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表达与情感的隐喻
——戴望舒与命运之作《妾薄命》

周思辉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387）

诗意的表达与情感的隐喻
——戴望舒与命运之作《妾薄命》

周思辉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387）

戴望舒在《诗论零札》中反复强调忽略“诗的音乐性”，注重“诗的情绪”，《妾薄命》充分体现了戴望舒转型后的诗艺观。同时，《妾薄命》也是戴望舒爱情生命的隐喻，是一个单恋者充满隐秘与哀怨的爱情生命的注解。

戴望舒；《妾薄命》；情绪；情感；隐喻

戴望舒（1905～1950年）生前共出版过四部诗集，《我的记忆》（1929年4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望舒草》（1933年8月现代书局出版）、《望舒诗稿》（1937年1月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灾难的岁月》（1948年上海星群出版社印行）。第二部诗集《望舒草》在出版时附有《诗论零札》十七则，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理论总结。《望舒草》的编辑表明戴望舒的诗歌创作理念已经发生变化，放弃了对音乐美的诗美追求，“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1]112，所以为其赢得“雨巷诗人”盛名的《雨巷》因富于音乐的节奏美而被排除在外。《妾薄命》是由杜衡作序的《望舒草》中第34首，这首诗在整个诗集中并不靠前，但是对戴望舒来说，却意义重大，一是这首诗是戴望舒文学观转型期诗歌创作理念的独特注脚，二是这首诗是戴望舒爱情生命的隐喻。后者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引起注意，即使连《妾薄命》①这首诗也很少有人单独提及，只是在戴望舒诗歌研究中一笔带过，这样《妾薄命》的特殊意义就被遮蔽了。

一 诗艺理念：“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

1932年11月，戴望舒在《现代》杂志第二卷第一期发表《诗论零札》，表明自己诗创作的诗艺理念，也表明了试图摆脱《雨巷》时期的创作束缚，迫切寻求一种新的表达和创作方式来实践其理念的心情。《诗论零札》共十七条，在第四条中戴望舒表达了对新的表达方式的渴望：“象征派的人们说：‘大自然是被淫过一千次的娼妇。’但是新的娼妇安知不会被淫过一万次。被淫的次数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要有新的淫具和新的淫法。”[1]112这句话十分的露骨，在1937年1月戴望舒的第三部诗集《望舒诗稿》出版时，所附《诗论零札》就删去了这一条，变成了十六条。“新的淫具和新的淫法”是诗人在寻找诗作创新理念的观念，新的突破口的探寻也表明“五四”运动后诗人对新诗的发展所具有的诗艺自觉与责任。在戴望舒的第一部诗集《我的记忆》中，《旧锦囊》一辑中的《寒风中闻雀声》《自家伤感》《生涯》《Fragments》《凝泪出门》《可知》，《雨巷》一辑中的《不要这样盈盈的看》《雨巷》《残叶之歌》《Mandoline》，不仅有辞藻的华丽芬芳，押韵的整饬，更有节奏的明快，层次的错落有致，富有音韵之美。但是，格律严谨、拖沓冗繁的弊病限制了诗人天马行空奔放的诗情表达。“固定一个样式写，习久生厌；而且我们也的确感觉到刻意求音乐美，有时候倒还不如老实去吟旧诗。我个人写诗的兴致渐渐地淡下去，蛰存也非常少作，只有望舒却还继续辛苦的寻求着，并且试验着各种新的形式。”[2]6戴望舒提出“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单是美的字眼的组合不是诗的特点”[1]112，这些理念与前期的创作诗风有明显差异，难怪戴望舒在编第二部诗集《望舒草》时，只保留了《我的记忆》一辑中的七首②，加上当时较近时期创作的部分诗歌。《望舒草》的结集充分见证了“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脚的鞋子，但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1]113。戴望舒显然以智者自居，《望舒草》的编选及其中的部分诗歌创作充分验证了这一点。多年后施蛰存在为《戴望舒诗歌全编》所写的引言中说：“为了符合他的理论，他编《望舒草》的时候，才完全删汰了以音韵美见长的旧作，甚至连那首脍炙人口的《雨巷》也不愿保留下来。这样，《望舒草》就成为一本很纯粹、很统一的诗集。无论在语言辞藻、情绪形式、表现方法等各方面，这一集中的诗，都是和谐一致的，符合于他当时的理论的。这本诗集，代表了戴望舒前期诗的风格。”[3]2“《望舒草》标志着作者艺术性的完成。”[3]4可以说《望舒草》是戴望舒找到的他认为“合脚的鞋子”。《妾薄命》是戴望舒诗艺理论转型后的恰当诠释。

