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历史灾害及其记录特点*

周 琼

(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昆明650091)

云南历史灾害及其记录特点*

周 琼

(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昆明650091)

云南历史上的灾害记录,早期以地震、水旱、疾疫等自然灾害为主。元明以降,随矿冶业及山地农业的发展,灾害频次增加,相关记载逐渐增多,新增泥石流、滑坡、山崩、塌陷等地质灾害,低温冷冻、霜雪、火灾、风灾等也日渐频繁见诸记载。云南灾害记录存在简单、古略今详等普遍性特点,也有边疆政治控制及民族、区域性特点;明以前自然灾害多,明以后自然灾害与环境灾害交互发生,20世纪以后环境灾害频次增加,灾害链特征日益凸显,制度尤其经济政策是环境灾害的诱因。

云南;历史灾害;记录;特点趋向

云南是自然灾害最频繁、种类最多样的区域,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大部分灾害几乎都在云南不同地区、时期发生过。因山川纵横、地理单元众多且相对封闭狭小的地貌特点,云南灾害的范围及影响程度相对有限,后果亦不如中原内地严重,早期文献记录也相对简单。元明以后各类灾害得到相对完整、全面的记录,灾害在表面上呈现出了逐渐增多的特点。近代以后,随着交通、通讯的迅猛发展、文献传承媒介及记载形式与内涵的日益丰富,灾害记录更为详细全面,环境灾害及灾害链特征凸显。

随着近年来云南灾害尤其环境灾害的频繁发生,不同时期及类型的灾害受到了关注,断代灾害及其救助等问题的研究涌现了一批可喜成果,但宏观层面及长时段视角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目前,历史研究较注重及强调数据在翔实、准确揭示某些历史问题时的重要价值,但数据及其计量对于历史全貌的整体、详细的复原,并非是万能的,也不是注重描述、忽视数据等叙事史学特点浓厚的中国历史研究通用的方法。中国传统文献史料直观、简洁、概括的记述特点,有助于全面、具体地复原历史场景,展现历史变迁的线索及脉络。故叙事史学作为传统的史学记录及研究方法,是新史学研究中不能回避、值得秉承的方法。灾害史研究,尤应以叙事史学为基础。本文从历史灾害记录及其重要案例入手,从灾害场景的记述中分析云南灾害史的记录特点及变迁趋向,以资鉴于当代防灾减灾决策及措施的制定。

一、云南历史灾害类型及其原因

灾害多是自然、人为原因及自然与人为相互促发的。云南历史灾害类型复杂,早期以自然灾害为主;明清时期,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混杂;近现代以来,人为引发的环境灾害频次日益增加。自然灾害的原因及主要类型古今基本相同,环境灾害的原因在不同时期类型各异。

(一)云南史料记录中的主要灾害类型

纵观云南历来的灾害史料,记录次数最多、对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首推气象灾害,如洪涝、旱灾、风灾、霜灾、冰雹等。洪涝及旱灾是最常见、分布区域最广的自然灾害;冰雹灾害与气候变迁联系密切,呈现出浓厚的年际及季节性变化特点,“除温带外,云南大部分气候带冰雹在气候偏冷期(偏暖期)较多年平均偏多(少),云南各地对气候变暖的响应程度不一:致滇中及以西以南大部分地区以及滇东南大部分冰雹频次对气候变暖有着很好的响应,即偏暖时期冰雹频次偏少;而偏冷时期则偏多。”[1]

其次是地质灾害,如地震、滑坡、泥石流、塌陷、水土流失、石漠化等。爆发频次最高、短期后果最严重的是地震灾害①云南土地面积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但破坏性地震却占全国平均量的20%,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地区约占全省土地面积的84%。,“云南是我国地震灾害损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相同地震能量条件下,云南地区地震灾害损失随年份呈增长趋势”,[2]“全国包括台湾省在内所有省区地震史料统计表明,云南各种震害占全国总数的24.04%,高居榜首。其中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裂缝、喷水冒砂以及堵河尤为严重。”[3]明清地震灾害记录中,灾害烈度较大、人口死亡数量达数千至数万人的地震就达10余次。“云南早期的地震记载极为零星、简单……从1481年到1999年,500多年来云南地区有人员死亡记载的地震共110余次,总死亡人数7万余人。”[4]灾害程度逐渐加深、影响日渐深广的地质灾害是水土流失及泥石流,“云南是我国地质灾害严重、多发的省份,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石漠化是云南常见的地质灾害类型。其中滑坡、泥石流点多面广、活动强烈、突发性强,是云南最主要的山地地质灾害。”[5]

第三是疫灾。这是导致云南本土人口增长缓慢、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并对民族社会心理产生重要影响的灾害,很多疫病随着交通的发展及人口的迁移流动而扩大了其传播范围,最著名的是瘴疠、疟疾、鼠疫、麻风、霍乱、血吸虫、白喉、猩红热等疾病。作为另一种类型被记录的疫灾是动物灾害,如鼠害、蝗灾、虎狼灾患等,也是对农业生产及民众生活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灾害类型。

第四是火灾。村镇火灾最为常见及频繁,直接影响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森林火灾是历史上未被重视但后果最为严重的灾害,对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生态系统及工农业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进而影响到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第五是生物灾害。这近现代以来涌现出的新型灾害,是随物种入侵现象日益广泛发生而产生的,表现在农业、林业、果蔬、花卉等产业上的新型病虫害,呈现出了无法控制的复杂态势。

(二)云南历史灾害发生的原因

气候、地质地貌、海拔等是云南有史以来灾害常见的自然原因。云南的地理位置及地貌特点,山川河流、箐谷平川的基本状貌几乎未发生过激烈的大变化,自然致灾因素变化不大。但环境灾害的原因在不同时期差异极大,一些地区由于人为开发,破坏并改变了地质结构及生态系统,引发了多种环境灾害,尤其很多生态基础脆弱的地区,灾害更为严重;一些地区的灾害与弱化后的自然环境交互作用引发了更严重、频繁的灾害,加重了环境灾害的程度。近现代以来,云南自然灾害及人为灾害并存共发、人为灾害频次日趋增加。

首先是自然原因。云南历史灾害的类型及程度受制于自然气候及地理地貌因素,即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等是自然灾害多发的根本原因。

云南位于亚欧板块、印度板块与太平洋板块交界处,地壳板块运动频繁,是地震、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频发的重要原因。因其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从南到北分布有北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南温带、中温带。同地区的气候随海拔的高低起伏而不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立体气候特点显著,灾害的立体特点也极为突出,影响也各不相同,同一区域内不同海拔地带或一座山的阴阳面,水旱、霜冻、低温、雹、风、火等多种自然灾害都能交替发生。

云南山地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的94%,连绵蜿蜒的雄山及众多纵横交错的河流箐谷,将云南分割成了数量众多、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使云南灾害的区域性特点极为显著,如水旱灾害及冰雹灾害是坝区的主要灾害,旱灾、水土流失、泥石流、滑坡、塌陷等则是山区主要灾害类型,河谷坝区多发生水灾及疫灾。

云南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区,受大气环流影响,夏季降水充沛集中,冬春季降水稀少,风速大、蒸发量大,春季和夏初的水面蒸发量是同期降水量的10倍以上,大部分地区5月下旬雨季才开始,此前很难出现有效降水,且不同年份冬夏季风进退时间、强度和影响范围不同,降水存在时间及区域分布不均、在年内和年际时空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的特点,成为云南冬春季节易发生旱灾及火灾、夏季易发水灾的根本原因。云南火灾高发季节一般集中在春季1-5月,云南高原被干暖的大陆气团控制,晴天多,蒸发量大,林地覆盖物的含水量急剧下降,一遇火种,极易燃烧形成火灾,火灾成为最常见的、危害最大的灾害。因受南孟加拉高压气流形成的高原季风气候影响,霜灾、冰雹及低温冷冻灾害在某些区域的爆发极为频繁。

