置，难以真正进入公众议程的视野。

2.在属性议程层面，从报道角度和话语两方面来分析媒体对女性议题属性的选择和呈现，观察媒体如何建构女性形象以及怎样影响人们对女性的认知和评价。

在报道角度方面，媒体习惯按照刻板印象来呈现女性，女性形象多为贤妻良母、性感女性或需要保护的柔弱女子等类型，媒体对女性议题的属性选择呈现固定单一的特点，女性的“第二性”突出。在涉及女性议题的206篇报道中，描述女性为弱势群体和受害者的有75篇，占36%；描述女性为性感美女或被观看对象的有67篇，占33%；描述女性作为母亲、妻子和家庭主妇角色的有43篇，占21%，而描述或提及职业女性的报道只有21篇，仅占10%；媒体在报道女性的同时再次把女性纳入私人领域的圈子，女性的主体性被有意无意地剥夺了。

从媒介话语来看，温柔、贤惠、美丽、柔弱、情绪化等词成为媒体描绘女性特性的高频词。如对女性情绪的描写，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为“大哭”“心酸”“悲伤”“后悔”“怀念”“渴望”“激动”等；对女性形象的描绘，媒体喜欢用一些与女性身体和外貌相关的词汇，如“火辣”“性感”“妖娆”“皮肤白皙”“长腿”“高挑身材”等；对女性特质的描写多用一些“温柔”“可爱”“善良”“恬静”等；对女性身份描写，除了喜欢使用一些家庭角色的字眼，如“妈妈”“妻子”“母亲”等，对女性的性别身份格外强调，如“女干部”“女代表”“女医生”“拜金妹”“铿锵玫瑰”“巾帼”等。在媒体报道中，女性的特质被凸显，而其他方面的能力被忽略或淡化，“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等成为一种女性角色的定型。

二、女性议题分析：被建构的女性形象

媒介话语作为一种菲勒斯中心话语，女性“注定要遭到象征符号上的消解，即被责难、被琐碎化，或根本不被呈现”。[4]在对《潇湘晨报》女性议题的客体呈现和属性描写两个方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议题多以物化的对象或第二性进入公众视野，女性的生活、身份、情感、趣味等成为媒体报道的重点，而对女性内在的精神特质、奋斗经历或价值尊严等方面涉及很少。媒体在男性霸权文化的主导下，通过议题选择以象征符号的形式呈现出四种类型的女性形象。

（一）弱者与受害者的女性形象

在女性议题的新闻报道中，女性作为弱者的新闻占了50%的比例。例如刊于1月11日“湖南面孔”板块的新闻《“三无老师”和她的免费午餐》关注了女性贫困化现象，这篇新闻报道用整版篇幅来报道这位小学老师独力辛苦支撑一个农家子弟学校的事迹，新闻配图则是这位女性教师老泪纵横的样子。新闻以一种男权意识形态的角度去报道，建构了一个感性、柔弱、困窘、虽有自我坚持但因无法照顾家庭而深深自责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女性在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之间选择的矛盾，报道了这位女教师在舍弃丈夫和儿子之后深深的内疚，文章多次提到其“觉得亏欠家人太多”“她双手掩面，痛哭”等。

在报道女性作为一个弱者和受害者的形象同时，还通过媒介语言不断渲染和强化女性“柔弱”“可怜”“感性”等特点。在新闻文本中，眼泪成为出场率最高的词汇，不分年龄、职业，从10岁女童到60岁老妪，从普通农民到剧院院长，所有女性似乎都是感性的。报道通过女性的眼泪来渲染气氛、描述事件、刻画形象，使得女性柔弱、感性的特质被放大，女性成为柔弱的代名词。但媒体对女性处于弱势或贫困的现状及原因并没有深入关注和探讨，其对弱者女性形象的建构反而加剧了女性贫困化的问题，正如莫格哈登在《女性贫困化》一文中谈到的：“除经济因素以外，造成妇女贫穷的原因还有僵硬的社会认定的性别角色。”

（二）被看的他者形象

在新闻报道中，女性议题集中在社会新闻与娱乐新闻两个板块中。在社会新闻板块中，女性形象多呈现为弱者和受害者。而在娱乐新闻板块中，女性形象被建构成一个可供观看、品评和赏玩的物化形象，女人作为具有独立主体意识的人，在一次次的“看”中被搁置、被遮蔽，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在报道中女性身体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和挖掘的重点。如《杨幂否认进出丰胸机构》《梅根展开性感轰炸》《秀歌秀腿秀华服 这才是女王范儿》等的新闻报道屡见不鲜，同时关于女性身体的图片更以各种形式刊登在报纸显眼的版面，以吸引受众的眼球。在这类新闻报道中，各种描述女性身体、穿着和外貌的词汇频频出现，诸如“火辣”“性感”“可爱”“妖娆”“皮肤白皙”“高挑身材”等词成为描述女性的高频词，突出女性的“性”特征。媒体将女性的身体物化成为了一种象征性商品，供男性消费和赏玩。如2月22日刊登于娱乐秀场板块的新闻《秀歌秀腿秀华服 这才是女王范儿》，报道的是美国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在音乐节上的表演，文章却重点描写了歌手在表演过程中的性感身材和服饰。“23岁的她一身高开叉紧身礼服大秀长腿。演出时，泰勒更是上演换装好戏，从白色长裙变身黑色蕾丝装，与猛男在台上激情热舞，女王范十足”。报道对泰勒作为一名职业歌手的歌声以及她的奋斗经历丝毫没有涉及，而是从头到尾在描述她的着装和身体，并配以性感图片，泰勒被建构成为一个美丽性感的尤物，被男性观看、品味、消费，其生命内涵和价值尊严被媒体抽空和剥夺，只剩下生理层面上最基本的性特征。

