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绅阶层的“守门”策略探析

张 新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流动性逐渐增强，明初淳朴、尊礼、节俭的风气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是奢侈、僭越、人心诡诈。以服饰、礼仪等为外在表现的身份、地位不断被僭越，这引起了部分士绅的深切忧虑。本文从明代中后期社会阶层的流动及僭越风气着手，探析士绅阶层在此境况下面对社会礼教的缺失、阶级界限的模糊等所采取的对策，并分析其原因和成效。

一、明代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明代中期以后社会流动加剧，既有地域间的流动亦有社会阶层间的流动。对社会阶层的流动，时人江盈科总结其向上流动的规律为：贫穷之家—温饱之家—文墨之家—簪缨之家—富贵之家；向下的流动规律为：富贵之家—歌舞之家—鬻贷之家—贫穷之家[1]。而向上层流动无疑是当时众人的愿望，需靠勤俭进取，科考而来。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参加科举、步入仕途的经济条件，而科举体制的相对开放性也使得下层民众进入士绅阶层的机会日益增多。如在洪武十七年颁行的“科举条式”中，放松了对科举应试对象等级身分的限制，规定凡“国子学生、府州县学生之学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而无钱粮等项粘带者”均可参加乡、会试，只有“学官及罢闲官吏、倡优之家，隶卒之徒与居父母之丧者”不许入试[2]。

受明代中后期奢侈僭越风气的影响，纲纪混乱，人心诡诈、不知足，科举的身份限制又被进一步打破，甚至一度被禁止科考的奴仆之子也有机会进入士绅阶层，在吴地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奴仆之子中举之风尤为兴盛，甚至有的人登甲第而成为翰林[3]。时人黄润玉对当时蜂拥科考的现象评述道：“古者士农工商各一其业，子孙守而民志定。今也农工商之贪黠者皆奔竞仕途，而谋吏胥出身，往往恣其贪黠，卒获仕途，以终其身。所以滥溢铨曹，纡蠹民社者，多此途也。”[4]下层各色人员的竭力涌入对士绅阶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其良莠不齐的知识和教养也引起了士绅们的忧虑。

二、士绅阶层的“守门”策略

面对由下而上蜂拥而来的大批人群以及服饰、饮食、礼仪等各方面的僭越现象，士绅阶层中的一部分采取了“守门”的策略，即采取各种方式阻止下层民众向士绅阶层涌入，不论是从内在涵养还是外在穿着，士绅们都竭力想将本阶层与其他阶层区别开来，以此试图保持其受人尊崇的精英阶层地位。

（一）守卫时尚

时尚是区别出类拔萃和平庸通俗的标准之一，它总是被那些既定的精英人物所控制和裁断。士绅们通过制定并不断改变时尚的标准，划出时尚与普通的界限，从而将企图挤进上流社会的追寻者拒之门外。

首先在服饰上，明初的服饰制度遵循着贵贱有序、良贱有别的原则，对服饰的面料、样式、尺寸、颜色等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同等级的人只能享用本等级的服饰，不得越礼混同。如只有王公贵族、职官才能享用锦绣、绫罗等服饰面料，庶民百姓之家只能用绸、素纱，而商人则只能用绢、布。此外，“其士农工商之人，异其衣冠，使四民不收之人，无容其身。”[5]即服饰也要体现出良贱之别。这在明朝初期人们尚能较好地维持遵守，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服饰僭越的现象就十分严重了，“不论士绅还是平民都同样地穿用他们喜欢穿戴的华奢服饰”[6]。“有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窃笑之，不置。至于驵侩庸流贼品，亦戴缙绅冠。俳优皂卒客居负贩之徒，蹑朝贵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为异。”[7]当人们的身份与地位不能再通过服饰表现出来的时候，士绅作为精英阶层就不能让人们显而易见并获得尊敬了，因而他们必须作出行动，成为时尚的先行者和代言人。