其次,长期山地的垦殖是环境灾害增多的诱因。元明以降,中央王朝统治日渐深入,半山区、山区得到广泛开发,山地垦殖及金银铜铁锡铅盐等矿产的采冶,森林资源大量损毁,地质结构及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区域气候发生改变,环境灾害的频次逐渐增多。生态破坏严重的地区,大雨一过,山水暴发,极易发生水灾及泥石流灾害,山边河畔的田禾常被冲没淹埋。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夏六月,邓川州“渳苴河东堤决银桥上,秋洱水溢没田禾”,[6]浪穹县“普陀崆白汉涧水发,沙石填河,湖水横流,淹田宅无数”,[7]文山县“大水,淹倒民房数百间,田谷尽坏”。[8]而山区开发的深入拓展、明清气候异常引发的自然灾害都使生态系统的自然防灾、减灾、抗灾能力减弱,很多半山区往往因水旱、地震等自生灾害引发了泥石流、滑坡、塌陷等多种次生的、程度严重的环境灾害,人为开发导致的环境巨变及其破坏也引发了较多的环境灾害,使云南成为灾害种类最多的地区。因此,地震、泥石流、塌陷、干旱、洪涝、霜冻、风、火等灾害频繁发生,以滇东北小江泥石流灾害最具代表性。

再次,自然与人为因素交互作用,生态脆弱区自然灾害与环境灾害相互促发,继发性灾害不断出现。明清小冰期对云南也产生了极大影响,气候寒冷,旱灾、低温冷冻灾害频繁发生;咸同以来至民国初年,云南回民起义不断,自护国战争以后,军阀割据混战,天灾人祸,促发了云南生态环境的恶化及突变,导致并加速了环境灾害的频次,植被逆向演替,一些区域的生态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恶化。如金沙江、红河、澜沧江流域区生态环境极其原始,自然灾害较少,但生态基础较为脆弱。明清以来的移民垦殖使生态脆弱区的环境遭到彻底破坏,土地结构和河谷坡地退化,气候逐渐干燥,水土流失严重,最终演变成为持续性旱灾频发的干热河谷区,自然抗灾能力下降、灾后自我修复能力减弱,泥石流、滑坡、水旱、冰雹、石漠化等自然与人为的灾害常常混杂发生。

二、云南历史灾害的特点

灾异是中国传统社会衡量统治是否符合天意民心、社会是否稳定的重要标志性事件而在文献中有明确反映。元明以前,汉文史料很少有云南灾害的记录,灾害记录多集中在正史中且数量较少,随着元明中央王朝统治的深入、云南历史记录及书写主体的扩大,史料记载逐渐增多。明清以降,地方志纂修蔚然成风,“灾异”志成为方志中一个不可少的类目,灾害记录随之增多,但此期灾情记录零星简单,多以对生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自然灾害为主,主要有以下6个特点。

(一)地震是史料中最常见、突发性强、社会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地震是云南历史上史料记录及民间记忆最深的常发性自然灾害,从汉至清云南地震记录达四百余次,其中重大震灾达百余次,不同程度的房屋倾塌及人员伤亡的记载不绝如缕。如西汉河平三年(前26年)二月,犍为郡地震,“地震山崩,壅江水,水逆流”;[9]唐光启二年(886),南诏地震,《南诏野史》记:“龙首龙尾二关,三阳城皆崩。”明代地震记录增多,以弘治十二年(1499)冬波及云南县、宜良县及景东、蒙化、澄江、大理等府的连续性地震最严重,澄江“民人庐舍倾坏,人多压死,月余乃止”;大理“屋宇尽坏,死数万人,历时四年始宁”,[10]宜良“己丑冬地震,有声如雷,从西南方起,自子时至亥时连震二十余次。衙门、城铺、寺庙、民房摇倒几尽,打死压伤男女无数。嗣后或一日一震、旬日一震、半月一震、一月一震,经四年方止”,[11]宜良“民居尽圮。压死以万计,旬月常震,越四年始宁”。[12]

清代云南地方志纂修、存留较多,震灾记录也增多,灾情逐渐详细,灾害损失数据逐渐增多,如顺治九年(1652)六月初八,大理蒙化府地震,“地中若万马奔驰,尘雾障天。夜复大雨,雷电交作,民舍尽塌,压死三千余人。地裂涌出黑水,鳅鳝结聚,不知何来。震时河水俱干,年余乃止。”[13]乾隆朝地震记录以二十八年(1763)十月临安府、澂江府及其邻近州县的地震最具代表性,临安“有声如雷,十余日乃止。”[14]“坏民居庐舍甚众”,[15]十一月二十六日亥时,江川、通海、宁州、河西及建水地震,河西“坏民居庐舍甚众”,光绪《宁州志》记:“地大震,坏宫室、衙署、民居,地裂出水,压毙人畜无数,虚于乡为甚”;通海“城郭、寺观、衙署、民居倒坏甚多,男妇压毙八百余口”;[16]河西“癸未地震,街房倒塌,伤人极多。市中无米,民间慌乱”;[17]江川“二十七日申时复大震,浃旬乃止。城垣、衙署、祠庙尽倾,民居倾圮者四千五百四十五户,压毙居民无数。”[18]乾隆五十四年(1789)五月十四日,通海、河西、宁州、河阳、江川五州县发生大地震,“城垣庐舍倾坏,压伤人畜无算,至二十八日大雨乃止。江川、新兴,路南地震”;[19]江川“崩损城楼雉堞,城之西南坍塌二十二丈余,西北十余丈,周围雉堞损坏二十余处,四门城楼,俱已倾颓”;[20]宁州“与通海同时地震,坏屋舍,伤人畜,矣渎村倾入湖中。震无时,月余乃止”。[21]近邻州县损失严重,黎县“山崩川竭,坏屋压杀人畜无数,路居为甚,矣渎村落倾入湖中,震时至闰五月初二日乃止”。[22]道光十三年(1833)的嵩明地震是云南历史上波及区域最广、危害最烈的地震之一,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昆明、嵩明、宜良、河阳、寻甸、蒙自、晋宁、江川、阿迷、呈贡等十余州县同时大震,“坍塌瓦草房八万三四千间,压毙男妇六千七百余口”;当日震数次,“其后至九月,每隔三四日或五六日又震十余次”,波及滇中、滇南30余县;各地“人民压毙”、“房屋人员损伤”。[23]

(二)洪涝及干旱是历史上频次最高的气象灾害。水灾是云南早期民族分布及迁移中影响最大的灾害,是云南民族史上最惨痛的灾害记忆,其频繁及其影响的严重性可从彝、壮、苗、哈尼等民族的洪水神话、传说及零星记载中窥见。但元明以前汉文史料记录较简单,元明后水灾广泛地出现在文献中,以地方志记载最多。如明正统五年(1440)秋七月,顺宁府“大雨弥旬,山崩水溢,冲没田庐不可胜计”;[24]弘治十四年(1501),“六月朔,大雷雨,点苍白石二溪水涨,漂没民居五百七十余家,溺死三百余人”,“秋,永昌腾冲大水,坏民庐舍,人畜死者以百数计。浪穹淫雨,山崩水溢,冲击民居,溺死者百余人”;[24]正德七年(1512),“滇池水溢伤禾稼,荡析昆明、晋宁、呈贡、昆阳等州县民居百余所,溺死者无计”;[25]天启五年(1625)六月,全省连降大雨,昆明松华坝“浪涌数丈”,水决入城,“平地水深六七尺”,街市行舟,“省城六卫军民室庐冲倒以三千计,漂没财物无算,附近十余州县亦成泽国”,直至十月,大雨不停,“迆东、西二三千里,同时被灾”。[26]