二 《妾薄命》：“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

“妾薄命”最早见于《汉书·孝成许皇后传》“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宁前”，属于乐府的杂曲歌辞，后演化为词牌名“妾薄命”，三国时期的曹植、唐代诗人李白和武平一、北宋诗人陈师道、明朝公安派主帅袁宏道等都曾以《妾薄命》为题作诗，或表达失宠悲愤之情，或表达反讽之意，或表达忠诚之心，或表达心酸哀怨之思。在中国现代作家里面，很少有人再用这一词牌名作为诗题，戴望舒是不多中的一个。戴望舒《妾薄命》写作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可推测大致时间。戴望舒的第一个诗集《我的记忆》的出版是1929年4月，1933年8月《望舒草》出版，《妾薄命》的创作大约在1929年5月到1933年8月之间。根据其他资料，我们还可将写作日期推测得更具体一些。“1931年春夏之交，与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订婚”[4]，1932年10月8日乘坐游轮赴法国留学，之后过着困苦和苦恋的生活，同年11月发表第一组《诗论零札》，表现出他的诗歌创作理念的转型，从《妾薄命》的诗歌艺术特色看，明显和《雨巷》时期不同，而与《诗论零札》的创作观念吻合，进而推测创作应该在《诗论零札》发表前后。杜衡在《望舒草·序》中说：“望舒在未去国之前曾经叫我替他底《望舒草》写一篇序文……这期间，望舒曾经把诗稿全部随身带到国外，又从国外相当删改了一些寄回来，屈指一算，足足有一年的时间轻快的过去了。”[2]1落款日期是1933年盛暑。从以上推断，《望舒草》曾经在1932年10月8日前就已大体成型，《妾薄命》或许夹杂其中，但戴望舒在法国又对原稿进行了删改，于1933年8月出版前又邮寄给了杜衡，而且其中的诗“大体是照写作先后顺序排列的”[5]112，《望舒草》共41首，《妾薄命》排在第34首。又“从1927到1932去国为止的这整整五年……我们差不多可以说他是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再不然，那么这部《望舒草》便是最大的收获了吧”[5]113-114。上文提到戴望舒去法国后，进行了删改，但没有提到增加诗篇，《妾薄命》当在1932年10月8日前创作。又根据其在诗集中的位置，推测《妾薄命》大体的写作时间应为1931年到1932年10月8日之间。《戴望舒评传》认为：“《妾薄命》……写作时间：1932年下半年。”[6]78但是作者并没有交代材料的来源，所以这种界定有待商榷。

界定《妾薄命》的写作时间很重要，因为这一时期正是戴望舒疯狂追求施绛年的时候，戴望舒曾以自杀相胁迫与施绛年订婚，对爱情应该是充满期望而非绝望的，《妾薄命》当是这一时期戴望舒隐秘心理的预感与寄托。全诗如下：

一枝，两枝，三枝，/床巾上的图案花/为什么不结果子啊！/过去了：春天，夏天，秋天。

明天梦已凝成了冰柱；/还会有温煦的太阳吗？/纵然有温煦的太阳，跟着檐溜,/去寻坠梦的玎③吧！[5]90

这首诗既不像流传较广、给诗人赢得荣誉的《雨巷》，也不是被戴望舒自己称为杰作的《我的记忆》④，但结合戴望舒诗歌创作理念和自身的生命历程，从艺术手法和思想表达方面来看这首诗，它不但是戴望舒创作方式转型后的一部佳作，更是戴望舒整个爱情生命的隐喻与注解。

