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80年代”语境下文学的“反现代”审思

陈超　张婷

考察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义学反现代意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更宽泛的范围来看，“现代化与反现代思潮间的冲突正好代表着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不易消解。近两百年来的文学艺术和哲学上的各种思潮多多少少带有这种冲突的迹象”。事实也存于，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经济目标，在这三十年间，在带来物质和科技高度发展的同时，文学作品却从未间断过对其所产生种种弊病的深刻反映，如知青文学对乡土的眷恋、寻根文学对传统的回归、乡土义学对城市的排斥、生态文学对自然的呵护、底层文学对人生存困境的关注等，张承志、刘震云、刘醒龙、张炜、贾平凹、迟子建、邱华栋……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现代化进程给予自然环境、传统文化、乡上世界和人生存状态的破坏和冲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从另一学理层面来说，持续的反现代思潮其意义主要在于辨明社会现代化的真正本质，确定人类为此应付出的代价，是对现代化进行的一种反思、补充和增益，而并非是对现代化的有意拒斥和抵御。这一文化审思，对现代化正在不断深入的中国社会无疑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因此，如何重回“80年代”，去审视和考量“80年代”文学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反现代意识，再以此去观照这一思想对今后三十年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影响，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一、释义与重回文学的现场

美国学者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对“反现代”进行了如此定义：“反现代是在腐蚀性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猛烈地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做的意识性防卫。”孔朝蓬据此进行了适当发挥，他认为：“人们对现代意识的反驳，它包含两种不同的指向：一方面用前现代的传统思想对现代精神进行抵制；另一方面则指人们用后现代情绪对现代化行进中暴露出的缺欠进行批判和质疑，表现出一种现代性的焦虑。”综合以上两种说法，可以认为反现代化意识是基于人类对自身存在和发展审思基础之上的，是一种用传统应对现代、用意识防卫理性的现代性焦虑。英国贡巴尼翁则在其《反现代派——从约瑟夫·德·迈斯特到罗兰·巴特》中更为详细地介绍了这种焦虑的表征，他写道：“反现代派这个修饰词形容一种反动，一种对现代主义、现代世界、崇拜进步、柏格森主义的抵抗，也是一种对实主义的抵抗。它意味着怀疑、两重性、怀旧情绪，不仅仅是一种完全抛弃。”是比现代派、比历史的先锋派还现代的“超现代派”。另外，在书中作者还系统地从反革命、反启蒙、悲观主义等方面分析了西方反现代化的代表及其思想。但由于跨文化地区问的差距和新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历程，国内外理论界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反现代化意识的研究还是比较缺乏。

因此，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社会反应进行一次细致的考察，这不仅有利于确认反现代化意识的学理意义，还有利于重新认识和细化新时期文学形态的发展演进。首先，在当代文学史的习惯性书写中，新时期文学被描述为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其中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一度被认为是具有“革命性”和划时代意义的文学思潮。但借重返的“80年代”的语境和理论资源，我们就会发现，作为结束了一段意识形态强制和影响下的文学，在回归其主体性建构过程中所释放出的一种话语狂欢，其本身还具有太多原有意识形态的惯性书写和夸张演绎。确切地讲，这些与社会现代化主题相契合的文学改革，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和语言惯性，以及与政治惯性高度会合的话语姿态，都使它本身的真理性大打折扣。其次，回到新时期的文学现场，我们还不得不怀疑其文学主张仍存在过于强烈的政治功利性目的。这表现在，当“80年代”初社会现代化启动对文学现代化呼唤之时，文学不仅非常熟练地直接参与了当时“现代化”神话的积极构建，而且还理直气壮地成了文化民族现代性诉求的重要载体。

在此背景下，寻根文学却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个反向的尝试，它以“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归附”彰显了其作为时代主体性话语的特征，这一做法与当时盛行的反思、伤痕、改革文学思潮有着极大的差别，虽然尚未能完全避免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当“文革”之后的知识分子在最初几年都沉浸于批判、反思与伤痕话语体系中，既想在遵从主流意识呼唤，又想能在社会现代过程中扮演某种“文以载道”的角色之时，寻根文学却以“向传统文化”的转向，刻意拉开了与现实和政治主流意识的距离，并以此试图去构建其作为现代性语境下文学的独立品格，寻求一个艺术和文化的自觉。这种文学对自身独立品格的追求，后来发展为两个相反的方向：一个是以马原、残雪、余华等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他们以追求文学形式与语言的创新为目标；二是张炜、贾平凹、莫言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守成主义，表现为一种对现代文明的警惕和对传统文化回归的自觉。这两个方面分别代表着文学在现代化行进过程中的两种姿态，一个是与社会现代化的追求相契合，刻不容缓地追求文学形式的现代化、语言的现代化、结构的现代化，另一个是重新回头去寻找民族记忆中的传统和乡土，体现一种对现代化的回避和反思。这两个走向都是在文学现代化过程中所萌发出的两种意识，是积极思想和消极意识在文学行进过程中的纠缠和制衡。在此，我们只追随张炜、贾平凹、莫言等人在作品中出现的反现代意识的行进脉络。