清代水灾记载以题本、奏折等档案及文集、笔记、方志的记录最多、最详细,灾情记录逐渐详细并有了简略的伤亡及财产损失等数据。如康熙三十年(1691),元谋县“七月二日,大水,冲没田禾百余顷,居民数十,房屋财产不计其数”;安宁州“秋,淫雨不止,洪水入城,冲倒民居,近河盐房锅土漂没过半,两岸田禾尽损,秋成无收”。[27]乾隆三十年(1748),“滇省六月中旬连日大雨,河水泛滥,昆明县淹没田亩、兵民房舍,并云南府属之昆阳、嵩明、安宁、富民、宜良、呈贡、晋宁、罗次、禄丰,曲靖府属之平彝,澂江府属之河阳、路南,广西府属之弥勒等州县暨元江府各被淹低田房屋……七月初十、十一等日大雨,昆明等属复被水淹……昆明县地方续被水成灾田二百一十一顷九十七亩,坍塌瓦房七十五间、草房三百一十四间,墙三百九十七堵……景东府被水成灾田三顷一十三亩零,沙埋石压不能垦复,淹塌草房一十六间,统计昆明、晋宁、呈贡、安宁、景东五府州县,续被淹成灾田二百六十二顷一十亩零,被灾人民五千余户,大口一万五千五百余口,小口九千九百余口。”[28][p.291]

旱灾也是云南最常见、频次最高、发生区域最广的自然灾害,元明以后的记载逐渐增多,但记录最简略,寥寥数字,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旱灾大致状况。如元至治二年(1322),“临安、河西县春夏不雨,种不入土,居民流散”;景泰四年(1453),“昆明、姚安大旱,民多饿死”。清代地方志里几乎每年都有旱灾记录,如康熙元年(1662)弥勒县“天旱,斗米价银二两”;[29]乾隆三十五年(1770)罗平、澂江“大旱”;[15]嘉庆二年(1797),楚雄“旱,大饥,斗米二千四百文”;[30]嘉庆二十二年(1817)腾冲“秋饥,薪桂米珠,饿殍盈野”,[31]保山“大饥,流民襁负而至者以万计”,[32]云龙“仍饥,民掘草木以食”。[33]

(三)泥石流、滑坡、山崩、塌陷等是各地都会发生的地质灾害。云南是明清史料中的泥石流及滑坡等地质灾害频发区,生态比较脆弱,但见于记载则是近现代以来的事。那是否意味着云南历史上没有泥石流灾害呢?显而易见,云南特殊的地质、地貌结构及生态基础,决定了一些位于地层断裂带上的区域在生态遭到破坏后会频繁爆发地质灾害。如东川小江泥石流就是地质及自然环境破坏等人为因素造成,小江位于构造成熟度较低的断裂带上,断裂阶区多,断层面陡且转弯多,近南北向的主断裂与北东-北东东向的次级断裂交界处常处于闭锁状态,应力易强烈集中而引发强震及泥石流灾害,而清代中后期大规模的铜矿采冶导致地表森林植被消失及生态环境的改变,成为诱发泥石流及地震灾害的人为原因。

翻检史料发现,云南历史上确实存在数量不少的地质灾害,只是多混杂于水灾史料中,但灾情记录相对详细,也有粗略的数据。如乾隆八年(1743)十一月十六日,云南总督张允随奏报了金沙江沿岸昭通水灾及泥石流灾害,“永善县……所属火盆里地方濒临大江,沿江一带大山沙石兼生,土性松浮,易于坍卸,本年七月初七八九等日,大雨连绵,山水泛涨,崖石被水浸埈,夹杂泥沙,将靠山临江田地,逐段冲压,沿江房屋亦被冲坍……冲坍田地共二百二十七亩零……坍塌瓦房二十四间,草房七十一间。”[34][p.61-62]道光元年(1821),邓川大水,“卧牛山崩,压毙男妇二十一人,民房二十七间”。[15]云南其他江河流域区以及山区常在夏秋两季因暴雨引发泥石流及其危害的史料在清代以后逐渐增多。

(四)疫灾是云南频繁发生、危害巨大却尚未受到普遍关注的灾害。云南的气候及生态环境为传染性、流行性疫病的发生提供了条件,疟疾、鼠疫、血吸虫病、麻风病、麻疹、霍乱、天花、伤寒等是历史上影响较大的疾病,史料记录不绝如缕,但极为简略,明以前只以“疫”、“瘟疫”、“大疫”等形式出现,疫灾名称及疫情不得而知,如明正德九年(1514),“鹤庆、丽江大疾,死者不可胜计”。[24]

清代以后疫灾记录稍多,疫情相对详细起来。如清康熙十八年(l679)广西府“大疫,人畜皆灾”,[15]嘉庆十七年(1812)冬,建水“疾疹大作,至道光六年未已,死者无算”。[15]光绪十八年(1892)秋,邓川鼠疫,“染疫之处,鼠子得毒先死,臭不可触,人家传染,或为红痰,或为痒子,十死八九,连年不止,乡邑为墟”。[35]嘉庆六年(1801)“大疫,死者千余人”。[36]

(五)火灾是云南冬春季节在城乡及山地森林区经常发生、但记录较少的灾害。云南火灾史料以明代以后的村镇火灾记录较多,森林火灾影响最大、破坏最广,但记载极少。如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月,“楚雄城中火,自申至丑,毁民居数百家”。[24]清康熙九年(1670),“曲靖东南西城门灾,延烧兵民居千余所”;[15]同治六年(1867年),开化府“东安里大火,毁民房八百余间”。[35]清代以后,火灾灾情记录相对详细起来,如乾隆九年(1744)四月初二日,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事张允随奏报了开化府火灾情况:“白马汛地方客民杨逊远铺内灯煤燃草失火……风狂火烈,延烧铺户、民居八十三户,内瓦房十七间,草房一百八十五间,税房一所,其被火人口当即安顿铺户及附近亲友家居住,并量加资给等情……有府城关厢居住之军犯王一才草铺内煮饭起火……因草房遇火易燃,兼值大风,难于扑灭,延烧兵民五百二十八户,计瓦房二百六十六间,楼房三十九间,苫片草房七百九十间,并千把衙署十七间,当即会同开化府将被火兵民量加捐给抚慰”。[37]

(六)低温冷冻、霜雪灾等是云南常见的、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但记录简略的灾害。雪灾一般发生在滇东北、滇西北等高纬度、高海拔地区,滇中、滇南偶遇大雪便能成灾,如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二月,“昆明雪深七尺,人畜多毙”;[15]明天启四年(1624)七月,“武定大雨雪,损禾”;[15]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一月,“鹤庆大雪,巡边供役民夫冻死几百人”。[15]霜冻也是较普遍、常见的灾害,如明正德元年(1506)四月,“武定陨霜杀麦,寒如冬”。[15]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罗次大霜,禾苗被其肃杀,收成极少”。[15]

雹灾在云南的分布较广泛,记载较多,如《明史·五行志一》记,嘉靖元年(1522)四月,“云南左卫各属雨雹,大如鸡子,禾苗房屋被伤者无算”,天启二年(1622)八月,“师宗陨霜杀禾”。[15]清道光三十年(1850)三月,晋宁“大雨雹,如拳、如杯、如栗,积深尺许,伤寂麦,岁饥”;[27]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初一日午时,“罗次大冰雹,形如鸡卵,五区西北击毙牛一、人一,田禾多损”。[27]此外,风灾、虫害等也在史料中多有所见,但记录较为简单。

