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对古代杭嘉湖地区市镇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

王 娟

(嘉兴学院图书馆，浙江嘉兴 314001)

徽州地处皖南，山路崎岖，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历史上众多文献均予以记载。《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江南通志》亦称徽州“咸有溪山之胜，然岭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明末学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徽州之民，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元和三年秋，宣歙观察使右庶子卢坦曰：“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民益困矣。”文献记载隋末(公元606 年)徽州人口户数仅6 154户，唐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竞增至38 320 户，增长了6 倍之多；北宋元丰元年(公元1078 年)达127 203 户，又增长了 3 倍之多。南宋时徽州人口至50 万以上，元代徽州人口达82 万，明清时期徽州人口在原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基础上急剧增长[1]。明嘉年间王世贞曾说：“新安僻居山溪中，土地小狭民人众，世不中兵革，故齿日益繁胜，地瘠薄不給於耕，故俗纤俭习事。大抵徽俗，其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而其所蓄聚十一在内，十九在外。”万时年间的唐顺之曾说：“新安，土硗狭而田蓄少，其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家不惮为贾。” 张海鹏、王廷元曾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中提及：“徽州位于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瞻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一日米船不至,民有饥色,三日不至有饿莩,五日不至有昼夺。”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了生计，徽民们不得不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出外谋生，正如徽州民谚所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徽商萌芽于东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达到鼎峰，至嘉庆、道光以后日趋衰败，清末至20世纪中没落。《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历史文献记载徽商活动范围内“几遍禹内”，“山陬海涯无所不至”，“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

杭嘉湖平原水网密布，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特别适宜蚕桑业发展，加上水质优良，历史上有“苏杭熟,天下足”的说法。优越的气候地理环境与物产，吸引了徽商前往杭嘉湖地区从事贸易；徽商的活动，又促进了杭嘉湖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徽商在杭嘉湖地区的活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史书写了重要的一页。如明清时期，地处浙江北部的嘉兴府是江南最繁华的区域之一，城乡经济发达，工商业繁荣，特别是遍布乡村的各种市镇的持续兴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商人，徽商的活动人数之多，经营行业之广泛，对当地市镇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影响之大，是许多外地商人和商帮所无法比拟。“无徽不成镇”，精炼地反映了徽商对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贡献。

1 徽商与杭嘉湖地区典当业的发展

曲彦斌在《中国典当学》中描述的典当业“萌芽初见于两汉，肇始于南朝寺库，入俗于唐五代市井，立行于南北两宋，兴盛于明清两季，衰落于清末民初，复兴于当代改革"。明中叶时，中国传统社会中已经出现了比较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其突出的表现包括农业、手工业领域商品生产的发展，专业市镇的出现，地区性商人集团的产生，白银货币化等。为扩大商品生产需要投入的资金与日俱增，广大小生产者对白银的需求日益迫切。典当能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迅速的资金周转[2-5]。农民和小生产者越来越依赖典当。拥有雄厚财力的徽州商人纷纷投资典当业，徽商启蒙读物《日平常》曰：“开典当，真个稳，获得利兮容得本，估值当去无几赊，生意之中为上顶。”

杭嘉湖地区商品经济发达，明清时期，徽商在杭嘉湖市镇的经营行业十分广泛，几乎达到了无业不营、无货不销的地步，特别是在丝织、米粮、木材、盐、典当等行业，尤为活跃。徽州典商是明清典当业中执牛耳者，因其资本雄厚，利息率相对较低，其对社会再生产的支持作用较其他地域典商更为明显。明代,杭嘉湖地区广大市镇是徽典开张兴旺之地，一家拥有十几甚至上百座典铺的情况也不罕见。在嘉兴县，新安大贾“每以质库居积自润，户无多田”。在一些乡镇上徽典开办的典铺也甚多，比如桐乡县青镇就有8家徽商典铺；休宁人孙从理在吴兴、湖州一带业典， “慎择掌计若干曹，分部而治。”因为经营得法，讲究信誉，不断增殖，“岁会则析数岁之赢，增置一部，递更数岁，又复递增凡百。” 明万历时人姚士麟的《见只编》卷中提到：“有夏姓者，住嘉兴秋泾桥。夏与徽商吴氏纲纪某甲甚呢。甲有私橐五百金，欲藉主人生息，惧为见疑，乃驾言于吴日：‘邻人夏有少积，欲赖主人废著，冀得子钱，然又不欲使人知也。’吴信而收置，为经营数年，计子母得一千八百矣。……悉以银置其前。夏黠儿也，虽心骇而口慢承之，为拜谢，挈还。自此遂至饶富。”明后期，休宁榆村梅轩公者，在外经营20余年，据说三吴两浙之间到处有他家的质库。明末湖州府的典当利率是：“十两以上者，每月一分五厘起息；一两以上者，每月二分起息；一两以下每月三分起息。

