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寸土必争
——“间岛问题”之历史启示

2014-03-23 05:29崔峰龙

大连大学学报 2014年4期

崔峰龙，刘杨

(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辽宁大连 116622)

一、序言

目前，东北亚地区由于日本政界一些右翼势力否定和歪曲历史事实，对周边邻国不断地制造领土纠纷争端，而中、日、韩三国围绕着领土疆域问题，相互角逐，矛盾急升，直接影响和威胁到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在此情况下，通过回顾近代中朝（韩）界务交涉当中日本帝国主义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是揭露和剖析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实相和本质，并总结出历史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是借鉴界务交涉当中前人们的成败得失，勿忘百年国耻，珍惜中华崛起。

所谓“间岛”本为中国领土，却缘何成为中日两国间争议的问题呢？其原因如下：“原夫间岛之位置，在豆满江之北长白山附近，而横亘于满洲东南之野。满洲东南与韩国接壤之一带土地，当清廷初起时，土著从龙，移徙入关者大半，而长白山附近以发祥重地，故复严封禁。于是西起边外，东逮珲春，皆渐变为荒凉之域，其疆界有暗昧不明之势。”[1]康熙五十一（1712）年乌拉总管穆克登受命查边，并立“审视碑”确定豆满（图们江）、鸭绿两江为国界。从而豆满江以北即“间岛”地区定为中国领土。清朝末年朝鲜流民大量越江私垦，所垦面积达八千余响（一响约十五亩）。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根据朝鲜国王要求，宽限一年内尽数刷还其越界垦民。但安土重迁的朝鲜垦民不愿归还，朝鲜边民就编造了土门、豆满“两江说”，并主张豆满江北岸“间岛”地区非中国土地。由此，挑起了中朝间数十年的边界交涉。二十世纪初，日本从经营韩国并逐渐控制满蒙的野心出发，企图侵占延边地区，则提出“间岛领土未归属论”，即所谓图们江北为“局外中立”。为了反驳日帝谬论，证明此地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领土，首先必须理清中朝两国间边界沿革问题。

二、中朝边界沿革与韩民越垦

中国朝鲜族是近代从朝鲜半岛迁徒而来形成的跨境民族。19世纪中叶起，随着朝鲜流民大量移居到吉林省东部，即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区，从而引发了清朝与朝鲜之间数年的界务交涉。二十世纪初，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对朝鲜实施“统监统治”，并假借“保护间岛韩人”为借口干涉中朝界务，以便防御俄国，达到侵占“满蒙”的目的。为此，首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着手策划入侵延边地区，利用中朝国界争议，制造了所谓“间岛问题”，即否认图们江为中朝界河，否认图们江源头为石乙水。

中朝两国是历史悠久的邻邦,延边地区位于我国东北东南部，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国土毗邻，仅—江之隔。自古以来，两国人民交往频繁，而且中世纪几千年来两国边界几经变动。至1627年（后金天聪元年），后金与朝鲜签订“江都会盟”，决定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誓约：“两国各守封疆，不许记仇，永世相好”。[2]以此为契机，中朝两国边界雏形基本定型。不仅如此，该会盟文中“两国各守封疆”一词，也为后来清政府解决中朝边界争端提供了有利的法律依据。1644年(康熙三年)清军入关,边外大部分满人也随军入中原，导致此地人烟稀少，空旷荒凉。1677年（康熙十六年）清政府为了保护“兴龙之地”，把长白山和鸭绿江、图们江以北千余里,作定为封禁地。图们江边界通过中朝两国几百年的苦心经营，终于成为事实上的“自然边界”,尽管两国之间从无勘界,但双方都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并自觉维护此界。[3]

清朝入关不久，将东北视为“祖宗肇迹兴亡之所”,为此修筑“柳条边”,设置围场，发布禁令，禁止汉民移居，实行了长达200多年的封禁政策。与此同时，朝鲜政府也配合清政府采取了严厉的边禁政策,以便防止边民外流。清初对东北地区实行封禁时，对中朝边界管理尤严，明令禁止两国人民私自穿越国境。法律规定：“凡外国人均不可擅进口边,违者守边官弁皆从重治罪。而内地人潜出我交通境外者处以绞刑。”[4]