全诗分两节，每节四行，没有韵脚，也不注重音乐的成分，注重的是一种“情绪”。尽管“妾薄命”是一个古典的题目，但“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1]114，而且“不一定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我不反对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诗情”[1]114。这一时期，戴望舒的诗歌创作非常注重诗歌“情绪”的渲染与表达，因为他认为“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1]112-113；在韵方面，韵脚不再局限在字的押韵上，而是将情绪的起伏跌宕作为韵脚。这也恰恰说明，戴望舒反叛诗歌过分注重外在形式，而“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所谓形式，决非表面上的字的排列，也决非新的字眼的堆积”[1]113-114。《诗论零札》中写道：“情绪不是摄影机摄出来的，它应当用巧妙的笔触描出来。这种笔触又须是活的，千变万化的。”[1]115这也恰恰交代了解读《望舒草》中诗歌的切入点：情绪。

我们来看《妾薄命》这首诗，如果从情绪入手，假定诗中有一个主人公“妾”，全诗在表层意境上是讲诉“妾”的薄命（寂寥、孤苦、凄清），写的是“妾”的一种生存状态。结合下文就可以发现，通篇是“妾”的孤独的呓语，梦想与渴望由升起经坠落至破灭。“一枝，两枝，三枝，/床巾上的图案花/为什么不结果子啊！”这句实写“妾”细看床巾上的图案花。为什么要去看呢？床是用来休息的地方，没事怎么喜欢看床单呢？因为被冷落的孤独。这交代了“妾”所处的境遇。“图案花”是美的，不仅仅有芳香，更因为能带来希望的果实。但是主人公在认真地数，“一枝，两枝，三枝”，这是一种无聊与无奈的排遣方式，更是一种对能够获得幸福的期盼，这是情绪的酝酿。接着下一句痛苦的惆怅就加深了，“为什么不结果子啊”，镜中花、梦中影，“妾”将希望寄托于实现，但怎么能够实现呢？因为首先床单上的花是虚假的，其次“过去了：春天，夏天，秋天”，现在已经是冬天了，这就清晰地交代了为什么不结果的原因，也象征着人生抑或爱情受到打击的境况。“诗应该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而使人感到一种东西，诗本身就像是一个生物，不是无生物”[1]115，诗是要表达情感的。第一节交代了妾的孤枕难眠，但是隐隐地揣着一种希望，她在等待，等待“图案花”盛开后果子出现，只是象征最美好季节的“春天，夏天，秋天”已经过去了。希望以致渴望达到极点，情绪的高潮也随之来临，但高潮的出现仅仅短暂的一瞬，随即就走向了幻灭：“明天梦已凝成了冰柱；/还会有温煦的太阳吗？/纵然有温煦的太阳，跟着檐溜,/去寻坠梦的玎吧！”梦想已经结冰，在凄冷的冬日冻灭了。“纵然有温煦的太阳”连假设都充满绝望的情绪，“温煦的太阳”不会出现，即使出现，被冻结的梦也只能在太阳的照耀下碎落。“这种情绪的进一步发展，便对人生的希望和爱恋是否存在表示怀疑。在诗人看来，这一切不过是南柯一梦。同床巾上的图案花一样，历经春夏秋冬也不会结果。……但是诗人太痴情看，似乎不被命运把自己砸得头破血流绝不停止追求。”[6]79这里的情绪波动显然是一个病态孤独者的内心幻影。

诗的第一节四句的字数分别是6、7、8、9字，由孤寂凄清（“一枝，两枝，三枝”）到看到希望有了梦想（“床巾上的图案花”），到产生消极失落的想法“为什么不结果子啊”，进而发现梦想坠落的原因“过去了：春天，夏天，秋天”，形成了情绪的第一次波动。第二节四句的字数分别是9、9、12（8加4）、8字，情绪呈下落的趋势，是情绪的第二次波动，这次波动的方向是下滑的，正如抛物线达到顶点后顺势沿着向下的曲线运动。从整首诗看，如果说主人公的梦想是点燃的蜡烛，前四句是蜡烛被点燃、燃烧到最亮，在第四句最亮的时候突然受到寒冷凄风的扑打，梦想的火焰在风中摇曳，到了第二节的第四句，蜡烛的光亮已彻底熄灭。

