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说法及原因探析

代先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究竟有多少人，曾经有多种说法。影响较为广泛的当属“12人说”和“13人说”。在“13人说”成为大家都认同的结论前，“12人说”一度是“定论”。作为中共“一大”的参加者，并且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就在“12人说”与“13人说”之间经历了一个反复。同一个人关于某件事的记忆，前后出现矛盾并不反常。但是，董必武在中共“一大”代表人数上的几次不一致的回忆，有着远为复杂的原因。

一、最初坚持“13人说”

董必武最早谈到中共“一大”代表的人数问题，是1929年12月31日给何叔衡询问“一大”的有关情况的回信中。值得注意的是，何叔衡和毛泽东是湖南出席中共“一大”的两名代表。他为什么还要找董必武了解会议召开的情况呢？事实上，何叔衡并没有参加完“一大”，他在正式会议开始前离开了。个中原因，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一段说法。张国焘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商讨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大家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生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1］138张国焘是一名叛徒，他的回忆录中多有污蔑之词，但何叔衡提前离开“一大”，则为董必武1929年的这封回信所进一步证实。正是因为何叔衡中途缺席，不知道会议召开的全部情况，所以才向董必武询问。而董必武的复信回答得也非常细致，甚至列出了十一个与会代表的名字，包括：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湖南代表何叔衡、毛泽东，湖北代表陈潭秋、董必武，留日代表周佛海。董必武还提到有山东代表参加会议，但“姓名忘记了”，也没说山东代表是多少人。［2］

从董必武的这段回忆中可以读出两个信息：第一，董必武肯定包惠僧是广州的代表，没有怀疑他的身份；第二，算上山东的代表，参加“一大”的代表至少是十二人。那么山东到底有几位代表参加会议呢？他们又是谁呢？1937年董必武会见尼姆·韦尔斯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他说：“每一个省派两名代表，日本留学生派了一名代表——周佛海，此人以后叛变加入国民党。湖北派陈潭秋和我为代表。湖南派何叔衡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做为代表，刘现在是托派。上海派李汉俊做代表，一九二七年在汉口被杀害。还有李达，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在武大任教。广东派陈公博做代表。此人叛变，担任南京实业部长。还有包惠僧，也在国民党内政部任官员。山东派邓恩铭同王尽美，这两个人后来都被杀害。”［3］292-293这里，董必武指明了参加“一大”的代表是13个，这个记忆也得到陈潭秋回忆录的印证。1936年，陈潭秋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这篇文章中，说出席会议的共13人，并给出了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的名字［4］。董必武应该看到了陈潭秋的文章，所以他在1929年记不起山东代表的姓名，却能在8年后的1937年明确无误地说出来。即至1949年，董必武仍然多次说是13个人［5］222。而当时，越多越多的人主张是“12人”。

二、“12 人说”的流播

“12人说”的最早版本源自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两者都主张出席会议的代表是12人，但都没有列出姓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于“一大”结束时或结束后不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是陈公博1924年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这两份文件是现时研究中共“一大”最可靠的资料，只是它们一直保存在国外，长期没有公开，相关信息自然也没有反映到1949年前“一大”其他参加者的回忆录中。

“12人说”的另一个来源是毛泽东。1936年6月，毛泽东在保安对来访的斯诺谈起参加中共 “一大”代表的情况时说“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的参加者“一共十二人。”［6］137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又说“一大”代表是12人。此时，毛泽东已经在党内确立了领袖地位和绝对权威，他所持的“12人说”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 年 4 月 21 日）》，成为党的正式见解［7］291。这样，30年代曾成为“定论”的“13人说”逐渐被“12人说”所取代。

从“13人”到“12人”，那么被剔除这个代表又是谁呢？毛泽东的几次回忆都没有列出“一大”代表的完整名单。但从他和斯诺的那次谈话中，可以挖掘出一些有效信息。毛泽东说：“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参加会议的别人是：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这说明包惠僧是在毛泽东的12人名单中的。当时到会的湖南人实际上有3个：毛泽东、何叔衡、周佛海，而毛泽东却说除他之外只有一个。考虑到何叔衡在正式会议开始前就离开了，毛泽东所说的12人可能没有何叔衡。不过，李达在1949年为申请入党而写的自传里，这个被剔除的人物明确指向了包惠僧。李达认为包惠僧出席了会议，但并非代表。这个说法相当牵强，因为以往的回忆录都没有对包惠僧的代表资格提出过质疑，而且当时也没有资格审查委员会一类的机构，根本就不可能分得出谁是代表，谁是一般的出席者。但不管怎么说，排除了包惠僧后的“一大”代表人数变成了12人，这和毛泽东的说法是一致的。有趣的是，后来李达的自传也就成了“12人说”的有力旁证。

1951年，胡乔木为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曾这样向毛泽东确认出席“一大”代表的人数：“第一次代表大会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毛泽东回答说：“是十二人。”［8］367《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出版后，“一大”代表“12人说”遂成为定论，50年代以后相关人士的回忆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这个定论的影响，董必武即是其中最具典型的一例。

三、放弃“13人说”

虽然建国后“12人说”已经成为定论，但董必武到1956年仍然没有改变自己主张。中共八大前夕，董必武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一大”时“各地小组共推选了十三个代表”。不过在回答《新观察》主编采访时，董必武的态度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关于代表名额，过去发表的都是十二人，在我的记忆里，却好像是十三个”［9］。一个“好像”，语气中已然透露出犹疑和动摇。