清初，中朝两国虽然约定“今后各遵誓约，各守封疆”，但是双方从未进行过勘界与划界，从而使边界问题仍成为“悬案”。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朝鲜平安道渭原郡李万枝兄弟三人等越境杀人案的发生，使清政府认识到朝鲜人私越原因在于两国边界不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2月，清乌拉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并5月15日穆克登与朝鲜接伴使朴权等一起至长白山分水岭立“审视碑”。定立界碑以后，两国都采取了封江封边政策，相互潜越者并不多见。但嘉庆朝以后，封禁令逐渐松弛，从而“朝鲜沿江边民,从鸭绿江上游潜入我国的长白、临江、集安一带；潜越图们江到我国的珲春河一带,私垦我国边荒”[5]。吉林将军曾多次奉旨:“实力严查,认真防缉”。盛京将军同样按例四季派员,“出边统巡”[6]夏秋两季与朝鲜地方官,“公同会哨稽查”[7]但都不能根绝。咸丰十年以后，朝鲜连年灾荒，如果之前朝鲜流民的犯越还是少量的，个别的，而此后则便是大规模的移民潜越，可谓朝鲜边民冒禁犯越、跨界潜入的第一次高潮。1860年至1870年间，朝鲜灾荒频繁，生灵涂炭，饿殍载道。据记载，仅1860年（咸丰十年）8月发生的一次水灾，就使朝鲜北部富宁等10邑全部淹没。朝鲜灾民为了求生，冒死违禁，大批犯越潜入鸭绿江、图们江北岸一带。此时，图们江以北地区也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因为中俄《北京条约》的缔结，使清政府把珲春东段沿海地带割让沙俄，吉林延边珲春地区一刹间就变成了地处中、朝、俄三国的交界地带。清廷为了加强对东北边疆的管理与开发，以便巩固边防，抵制沙俄侵入，决定实行移民实边政策。

光绪七年（1881年），清廷开始在延边地区招民开垦，全面开禁。朝鲜与我国只有一江之隔，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朝鲜灾民，趁机掀起了越境狂潮。清政府为了加强边防实力,以抵制沙俄侵边,最初采取移入关内汉民实边的政策。吴大澄办防期间曾多次派人“前往山东登、莱、青各属招募”[8]农民前来垦荒。但这一政策奏效不大，吴大澄只好改变原计划。但是实地考察图们江北岸时却发现朝鲜流民“陆续渡江开垦,现查已熟之地不下二千晌。该国穷民数千赖以糊口。有朝鲜咸镜道刺史发给执照,分段注册”[7]。面对朝鲜“垦民”云集于江北的既成事实，清政府一方面迅速将此事咨明朝鲜国王,另一方面就该地朝鲜越境垦民处理办法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令该国王尽数招回,设法安置,重申科禁,方为正办”。二是“或于领照纳租外,令其隶我版图,置官设兵,如屯田例”[9]。

朝鲜国王对朝鲜垦民“领照纳租，入籍易服”政策表示不满，并奏请清廷刷还朝鲜流民。朝鲜政府一方面承认“故邦愚氓,冒禁瑜犯,私自垦种”[10]的事实;另一方面,要求清政府将“所有朝鲜流民刷还本国,交付本地方官弁归籍办理”。[10]面对朝鲜流民“人数众多”“安土重迁”的情况，吉林将军铭安表明“若即时驱逐出境,诚恐该国地方官无从安插,转至流离失所”,“韩民越垦多年,庐墓相望,一旦尽令刷还,数千人失业无依”[11]。于是清政府主动将“刷还”时间宽限一年。然而一年之期已过，朝鲜非但没有将流民刷还，反而引发了中朝界务争端。

三、中朝勘界谈判及影响

康熙年间，穆克登两次查边，其直接动因是李万枝等越界杀人事件，使清政府认识到边民越界原因在于两国边界不明。1711年（康熙五十年）6月，康熙派穆克登以审理案件为名，秘密进行第一次查边行动。康熙上谕记载:“鸭绿江之西北，属中国地方，江之东南，属朝鲜地方，以江为界”“但鸭绿江、土们江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因此，穆克登此行的目的就是“详加阅视，务必将边界查明来奏”[12]由于此次查边是秘密进行，所以遭到了朝鲜方面的阻扰而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同年八月，康熙发布诏令，命乌拉总管明年再次勘察边界，并且照会朝鲜国王要求予以协助。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第二次奉旨查边，朝鲜命接伴使尹朴权、李善溥等陪同。探查途中穆克登没有听信朝鲜接伴使山川险阻的言论，一路寻找到了长白山登小白山顶，“审视鸭绿、土门两江之源，俱发轫于分水岭。（以两水东西分流，故曰分水岭）岭之西为鸭绿江源，岭之东为图们江源，故于岭上立碑”[13]“该碑高三尺有奇，宽约二尺，字体端正。”[14]碑文如下：（依刘建封所拓之碑文）