云南传统灾害史料记录明显反映出,14世纪以后,随着文献记录的发展,灾害呈现递增现象,频次日趋密集、影响范围日渐广泛,后果也日渐严重,这与明清以降山区开发的拓展及深入、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区域性气候的改变密切相关。同时,元明时期记录较为简单,清代以后不仅灾害记录增多,灾情记录日益详细,而且程度严重的灾害数据开始进入记录范畴。

同时,明清以后云南灾害链已初现端倪,灾情多样,千差万别,有时是单一类型灾害,更多的则是多种灾害先后或交替、同时发生(同时同地或同时多地)。如嘉庆二十一年(1816)“丙子,昆明饥;云南县,秋水,冬大饥;嵩明饥;蒙化大饥;河阳雨雹,楚雄旱,大饥;太和、邓州大饥;云龙饥;浪穹大水;弥勒饥;云州大饥;剑川七月雨雪,秋不熟;禄劝旱,岁歉;南宁雹伤麦;八月蒙自大疫”。嘉庆二十二年(1817)“丁丑,元江城内火毁民居数百家;昆明、嵩明、顺宁、大姚饥,时疫流行;云龙、宾川、广通饥;浪穹,夏雨雪,秋大旱,饥;蒙化岁大熟;剑川饥,疫;六月陨霜,八月弥勒陨霜,五谷不熟;腾越旱,饥;丽江大饥;禄劝旱,饥;琅井大饥”;[38]道光七年(1827),“三月昆明大风拔木,六月安宁大水,螳螂川溢,坏民居;新兴、建水疫”。[38]

三、近现代云南灾害的特点

20世纪云南的灾害因自然及人为原因存在极大差异,尤其是科技、政策等方面的不同,不仅灾害的具体状况及后果存在着极大差异,灾情记录也存在较大不同。

(一)20世纪前半期云南灾害特点及案例

20世纪前半期,即清朝末期及民国年间,云南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几乎无年不灾,灾害种类齐全。加之农业、矿冶业与盐业的开发,生态破坏严重,由此引发的环境灾害频次增加。如蒙自因锡矿的采冶,森林减少速度极为惊人,个旧森林砍伐殆尽之后,又相继从邻近的建水、石屏采伐,出现了森林自东南向西北递减的态势;景谷早期森林覆盖率较高,因“盐柴之需用浩繁,采伐又漫无节制,附井一带已成童山”;因白盐井的开采,姚安植被受到极大破坏,水旱灾害增加,“村用腾贵,樵采为艰……征诸近年水旱偏灾之发生”。[39]自然及环境灾害的交互发生,洪旱、泥石流灾害使耕地遭到毁灭性破坏,粮食绝收,粮价飞涨,“一遇水旱偏灾即成荒象,而至匮用也”。[40]此期,云南灾害记录呈现以下5个特点。

第一,多种自然灾害并发,环境灾害渐趋频繁,灾害范围扩大,灾害频率呈上升态势,灾害链特点极为突出。很多地区或先旱后涝,或震涝、旱震并发,或震后霜冻疫灾并存,方志中常出现“云南48县被水旱虫疫等灾”、“云南90余县遭水旱风虫雹等灾”等记录,各类灾害在不同地区发生,以及灾害频次明显增加是此期灾害记录的显著特点。

清末以来,云南战乱频仍,盗匪横行,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自然及社会的抗灾防灾能力大大降低,普通的中小型灾害都能因人祸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旱涝、地震依然是最常见的灾害,疟疾、霍乱、麻风、血吸虫、白喉、猩红热等疫灾记录增加,疾病暴发及流行异常活跃。民国地方志记录相对详细,如1918年洱源大疫,“症患红痰,人民死者四五千”,个旧“又疫,死者数千”,兰坪“十一月十四日疫死六千余口”;1919年冬,永胜“大疫,月余死亡万余”,民国《昆明市志》记:“民国十年夏季至翌年春季,患白喉症而死亡者达三四万人,为从来未有之大疫”。

此期气候偏冷,霜冻、大雪和低温灾害频繁发生,范围从滇东北、滇西北等高寒地带逐渐扩展到文山、思茅、临沧、版纳等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社会及灾害相互影响,灾情及其数据的记录也较为详细,具备了现代灾害史料记录的条件。如1925年3月16日大理地震,城墙城楼严重毁坏,牌坊倾圮,铁栅震倒,全城官民房屋,庙宇同时倾倒,重者夷为平地,轻者墙壁倒塌无一完好……平地、田坝、湖滨出现裂缝,缝冒沙浮,地涌黑水。4000余户受灾,死3600人,伤者逾万,牲畜死亡数千头,城乡倒塌墙壁l万余堵,房屋损坏7.6万余间(含震后大火烧毁的房屋),地震后发生火灾,直烧至次日清晨,烧死者随处可见。随后又发生了霜灾,“震后全省霜冻”。3月23—25日云南大部分地区突然降温霜降,滇东、滇中37个县市发生了范围空前的霜灾,“晴天突变,气温骤降,严霜满地铺白,寒如隆冬”,“霜雹两灾共摧豆麦一百三十一万余千亩,灾民五十六万六千余户,共计丁口三百一十四万四千五百余人,死亡二十四万四千六百余十人,实近百年未有之奇灾也”。[41]霜灾伴着降雪和冰雹,延续了四年,民以树皮草根、观音土充饥,人口大量死亡。[42]此外,虫灾、虎狼灾害等动物灾害也在很多地方出现,与气候变化、生态破坏后巨型肉食动物的食物缺乏有密切关系。

第二,自然灾害的记录反映出灾害的区域性、连续性特点。绝大多数县都有灾害连续发生的记录,常出现多地或一地多年持续发生同一类型的灾害、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多次发生多类灾害的情况,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思茅发生连续数年的疟疾、鼠疫等瘟疫,30年代初滇东地区持续干旱等。很多地区呈现多种灾害连续或重叠发生的情况,如陆良县报灾公文记:“聚贤乡年春又降巨雪,如是三朝……清宁乡本年阴雨连绵,海滨旱地杂粮数万亩,全部失收……旧历二月初十,夜雨冰雹降,逾时方止,损坏禾苗六千亩。”[43]

自然灾害的分布呈现以生态破坏极为严重的东北和东部多、生态环境较好的西南较少的特点,水灾频次较高,大部分半山区、山区水灾往往伴随泥石流灾害,灾情及其数据记录逐渐详细。如1935年晋宁县被水淹沙埋农田5970亩;[44]1939年8-9月,昆明“阴雨绵绵,山洪暴发,市内各江河水位陡涨……市郊田亩被淹十分之八”,“安宁、富民、路南地势低洼,水位高出平地数尺,田亩十分之八化为泽国……受灾黎民枕流而居,哀鸿遍野”;[45]元谋山洪暴发,水涨丈余,沿河两岸耕地顿成沙洲;[46]1946年滇西地区雨量过多,山洪暴发,淹没稻田逾20余万亩,冲毁桥梁200余座,房屋、人畜之损失,不计其数,该区耕地面积总计35万余亩,荒芜约130余万亩。[47]

第三,对新型生物灾害的无意识、不敏感特点。云南早在民国年间就成为外来物种入侵首当其冲的区域,但有关早期物种入侵造成耕地及农业受损、危害本土生态并造成灾害的记录不多。如1934年德宏、版纳等南部地区发现从缅甸大肆入侵的飞机草,1935年紫茎泽兰从缅甸传入云南,在全社会都没有物种入侵危害意识并无防范措施的背景下迅速扩展入侵领地,造成了极大的生态及社会危害,拉开了云南外来物种大规模入侵的序幕,很快就表现出了危害多种作物、明显侵蚀土著物种,发出化感物质,抑制邻近植物生长等危害性。但除地方志的物产志里以新物种名称记录外,其造成危害的相关史料几乎没有记载。