特定的服饰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此时士绅服饰被众人模仿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作为时尚的引领者，士绅们不断地将新的华丽款式传播到社会中去，从而引发全社会追逐时尚的狂热。但从上层向下层的传播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时尚的起源都是士绅之家，先是使女姬妾争相模仿，次及亲属，然后邻里再传播到社会中。正当流行时，大众普遍以此为美，无不崇尚，殊不知时尚流行速度太快，等大众上身，穿戴出去反被人掩口而笑了[8]。对这一过程，叶梦珠曾写道：“初时富有之家奇之，继而复弃之以求新美”[9]在这里，士绅扮演着时尚变化的代言人和反对者的双重角色。他们企图通过不断变化的新的服饰来保持士绅阶层的时尚领先地位，从而把其他阶层远远地甩在后面，以此守护着步入士绅阶层的大门。

其次在收藏品上，古董、字画等珍贵物品也是一部分人争相追逐的时尚之物。但在这里，追逐时尚的人群变得小了，只有真正的富有之人才会花大量金钱去购买。当然，士绅们也有将真正有知识的鉴赏者与富有商人或暴发户区分开来的办法，因为大多数有钱人缺乏对收藏品的鉴赏力，虽然一些人会选择本身由贵金属——金银做成的东西，如金质餐具、银质香炉等以此减少这种尴尬，但士绅也出于自我保护式的反应，否认这些东西的文化象征价值，并宣称拥有这些东西是极端粗俗的表现。富有人家购买字画等收藏品是追逐时尚，企图进入上层社会的表现，但或买到赝品或即便买到正品也只是摆设，缺乏对收藏品的鉴赏能力和展示方法，使得拥有金钱的他们距士绅阶层仍然遥远。

（二）守礼禁奢

明末奢侈风气极为盛行。如谢肇淛所说：“今之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牡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10]明末社会存在的奢侈风气极大地冲击了儒家的礼教秩序，从而引起了士绅们的深切忧虑。同时，为了维护身份与等级，守卫本阶层的界限，士绅们从禁奢出发，做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

首先，士绅通过约束自我的方式，从自身做起，革除民间奢侈、僭越的习俗。一些士绅在日常生活中就积极倡导禁奢复礼，并为民众做表率。如明人季本在与亲友登舟游乐时倡导不宜过奢，曾订立条约：“亲友有携觞豆，假舟游览者，止以四果四盘四格，勿特杀鹅及用牛肉，酒多不过长行，未面多不过二品，取于充饥，勿纵恣以犯天厌”[11]。士绅禁奢远不只是为“独善其身”，更重要是想通过他们自上而下的行为示范和教化倡导，使得禁奢复礼的观念深入民心，这对士绅这一精英阶层令人尊敬的阶级优势无疑起到保护作用。

其次，士绅通过编写家训，将尊礼及禁奢思想纳入其中，其在教育家人及子孙后代的同时，对当地的社会风俗也具有导向作用。如霍韬面对明末的奢侈之风曾说：“凡人家居，久则衰颓，由习尚日侈，费用日滋，人竞其私，纵恣口腹，逾礼甚。得罪天地，积致罪殃，小则败身，大则灭族，不可不畏。”[12]同时，在家训中，他告诫家人：“凡我兄弟子侄，服食器用，已有定式，只许量议撙节，不许增添毫发，以长侈风，败我家族”[12]。又如乌程人姚舜牧在家训《药言》中记道：“丧事有吾儒《家礼》在，切不可用浮屠，冠婚丧祭四事，《家礼》载甚详，然大要在称家有无，中于礼而已，非其礼为之，则得罪于名教；不量力而为之，则自破其家产，是不可不深念者。”[13]山阴人王畿在家训中也指出了奢侈习俗的危害，并告诫子孙：“不以礼堤坊之，不止也！去汰去甚，还质还醇，深有望于柄世教者云尔”[14]。