大清

乌喇总管穆克登奉

旨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

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笔贴式苏尔昌通官二哥

朝鲜军官李义夏赵台相

差使官许梁朴道常

通官金应宪金庆门

立碑之后，众人沿流而下。穆克登将勘察绘制的两份长白山水脉地图：一份由接伴使朴权转交与朝鲜国王，一份交与清朝皇帝。但是，朝方对于穆克登审视的图们江源头提出异议，认为穆克登所得水源只是大红丹上流，而临江远处有一水，与红丹水相汇合，才是长白山东流之水，是真正的豆满江（即图们江）。然而，穆克登不以为然，认为既然地图已经交与皇上，如朝方对图们江源头有异议可以再次申请勘界。

穆克登在查看图们江源至茂山附近约百里路段中，发现此处不见水痕，水从石缝暗流，边界不清，可能导致两国边民非法越界，所以要求设栅立标。朝鲜方面代表表示既然定界碑已立，边界既清，设立栅栏这样的小事朝鲜一方解决即可。两国边界设栅立标之事相当重要，但是穆克登却听信朝方所言，将此事委托给了李朝政府。六月三日，穆克登等结束为期40余天的查边行动，渡图们江经珲春回京复命。

穆克登两次查边，尤其是第二次勘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确定了鸭绿江、图们江为两国界河，对此双方均无异议。第二，穆克登于分水岭上立审视碑，说明两国对于江源地段边界已经明确，并从图们江源头至茂山之间百余里路段，要求设栅立栏，阻止边民越界，也得到了朝方代表的同意。由此可见，穆克登查边之时，图们江源头边界，双方已经明确了。但是，穆克登勘界亦有不足之处：图们江源头问题，设栅立栏交与李朝政府督办，清廷对此再没有过问。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此事一直被搁置，为日后朝鲜流民犯越私垦，提供了可乘之机，进而埋下了导致中朝两国百年边界争议的祸根。

1881年（光绪七年），朝鲜垦民一律刷还的消息传来，南岗（今延吉市烟集）等地的垦民纷纷上诉，并编造出混指豆满、图们俩江以及石碑对准为界的假证，企图躲避刷还。同年9月，负责刷还流民的朝鲜西北经略使魚允中接到边民伪造的呈状，便派一些人查界，朝鲜地方官吏编造的伪词起到了触动朝鲜王室的作用，接而复勘边界之声遂起。1883年，朝鲜政府向清朝政府咨文，提议勘界。

清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中朝两国对图们江界河进行了第一次勘查与谈判，史称“乙酉”勘界谈判。时任朝鲜安边府使的李重夏出任朝鲜勘界使，会同清朝代表秦瑛等，对穆克登碑和图们江、鸭绿江的发源地带进行了勘查。此次为期两个月的勘界谈判，双方意见严重分歧；第一，中方始终坚持“土门”即图们江，亦即朝鲜之豆满江，而朝方则称图们、豆满为两江。朝方认为今图们江为豆满江，而土门江为另一江。起初将延边地区之海兰江为土门江，后来又改为布尔哈通江，最终以松花江发源之黄花松沟子，有土岸如门，附会土门之意，认为其为土门江；第二，中方要求勘图们江源，以江勘界，而朝方则主张勘察穆克登所立之定界碑，以碑为界。[15]对此中方认为“碑无定位，可因人为转移”[16]要求先溯江而上找源流后查碑。但朝方坚持“不用查豆满，查碑即可”。企图以石碑对准为依据，把勘界目标引向松花江上，并且以此为缺口达到浑水摸鱼的效果。第三，对图们江正源问题上，中朝代表分三路探查西豆、红土、红丹三水。中方认为应该以红丹水为正源，而朝方坚持己见以红土水为正源，最终双方不欢而散。第一次勘界谈判，无疾而终。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中朝两国第二次勘界，史称“丁亥”勘界谈判。这次勘界朝鲜政府首先承认，土门、豆满、图们为一江之转音，图们江为中朝界河。由此，便是承认图们江以北为中国领土，图们江以南为朝鲜领土。关于图们江流问题，自茂山以东至鹿屯岛入海，此段界河，河宽水深，界限自明，不必勘察。但是图们江上游，即茂山以西至石乙水，红土水合流处，这段边界不明，需重新考证。第二次中朝勘界谈判争论的焦点是图们江正源问题，中方代表最初坚持以红丹水为图们江正源，后来妥协退让，以石乙水为界。但是，朝方代表一直坚持以红土水为图们江正源，要求以此为界。由于双方各持己见，第二次勘界也以争论未决而告终。