第四,人为灾害日益频繁。20世纪以来,人口增加,各地开发向山区广泛推进,矿冶业的开采更为密集,生态环境遭到更普遍的破坏,泥石流、滑坡等人为导致的灾害频繁发生,耕地尤其大量优质田地的抛荒及废弃使农业经济受到极大冲击。如高产农作物及烟草、咖啡等经济作物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在山区广泛种植,山区半山区的土壤、生态结构及山区生态自我恢复体系受到破坏,一遇外力冲击,往往酿发巨大灾害。如大雨或水灾之际,山上泥沙倾泻而下,冲毁掩埋了山脚河边肥沃的田地,成为无法复垦或不能耕种的永荒地。如1931年易门县发生洪灾,盘龙镇1374亩地被水冲沙埋、198亩被毁,1948年洪灾导致2916亩稻谷无收,186亩田地成为永荒地。[48]

第五,因地理及自然条件的影响,成灾面及灾害后果相对较小。此期灾害分布范围虽然出现扩大趋势,但因山川阻隔,诸如洪涝灾害的影响范围有限,与中原地区灾害相比,后果相对较小,这与云南传统灾害特点相似,即便是云南历史以上范围及影响最大的1925年霜灾、冰雹及大理7级地震交加,受灾面积37县、受灾人口30余万人,对社会经济造成的破坏与此期中国内地的洪涝、旱蝗等导致的波及四五个省的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口死亡的灾害相比,就不算太严重,云南很少出现因灾而致“人相食”的惨剧。

(二)20世纪50年代后灾害特点

20世纪50-80年代,由于政策执行的偏差、过激,以及新科技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森林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生态环境遭到了更深广的破坏,环境灾害的频次均出现了上升趋势。交通通讯的发展及地方志尤其专业志书纂修的兴盛,如民政部门编辑的灾害志或赈灾志等,使灾情记录及统计制度逐渐完善,灾情数据逐渐详细,具备了现代灾害记录的特点。

第一,地质灾害尤其震灾依然是影响最严重的灾害,山区半山区的自然及人为灾害集中爆发。地震依然是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得到了记录。随着防灾救灾措施的完善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死亡人口减少,经济损失增多。主要震灾数据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知,尽管灾情统计数据逐渐详细,但很多灾害数据依然不完整、不系统。

在生态基础脆弱的半山区、山区,因地质结构特殊,橡胶、咖啡、桉树、茶叶等经济作物大量在山区推广种植,导致森林覆盖面积急剧缩减而引发了频次日益密集、范围不断扩大的泥石流、滑坡、塌陷等地质灾害,灾情记录更加详细、完备。

20世纪80年代后,在以经济建设及发展为中心的政策指导下,云南山区的开发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及规模进行,原始森林、本土植被几乎被砍伐殆尽,地表大量裸露,雨季的水土流失及沟蚀现象极为普遍,云南目前有2000条泥石流沟,特大型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不断见诸新闻报道。如1984年5月27日,东川市因民区黑山沟发生泥石流灾害,堵塞沟道、冲毁沿沟两岸大部分房屋及其他工业设施,交通中断,上游坡面耕地被毁、沟槽拉深展宽,沟岸11户农户被吞没,下游形成一片乱石滩,最大的漂砾重81吨,造成经济损失达1100多万元,121人死亡、34人受伤。2002年8月,普洱县、福贡县、盐津县、兰坪县、新平县相继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小湾电站建设工地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夹杂着淤泥、石块、树枝,向村庄和田野蔓延,新平县10个村庄受侵袭,冲毁房屋近千间,涉及范围近300公里,近30公里公路被冲毁,直接经济损失达1.6亿元。总之,很多生态破坏严重区先后成为泥石流高发区,如寻甸金源乡只有7000户人家,有16个地方有泥石流安全隐患,几乎一半人口都处在泥石流的威胁下。

第二,水灾频次稍减,旱灾日渐密集、间歇期日趋缩短,灾情数据准确详细。此期的水旱灾害既有自然灾害,也有环境灾害,灾害频次增速极大,灾情日益严重。云南旱灾明显增加始于明清, 1958年以来,全省长时间、大范围干旱的现象普遍发生,春耕时各地溪沟断流,井泉库塘干涸,田地开裂,无水耕种及保苗,以4、5两月旱情最为严重。从1961年云南有气象记录以来,年降水量呈不断减少的趋势,半个世纪以来年降水量减少了39mm,夏季和秋季减少趋势明显高于春季和冬季。如西双版纳年降水日由20世纪50年代的270天锐减到150天,年雾日由180天减少到30天,湿润的热带雨林气候发生了明显变化。[49]

1962年11月至1963年4月,全省平均降雨量67毫米,仅为常年同期的一半,5月全省除思茅、临沧外全月降雨量均在20-30mm,楚雄、大理、昭通、东川等4个地(州、市)基本无雨,小春减产约30%,大春栽种严重缺水,265.8万亩受旱成灾,8月以后又有约290万亩作物受秋旱,9000个生产队、9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饮水困难。1982年,全省再次发生冬、春、夏连旱,4月初小春受旱248.25万亩,6月初大春受旱519.09万亩,331万人、210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久旱诱发了塌陷滑坡虫灾等灾害,受灾面积达934.09万亩。1992年又发生了全省性的春夏秋三季连续大面积的高温干旱,4—7月全省降雨极不均匀,滇中、滇东地区雨量是1901年以来的最小值,全省秋季农作物受灾面积2500万亩,其中受旱1400万亩,成灾667万亩,绝收240万亩,200多万人口、100多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鲁布革发电厂、西洱河水电站、以礼河水电站、六郎洞水电站等发电量大幅减少。[50]

进入21世纪后,旱灾愈加频繁,社会影响严重,借用新闻报道的说法,2001年发生了“接近于历史上最严重的旱灾”;2005年发生了“近50年来最大干旱”;2006年“遭遇20年来最严重旱情”;2009——2013年发生了“百年未遇”的五年连旱。这些持续时间长、灾害间隔周期短的严重旱灾,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生态破坏等原因,尤其水资源被电站大量占用、水利工程控制了水的使用及分布,城市大量用水等人为控制之后,原来依靠自然调节分布的以水资源为生的生物遭到了毁灭性破坏,加大了旱灾严重后果的社会行为影响力。

第三,低温冷冻及冰雹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灾害,记录相对全面。近40年来,云南的平均最高气温略有上升,最低气温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极端最低气温和平均最低气温都趋于升高,以冬季更为突出。1975年12月遭遇了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罕见的低温天气,多种树木受到了严重危害,以哀牢山以东包括昭通、曲靖、文山、红河、昆明、玉溪及楚雄的部分地区为最重。2008年1-2月中国南方包括云南在内的地区经历了历史罕见的持续性低温雨雪冰冻天气,云南冷害出现时间虽然偏晚,但害性天气持续时间却偏长(持续到3月上旬),给交通、电力、通讯以及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

冰雹是云南发生面积最广、对农业生产影响最严重的灾害,1950年后,冰雹灾害及其影响程度也呈上升趋势,[49]每年平均约有60个县次受到不同程度的雹灾。[51]对1961——1997年云南冰雹灾害进行分析,雹灾主要发生于2月、3月和4月的春雹区,春季冰雹日数占全年冰雹日数的64%;春雹有明显年际变化,最严重的年份是1990年;最少的年份是1984年。从区域来看,滇西南是主要雹灾区,占全省冰雹日数的30.4%,滇中占23.8%,[52]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90年代中期是明显的多雹期,21世纪初进入低发期后年变化趋于稳定。[53]如2013年5月22日,云南多地发生雹灾,石林县城及周边部分地区冰雹堆积六七厘米,树木损毁,大春作物基本绝收;[54]单点大暴雨夹冰雹自然灾害,造成4万多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1227.34万元。[55]