（三）守卫知识

中国士绅身份的获得主要是凭借科举及第。因而，进入士绅阶层必须具备较高的学识素养，这是区别于下层民众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明显地划出了绅民阶层的界限。“上层精英设立的标准是个人在进入上层精英社会前必须掌握表示良好教养的学识成就。没有充分知识去履行礼仪，进行高雅的谈话，赋诗，讨论哲人，或鉴赏精美的器皿和艺术品，此人就被阻于门外。如果不能接触到使这类技艺和爱好得以发展的社会圈子，此人甚至不知道怎样挤入高层社会。”[15]面对逐渐富裕起来的商人，士绅不太愿意与之为伍，正是学识这一条件就足以把那些满身铜臭却没有学养的商人拒之门外。

知识是无价的，富有商人虽然可以买到字画、古玩等具有文化品位的收藏品，但对收藏品的鉴赏在有知识的士绅们看来比拥有更为重要。鉴赏的方法可以从书中获得，但真正学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些书是为那些早已属于精英社会圈子内部的读者写的，由此士绅们划出一道知识防线，将无才的富有者挡在门外。鉴赏和保存收藏品是有很大学问的，如董其昌在一本艺术鉴赏手册中写道：“凡法书名画，古帖古琴，至梅月、八月，先将收入窄小匣中锁闭。其匣以杉板为之，内勿漆油、糊纸，可免湿霉。以纸四周糊口，勿令通气，庶不至霉白。过此二候，宜置卧室，使近人气，置高阁，裨远地气乃佳。”“展玩书画有五不可，谓：灯下、雨天、酒后、俗子、妇人也。”[16]由此可见收藏和鉴赏的复杂，这是一般民众所无法企及的。如一位歙县商人买来一个古青铜花瓶，这固然是较好的收藏品，是身份的象征，但这位商人却把它摆在他家祠堂的供桌上，这就闹出了笑话，因为供桌上是不能放青铜器的[17]。有收藏品却不知其使用和鉴赏的方法，这使得富有商人距离上层仍然遥远。

除前面提到的鉴赏古玩、字画等收藏品之外，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品种类逐渐增多，稀有植物和外来食品也进入收藏品的种类之中，成为士绅所需掌握的知识之一。以士绅张岳编纂的1530年的《惠安县志》为例，在县志中他列出了很长的土特产表，并告诉我们，最佳的荔枝产于枫亭和泉州南部之间的地区。龙眼必须根据三种尺度去加以区分：“龙眼”“人眼”和“鬼眼”。在谈及花木时，他指出惠安有四种不同的樱树，每种在6月至9月间不同月份内开花等等[18]。他之所以对惠安的特产和植物特别感兴趣，是要以此表明，鉴赏这些事物不是可有可无的知识，而是在精英文化圈子里与他人分享时所必须掌握的知识的一部分。

三、摇晃的大门

上述士绅阶层的“守门”策略固然可能是为一己之私，但他们在浮世之中能够从自身做起，竭力宣扬守礼禁奢，为善一方并试图扭转整个社会风气，这种行为和思想依然令人敬仰。他们的这些行为使得即使在商业浪潮日益泛滥的晚明，社会上出现了“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绪绅”的现象之时，“掌握了话语权力的士绅阶层仍是通过各种教化途径使得旧有的价值系统摇而不坠，商人社会地位的尊显最终还是要通过捐纳官职功名方可得到社会确认。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绅商已成为重要社会力量的清朝末年。”[19]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士绅都在“守门”，在明末世俗化、商业化的浪潮下，一些士绅早已抛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他们以广博的胸怀接纳那些涌入者，甚至在浮世中他们自己也醉心享乐，追求一种闲而雅的生活。