清代是中国传统典当业发展的高峰，无论从资本额、铺数，还是规模、类型，清以来中国典当业的发展势头都是空前的，为以往历代所难以相比。清朝学者许承尧著《歙事闲谭》卷一八记载“典商大多休宁人，歙则杂商五，鹾商三，典仅二焉一。”清初，休宁人刘淮“客于嘉、湖，岁饥，有困廪出，或言可乘时获利，淮不可，日：‘熟若使斯土之民得苏之利大也。’乃减价以贸，又为粥以食饥者”。可见，徽商“以义为利”，讲究职业道德的经商风格。嘉靖、万历时的休宁人孙从理，在湖州业典，经营得法，讲究信誉，不断增殖，“岁会则析数岁之赢，增置一部，递更数岁，又复递增凡百”，被汪道昆赞为“以质剂起家宜莫如处士”。万历年浙江《秀水县志》中记载：“十月治谷米以输租，时谷登麦种毕，富农高种盖藏，稍贮额赋供官，而佃农则输租大家，贮余之以备春作，嬉嬉如也。及富商设米典，佃农用上米质银，其下中者抵租，虽丰岁亦称歉收也。一小民得银耗费，满课为难，其后利归典商。”清代中期，平湖县各市镇的典当业已完全为徽商所垄断，“新安富人挟资权子母，盘居其中至数十家。”石门县、秀水县各市镇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如在秀水濮院镇，“典当司柜多徽州人”。其它如塘栖镇、新市镇等，都有颇具资产的徽籍典商。在文献中，有很多短语徽商兼营典业和其他行业的记载，例如：明正德、嘉靖年间歙县的黄谊，在温州、杭州、开封和扬州等地，同时经营典业与盐业，获利成倍圆。嘉靖、隆庆年间歙县程沣，非常熟悉商业行情，“东吴饶木棉，则用布；维扬在天下之中，则用盐笑；吾郡瘠薄，则用子钱。乾隆时的徽商黄端士兄弟，至少在嘉兴、枫泾镇等地开设有兆豫、兆隆二家典铺的基础上，又出资在异地经营油业。康熙《嘉善县志》卷记载：“浙江嘉兴府嘉善县负重资牟利者，率多徽商，本土之人弗与焉”，陈龙正《几亭全书》曾描述此情景：“吾邑以纺织为业，妇人每织布一匹，持至城市，易米以归，荒年米贵，则布逾贱，各贾乘农夫之急，闭门不收。虽有布，无可卖处。” 《平湖县志》记载：天启年间平湖新带市“饶鱼米，花布之属，徽商口至，贯铿纷货，出纳颇盛”。光绪《平湖县志》卷二十五载：“我湖(平湖)典铺，自徽商黄成山控县令景贞后，息增至三分。”道光年间，徽典汪左淇兄弟有平湖德新、清浦协和、汤溪怡和、汤溪敬义四典，后又共同出资经营盐业。明清时期，以盐、典、茶、木为主业的徽州商帮迅速崛起，其足迹“几遍禹(字)内”，社会上甚至流传着“无典不徽”的谚语。传统的典当行业，在经历了明清以来的繁荣之后，到清末已经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2 杭嘉湖地区徽州盐商

