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国内“日本修宪”研究综述

闫红果

摘 要： 引出了修宪的背景，评述了学界对和平宪法积极作用及日本修宪缘由、内容、进程的研究，论述了我国学者对日本内部修宪态度的分析，以及我国学者对修宪看法的研究等，并在综合分析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新世纪国内关于日本修宪研究的成绩和专门研究、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 新世纪；国内；和平宪法；日本修宪；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8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1-0009-05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安倍再次执政以来，日本政界右倾之风日渐浓厚，突出表现为对外（主要是周边邻国）实行强硬且蛮横的外交政策，对内通过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以及妄图修改和平宪法等鼓吹“普通国家论”。特别是当前日本右翼势力通过多种方式蛊惑民众共同致力于“战后总决算”，修改甚或废除宪法第九条的呼声空前高涨。在此背景下，我国学术界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作用、为什么频频被提出修改、修改哪些内容、修宪进程如何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就相关问题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一、有关日本和平宪法积极作用的研究

“和平”二字是战后日本宪法的精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日本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和今后坚持走和平道路的决心，不仅受到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也被我国学术学界给予高度评价。包霞琴援引日本学者的话语指出：以和平宪法为理念支柱的“民生大国论”在反省历史的基础上做出了较大的国际贡献；[1]58目前，学术界大致从日本自身和国际社会两个方面分析了和平宪法的积极意义，并指出宪法的第九条处于核心地位，对日本和平发展和世界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2]40刘江永认为和平宪法第九条对于日本不能拥有军队和交战权的规定为日本走向和平发展之路提供了最高法律保障；[3]衷尔彬认为这部宪法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其保障下日本结束了长达百年的战乱局面，符合日本民心；二是和平宪法的实施迫使日本当局制定了一系列诸如“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政策，使得日本在战后树立起和平的形象。[4]24

二、有关日本修宪缘由的研究

自和平宪法实施以来，日本国内的修宪运动便从未停止过。在不同的时期，修宪的缘由不同，激烈度也各异，尤其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日本国内出现了新的修宪浪潮，一些右翼分子和政客对修宪的原因进行了重新解释，涌现出新的修宪动因。学者们从不同的侧面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在修宪的外部因素上陈卓武认为日本修宪的背后脱离不了美国因素，美国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将日本作为道路上的伙伴，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9·11”事件，美国越来越多地要求日本参与其中，期待其做出应有的“国际贡献”，但由于受和平宪法的制约，日本对自卫队海外派遣向来十分谨慎，美国只好采取纵容乃至鼓励政策，助推日本修宪；[5]72-73丁增义持相同观点，认为美国对日本在海湾战争中“只出钱、不出人”的指责以及西方国家对日本在国际维和中“既要出钱、又要出人”的要求为日本修宪提供了借口。[6]在修宪的政治因素上，衷尔彬则认为政治大国是当今日本政界人物、学者和年轻人所追求的目标，修宪只是日本在新世纪走向政治大国的一个信号，同时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4]28邹小宁也谈到战后日本谋求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地位激起修宪的热潮。[7]31-32对修宪的群众基础，包霞琴认为大众对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的不满和冷战结束后人们战争观念的变化，导致支持修宪的呼声渐高；[1]62吴怀中认为日本国内护宪力量的减弱使右翼民族主义思潮缺乏必要牵制以及当前政治右倾化的氛围让日本走上了修宪的不归路。[8]

其他学者认为应综合考虑日本修宪的背后动因，如孙伶伶就政治与外交因素分析了日本修宪的动机，认为“经济上强大、政治上弱小、军事上附庸、外交上跟风”使得日本急于通过修宪以解脱束缚，逐步发展军事力量，进而谋取政治、军事大国地位；[9]45-46田香兰也认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社会结构和国民意识巨变、保守力量壮大而护宪势力衰退以及社会舆论的保守化倾向等，是日本修宪的内部因素；而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对日政策的不断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纵容甚或支持了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从外部推动了日本修宪。[10]40