第四,近现代才见诸记载的森林火灾受到了密切关注,对火灾原因、损失的记录日益详细。火灾是导致现当代动植物等生物及非生物资源受到致命损害的破坏性灾害。20世纪50年代后,森林火灾的频次逐渐增加、灾害后果日益严重,对林业生产、生态平衡乃至生态系统构成了严重威胁。1950——1985年林火过火面积达7000多万亩,相当于现有森林面积的50%。在1954——1984年间,除1961——1962年、1974——1975年、1978——1979年三个防火季出现异常外,其余27年中森林火灾发生次数和受害面积平均在3500次和260万亩上下。1975年干季(1—4月)降水仅52毫米,火灾发生6864次,1979年干季降水更少,仅18毫米,火灾发生多达12874次。[56]2008年,云南共发生森林火灾36起,受害森林面积56.8万公顷,[57]2012年,受灾林地面积达184.5万亩,成灾103.7万亩、报废42.2万亩,直接经济损失2.3亿元人民币。其中,苗圃受灾1537.4亩、新造林地受灾104.9万亩。[58]森林火灾使数额巨大森林植被遭受灭顶之灾,导致了整个自然景观的根本变化和气候、土壤、植被的迅速演变。

第五,新型灾害即物种入侵、生物灾害日益增多,后果及社会影响日趋严重。云南物种繁多,边境线长,容易遭受外来生物入侵,成为外来物种自然入侵最严重的省份。随着交通及科技的发展,出于观赏或经济发展需要有意引进外域生物,很多异域生物进入云南后很快成为入侵物种,危害并抑制本土生物的繁殖发展,造成了严重生态破坏及环境灾害,如印楝、橡胶树、桉树、凤眼莲(水葫芦)、紫茎泽兰、空心莲子(水花生)、加拿大一枝黄花、豚草、薇甘菊、互花米草、大米草等成为最常见的严重危害本土生态安全的入侵物种。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生物学、生态学领域对入侵物种的数量、种群及其危害研究的进展,新闻尤其是纸媒及网络新闻媒体的发展及其快速传播,使入侵物种带来的农作物、林业病虫害等生物灾害及其后果、影响的记录增多并逐渐详细、完备。如2007年林业厅报道:“2007年上半年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与危害程度与2006年同期相比有所增加。据全省2007年上半年数据统计,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374.45万亩,较2006年同期增加了7.58万亩,上升了2.07%。”[59]2010年9月17日《中国新闻网》报道:“森林病虫害是不冒烟的森林火灾。近年来,云南省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呈高发态势,年均发生面积达520万亩,特别是今年的特大干旱造成了全省性的有害生物大爆发……到6月30日,全省林业有害生物共发生404.8万亩,比去年同比增加32.7%;成灾面积190.02万亩,与去年同比增加34%……一些耐旱喜阳的食叶害虫和蛀干害虫以及次期害虫种群数量迅速增加……蚜虫和木蠹象的发生面积分别是去年同期发生面积的8倍和13倍……云南林业有害生物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8.874亿元,造成的生态服务价值损失(间接经济损失)为434.33亿元。”[60]

四、云南历史灾害记录特点及发展趋向

云南有史以来自然灾害发展的明显趋向,就是水旱等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呈现出日趋明显、密集的态势,灾害间隔时间日趋缩短,影响范围呈扩大趋势,后果也日益严重。造成这样的认知状况,不仅与环境灾害增多有关,也与云南灾害记录的完整、详细特点有密切关系。由于近现代以来生态环境发生了不同于历史时期的变化趋向,灾害的发展也呈现出了新趋向。

(一)云南历史灾害的记录特点

首先,具有中国历史灾害记录的一般特点,即古略今详,灾情记录简单、粗略并流于形式。早期(明清以前)灾害的记录简单、粗略,大多数灾害仅二三字或一两句话,如“旱”、“大旱”,“水”、“涝”、“水泛”、“饥”、“大饥”等。地方志的灾害记录形式相互承袭,内容粗疏简单,仅能大致反映出灾情的大小概貌,灾情的具体情况及社会影响几乎没有得到反映,给区域灾害史学的研究带来了极大阻碍。

清代以后,灾害记录逐渐详细,资料随之增多,常见及频发灾害记录出现明显的时代特点,离现代越近记录越详细。地震、洪涝、干旱等灾害是较常见、频率较高、影响较大的灾害,相关记录也相对较多、较细。明清时期官员的奏章、诗文集及笔记游记里对灾情、灾害后果、灾赈等记载较详细。近现代以来,记载方式、媒介多元化,记录群体及内容多元化,出现了对灾情、灾害损失及救济物额等相对详细的数据及统计。因灾害记录方式及内容的不一致,存在古代灾害少、近现代灾害多的史料表象,这是因出现“随着时间推移,灾害发生的次数与日俱增,其频度也呈趋频态势”观点及“发生水旱灾害最多的是20世纪”等认知而导致的。这虽与灾害史料存在较大的吻合度,但却未能真实客观地反映灾害史的详细状况。

其次,云南灾害的记录呈现出强烈的中央王朝政治控制及地方史的特点。元明以后,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经营及控制力逐渐深入及加强,儒学教育随之普及深入,中央王朝地方政府主导的农业垦殖集中区及工矿业开采冶炼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生态灾害如泥石流、塌方、滑坡等地质灾荒、气候异常导致的水旱灾害等逐渐增多,灾害记录的特点、方式及内容深受中央王朝文化教育模式的影响,重要灾害除被中原士子记录外,也被云南本土士人按中原模式记录下来,且本土文人记录的灾害史无论是次数还是灾情,都显得相对详细。而云南地方史料的大规模记录及地方史的发展,始于中原王朝统治深入的明代,故云南灾害史料的记录呈现明代以后逐渐增多、日趋细致的特点。在中央王朝控制力量强的地区,灾害的汉文记录较多,但在土司地区、边疆地区,灾害的汉文记录相对较少。同时,灾害多发地点往往集中在中央王朝控制及开发比较集中且对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的工矿区、农业坝区。

再次,云南史料灾害记录存在着显著的民族、区域特点。很多少数民族在明清汉族移民大量入滇以后迁移到山区,汉族移民聚居的坝区、河谷地区随着生态环境的开发及破坏,生态灾害增多,由于受教育者及史料记载者多为汉族,史料记录也以汉族聚集区的灾害为主。也因汉族聚集区是云南主要的农业、工矿区,灾害对农业生产及工矿业的影响也最为显著,以官员奏章、诗文笔记、地方志等的记录较为集中。少数民族聚居区灾害记录相对较少,不仅因汉族对少数及其灾害状况民族了解较少,也因民族聚居的大部分山区生态破坏程度相对较小,生态灾害也较少,对很多显而易见的灾害如疟疾、血吸虫等疫灾,泥石流、水旱等灾害的记录也较少,多保存在生态碑刻及乡规民约中。

第四,明以前多为自然灾害,明清以后出现环境灾害逐渐增多的趋势,新型灾害不断涌现。云南灾害种类繁多,从灾害记录看,元以前,地震、突发性暴雨引发的洪涝、干旱、低温冷冻、冰雹、雷电、火灾、滑坡、泥石流、崩塌、病虫害、疫灾等是主要的、频次较多的自然灾害,环境灾害较少发生。明清时期,人为开垦、矿产开发导致了山地环境的破坏而引发了各种环境灾害,自然灾害也导致了环境脆弱区灾害频次的增多。清中期以后,自然灾害及环境灾害逐渐呈交替、混合发生的态势,水旱、地震、泥石流、塌陷、滑坡、低温冷冻、冰雹、火灾及因水土流失导致的石漠化等是史料中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在农民起义或改朝换代的战乱时期,诸如鼠疫、霍乱、疟疾等瘟疫(疫灾)的记录次数增多并详细起来。