（三）异化的职业女性形象

在对公共领域中女性形象的报道中，媒体以一种男权意识形态的视角，通过丑化、弱化、强化和抽象等各种手法的运用对职业女性形象进行异化。事业型女性常被媒体丑化或抹黑，如女博士被媒体描绘成为第三类人，成功女性常被描写成缺乏情感滋润的老女人；媒体或通过弱化的手法将职业女性的公共角色忽略剥离，聚焦在家庭角色上，把其重新纳入私人领域的范畴。如1月4日对彭丽媛的报道，文章重点突出其妻子和母亲角色，“一有机会与丈夫团聚，她就要操持柴米油盐，想法子变花样给他做可口的饭菜”“艾滋孤儿们亲切地称她为‘彭妈妈’”等，而作为艺术家的社会角色退居第二位。媒体或通过强化的手法突出职业女性的女性特质，美丽、温柔、善良、性感等，使其再度成为男性观赏的对象。如1月23日对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报道，媒体纷纷聚焦在第一夫人的服饰报道上，《华裔设计师助米歇尔大出风头》一文，详细描述了这位第一夫人的着装打扮，“米歇尔穿着红色露肩、小露背部V线的雪纺礼服”“仿古的希腊式风格让米歇尔显得高贵又大方”“或许对米歇尔而言，在就职活动中的造型让丈夫满意最要紧”等，这些描写挖空了米歇尔夫人的精神内涵。另外媒体以高度抽象的手法抹杀女性的性别特征，使其成为一个无性别特征的中性人。经过媒体建构，职业女性形象被媒体异化为女汉子、贤内助、英雄、尤物等形象。这使得女性在公共领域中将永远是一个配角，是一个“他者”。

（四）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

由于“男主外女主内”“夫唱妇随”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妻子、母亲作为被社会期待的家庭角色，经常成为媒体建构的一类女性形象。这种形象在女性议题中占据较大的比例，随处可见媒体对女性作为妻子或母亲角色的报道，在样本分析中，可以看到描绘女性角色的词汇有近1/3是与母亲或妻子有关的，照顾家庭、体贴丈夫、养育孩子、相夫教子等经常成为描绘女性作为贤妻良母形象的字眼。如刊于2月27日娱乐文体板块的《刘涛自述贤妻怎样炼成》一文，新闻第一句就是“女演员嫁入豪门后相夫教子淡出娱乐圈”。这句话传递出丰富的信息内涵，意味着女性结婚后，角色将发生重大转移，从社会角色向家庭角色转变，从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迈进。媒体在强化传统社会期待的同时，女性再一次被囿于私人领域的圈子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成为男性的追随者和附属品。

媒体在建构女性形象、再生产社会结构与性别歧视机制的同时，又使受众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接受媒体对女性的价值判断，影响其对女性的认知和评价。特别是女性受众常常通过模仿媒体所建构的女性形象来塑造自己，使其言行举止合乎规范，达到媒体所建构的“现代女性”的标准，这就使女性不知不觉落入到媒体所构建的社会规范与生活价值观当中，女性再次置于男性审视的目光之下，使其对自我的认知发生偏差，导致其对外貌和身体的焦虑感不断强化，淡化对自身内心的追求，完全失去女性自身的主体性。媒体通过象征暴力加强了对女性的性别规训，“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承受”。[5]由此形成的隐蔽性别政治在对女性身体进行支配和统治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性别不平等的现象。

三、女性的媒体刻板印象形成原因及建议

媒体对女性形象建构的刻板印象化，导致“对妇女象征性的歼灭”，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女性媒体话语权的缺失