随着《中俄瑷珲条约》以及《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清政府丧失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东北边疆陷入严重危机。为了抵制沙俄对东北边疆的侵略，清政府加快了对朝鲜垦民归化入籍的脚步，仍然继续推进图们江北岸的招垦。清政府为鼓励朝鲜流民开发农业,大放荒地和熟地的同时,1885年（光绪十一年）划图们江北岸长约七百里、宽约四、五十里定为“韩民专垦区”，并且设立‘越垦局’，颁布垦荒优惠政策。清政府这一措施,给居住在图们江南岸（朝鲜咸境道）众多贫苦农民打开了大门,于是大批朝鲜人越过图们江迁人专垦区。1891年（光绪十七年），将招垦局从珲春迁至局子街（今延吉市），并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在图们江北设宁远堡、绥远堡、安远堡、镇远堡等四堡三十九社（共5990户）。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在局子街设立延吉厅，大砬子（今龙井市智信乡明东村）设分防经略厅，正式行使行政管辖权，实行地方行政事务。

经过“乙酉”、“丁亥”两次勘界谈判，中朝双方虽然对于图们江为两国界河达成共识，可是哪条水为图们江源头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清政府一再催促朝方进行源头的勘界，以便明确边界，解决争端，但被朝鲜拒绝。甲午战争之后，由于清王朝的战败，清政府对于朝鲜的影响力、威慑力锐减。此时，宣布“独立”的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朝方地方官员企图借此机会撺掇图们江以北领土，蓄意捏造了间岛事件。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沙俄侵占中国东北全境，随之朝鲜内部亲俄派便乘机大肆侵犯中朝边境。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朝鲜派李范允为“间岛观察使”（次年改称“间岛管理使”），率领“私炮队”，非法越境，干扰朝鲜垦民。清朝地方官员对于朝方的此种侵略行为进行了有力的回击。1904年（光绪三十年）中朝两国地方官员：中方代表有陈作彦、胡殿甲、张兆麟，朝方代表有金命焕、崔南隆、金炳若以及钟城郡守朱哲睿，于光霁峪（今龙井市开山屯镇）会晤并签订《中韩边界善后章程》（共12条）。其中第四条规定：中国地方官吏可以“按公法索还照例惩办”“入籍叛民”，这就意味着朝方已承认中方拥有对“间岛朝鲜人”的司法权；第八条双方确定“古间岛即光霁峪假江地，向准钟城韩民租种，今仍循旧办理”[16]，这样就肯定了间岛为中国领土。然而该《章程》只是边界督办官吏间达成的权宜之计，中朝两国政府之间并没有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边界协约，这为以后日本插手间岛问题埋下了隐患。

四、“间岛问题”与“间岛协约”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不仅摆脱半殖民地化危机跨入近代化进程，而且同时也走上了对外侵略之路，蓄意推行“大陆政策”。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取胜的日本，迫使清政府承认“朝鲜为完整无缺的独立国家”，使其摆脱与清朝之宗藩关系，以便独占朝鲜。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1月，日本威胁朝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并次年2月设立朝鲜统监府，从而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至此，日本便完全控制朝鲜，并代行其外交权。日本“大陆政策”的步骤，首先征服中国台湾，其次征服朝鲜、征服东北和蒙古，继而征服全中国，最后是称霸亚洲征服全世界。当下，朝鲜已在日本掌控之中，下一步便是征服中国东北。日本觊觎中国东北已久，当完全控制朝鲜之后，便将侵略魔爪伸向于中国延边地区，捏造了所谓“间岛问题”。