因此，对日本修宪的缘由，一些学者侧重从某一因素展开重点探讨，也有研究者注重从多种因素上综合考量，但无外乎政治、经济、外交环境及民众观念等几个方面的因素。

三、有关日本修宪内容的研究

在宪法内容上做何种修改，日本政界、学界、媒体、民众等均有着自己的考虑，提出了不同的修改方案，但对于宪法的第九条，形成了相对一致的意见，国内学界对此进行了具体研究。邹小宁指出了各方对修宪内容的争议，认为日本政界、学界与民间在修宪问题中存在着利益博弈，不同的利益驱动多元化态度的出现。以自民党等为代表的政界修宪派为早日实现政治大国的梦想极力倡导修改宪法的第九条，日本学界则根据时代要求和法理角度要求对宪法做适当增补与重新解释，而民众出于自身的政治诉求期待宪法对涉及公民自决权利能够给予保障。[7]33鲁义则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自和平宪法实施以来的三种修宪方案：第一种是日本读卖新闻社的“宪法修改试案”，该法案将和平宪法的大段前言删除并换之以全新的表述方式，把第二章放弃战争的内容改为第三章安全保障，增设国际协力作为第四章，同时要求新设宪法法院并简化修宪手续。第二种是小泽一郎的“日本国宪法改正试案”，该法案强调日本必须拥有自卫权且可以建立联合国军队以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要求改革议会制度来扩大众议院权限和制定并实施限制内阁的超法规措施。第三种是日本著名学者北冈伸一的修宪方案，他总结出日本宪法中许多不确切规定的因素并认为很多内容前后矛盾，尤其是宪法的第九条，主张要么删除、要么修改第九条的后半段。鲁义最后指出以上三种方案代表了日本不同利益阶层的呼声，虽然对一些问题的具体认识存在差异，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对和平宪法的第九条极为不满，要求彻底修改或废除，以使日本可以名正言顺地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2]44-47对日本最近一段时间的修宪动向，刘江永认为安倍在修宪的过程中可能把目前作为日本国家象征的天皇变为正式的国家元首，重新回溯到和平宪法之前的宪法草案；[3]黄立俊指出安倍急于修改和平宪法的第九十六条，因为它规定了修宪提议须同时获得国会参众两院 2/3 以上议员的赞成后方能发起，将 2/3改为1/2以降低修宪难度是安倍及自民党计划的第一步，他们想要修改的远不止第九十六条。[11]

四、有关日本内部对修宪态度的研究

是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走向“普通国家”，实现军事大国的目标，还是在宪法的框架内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是日本内部争论的焦点。综合分析国内学界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日本内部的反对态度。如吴谷丰认为“高明的文字游戏掩盖不了右翼险恶的居心”，包括公民党、日本共产党和社名党在内的不少政党肯定了和平宪法对战后日本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巨大作用，坚决反对修宪。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为代表的知识文化界，成立了“九条之会”捍卫宪法第九条并将护宪运动推广到全国各地。以《每日新闻》为代表的日本媒体，因担心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的反对也积极护宪；[12]秦轩指出因担心修宪会鼓励右翼势力将日本变为再次发动战争的国家，一些左派组织坚决守护宪法第九条；[13]37江冶则认为一些护宪团体积极付诸行动，如通过组织集会等方式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并遵守宪法。[14]二是日本内部的赞成态度。如邹小宁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日本民众对修宪的态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主体民意大致经历了从护宪到论宪、修宪的转变。具体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修宪的潮流只是日本政界自上而下的运动，民众则坚持护宪或者不是十分关心；之后，鉴于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公共舆论的影响，国民与各党派积极参与到宪法的讨论中，进而形成上下互动的修宪热潮。[7]35-36三是日本内部的多元化态度，如赵忆宁从日本各政党内部分析了对修宪的不同意见，即自民党全力以赴修宪、民主党“修宪”分裂与公明党“加宪”、日本共产党和社民党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以及社会民主党拥护宪法第九条；[15]刘军国也提出在是否修改宪法第 96 条的见解上，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积极赞成，公明党保持谨慎态度，民主党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共产党与社民党以及生活党坚决反对。[16]还有学者专门对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各方的修宪态度做了专门研究。如包霞琴认为在日本国会主要党派中自民党是坚定的修宪派，民主党常常以“论宪派”自居，公民党是护宪派但护宪立场有所动摇，社民党和共产党坚持护宪但护宪力量再次削弱。在学界多数知识分子在20世纪90年代前维护和平宪法，但之后一部分人在思想上有所转变，修宪的呼声渐起。在媒体方面坚决支持修宪的有《读卖新闻》与《产经新闻》，而一些左翼媒体如《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等转向支持论宪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宪，体现了灵活的一面。她最后总结出90年代后日本反对修宪的力量减弱，支持修宪的力量增强，这与民众的心理变化有关。[1]62