董必武放弃原来的意见是在1959年。是年8月5日，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给董必武送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等由俄文翻译出来的文件，请他鉴别真伪。前文述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这份俄文文件指明参加“一大”的有十二名代表。看完这些资料后，董必武彻底放弃了“13人说”。1959年9月5日，董必武给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回信，信中说：“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载明时间……这三个文件有漏洞，只有俄文而无中文，作者未居名，无年、月、日或仅有年分无月日，无收发文的地点等等，作为唯一可靠的材料是有问题的。我认为‘较可靠的材料’是就我看到的某些关于一大回忆录时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谈到的问题，有些引起我的回忆，好象有那么一回事。这也是我认为‘较可靠’的一点理由。因为我认为这三个文件是‘较可靠’的材料，所以我答复你们提出的问题，就在这三个文件里找出来。如一大代表人数，大会产生了什么中央机构和通过那些文件等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都明确答复了。我过去对一大代表人数是同意陈潭秋同志的说法，今后我愿意放弃这个意见。”［10］

1961年4月11日，董必武在与中央档案馆的同志座谈“一大”时，再次重申了自己的看法：“关于一大的代表人数问题，陈潭秋同志的回忆中，出席代表人数为十三人，他说包惠僧是广东出席的代表，我原先与陈潭秋同志的回忆差不多，也说一大出席代表人数为十三人。李达同志的回忆说出席代表人数为十二人，包惠僧不是代表地方组织参加大会，只是旁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所载出席人数单位，与李达同志回忆相同，我放弃原来的意见，同意出席一大代表的人数为十二人。”［10］1963年，董必武又依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李达回忆录答复人民大学党史系学生的询问，说代表人数是12人。所谓李达回忆录，是李达于1955年8月2日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文中说：“六月下旬到达上海开会的各地代表共十二人。”［3］10这个时候，董必武不仅接受了“12人说”，而且认可了李达将包惠僧排除在12人名单之外的说法。董必武的这种转变，个中原因值得寻味。首先当然是为了证明毛泽东“12人说”的正确。既然毛泽东的回忆是准确无误的，那么此前自己所坚持的13位代表中必须要减掉一个。包惠僧有过长期的脱党行为，并在中共建国大势所趋的时候仍在观望，这势必会影响到在党内的声誉和地位。而董必武对包惠僧早就不满，觉得包写的回忆录“常有鼓吹自己的不实之处”。［11］况且李达已经通过“出席”和“代表”这两个概念，将“12人说”与“13人说”做了精妙的调和，再加上新发现的资料也证实了“12人说”，所以董必武也就采信了李达的看法，把包惠僧剔出了12人名单。

这里有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即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中的记录，与“13人”这个事实和“12人”这个当时的“定论”出入在哪里？俄语文件的公开是“定论”以后的事，也就是说俄语文件同“定论”是没有联系的。随后以这份新公开的资料来倒推“12人说”的正确，完全是“以论定史”的做派。而它们在“一大”代表人数方面的一致，纯粹是巧合。可以肯定，俄语文件中减掉的这位代表绝对不是包惠僧，原因前面已有交代。日本学者经过考证，认为12位代表应该不包括陈公博。理由是，在嘉兴南湖开最后一次会议时，陈公博不知所踪。这件事不仅在张国焘和周佛海的回忆录得到证实，也为陈公博在会后不久写的文章所承认。日本学者的理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一大”结束后写成的，执笔者把当初的“13人”改为“12人”，不是什么资格审查的结果，而是大会结束时陈公博不知去向，所以将他排除了出去。《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著者石川祯浩认为“这样的推测，比‘包惠僧是指派代表’、或‘何叔衡未出席大会’的说法都有说服力。”［12］266

董必武显然也清楚这个说服力的问题，所以尽管受大环境影响接受了“12人说”，但对“13人说”还是念念不忘。1971年8月4日，董必武在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说：“‘一大’的代表，上海、济南、湖北、湖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是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讲是十二人，有的讲是十三人。”［3］365而这个时候，不管董必武对包惠僧是什么印象，包惠僧也必须被排除在“一大”代表之外。因为毛泽东在1969年中共九大的讲话中列举了12位代表的名字，包惠僧就不在列。当时特殊的政治氛围下，对毛泽东的讲话需要“认真学习、彻底贯彻执行”的。从服从党的决定角度，董必武也不得不对“12人说”表示赞同。对于这一点，董必武也曾隐晦地道出了苦衷。在1971年的那次谈话中，董必武说道：“回忆那时的事，难于摆脱现在的思想意识，如果加上了现在的思想就不一定可靠。你们想想，两个人回忆一件事，如果事先不商量，回忆的结果就不可能一样。”［3］366

董必武说这话时已担任国家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连他都难以摆脱“现在思想意识”的干扰，遑论他人。就这样，建国后中共“一大”的研究，如石川祯浩所言“陷入了混乱”，相关回忆不断受到“‘学习’、‘思想意识’和‘定论’的影响而被扭曲，而被扭曲了的回忆反过来影响研究。”［12］263

[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M].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

[2]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1929年12月31日 [J].党史研究资料，1980（13）．

[3]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一大”前后：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A]//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董必武.董必武选集[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斯诺.红星照耀中国[M].北京：新华书店，1984.

[7]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9]董庭芝，章祖蓉.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J].党史研究资料，1979（1）．

[10]谭玉轩，董良羽.董必武同志关于中共“一大”的几次回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4）.

[11]刘庭晓，马鸿儒.董必武同志为什么放弃一大代表是十三人的意见[J].党史通讯，1984（8）．

[12]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