“间岛”一词本中国所无，实系出自越界朝鲜人垦荒者之口。早在犯禁之时，越界朝鲜垦民称我国光霁峪（今龙井市开山屯镇光昭村）前图们江中“假江”或“通江”为“垦土”或“垦岛”，即“间岛”乃“垦岛”之音转。[17]而“延边”一词则是20世纪10年代才出现的。延边一名最早见于1913年出版的《吉林地志》“论大陆交通东南一面，复当延边之冲”[18]。而在此之前“间岛”便是延边地区的一种“代称”，指今天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一部分地区,即主要包括朝鲜族集中分布的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等四个县市。但其地理范围，随着朝鲜人越垦范围的扩大和行政管辖范围的变动而变化，亦俗称“北间岛”。“间岛问题”的缘起,主要是1880年以后朝鲜人大规模越境开垦图们江以北土地,以及其后朝鲜丧失国家主权和日本将侵略触角伸向与朝鲜一江之隔的“间岛”所致。“间岛问题”一言以蔽之是有关“间岛”归属权问题,因而也是中朝两国间的领土边界问题。

早在日俄战争前,日本就将其军事、政治、经济势力以非法的手段和途径向延边乃至东北渗透。“间岛问题”只是日本帝国主义用来混淆视听、遮人耳目以达到公开夺取中国延边地区的借口。日俄战后，日本侵占东北是其大陆政策的重要一环。而“间岛”则是日本通向中国东北地区的“后门”，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为在“间岛”建立与南满的旅大互为犄角的另一个侵略据点，进行了种种阴谋活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日本开始介入“间岛问题”,利用移居此地的朝鲜人，试图侵蚀中国领土，将朝鲜人占大部分的“间岛”作为其侵略中国东北和实行大陆政策的前哨基地。1907年，日本悍然侵入龙井村设立“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并提出“间岛领土未归属论”。从此，中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与日俱增，中日两国关于“间岛案”的交涉开始。

1907年8月21日，斋藤季治郎中佐受到朝鲜统监伊藤博文的密令，率领61名军警和朝鲜亲日团体一进会成员巡警，穿入到龙井村后，于23日在汉奸程光弟的房门上挂了“统监府间岛派出所”牌子，并扬言“间岛所属问题悬而未决，朝鲜政府对外关系已归于日本政府，所以统监府官吏至间岛”[1]。同日，日本驻华公使阿部守大郎致清政府外务部照会文里写道：“为照会事，兹奉帝国政府训开，间岛为中国领土，抑为韩国领土，久未解决，该处韩民十余万，接马贼及无赖凌虐，仰即由统监府派员至间岛保护，请速电该处华官，免生误会为要”。[1]显而易见，该照会是不顾事实歪曲历史的。因为早在日俄战争之前，日本参谋本部编撰出版的《满洲地志》中便记载：“满洲南以鸭绿、图们二江界于朝鲜”。[19]

面对日本的无礼照会，清政府作出了严厉批驳：“此地隶属延吉厅，确系中国之领土，该地韩民均系从前越界私垦，不能因韩民居留之多寡指未经解决。”“查看中韩边界，向以图们江为天然界限，本无间岛名目”“来照所称统监府派员一事，中国断难允议”[20]与此同时，为了制止日本继续侵略中国延边地区，维护延边地区的领土主权和统治权，同年秋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派邮传部右丞陈昭常为吉林边务督办，练兵处监督吴禄贞为边务帮办赴延边处理边务。进驻延边之后，于局子街设立边务总署，并各重点地方设立了派出所。吴禄贞在徐世昌总督下面为军事参议时，间岛问题发生前后，毅然自请携人深入延边实地考察。他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之命,亲身踏查长白山及中朝边境后，撰写出版《延吉边务报告》。该书记述了“间岛”名称由来,“间岛”的历史地理沿革,长白山地区山水形势,朝鲜人越垦图们江北岸经纬,以及日本人“经营间岛”的理由和政策等,用大量事实证明图们江北岸地区属于中国,为对日界务交涉提供了有力的凭证。当时，宋教仁的《间岛问题》(1908年)充分利用日本、韩国等国外史料,同时运用语音学、现代科学等方面的知识，驳斥日本人的谬论。还有匡熙民的《延吉厅领土问题之解决》(1909年),从国际法和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间岛问题”的产生,以及如何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相互牵制和矛盾关系,来维护“间岛”的领土主权等方面提供策略。