五、有关日本修宪进程的研究

学界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将日本修宪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来具体研究。

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修宪进程：陈忠卫认为自和平宪法实施之日起，修宪在日本政界就从未间断。以前首相鸠山一郎和岸信介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在20世纪50年代谋划了战后第一次修宪高潮。第二次修宪浪潮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由退居幕后的岸信介操纵保守的党内政治集团具体进行。而以中曾根康弘为核心人物的右翼分子们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第三次修宪高潮。[17]持相同观点的孙伶伶对三次修宪高潮所涉及的具体步骤进行了详细分析。第一次修宪高潮提出“修改宪法、重整军备”的执政纲领，主张废除第九条。再次修宪高潮发布《修改宪法的方向》意见书，要求制定日本人自己的宪法，其中重申删除宪法第九条。第三次修宪高潮以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为借口，又一次要求修改宪法并建立日本的“防卫军”。[18]4鲁义从修宪策略的角度出发划分出日本修宪的三个不同阶段：以直接声明的方式鼓吹和平宪法的制定并非日本国民意志且不适应当今社会现状，从而主张修改宪法，是为“明文修宪阶段”；表面上不对宪法条文修改，背地里却对有关条文做出有利于自身的解释以达到实质上修宪的目的，是为“随意解释修宪阶段”；充分利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势力进一步增强的国际形势，为宪法修改进一步造势、吹风，是为“试图彻底修宪阶段”。[2]41-44

20世纪90年代的修宪进程：该阶段外部环境是驱动日本修宪的主要因素，且多以实际行动对宪法进行实质性的修改。如戚超英认为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为日本修宪提供了外部条件，日本自卫队在海湾战争中走出国门，拉开架空和平宪法的序幕。1992年《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简称“PKO法”）的通过在法律上为自卫队走向世界提供了依据。而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签订、1999年《周边事态法》的实施，是对和平宪法进一步突破和事实上的修改。[19]73

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修宪进程：张晓磊基于内政与外交的角度系统梳理了21世纪以来日本的修宪之路。[20]21-26

六、有关国内学者对日本修宪看法的研究

对于日本修宪的举动，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多数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修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右翼势力策划、推动、实施的，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军事政治大国的“夙愿”，其行为是极端民族主义的重现，不仅破坏了日本和平发展的社会环境，也不利于维护世界秩序，更伤害了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王希亮认为在“有事三法案”下日本可以随意解释“武力攻击”与“武力攻击事态”，从根本上架空了和平宪法。它把日本国民拉上了战车，使自由与民主倒退，让日本再度发动战争成为可能，同时也威胁到亚太地区的和平，引发亚洲国家的担忧；[21]44-46尹承德也认为日本政府修宪的背后玄机是为其充当政治与军事大国、雄霸亚洲奠定法理基础。某些极右势力的兴风作浪，影响了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日本的修宪之举必将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22]而王屏则从“利他”角度指出对和平宪法的修改将引起世界对日本战后是否真正坚持和平发展重新评价，一旦如右翼分子所愿，日本将具备发动战争的可能，这不符合日本人民的意志；且通过修宪获得集体自卫权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政治大国的梦想，反而可能会被美国利用；同时日本国内护宪的呼声高涨，其日渐增强的力量不容忽视，故综合来看，修宪是得不偿失的行为。[23]也有学者持中立的观点，如褚宸舸认为现阶段日本修宪的结果同时有向好和向坏的可能，从好处说可能会完善日本国民的知情权、环境权等；从坏处说如果废除宪法第九条，恢复包括军国主义在内的日本传统文化等将不利于日本社会的稳定。[24]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从其他方面对修宪问题展开了相关研究，如王希亮在《论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右翼运动及其战争翻案》一文中指出，右翼势力改宪斗争的方式日趋温和化、合法化、地方化，既注重发动底层民众的力量，又强调联合国会、政界要员的必要性，讲究在多方联手中推进改宪运动，反映出新保守主义的基调；[25]119日本著名学者梅原猛在接受《世界》杂志采访时表示对日本废除宪法第九条从而走向军事大国感到恐惧，高洪认为这种直言“右翼化”的相告意在警示人们关注日本在新世纪的发展道路，而“民族保守主义”成为当今日本政坛的主流政治意识，是主导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精神动力。[26]35