二、文学反现代意识的表现

对新时期文学反现代意识的考察，离不开对其中具体文本的审视和分析，其中莫言、贾平凹、李杭育、张炜等作为80年代“寻根文学”的代表，他们的反现代意识更多地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寻根和怀思上。对于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它还存在着两个心态：一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需要和借用。“文革”期间，由于受文艺极左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化受到极大破坏，文学对历史和传统的书写往往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感召下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历史人物也被简单地划归为无产阶级、剥削阶级两大阵营。因此，受“革命”话语冷落、兑挤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自然就成了在“文革”结束后文学创作所必须重新审视和运用的资源；二是文学保持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距离的一种姿态需要。虽然，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社会文化思维的全面解锢，整个社会也因此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作为刚刚出离“文革”话语环境下的作家们仍然习惯于与政治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刻意去回避社会现代化的政治呼唤，从而把创作转向历史与传统。endprint

在具体的书写过程中，被认为是“从来没有认同城市”的乡土莫言，在80年代末的“红高粱系列”中就开始把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历史深思与对生命强有力的自由发泄结合起来，使历史、自然与人性在一种野性的生活状态中绞合在一起。这个一直站在文学创新与历史反思双重边界的“山东高密乡”冷静叙述者，对华美颓败的乡土世界孜孜以求，映现出了他对“城市”的刻意冷落和深刻反思。另一位同样痴迷于乡土的贾平凹，则一直守望在他那西部的乡土世界里，而早期的“商州”系列就是作者反观故乡的产物，其后《浮躁》则更进了一层，《秦腔》表现为完全与故乡是融为一体的。毋庸置疑，1980年代的贾平凹正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用充满诗意和灵性的文学挽留着作为传统文化象征的“商州”之美，挽留着乡里人珍子与刘成的爱情之美，并在一曲曲乡愁的吟唱中，映现出他一直留在乡土世界里的那份落寞。

在李杭育那里，“现代化”的反思则直接转化为对自然民风和山水的沉迷和坚守。他的小说描写了葛川江沿岸依然保持的传统人伦风情，表现出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生活方式的种种困境。于是，“这种风俗图面的美感力量就不仅仅在于把人带入丰厚的生活原貌中，那诗情画意犹为牧歌般地感染人们。而且真正地把笔下的表现物作为整体性内容，让它在特定的时代，裂变出语言意义以外的深层内涵——历史的文化怎么办？传统的生活怎么办？个体和个体的精神怎么办？”李杭育的一系列问题提示了当前城市化进程对乡土生活和乡土经验的吞噬，乡土的生态景观与文学观照势必会在现代化话语的强大攻势下朝不保夕，于是作为文学对传统与乡土世界的守护只能是一种边缘化的历史姿态。

以乡土中国的人伦价值来反思现代性，并作为反现代性精神归宿的“乡愁”叙事，张炜无疑具有某种代表性。他在1986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描写了胶东芦青河畔洼狸镇上几个家庭40多年来的荣辱沉浮、悲欢离合，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以及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土地的变化。在此，张炜以人与土地的感情、情结为其叙事的基本动力，充溢着反抗现代性及关注底层人生存的批判意识。他以一艘“古船”喻指中国大地，以一条河流象征生生不息的生命，通过一个家庭的沧桑抒写出了民族灵魂的历时困境和挣扎。

除了以上作家，同一时期的张承志、韩少功、阿城、郑义等也都以各自不同的笔调和眼光审视着中国古老乡土世界的变化与传统文化的失落。这一大批“寻根”作家，引领着我们走进了一个个在现代化背景下不断消逝的乡村晚景。张承志在《黑骏马》里让我们领略到了蒙古草原的壮丽和阔大；韩少功的“鸡头寨”使我们痴迷于神秘的湘楚世界；阿城的乡野是那样的超逸灵秀；郑义的老井村厚实而坚韧……于是，在新时期文学观照下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地勾勒出这样一些问题：“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只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的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移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而这一切都一一映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因此，当“80年代”现代化刚刚启动之时，他们就敏锐地觉察到了现代文明对乡土传统的冲击，感受到了在历史行进过程中现代人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义利关系、善恶标准的“变异”，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三、反现代意识的思想检视与审美反思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反现代意识实质上表现为对现代性的一种消解。这种消解在新时期文学作品中表现为一种文化守成的姿态、一种怀旧乡土的情结、一种崇古先验的精神、一种对自然的尊重和推崇；从深层的学理层面来说，反现代意识是对科学真理、工具理性、技术文明的一种消解，是对绝对理念和先验历史观的一种反思，展示了一个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一元、中心、权威向多元、边缘转化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习惯性的历史思维方式被革命性地颠覆——而颠覆的本身不仅是一种破坏，更意味着一种对“现代性”的超越。