同时，为了应对“统监府间岛派出所”的侵略行径，吉林边务公署还采取了如下几点措施：首先，揭露统监府间岛派出所的非法性，安定民心。其次，查封天宝山矿。天宝山矿本是东北著名银矿，但是地方官吏程光弟私自与日本人勾结，订立条约。为了防止天宝山矿落入日本人之手，遂查封天宝山矿将其收回。第三，驱逐金禹龙，逮捕李义英。金禹龙是亲日团体一进会的头目，威逼朝鲜垦民将本来向清政府上交的钱粮交到日本人手中，由此清政府照会统监府将其驱逐。李义英作恶多端，逮捕法办。以上措施有效地遏制了日本人的侵略活动。而日本一方面找不到任何有利于朝方的证据，另一方面，又受到吉林边务公署的遏制，“统监府间岛派出所”的侵略行动也受阻。还有日本急于解决东三省五案，在这种前提和背景之下，日本不得不放弃延吉厅领土主权之争[21]。

中日两国经过长达两年之久的外交界务谈判后，终于1909年9月4日清政府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在北京签署《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即俗称为《间岛协约》。此条约的签订，标志着长达200多年的中朝边界之争和历时两年多的“间岛问题”最终解决。由于中朝两国自古以图们江为界的证据充分,加之延吉厅为维护领土主权进行坚决抗击,最后日本不得不承认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其江源地方从定界碑至石乙水为界，承认图们江北岸延边地区为中国领土，同时也承认清政府对延边朝鲜族具有裁判权。以此为筹码,日本获得了抚顺、烟台煤矿开采权等东三省五案的利权。

《间岛协约》的签订可谓得失各半，首先该“协约”使得清政府拥有了对间岛的领土所有权，清政府以牺牲东三省的权利来确保间岛领土不失，是在当时险恶的国际背景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当然，该“协约”的签订除了在东三省五案上做的重大让步外，中外爱国人士的支持和吴禄贞等爱国官员的据理力争，也是不容忽视的，由此才迫使日本承认了间岛为中国领土，标志着日本企图霸占间岛之阴谋也彻底破产。然而“图们江本为中朝界河,图们江北本为中国领土”，日本却通过该约在“间岛”开辟商埠地、开设领事馆,并且在延边获得了领事权，导致延边地区逐渐沦落为日本的半殖民地。这为日本利用这些据点，逐渐扩大侵略中国东北,打开了方便之门。

由于日本介入“间岛问题”,是打着“保护朝鲜人”的借口,行向“间岛”地方渗透、扩张之实,因此“间岛朝鲜人”长期生活在中日纷争的夹缝之中,使他们受到中国地方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双重裁判,处境十分悲惨。《间岛协约》签订后，清政府“保全”了对间岛的领土主权，但是“间岛朝鲜人”则未能最终确定其法律地位,反而成为中日两国“共管”的对象,该“协约”改变了间岛朝鲜人的法律地位，使他们从昔日的中国国民变成了外国侨民，为日本利用朝鲜人进一步侵略中国东北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至于间岛朝鲜人的土地所有权，亦非该协约特殊恩赐，是历史所赋予的既定权利，是对既成事实的重新确认罢了。[17]此条约签订后，东三省地方官为了应对国内国际局势，对间岛地区采取了积极的善后措施，其中重要举措便是让间岛朝鲜人归化加入清朝国籍。

清政府过去没有一部完备的国籍法，一直将“剃发易服”作为认可朝鲜流民为清朝国民的标准，并授予其土地所有权。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国内外客观环境，这项原则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国际形势。清政府必须出台一项能够得到国际上承认的法律，来确保国家领土主权不致沦丧。《间岛协约》第四条规定：允日领听审，即允日领得以保护，是以默认越垦者仍为韩国侨民，按照法律规定以前向清政府领照纳租，归化入籍的朝鲜人不具备清朝国民资格身份，仍然是朝鲜国民。清政府所划杂居区域的朝鲜人掌握着土地所有权，由此便造成了清政府空有领土之名，实际控制权仍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的结果。“无人民即无土地，其管辖权亦必不容有损”[22]。为了与日本争夺间岛朝鲜人的管理权，首先必须确认朝鲜垦民的国籍身份。为此，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它分为：国民籍、入籍、出籍、复籍、附条五章。其中，入籍一章对于朝鲜流民入籍条件作了明确规定。《大清国籍条例》颁布以后，朝鲜垦民陆续加入中国国籍，使其得到了法律上承认的国民身份的合法地位。从而不仅有效地防止了日帝“暗中利用韩民，阴肆其侵占之狡计”[23]的目的，而且还有效地延缓了日本侵略东北的步伐。