最严格的儒家社会模式，是将士绅置于顶层，并将商人置于底层，而一些士绅为商人行为的辩解及对其身份的接纳就使得两个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一位河南的知县认为，商人应该被征以轻税，否则会使国家与人民竞逐他们可能从商业贸易所得的利益。他还认为：“驱农以为商，尤可也；驱商而为道，不可也。”[20]在众多士绅选择守礼禁奢以守卫阶层大门时，一位上海的士绅陆楫则选择了赞同而不反对奢侈，他认为商家和富户“彼以梁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18]。而归有光也曾赞扬了一位徽商的家族“士而商”[21]，表明他愿意接纳这种混合。部分士绅心理上的接纳表明士绅阶层的大门已经开始摇晃，而社会风气的推波助澜注定是对士绅阶层“守门”策略的重大考验。

明代奢靡的社会风气也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贫富观念。传统儒家所主张的义利观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道义和财富的天平倾向于财富，士绅的地位也面临挑战。而一些士绅在此时也陷入了奢侈与颓废之中，如张岱对自己的纨绔子弟生活记载道：“极好繁华，好精舍，好养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22]。而在明代，即便贱民也可以通过投资商业，与社会地位较高的富门缔结婚姻等方式向上层社会流动。“笑贫不笑娟”的俗语深刻预示着传统价值观被颠覆的危机。部分士绅的熟视无睹和自身的堕落，在加上下层人员的积极涌入，阶级界限变得进一步模糊了。归有光指出：“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21]

阶层界限逐渐模糊首先表现在服饰上。尽管一些士绅努力做时尚的引领者，但服饰的僭越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这不仅仅是下层阶级的僭越所导致，还在于社会风气所引发的部分士绅本身的不重视。李乐在《见闻杂记》中就记录了这一现象，1579年学子们到福建省城去参加“举人”考试时，他发现这些学子在读书应试的时间之外，出去逛市场时不着标志身份的衣冠，这样就无法把他们与普通人区别开来。李乐向自家的年轻人诉说他的惊恐，他们告诉他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他们说过去的20年中在杭州参加乡试的学子都是那样打扮成普通人的模样[6]。而更让李乐气愤的是当其发现满街走动的生员秀才一身盛装，涂脂抹粉，红丝束发，装扮成妇人模样时，其作一首诗云：“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23]由此道出了一位传统士绅的感慨和无奈。

其次表现在行为举止上。明代后期，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更多的家庭有足够的财富使他们的子嗣接受教育并成为科举考试的候选人，而这些新增的富家子弟大多不是来自于可以受到良好行为举止训练的家庭。很多商人培养他们资质好的孩子读书应考，以作为家族长远的投资，“要好儿孙在读书，莫因秉性有贤愚。虽然不入青云泮，自与凡夫俗子殊”[24]是当时商人普遍想法的生动写照。然而没有家庭书香氛围的熏陶，他们中很多都举止粗俗。之前良好的行为举止恰恰是士绅阶层将自己与较低社会阶层区别开来的手段，而随着这批“新鲜血液”的涌入，士绅阶层与低阶层的界限又进一步模糊了。更有甚者，富家子弟在进入士绅阶层的过程中，会利用金钱的力量击败士绅的孩子，甚至出现了 “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25]的现象，由此发展下去，贵贱之分也将崩溃。

士绅阶层的“守门”可以说是一种无奈之举，是在明代中后期奢侈、僭越的浮世风气下的一种自我保护式的反应。但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去宣扬传统儒家礼教、从自身做起反对奢侈，用知识来抵御金钱，也是在试图拯救那个时代。而如范濂所叹：“吾松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兼之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牧竖村翁，竞为硕鼠；田姑野媪，悉变妖狐，化教荡然，纲常已矣。”[26]在社会转型的大趋势之下，这些“守门”的士绅的力量是渺小的，士绅中的“守门”者可能不占大多数，而其余的随波逐流者便乘着浮世之风放纵享乐，加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心学、基督教所带来的自由、平等思想的快速传播，下层民众也企图一展头角，士绅阶层的大门最终剧烈摇晃，阶层界限的模糊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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