20世纪初期,气候继续保持干冷状态,水旱、泥石流、塌陷、低温冷冻、地震、冰雹等依然是传统的主要灾害类型。很多发生在坝区、半山区的灾害以环境灾害为最多,频次日渐增多。地震灾害的后果及影响由于记录的完整,呈现出灾情重、伤亡大的表象。此期灾害记录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疟疾、鼠疫、血吸虫、麻风等疾病记录的增多,史料记录以疫灾对社会造成的严重冲击及影响为重点,且很多疾疫往往与其他诸如地震、水旱等灾害相伴而生。

20世纪50年代以后,水旱、泥石流、地震、低温冷冻、冰雹等是云南最典型的灾害类型,物种入侵、生物灾害的频次急速上升,灾害记录更为详细,灾害区域及内容更为完整。由于灾害及其后果的累积性及后延性特点,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尤其是国内及国际大河流河谷区生态脆弱化趋势更为明显,促发了类型及频次更多的环境灾害,泥石流及水土流失、荒漠化成为各种文字记录最多的灾害,土壤退化及石漠化现象开始普遍,灾害从大气圈及地表逐渐向地下、水圈延伸,灾害影响的范围逐渐从人延伸到生物界,土壤及水的污染,生物资源的枯竭等逐渐成为灾害的新表现形式。

(二)云南灾害发展的新趋向

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受控于气候及其季风、环流的变化等导致的降雨量、降雨区域的差异,但随着交通科技的迅猛发展,自然因素受到人类的干扰及影响日益深广,自然条件日趋激烈地发生改变,环境灾害逐渐增多,在传统灾害继续发生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

首先,自然灾害与环境灾害交互发生,相互促发,环境灾害的影响范围及程度越来越深广。云南很多地区的自然生态基础极为脆弱,自然灾害往往会引发连环性的环境灾害,日益深广地破坏自然生态环境自我恢复的能力及基础,且环境灾害的频次日渐增多,扩大了灾害区,如清代以后金沙江、澜沧江、元江流域区内出现越来越多的干热河谷区,就是自然与人为因素交替作用的结果。故明清后云南自然灾害与环境灾害先后或相伴而生,两种灾害相互促发,逐渐削弱了自然生态体系的防御功能,这一特点在近现代以后日益凸显。

近现代以来,云南灾害链即各种灾害相继发生的特征及趋向日益突出。云南很多自然灾害因诱发性及并发性特点,导致了多种连环发生的次生灾害,或一种灾害同时、同地引发多种灾害,或一地灾害引发邻近区域的异地灾害。如长时间旱灾或水库及水利工程的修筑往往导致地震,地震又会导致火灾、水灾、滑坡、泥石流、瘟疫、冰雪霜冻等次生灾害;雨季的洪涝灾害也能导致滑坡、泥石流甚至是瘟疫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其次,灾害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冲击及影响日渐增强。灾荒与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双向共生的,恶劣的尤其人为破坏的生态环境往往能诱发多种灾害并加重灾害的破坏性后果。灾害不仅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也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的破坏和损害。如地震、水、旱、蝗、泥石流、雹、潮等灾害,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地质及生态结构,也使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及污染,很多动物在水灾中丧生,很多植被在旱灾中枯死,长时间持续的严重灾害甚至能导致物种在一个区域的消失或灭绝;有的灾害导致物种的迁移甚至入侵,最后导致区域生态系统的崩溃。云南山地面积占绝大部分,很多耕地位于河边山脚,一场水灾过后,往往带来大量泥沙,淤塞农田水利,田地淤废,很多被沙埋石压的田地几乎不能垦复,直接导致了耕地面积的缩减及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

再次,城市灾害发生的频次及其危害强度呈现逐渐上升的态势。历史以来,人们关注的多是对农业、工矿业造成严重影响的乡村灾害,对发展较晚、人口密集的城镇灾害的关注度不够。随着近年来城市化的大规模发展,大拆大建、填湖削山,许多城市的内河道、湖泊水塘、地下水脉被填堵隔断。而城市的基础设施及其他防灾措施及建设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一遇暴雨,原有自然水道无法畅通运行,只能依赖于脆弱的现代排水系统,涌堵内涝每年都会发生,使城市灾害的受损及危害程度逐渐上升。如城市排水设施的不完善,一遇大雨就能酿成严重的洪涝灾害,交通很快陷于瘫痪,这是近年城市内涝报道中人们熟知的新闻, 2013年7月19日昆明暴雨成灾,多路段积水30厘米以上、北站隧道无法通行、二环快速系统瘫痪,[61]城市内涝灾害是城市尚未作好防御和应对特大暴雨的心理及技术准备的表现。故加强云南城镇的防灾减灾能力的建设成为城镇化趋势下最紧迫的任务。

第四,生物灾害的频繁性及危害性将日趋强烈,其对本土生态系统的冲击及其引发的灾害,正在全社会生物灾害意识薄弱的背景下大肆上演并呈扩大化且不可逆转的趋势发展。独特的地理和复杂的生态环境条件,使云南成为物种入侵首当其冲的区域之一,入侵生物的数量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成为物种入侵最严重的地区,不仅影响了通俗意义上“生物多样性特点及其可持续发展”,更对本土生态系统造成了颠覆性、毁灭性的破坏,区域生态系统发生了不可逆转、无法恢复的恶化变向,“云南是外来入侵生物向中国内地扩散的重要集散地之一……共有入侵植物300余种……在云南已造成了重大的生态灾难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将随着国际和地区间交往的日益频繁而继续威胁着云南的生物与生态安全。”[62]因此,生物灾害的预防和防治,将成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最重要的工作。

第五,政治制度尤其是经济发展政策往往引发深广的、后果严重的环境灾害。近代化以来,制度建设得到了加强,但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也得到了强化。在云南生态环境变迁的因素中,制度的影响力呈现出日益强烈的态势,无论是民国年间的地方经济建设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大炼钢铁、垦山开荒政策,甚至是目前的封山育林、退耕还林政策,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或促进性影响。近代化以来,咖啡、可可、橡胶、桉树、茶叶、甘蔗、烤烟等经济作物在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政策及制度的促进下日渐普遍地在云南山区种植,促使越来越多的原生植被迅速消失,而现当代因经济利益的驱动或各种贴着新名目、打着发展地方经济实则毁灭地方生态基础的政策,正促使并引发更多更大范围的生物消亡,导致并更严重地引发区域生态系统深层、激烈的变迁甚至崩溃,引发了目前已凸显的水旱、泥石流等灾害。而很多因生物消失及灭绝、甚至是物种入侵引发的生态危机而导致的隐形的、尚未凸显及爆发的灾害,将对云南未来的生存环境甚至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更严重的危害。原生物种的覆灭、入侵物种的扩张导致的生态灾害,将成为云南灾害发展趋向中最令人担忧及恐惧的远景。

结 语

“叙事为本”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思潮进入中国并得到广泛应用后,叙事本位、“述而不作”的传统渐行渐远,计量史学尤其后现代史学在具体问题研究中的应用,实践叙事史学的中国史学家越来越少。目前复兴叙事史学的思潮使历史叙事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但真正放弃时尚的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63]回归并实践叙事史学、放弃过分阐释、过分结构及理论预设的学者依然不多。

尽管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史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却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史学的所有领域,这是很多问题的研究在计量及年鉴史学等范式面前停滞的原因之一。如灾害史领域诸如灾害等级、分类等问题长期裹足不前的原因,与史料中灾情、赈济数据的缺失有极大关系。虽然叙事史学也存在缺陷,但在尊重中国传统叙事史学的功能及其史料记述特点的基础上,又不囿于单纯“叙事”的功能,开展并深化灾害史研究,无疑是当代史学值得实践的方法。

区域灾害史的记录方式,受区域历史、民族及文化发展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史料记述的基础上,从叙事史学的视角探讨区域灾害史的记录特点及其发展趋向以资鉴现实,是史学经世致用功能的最好体现。

[1] 陶云,段旭,等.云南冰雹的变化特征[J].高原气象,2011,(4).