追溯“间岛问题”产生的根源：其一是清代中朝边界划分不明；二是对越界垦民管理不善；三是日本为了企图侵占间岛而制造的边界事端。“间岛问题”发生前，从康熙至光绪年间，中朝两国虽然进行了两次勘界谈判，但是最终没有确定图们江江源。而这种中世纪意念式的国界划定，给日本人捏造“间岛无主论”提供了可乘之机。清入关后，实行封禁政策前紧后松，给朝鲜流民越界私垦提供了机会，“延吉厅韩民之越垦，由佣奴而租种，由租种而得土地权，其越垦之区域，由茂山对岸而蔓延于图们江北岸，由图们江北岸而蔓延于延吉厅全境。几有喧宾夺主之势。推其由来，未始非吾国怀柔韩民之政策有以误之也。”[1]

五、结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必须要从“间岛问题”上吸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寸土必争。日本炮制的“间岛问题”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但是日本人所编造的谎言和由此造成的混乱尚未消除，至今还影响着双边乃至多边关系，并有可能引发新的国际纠纷的言论充斥于学术研究领域。日本投降后,韩国史学界的一些观点不但受到日本殖民史观的影响,还受到民族主义和“被害意识”所扰,对“间岛问题”的历史认识方面往往出现偏颇。比如认为图们、豆满是二江而非一江,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定界的水是“土门江”(指松花江上流)而非豆满江(今图们江),1887年（光绪十三年）勘界时朝方迫于中方的压力才承认土门、豆满是同一条江,1909年（宣统元年）日本以属于朝鲜的“间岛”领土权作为代价,获取了东三省“五案”的利权等等。[24]

当今在韩国社会，一些极右势力和民间团体依然用此事大做文章，提出“间岛协约”无效论。认为条约中虽肯定“间岛”是中国领土，但为中日两国签订，根据二战后公布相关国际公约，中日两国之间签订的所谓“间岛协约”，是日本取代大韩帝国政府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故而当然是失效的，所以现今韩国民间团体以此为借口，无视确凿的历史证据，提出废除间岛协定、收回间岛领有权等无理要求。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和严峻的领土争端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历史事实，重视历史证据，从一个世纪前“间岛问题”解决的历史中寻找经验：首先，为了解决领土这一敏感的主权问题，必须掌握充足的历史证据，以史证明中国的固有领土主权。其二，边界领土纠纷不宜纠缠时间过长，必须及早明确，划界分明。其三，不畏强权，勇于抗争。百年前，为了争夺间岛所有权无数爱国人士和地方官员据理力争，其赤诚的爱国精神鼓舞和激励着后人。二十一世纪，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了，而且所面临的危机性质也不同，但中华民族的爱国之心毫无改变，维护领土主权的意志与日俱增。日本野蛮“购岛”引起举国声讨的浪潮并没有平息，面对日方无视历史的野蛮行为，我们更应该发挥百年前不屈精神，机智有效地应对他国的恶意挑衅和不识言论，有理有据地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做到国界必明，寸土必争。

[1]高永一.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参考资料汇编[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1989:339,447-448,418.

[2]李朝仁宗实录[M].五年丁卯二月辛酉.

[3]王崇时.中朝以图们江为东段边界的历史回顾-驳日帝蓄意制造的“间岛”谬说[J].社会科学战线,1993(6).

[4]会典事例[M].卷628，774.

[5]田志和.简论清政府对朝鲜族的政策[J].东北师大学报,1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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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东华录(光绪朝)[M].北京:中华书局,1958:2688,1216.

[8]吴大澄.榕斋自订年谱[M].光绪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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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徐世昌.东三省政略.韩皇咨礼部转奏文[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11]德宗实录[M].卷一五四.

[12]清圣祖实录[M].卷二四六.

[13]杨昭全,孙玉梅.中韩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Z].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359.

[14]李彭田.长白丛书[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74.

[15]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316.

[16]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Z].台湾:中央研究院,1972:2032,5952-5953.

[17]姜龙范.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政策研究[M].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0.

[18]延边朝鲜族史编写组.延边朝鲜族史[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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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本外交文书[G].第四十卷第二册.92-93.

[21]赵兴元.“间岛问题”的由来及演变[J].北华大学学报,2000(3).

[22]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M].第五册.北京:三联书店.1981:216.

[23]辽宁省档案馆档案.奉天行省公署档.JC10-2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