这首诗中，标点符号和句式的运用也颇有特色。全诗八行，只有“床巾上的图案花”一行后没有标点，取消标点可以表达一种急切的心情。看到花就看到了希望，燃起了梦想，就迫不及待地想看到结果（果子的出现），省去标点恰好传神地表达了这种自然流动的急迫心情。“过去了：春天，夏天，秋天”中“过去了”后面是冒号，冒号有一种囊括的意思，季节有四季，但冒号后只有“春天，夏天，秋天”，这就暗示梦想不可能实现，因为冬天已经来临，而冬天是孤寂死亡的象征。从句式上看，第七句用了12个字，但用一个标点分开，遂成8字加4字，后4字“跟着檐溜”表明梦想坠落得越来越快，情绪的激荡越来越强烈。最后一句又成为8个字，形象地隐喻了梦想破灭后的虚无感。“情绪不是用摄影机摄出来的，他应当用巧妙的笔触描出来。这种笔触又须是活的，千变万化的。”[5]115《妾薄命》中标点与句式的灵活运用具体实践了戴望舒的这一诗歌理念。

通观全篇，诗作凸显“梦”的象征隐喻。这一时期，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反对“当时通行着一种自我表现的说法，做诗通行狂叫，通行直说，以坦白奔放为标榜。我们对于这种倾向私心里反叛着。记得有一次，记不清是跟蛰存，还是望舒，还是跟旁的朋友谈起，说诗如果真是赤裸裸的本能底流露，那么野猫叫春应该算是最好的诗了。我们相顾一笑，初不以这话为郑重，然而过后一想，倒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2]4这里明显针对的是“五四”新诗发展中的缺陷，用周作人的话说就是“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7]41对于新诗的弊病，周作人开出药方：运用象征，认为“象征实在是其精意”[7]41，找到的典范就是波德莱尔。“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六，望舒学习法文；他直接地读了Verlaine（魏尔伦），Fort（保尔·福尔），Gourmont（果尔蒙），Jarnmes（耶麦）诸人的作品，而这些人底作品也影响他。本来，他所看到而且曾经爱好过的诗派也不单是法国底象征诗人；而象征诗人之所以对他有特殊的吸引力，却可说是为了那种特殊的手法恰巧合乎他底既不是隐藏自己，也不是表现自己的那种写诗的动机的原故。同时，象征派底独特的音节也曾使他感到莫大的兴趣，使他以后不再斤斤计较于被中国旧诗词所笼罩住的平仄韵律的推敲。”[2]6-71947年，戴望舒翻译了波德莱尔的《〈恶之华〉掇英》，是这一时期他对象征主义爱慕的一个有力回应。但戴望舒不迷恋象征派，他认为很多运用象征写作的诗人陷于一味追求“看不懂”的诗风（这里有针对新月派诗歌的意思），没有真正将象征派的优良诗风表现出来，所以戴望舒致力于纠正这种不良倾向。“戴望舒氏也取法象征派。他译过这一派的诗。他也注重整齐的音节，但不是锵锵的而是轻清的；也找一点朦胧的气氛，但让人可以看得懂；也有颜色，但不像冯乃超氏那样浓。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处。”[8]对于这种艺术特征，杜衡说：“他的诗，曾经有一位远在北京（现在当然该说是北平）的朋友说，是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这样的说法固然容有太过，然而细阅望舒的作品，很少架空的感情，铺张而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倒的确走的是诗歌的正路。”[2]7-8《妾薄命》是这一诗歌理念最好的印证，全诗感情真挚，语言凝练，一改《雨巷》中的繁冗拖沓，在象征的隐喻中透出情感的波动，追梦、寻梦、梦想破灭，情绪流动演绎在诗歌的行进之中。诗作在象征内蕴上与曹植、李白、陈师道隐喻仕途功名不同，着力点是在爱情；与李金发的《弃妇》似乎相近，但也有不同，《妾薄命》突出在“妾”本身注定的社会地位与命运，《弃妇》则存在更多的偶然性，“妾”比“妇”更具悲剧性意义。戴望舒选择这一意象，当是其在爱情的苦苦追寻中，始终找不到自主立身之处的怅惘之情的凝结，表达的不是被弃的凄苦，而是不断追求的被拒和与之带来的失落。

三 情感隐喻：“不但是真实，亦不但是想象”