七、结语

概而述之，国内学术界对日本修宪的研究成果丰硕、成绩显著：在横向方面，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分别以日本修宪的缘由、内容、进程及国内态度等为主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分析，评价了和平宪法的积极作用，并对修宪问题发表了个人见解；在纵向方面，研究者们坚持了变化发展的观点，根据日本各时期不同的国情，对涉及修宪的某些主题（如修宪进程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整体上对问题发展的时代脉络把握较好。但同时存在着一些研究的不足：一是以日本修宪为主题的专门研究并不多，学者们更多的是将“修宪”作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研究”的一个方面略带提及，对此问题专门展开的论述相对较少；二是比较研究缺乏，日本修宪之所以引发全球性关注，更多的是因为其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和反省，而同样发动过战争的德国也曾多次修改国家宪法，却并未遭到外界的指责，两国间为何相差甚远，亟须学术界开展相关的比较研究；三是跨学科研究有待加强，学界对日本修宪研究多是从政治学角度出发的，而从哲学、历史学角度展开的相关研究不是很多。在既有研究成果面前，学界应加强专门、比较、跨学科领域的研究，以更好地让大家了解日本修宪问题和发展道路，也为我国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亚太局势提供相关参考。

参考文献：

[1]包霞琴.90年代后日本修宪论及其特点分析[J].日本研究，2004（2）.

[2]鲁义.日本修宪动向的由来与发展——以宪法第9条为中心[J].日本学刊，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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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衷尔彬.评日本的“修宪”暗流[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0（2）.

[5]陈卓武.战后日本修宪的态势及其背后的美国因素[J].东南亚研究，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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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伶伶.修宪预示日本未来政治走向——解析日本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修宪报告书[J].日本学刊，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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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江冶.日本护宪团体东京集会呼吁拒绝修宪停止派兵[N].新华每日电讯，2004-05-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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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尹承德.日本修宪的玄机[N].解放日报，2007-1-19（004）.

[23]王屏.日本修宪得不偿失[N].人民日报，2007-5-21（003）.

[24]褚宸舸.日本修宪问题的由来和发展[N].东方早报，2013-5-6（A11）.

[25]王希亮.论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右翼运动及其战争翻案活动[J].学习与探索，2003（2）.

[26]高洪.试论当代日本政治中的“民族保守主义”[J].日本研究，2006（1）.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从其他方面对修宪问题展开了相关研究，如王希亮在《论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右翼运动及其战争翻案》一文中指出，右翼势力改宪斗争的方式日趋温和化、合法化、地方化，既注重发动底层民众的力量，又强调联合国会、政界要员的必要性，讲究在多方联手中推进改宪运动，反映出新保守主义的基调；[25]119日本著名学者梅原猛在接受《世界》杂志采访时表示对日本废除宪法第九条从而走向军事大国感到恐惧，高洪认为这种直言“右翼化”的相告意在警示人们关注日本在新世纪的发展道路，而“民族保守主义”成为当今日本政坛的主流政治意识，是主导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精神动力。[26]35