在媒体从业人员队伍中，女性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没有决策权和话语主导权。正如一位女电视工作者所说：“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往往得不到晋升提拔，在各自的单位中，做‘将’者多，为‘帅’者少。”[6]女性很难进入新闻传播机构决策层，男性成为了决策层的主力军。女性媒体从业者大多被安排在社会新闻、娱乐新闻、文化新闻等软新闻领域中，缺少对政治、经济、军事等硬新闻领域的发言权。在从男性为主导的新闻行业中，男性话语占据了绝对优势，女性的权益和需求往往被忽视，触及女性权益的新闻很少，男性在设置女性议题方面将其纳入到男权意识形态的范畴中，以一种男性为中心的观点来审视女性与社会的关系，女性成为男性主体观下的客体，女性话语权被遗弃到了角落。媒体通过议程设置来呈现男权文化，并不露声色的重申和强化性别秩序，让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性别角色差异和男女不平等的传统。

（二）新闻框架的影响

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在建构现实世界时，要受到新闻框架因素的影响。新闻框架是指对新闻进行选择、加工、新闻文本和意义建构的原则。[7]媒介生产者常用它们建构媒介产品与话语。新闻框架的形成要受到记者个人框架和媒介组织框架的影响，如记者的新闻价值观、媒体的新闻立场、编辑方针、新闻事件的利害关系、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受众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由于传统封建文化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等思想的浸润，新闻从业人员社会性别意识的缺乏，媒体在消费主义盛行时代对利润无止境的追逐，女性成为媒介市场最好的卖点。以性别刻板印象为基模的新闻框架被不断使用，甚至成为女性议题新闻报道中的规范表述。

媒体在建构女性形象时，按照性别刻板印象和商业操纵的原则，对女性文本进行男性和商业化的篡改，一方面将女性引入公共空间，同时把大众的视线引入女性的私人空间；另一方面又扩张私人空间，有意把个人隐私放大为公共话题。[8]女性沦为一个被消费的对象。媒体在新闻框架的影响下并没有客观反映出现实世界中的性别存在，而反映的仍是主宰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的“折射”变形后的结论。[9]

（三）媒体商业意识形态的盛行

“生产过程的经济关系是决定和规范媒体工业运作时必须服从的结构性权力关系的核心因素”。[10]在商业化的运行逻辑下，对经济利润的一味追逐，使媒体将一切可以商品化的东西商品化。通过建构美丽、时尚、性感、柔弱的女性形象来消费女性，以吸引受众的眼球，获得高额的利润。女性物化成单一的、可供观赏和窥伺的、缺少独立人格和自我价值的对象。女性的自我价值被限定在容貌和身体上，女性的活动领域被限制在私人领域，女性的自我追求则集中于婚姻和时尚。在广告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广告界奉行的3B原则——“Beauty，Baby，Beast”（美女，婴儿，动物），就是把女性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供消费者享用。

媒体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主要渠道，对社会能产生强大的影响，因为它发出的信息建构了一个社会现实，向人们提供了一种世界观；人们根据媒体提供的参考架构来阐释社会现象与现实。[11]目前媒体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报道，影响了人们对女性的正确认知和评价。为树立正确的性别观，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需要从以下方面改进。

第一，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媒介话语系统。社会性别意识是一种对社会性别关系的自觉认识，它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社会性别平等。这要求我国媒体从业人员在报道女性议题时要有一种自觉的性别意识观，以性别平等的视角，注意两性角色与权力的平衡，真实反映女性的声音和生存状态，关注女性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这需要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教育，使其树立正确的社会性别观。

第二，加强女性参与传媒的力度。目前赋权妇女，是倡导“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核心，是指女性能支配自己的生活；制定自己生活议程，获得技能，树立信心，解决问题，做到自立。[12]通过给女性赋权，增加女性进入新闻传媒决策层工作的机会和力度，让女性自己决定相关议题，反映女性生存状态，倾听和记录女性声音，展示一个缤纷多彩的女性世界。

第三，加强新闻专业主义意识。专业主义是记者的一种职业规范和职业精神，它要求记者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一种客观的态度，真实准确地反映现实社会，服务于公众利益，不受商业利益的操纵。客观真实地反映两性关系是媒体工作者专业主义精神的体现。

第四，建立性别传媒监测机构。针对媒体中存在的性别刻板成见问题，成立专业的性别监测机构对其监督和制约，有助于媒体从业人员改进性别立场和视野，推动性别平等关系的建立。目前，我国的性别监测机构较少，较权威的是1996年3月成立的第一家性别监测网络“首都女记协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它从社会发展和性别平等的角度关注媒介及传播行业生态，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别意识，促进了两性关系平等的发展。另外，在媒体机构内部也需制定相关的性别平等专业准则和行为手册，在媒介产品生产过程中监测其议题和语言的运用情况，是否均衡地报道女性议题以及是否存在使用男权意识形态描绘女性等问题。

[1][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94，209

[2][3]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3

[4]鲍海波.大众传播中女性话语的双重困境及其突围[J].西北大学学报，2003（8）

[5]布迪厄.关于电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

[6][12]刘立群.中韩女性媒介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98，103

[8]王绯.论女性文学与商品市场[J].妇女研究论丛，2001（2）

[9]蔡琪.论媒介认知能力的建构与发展[J].国际新闻界，2001（5）

[10]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2

[11]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