戴望舒在第一组《诗论零札》中第十四条就清晰地表明：“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但是真实，亦不但是想象。”《妾薄命》写于1931年到1932年10月之间，这一时期正是戴望舒提出诗歌“不但是真实，亦不但是想象”创作理念的时候，纵观《妾薄命》，其实就是真实和想象的结合体。说它真实是因为这首诗暗示了戴望舒的爱情境遇。戴望舒在《对于天的怀乡病》中写道：“渴望回返/到那个天，到那个如此青的天。”[9]“绛”就是青色，这一时期戴望舒对施绛年充满追求的渴望，诗中也出现不少“青”字，如“青色的花”（《路上的小语》）、“青色的真珠”（《印象》）、“天青色的心”“天青的颜色”（《我的恋人》）、“青苔的水桶”“冬青的树荫”（《村姑》）、“青叶荫下”（《野宴》）、“青溪的藻上”（《二月》）、“青色的大海”（《寻梦者》）、“青色的蔷薇”（《游子谣》）、“青色的灯”（《灯》），青色成为了《望舒草》的主色调，青色的背后是单恋者的忧郁与寻梦者梦的破碎，到了《望舒草》中的第41首《乐园鸟》时，戴望舒对青色的描写已经变为“在茫茫的青空中/……自从亚当夏娃被驱逐后，/那天上的花园荒芜到怎样了”[5]109-109，充满疑问与迷茫。所以，《妾薄命》就是戴望舒的一个梦，介乎真实和梦境之间：“一个人在梦里泄露自己底潜意识，在诗作里泄露隐秘的灵魂，然而也只是像梦一般地朦胧的。从这种情境，我们也体味到诗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东西，术语地来说，它的动机是在于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2]3而这个梦就是现实中戴望舒的情感生命的写照。“戴望舒在1927年到1932年这个时期，一方面对革命和革命文学由向往到逐渐冷淡；另一方面，对施绛年的爱情则由萌发而趋向热烈。前者是公开的社会政治生活，他主要通过翻译和文艺论文反映；后者是隐蔽的灵魂，因而就成为诗歌艺术的表现对象。”[6]65这个表现对象将戴望舒所有的情感生命都浓缩了，最终凝聚成一个象征性意象：薄命之妾。

现实世界中，戴望舒的爱情经历可谓坎坷一生，是这一意象的有力佐证。1927年，为躲避政治迫害，戴望舒住进了施蛰存的家中，遇到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并深深地爱上了她。戴望舒的第一部诗集1929年出版时，扉页上就用法语清晰地写明了“献给绛年”的字样；降为青色，后在戴望舒的多首诗中都曾经出现“青”这个色彩，可见其对施绛年爱恋之深，就连他后来的妻子穆丽娟在戴望舒去世多年后还回忆说：“他对我没有感情，他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施绛年了。”但是，戴望舒的痴情却没有得到施绛年的回应，戴望舒陷入苦恋之中，后来以死相要挟，最终迫使施降年答应与其订婚。但是要求他出国获得学位和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于是戴望舒坐上去法国的游轮，开始了他持续三年痛苦单恋的生活。1935年，戴望舒从法国归来，发现施降年已经移情别恋，戴望舒狠狠地给了施降年一记耳光，结束了8年的苦恋爱情之旅。这是戴望舒第一次被抛弃。之后，经过穆时英的引荐，戴望舒认识了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两人很快结婚。但婚后的生活并不一帆风顺，施绛年的影子依然在戴望舒的头脑中闪动，也影响了他对妻子爱恋的表达，导致夫妻二人的生活摩擦不断。穆时英投靠汪伪政权后，因政治倾向不合，戴望舒和穆时英这对老搭档分道扬镳。1940年6月，穆时英被枪杀，戴望舒不准穆丽娟奔丧。同年，穆丽娟的母亲也相继去世，戴望舒仍然将信件扣下，使穆丽娟大为光火，最终导致离婚，这是戴望舒第二次被抛弃。离婚后，戴望舒与年仅16岁的杨静结婚，杨静后来与人通奸私奔，戴望舒第三次被抛弃。