毋庸置疑，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它不可能完全遮蔽一个民族在历史行进中所遭遇的种种尴尬，以及伴随而来的文化失落和“断裂”。80年代初期，随着西方思潮和理论的大量译介和引进，作为刚刚出离革命历史话语迷津的文学普遍经历了一场剧烈的“西方冲击”，现代主义潮流以席卷之势震荡着中国文坛，在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融合之间，中国文学现代性过程实质也就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化”过程。而在这种本土化的消融过程中，一方面造成了文学界对西方话语资源的盲目依赖和长期迷信，另一方面也致使本土文化产生自我身份的诘问和焦虑，表现出对既有文化成规更深的固守和依赖。因此，他们“失根”的焦灼和“寻根”的急迫，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固守与吟唱，实质上并非只是对中国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的一种简单重复，而是西方话语方式的一种“中国化”表现，是巧妙地用“中国经验”包装下“西方思想”的另一种说辞。于是，在“嫁接”西方理论的同时，事实上也包含着对西方现代性话语中反现代意识的自觉接收，由于这一关系，整个“80年代”的文学思潮不但可以看成是国外的现代性理论的“中国化”过程，也可以看成是文学反现代意识在中国的萌发和开端。

文学现代性是与古典性相对应的，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知识话语。现代性问题形成以来就一直伴随有文化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的纠结，哈贝玛斯对此做了区分：“文化现代性主要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科技进步和工业文明的产物，表现为对技术与理性的讴歌。而美学现代性则是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暴露的问题进行批判和质疑，表现出对生命价值和感性思维的珍重。”从这一观点出发，笔者认为美学现代性所体现出的就是反现代意识的美学理念。这种反现代意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在于，它促使了人们积极反思先验历史观和预置的历史发展模式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绝对权威，对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失误和盲点给予不断地审视和检讨。应该说，在现代化追求技术与理性的情况下，反现代意识所表现出来对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的固守，对当下文化现代性高歌猛进之时起到了反向鞭策的作用，是另一维度增进和丰富了现代性的内涵。endprint

这种反向鞭策的作用和意义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在精神层面对启蒙与现代性的理性维度提出质疑。“从笛卡儿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得到重建。”而19世纪到20世纪生命哲学的兴起，却对这种以黑格尔、笛卡儿为代表的唯理性主义进行了反驳，叔本华直言：“‘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是一个真理，是对于任何一个生活着和认识着的生物都有效的真理。”尼采在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基础上提出了权力意志论，认为在“上帝”死了的年代要“重估一切价值”，而后来弗洛伊德却从生理、心理的角度强调了人的生命本能、直觉和潜意识的作用。生命哲学从个体的生命本质出发对理性主义现代性予以了理论的颠覆，并对预置的终极性“绝对理念”进行了反驳，开启了相对性的现代化更生之路，使“人”摆脱了工具和手段的观念而成为目的本身。纵观这一过程，从机械的“技术崇拜”转向为对个体生命的确认，并试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融，体现出了人类对自我有限性的认知和对现代化的警觉，是一种真正自由与真实的维护。其二，在叙事形式方面消解了文学现代性的史诗品质和宏大叙事。利奥塔认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主导叙事，即宏大叙事。而在现代性社会有三个基本的元叙事居于主导地位，即科学知识元叙事、思维同一性元叙事、人的解放元叙事。这一观念揭示了在现代性一元、中心、权威的遮蔽下仍具有一个多元、边缘、个体的理论空间，在理性主义、绝对理念、逻辑原则的理性王国下，却是充满感性、偶然、片断的现实生活。事实也在于，伴随历史的跌宕起伏、潮流更替，中国当代文学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寻找、建立适合其自身发展的文学范式。这种对伟大现实主义传统文学范式的追求，从左翼文学开始，延续在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改革文学等一脉思潮上，其中体现出主流文学对史诗品质和宏大的叙事一脉深情。但在反现代的语境下，宏大叙事却普遍受到质疑和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丰富的各种微观叙事。这些微观从“人本主义”出发，把人的生存体验和本真感受作为叙事的参照，而不是从刻意、宏大的概念和先验去追求文学的时空感和史诗性品格。

结语

反现代化意识是世界性的文学潮流和重要课题，也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所萌发和发展的一种文学思维形式。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层面对现代化强烈进取的姿态和文学现代性话语的遮蔽，致使文学批评误解或有意忽略了反现代化意识的积极因素，学术反应明显滞后。毋庸置疑，在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仍有相当的差距，文化启蒙精神尚未真正深入人心，又遭遇文化相对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今天，文学过于强调去回避现实的困境和精神的失落。而一味沉浸在文学守成主义的审美天堂，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张承志、张炜、贾平凹等人坚守的民族文化价值和美学原则，其中散发出的理想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锋芒，亦使在文学市场化、商品化和娱乐化的今天，愈发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美学情怀。

（责任编辑：吴景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