杭嘉湖地区海岸线长，自然资源丰富，地理环境优越，日照时间也比较充裕，“煮海为盐”天时地利，历史上杭嘉湖地区一直是两浙盐场主产区。清朝康熙年间，以澉浦的鲍郎盐场和海塘乡场前为主的海沙盐场，每年产盐达到77 700担，浙盐贩销到各地。“五乡贾者，首者鱼盐，次布帛，贩缯则中贾耳。”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杭嘉湖地区的盐业经营中徽商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元代，徽商即在两浙经营盐业，元末明初发展到相当规模；明中期以后，徽州商人已在两浙盐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嘉靖、万历时汪道昆所著《太函集》中对此有丰富记载,从中可知嘉靖年间徽州人在两浙杭嘉湖地区业盐极为普遍,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并一直延续到清朝。明清两代，嘉兴府的澉浦场、芦沥场为海盐盐场主要所在地，以徽商为主的两浙盐商聚集于这些市镇经营海盐业。平湖澉浦镇，尤为徽州盐商集中之处。徽人毕蕃昌在海宁县澉浦镇“业盐策， 遂卜居澉川”。嘉兴秀水县的濮院镇，“盐商多为徽人”；嘉善县的各地贩盐人“率多徽商”。《太函集》中记载了许多经营盐业的徽商，例如休宁县的朱介、程氏，歙县的鲍雯，以及绩溪人章必涣等。其他如明朝歙县人汪才生，休宁县人汪当；清代歙人鲍立然兄弟、鲍直润父子以及鲍易简，黟县的汪廷浚、汪玉琦等；这些徽籍盐商穿梭于杭嘉湖地区各市镇设立销售，或者转手批发。乾隆《镇洋县志》曰：多土著，无服，行盐、质库皆徽人。明朝前期，杭嘉湖地区在经历了元末大规模战乱之后，社会经济尚处于恢复状态，市镇的发展水平也相当有限，所吸引的徽商数量不多，经营活动分散，大多属于临时性的往来贸易[6-7]。

从明代中期开始，杭嘉湖市镇日益繁荣，徽商的活动也逐渐活跃起来。明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明清时代，由于战乱破坏和社会动荡的原因，杭嘉湖地区的市镇一度衰落，徽商的活动也经历一段暂时的低潮。但是没过多久，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与发展，杭嘉湖地区市镇又重新开始走向兴盛，徽商也跟着活跃了起来，无论是人数还是经营的规模，全部都超过了明朝中后期。徽商许光禄“用盐，贾武林。”朱介夫，“父性山，盐客武林。”吴钕拙，“其盐贾，三岁一更，则又徒钱塘。”汪道昆的先世，“自大父沆贾始宗盐，……世大父……徒武林，业起。”程长公，“以盐贾浙江。”江终幕，初从兄在钱塘为下贾，后经商青齐梁宋等地，发财后，“归而治盐钱塘。”叶道传曾官至户部云南司员外郎，后辞官，客籍仁和，“隐盐业中。”也有盐商富了，声望提高，任祭酒。如程长公，“浙贾盐，……为诸贾人祭酒。”盐商在杭州聚居于贺衢，另有“徽州弄”，“地滨大河而近盐桥，有徽州盐商居此。” 明清时期,徽州盐商富甲天下。明万历年间,“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被认为是当时“富室之称雄者”。清朝,徽商中则出现了“富至千万”的大盐商,徽州盐商总的财力甚至与清政府的国库实力相当,以至于乾隆皇帝游江南时感叹说:“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3 杭嘉湖市镇发展与徽商

徽州商人的活动与江南市镇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6-10]。文献描述徽商“几遍禹内”、“山陬海涯无所不至”、“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在康熙、乾隆年间“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早在南宋时期，杭嘉湖市镇就已见徽商的踪迹。如南宋末年，徽州人李懋至南浔镇经商，“以湖南米商至浔，尽散粟以赈贫”。元末，杭嘉湖地区经历了大规模战乱，社会经济尚处于恢复状态，市镇的发展水平也相当有限，所吸引的徽商数量不多，经营活动分散，大多属于临时性的往来贸易。明清时期，地处于浙江北部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是当时江南最繁华的区域之一，这里城乡经济发达，工商业繁荣，尤其是遍布全地区的各种市镇的长期繁盛，吸引了许多全国各地商人的到来，其中徽商的作为尤为引人注目，他们人数之多，经营行业的广泛，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影响之大，是许多外地商人和商帮无法比拟的。