尽管《妾薄命》是一首艺术之作，充满了想象与诗意的表达，但以戴望舒的爱情经历反观这首诗，恰恰昭示了真实。戴望舒1905年出生，《妾薄命》出现在1933年出版的《望舒草》中，此时的戴望舒28岁左右，正苦苦地单恋着施绛年，写这首诗是他此时感情的最好诠释。这首诗仿佛一个谮语，尽管他对施绛年的爱恋在继续，但已经感觉到“为什么不结果子”的迷茫，更有“明天梦已凝成了冰柱”的叹伤，以至绝望“纵然有温煦的太阳”也只能“跟着檐溜，/去寻坠梦的玎”。“是呀，过时了，我的‘单恋女’/都已经变作妇人或是母亲，/而我，我还可怜的年轻——”（《过时》）诗人仿佛预感到，梦想抑或爱情破灭的悲剧已经无可避免。三次被抛弃的现实，通过一首想象的诗作，《妾薄命》坐实了诗人那句创作理念：“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但是真实，亦不但是想象。”冥冥之中这首诗成为戴望舒爱情生命的浓缩与写真，或许诗人只是隐隐约约感到，但没有完全想到这就是他以后要走的情感命运之途。

《妾薄命》充分体现了戴望舒转型后新的诗艺观：追求“感觉的灵敏、相通；感觉与情绪的微妙对应；以现代的口语入诗，摒弃诗的‘音乐成分’”[10]，新诗应该有新诗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妾薄命》不仅是戴望舒执着创新新诗诗艺的结晶，更是一种“为命运所造化的诗歌,为苦难所造化的诗歌,常规时代和常态人生无法产生的诗歌”[11]，是“在苦难与命运中自我完成”[11]的，从而成为“单恋者”充满隐秘与哀怨忧伤的爱情生命的注解。

注释：

①朱光潜在《望舒诗稿》一文中说：“戴望舒先生最擅长的是抒情诗，像一切抒情诗的作者，他的世界中心常是他自己。他的《诗稿》中除掉一两首可能例外，如《妾命薄》之类，似全是他自己的生活片段集锦。”（朱光潜《望舒诗稿》，见《文学杂志》1937年第1卷第1期，第217页）这里有两点值得说明：一是查《望舒草》《望舒诗稿》两部均收有《妾薄命》诗稿的初版本，发现只有《妾薄命》这一个名称，朱光潜说是《妾命薄》疑误。二是朱光潜将《妾薄命》排除在戴望舒的生活之外，恐是该诗进入不了戴望舒研究者视野的原因之一。但笔者认为《妾薄命》恰恰是戴望舒爱情生活的写照，很显然有他生活的影子。

②施蛰存在为《戴望舒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所作的序中说，《望舒草》保留了第一部诗集《我的记忆》中第三辑《我的记忆》中的八首诗，疑误。经过对照1929年4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的诗集《我的记忆》与1932年8月现代书局出版的诗集《望舒草》，发现《我的记忆》一辑八首中的《断指》没有录入，故《望舒草》中只录了《我的记忆》中的七首诗，《旧锦囊》《雨巷》两辑共十八首全部删去。

④据杜衡回忆，在《雨巷》完成后不久，戴望舒写完《我的记忆》这首诗后，很兴奋地找到杜衡，说看他的杰作（见杜衡《望舒草·序》）。

[1]戴望舒.诗论零札[M]//戴望舒.望舒草.上海：现代书局，1933.

[2]杜衡.望舒草·序[M]//戴望舒.望舒草.上海：现代书局，1933.

[3]施蛰存.戴望舒诗歌全编·引言[M]//梁仁，编.戴望舒诗歌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

[4]北塔.雨巷诗人——戴望舒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256.

[5]戴望舒.望舒草[M].上海：现代书局，1933.

[6]郑择魁，王文彬.戴望舒评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

[7]周作人.扬鞭集序[M]//止庵，编.周作人自编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8]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八》·序[M]//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八）.上海：上海良友公司，1935：8.

[9]戴望舒.对于天的怀乡病[M]//梁仁，编.戴望舒诗歌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42.

[10]戴望舒.关于《望舒草》[M]//梁仁，编.戴望舒诗歌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48.

[11]燎原.在苦难与命运中自我完成——昌耀纵论[J].武陵学刊，2013（1）：100-105.

（责任编辑：田皓）

I206.6

A

1674-9014（2014）05-0106-05

2014-06-12

周思辉，男，河南周口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毕节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