[2] 周光全,施卫华,等.云南地区地震灾害损失的基本特征[J].自然灾害学报,2003,(3).

[3] 李世成,崔建文,等.云南地震地质灾害与资源环境效应问题的初步研究[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03,(2).

[4] 赵洪声,和宏伟,等.云南地震灾害特征分析[J].内陆地震,2001,(1).

[5] 解明恩,程建刚,等.云南滑坡泥石流灾害的气象成因与监测[J].山地学报,2005,(5).

[6] (咸丰)邓川州志(卷5)·灾祥[M].

[7] (光绪)浪穹县志略(卷1)·祥异[M].

[8] (道光)开化府志(卷1)·祥异[M].

[9] 汉书.成帝纪[M].中华书局,1976.

[10] 新纂云南通志(卷22)·地理考[M].

[11] (康熙)宜良县志(卷2)[M].

[12] (万历)云南通志(卷17)[M].

[13] (康熙)云南通志(卷28)[M].

[14] (嘉庆)临安府志(卷17)[M].

[15] (道光)云南通志稿(卷4)·祥异[M].

[16] (道光)通海县志(卷3)[M].

[17] (乾隆)河西县志(卷1)[M].

[18] (嘉庆)江川县志(卷2)[M].

[19] (道光)澄江府志(卷2)[M].

[20] (嘉庆)江川县志(卷5)[M].

[21] (嘉庆)临安府志(卷1)[M].

[22] (乾隆)黎县旧志[M].灾祥.

[23] (光绪)云南通志[M].灾异志.

[24] (天启)滇志(卷31)·杂志·灾祥[M].

[25] (康熙)云南府志(卷25)·杂志一·灾祥[M].

[26] 朱秦祯.类报水患灾伤乞加特恤[A].(天启)滇志(卷23)·艺文志[M].

[27] 新纂云南通志(卷18)·气象考[M].

[28] 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M].中华书局,1991.

[29] (乾隆)弥勒州志(卷34)·祥异[M].

[30] (嘉庆)楚雄县志(卷1)·祥异[M].

[31] (光绪)腾越乡土志(卷3)·耆旧[M].

[32] (道光)永昌府志(卷24)·祥异[M].

[33] (光绪)云龙州志(卷2)·祥异[M].

[34] 宫中朱批(乾隆八年第5-73号)[A].清代灾赈档案专题史料(第25盘)[M].

[35] 新纂云南通志(卷161)·荒政考三·附灾疫[M].

[36] [民国]盐丰县志(卷12)·祥异[M].云南开智公司鉛印本.

[37] 宫中朱批(乾隆九年第5-15号)[A].清代灾赈档案专题史料(第25盘)[M].

[38] (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2)[M].祥异.

[39] 云南森林编委会.云南森林[M].云南科技出版社,1986.

[40]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中)[M].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

[41] 云南全省赈务处.云南三迤各县荒灾报告[M].云南开智公司,1925.

[42] 濮玉慧.霜天与人文——1925年云南霜灾及社会应对[D].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43] 陆良县政府水灾呈文[R].云南档案史料(4) [Z].

[44] 晋宁县志方志编纂委员会,晋宁县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45] 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6] 云南赈济会呈报元谋水灾[R].云南档案史料,(4) [Z].

[47] 滇西灾民嗷嗷待哺:灾民三十万食草根树皮,土地荒芜逾百分之四十[N].大公报,1946-10 -22.

[48] 易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易门县志[M].中华书局,2006.

[49]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的通知(云政发[2008]191号)[EB/OL]. http://www.ynjst.gov.cn:85/kjsite/view.jsp? id=65.

[50] 和丽琨.云南省建国以来重大旱灾基本情况辑要[J].云南档案,2010,(4).

[51] 王宝,赵爽,等.滇中冰雹灾害特征及风险区划[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2,(6).

[52] 陶云.云南冰雹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气候成因初探[J].南京气象学院学报,2002,(6).

[53] 田永丽.近48年云南6种灾害性天气事件频数的时空变化[J].云南大学学报(自科版),2010,(5).

[54] 云南石林遇特大冰雹灾害25000亩农作物近绝收[EB/OL].http://www.Chinanews.com. cn/sh/2013/05-24/4853820.shtml.

[55] 云南富源特大冰雹灾害抗灾救灾有序进行[EB/ OL]http://www.weather.com.cn/yunnan/ tqyw/05/1882789.shtml.

[56] 霍增,刘鸿诺.云南省森林火灾的特点[J].森林防火,1987,(1).

[57] 今年已发生36起森林火灾,云南将开展防火检查[EB/OL].http://www.yn.xinhuanet.com/ gov/2008-03/21/content_12759633.htm.

[58] 一季度云南发生32起森林火灾,受害面积90公顷[EB/OL].http://society.yunnan.cn/html/2012-05/03/content_2177249.htm.

[59] 2007年下半年云南省林业有害生物灾害预测及防灾对策[EB/OL].http://www.forestry. gov.cn/portal/main/s/394/content-272743. html.

[60] 林业有害生物灾害造成云南经济损失近9亿元[EB/OL].http://www.chinanews.com/gn/ 2010/09-17/2540028.shtml.

[61] 昆明遇暴雨淹城.网民追问城市排水为何一再拖累[EB/OL].2013-7-20日,http://yn.xinhuanet.com/topic/2013-07/20/c_132557615.htm.

[62] 申时才,张付斗,等.云南外来入侵农田杂草发生与危害特点[J].西南农业学报,2012,(2).

[63] 蒋栋元.环境变迁中的非洲野牛:美国印第安人的文化图腾[J].贵州社会科学,2013,(8).

Historical records of disaster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in Yunnan

ZHOU Qiong
(Institute of Southwest Environmental History,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Most historical records of disasters in Yunnan in ancient times were mainly about natural disasters like earthquakes,floods,droughts,and diseases.Since the Yuan and the Ming dynas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ining and mountain agriculture,there were more disasters and their records like debris flow,landslip,landslide,collapse,cryogenic freezing,frost,snow,fire,and wind.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disaster records are generally simple,brief in ancient times and detailed nowadays. They also reveal some ethnic,regional and political features.There were more records about natural disasters before the Ming dynasty.Since the Ming dynasty,there were both natural disasters and environmental disasters.Since the 20thcentury,there have been more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with their chain characteristics,whose causes are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economic policies.

Yunnan;disaster in history;record;characteristics and tendency

X43

A

1000-5110(2014)06-0017-14

[责任编辑: 黄龙光]

2014-08-20

2012年云南省高校古委会古籍整理项目“云南灾害·旱灾史料的整理研究”中期成果;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委托项目“清代云南生态变迁与环境灾害研究”(B09003)成果; 2013年度省院(云南省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重大招标项目“云南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研究”(YASS-ZD2013-01)中期成果。

周 琼(1968—),女,彝族,云南姚安人,云南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环境史、灾荒史及地方民族史地、西南文献古籍整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