七、结语

概而述之，国内学术界对日本修宪的研究成果丰硕、成绩显著：在横向方面，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分别以日本修宪的缘由、内容、进程及国内态度等为主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分析，评价了和平宪法的积极作用，并对修宪问题发表了个人见解；在纵向方面，研究者们坚持了变化发展的观点，根据日本各时期不同的国情，对涉及修宪的某些主题（如修宪进程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整体上对问题发展的时代脉络把握较好。但同时存在着一些研究的不足：一是以日本修宪为主题的专门研究并不多，学者们更多的是将“修宪”作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研究”的一个方面略带提及，对此问题专门展开的论述相对较少；二是比较研究缺乏，日本修宪之所以引发全球性关注，更多的是因为其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和反省，而同样发动过战争的德国也曾多次修改国家宪法，却并未遭到外界的指责，两国间为何相差甚远，亟须学术界开展相关的比较研究；三是跨学科研究有待加强，学界对日本修宪研究多是从政治学角度出发的，而从哲学、历史学角度展开的相关研究不是很多。在既有研究成果面前，学界应加强专门、比较、跨学科领域的研究，以更好地让大家了解日本修宪问题和发展道路，也为我国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亚太局势提供相关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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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卓武.战后日本修宪的态势及其背后的美国因素[J].东南亚研究，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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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邹小宁.1990年代以来日本修宪热重新高涨的民意基础及其背景[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4）.

[8]吴怀中.日本修宪：重蹈覆辙走向不归路？[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5-15（B01）.

[9]孙伶伶.修宪预示日本未来政治走向——解析日本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修宪报告书[J].日本学刊，2005（3）.

[10]田香兰.战后日本宪法斗争的思考[J].日本问题研究，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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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褚宸舸.日本修宪问题的由来和发展[N].东方早报，2013-5-6（A11）.

[25]王希亮.论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右翼运动及其战争翻案活动[J].学习与探索，2003（2）.

[26]高洪.试论当代日本政治中的“民族保守主义”[J].日本研究，2006（1）.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从其他方面对修宪问题展开了相关研究，如王希亮在《论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右翼运动及其战争翻案》一文中指出，右翼势力改宪斗争的方式日趋温和化、合法化、地方化，既注重发动底层民众的力量，又强调联合国会、政界要员的必要性，讲究在多方联手中推进改宪运动，反映出新保守主义的基调；[25]119日本著名学者梅原猛在接受《世界》杂志采访时表示对日本废除宪法第九条从而走向军事大国感到恐惧，高洪认为这种直言“右翼化”的相告意在警示人们关注日本在新世纪的发展道路，而“民族保守主义”成为当今日本政坛的主流政治意识，是主导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精神动力。[26]35

七、结语

概而述之，国内学术界对日本修宪的研究成果丰硕、成绩显著：在横向方面，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分别以日本修宪的缘由、内容、进程及国内态度等为主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分析，评价了和平宪法的积极作用，并对修宪问题发表了个人见解；在纵向方面，研究者们坚持了变化发展的观点，根据日本各时期不同的国情，对涉及修宪的某些主题（如修宪进程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整体上对问题发展的时代脉络把握较好。但同时存在着一些研究的不足：一是以日本修宪为主题的专门研究并不多，学者们更多的是将“修宪”作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研究”的一个方面略带提及，对此问题专门展开的论述相对较少；二是比较研究缺乏，日本修宪之所以引发全球性关注，更多的是因为其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和反省，而同样发动过战争的德国也曾多次修改国家宪法，却并未遭到外界的指责，两国间为何相差甚远，亟须学术界开展相关的比较研究；三是跨学科研究有待加强，学界对日本修宪研究多是从政治学角度出发的，而从哲学、历史学角度展开的相关研究不是很多。在既有研究成果面前，学界应加强专门、比较、跨学科领域的研究，以更好地让大家了解日本修宪问题和发展道路，也为我国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亚太局势提供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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