据不完全统计，从明朝中期到清代中期这段时间内，杭嘉湖地区市镇全地区数量由l10多个增加到210多个，其中镇市也由80多个增加到120多个，市由30多个增至90多个，例如杭州塘栖，嘉兴王江泾、湖州南浔以及双林，还有嘉兴和湖州两府区内的乌青等市镇，全部都是在万家以上；此外湖州菱湖，嘉兴新城，杭州硖石等镇，也都超过了万户。以上这些市镇实际上都已超过了当时的一般县级城市规模，已经发展成为了形态较为完备的城市，市场的专业化分工也十分发达，具备了产业特色，如湖州的南浔、菱湖、新市、双林，嘉兴的濮院、王江泾，杭州的塘栖、临平、硖石等镇，丝织业及其发达。文献记载，到了清代中期的濮院镇，丝绸“终岁贸易不少于数十万金”。南浔镇在清末极其繁盛，每年销往海外的蚕丝就达到了10万包。而嘉兴的魏塘、王店、枫泾等镇，则以棉织业著称。在明朝万历年间，魏塘镇盛产棉纱，民间流传“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的谚语。其他如斜塘镇的漆器业，屠甸镇的烟叶业，石门镇的榨油业，鲍郎市的制盐业等都名闻一时。

杭嘉湖地区市镇发达的工商业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商人，众多的外地商人中，有相当部分便是徽商。例如在湖州地区，休宁县人程锁“结举宗贤豪者得十人，俱人持三百缗为合从，贾吴兴新市”；在成化年间，同县人程莹“从事乎商，居湖州之双林市”；嘉靖年间徽商程于“偕舅氏贾浙，乌程人大信之，后又设典平湖”，成为了当地著名的商人；程琼寓居湖州城的北门外，“开铺卖饭招宿，蓄骡马送行”。到明代后期，徽商已广泛活动于杭嘉湖市镇，部分市镇所聚集的徽商人数相当可观。如嘉靖年间，据湖州、嘉兴两府共同管理的乌青镇官员报告，镇上徽州等处的商人因事斗殴致死亡者有百数人之多，可以想见徽商数量之多，不少徽商还逐渐控制了一些市镇部分行业的主导权。在嘉兴地区，崇德县石门镇“徽人至邑货殖，倍取民息”；徽州人吴明官经营的窑业，其产品名闻一时；徽商吴氏在嘉兴各地集资经营，数年之间，赢利数倍。如在乌程县乌青镇，“茶叶一业，俱系徽籍人”；在嘉善县各市镇，经营盐业者“率多徽商”；在秀水县濮院镇，“典当司柜多徽州人”；吴江县的盛泽镇“商贾辐揍，虽弹丸地，而繁华过他郡邑。皖省徽州…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镇尤汇集之处也。”在安吉州各市镇，经营砖瓦窑业者，“皆徽、宁及江右人”。杭州城外的钱塘江滨有登岸之所，因上下多系徽商， 故号称“徽州塘”。清初，休宁人刘淮“客于嘉、湖，岁饥，有困廪出，或言可乘时获利，淮不可，日：‘熟若使斯土之民得苏之利大也。’乃减价以贸，又为粥以食饥者”。

明清时期，嘉兴、湖州二府以及苏州南部地区是蚕丝生产的中心区域，当地市镇中徽州丝绸商人极为活跃。如桐乡县皂林市是丝绸业市镇之一。嘉靖年间，徽州绸商许本善以“ 贩增航海而贾岛中，赢得百倍。… 乃择地而贾,贾就携李之皂林。” 据明人胡元敬云：“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数渊。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拼凑辐辏，望之莫不称为财赋之地。”杭嘉湖一带入名以来，由于广植桑棉等经济作物，变成缺粮区，每年需从湖广等地贩运许多粮食。据《休宁赋役管解全书》记载，“徽郡仰给江浙，……屯溪系一运销徽州六邑粮米总市，商牙凑集，米船络绎。”另据《抚吴缴略》所记：“率由长江从镇江进口达杭过坝,由钱塘抵徽。”在杭徽米粮贩销中，徽商从事米粮业者亦众。万历间江浙缺粮打饥，“商舟皆集江西，徽人尤众。”徽商金某，在“浙涝田苗浸，或有窃高田苗种之，相争无几”时，遂购苗于“他郡归以遗争者。众大惭，乃止。”从以上二例可见，徽州米商几乎垄断了浙杭嘉湖地区粮食市场，而财力充足的徽州粮商，大都是从远方购粮以济浙粮之乏的。

4 总结

综上所述，历史上徽商在推动杭嘉湖地区中小市镇的经济社会发展、丰富城市多元化文化生活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才能、财力，组织丝织品、盐业等商品的流通，把商品输送到国内外各地，刺激了杭嘉湖地区商品生产的发展，众多的市镇因为徽商的活动而保持了长期的繁荣，也促进了该地区与各地的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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