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主题类型及创作特色

黎思彤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学生处，重庆 400065)

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许多作家都善于在作品中表现最朴实的乡土生活。这类描写农村生活的写实作家都可以归入乡土文学作家的行列，他们的作品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乡土文学可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形式，它娓娓表述着人类普遍的乡村情感，并且以知识者觉醒的现代意识和哲学眼光审视着特定的乡土历史文化，包括特殊乡村习俗、地域风情、时代特征及人文心理等，呈现出一种民族文学的形态”。[1]这种文学形态在20世纪中国创作界兴盛不衰，不仅是受到了既定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更是文学本体自由选择的结果。整个20世纪的乡土文学，都在用不同的历史眼光和时代眼光捕捉着各时期的中心话题，透过乡土这块永远的文化“土地”去发现人的灵魂轨迹，勾勒出历史文化精神的基本走向。可以说，乡土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整体兴盛是历史文化的积淀，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本文所要关注的，就是在这种民族文化的书写中，整个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呈现出的主题类型和创作特色。

一

首先，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以启蒙话语作为思想资源，对愚昧的乡村进行批判的主题。这一主题的描写，可简单归纳为“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比较集中和突出反映在五四到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到八九十年代的回到生存本身这样一个主题的创作，也贯穿着这样一个蕴含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主题。涉及这类主题的作品，包括20年代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风波》，这也是乡土文学“改造国民性”主题创作的开端。这类作品还包括王鲁彦《菊英的出嫁》、台静农的《拜堂》等。而到了三十年代，这一主题相对陷入低潮，代表性作品不多。四十年代萧红的《呼兰河传》、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则又重新回归这一主题。八十年代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都是这类主题的代表作品。可以说，“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是将人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精神，也是乡土文学的核心理念。作家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揭示了传统文化给国民性塑造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在这些充满了国民劣根性的人物形象身上，作家在剖析国民精神的同时，也体现了其人文主义的关怀，是其渴望“立人”的爱国期盼。这种文化批判在艺术探讨中得到了更为旨高意远的升华。

其次，是表现中国乡村随着时代风云变幻而日益动荡不安的生活的主题。20世纪四十年代以后，这类作品演变为对中国农村社会主流政治活动的形象描绘。这一主题的作品可简单归纳为审视乡村风云、探索农民出路的主题。最早表现该主题的作品是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此外，还有叶紫的《丰收》、吴组缃的《樊家铺》、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三里湾》、丁玲的《桑干河上》、古华的《芙蓉镇》、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贤亮的《河的子孙》、陈忠实的《白鹿原》、尤凤伟的《小灯》、贾平凹的《秦腔》等。这一主题主要是从农村这一角度去演示整个社会变革与政治斗争。通过农村一隅来为社会政治意图寻绎合理注解。当然，乡土文学的这一主题的呈现，“并不局限于单一的题材，也并非是作家主体的创作意识的驱使，而是受当时的政策影响，所反映的也都是当时社会的面貌，从中也就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2]即便是同一题材，在表现方式等诸多方面也会因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同样是土改题材，《小灯》与以往描写土改的小说，如《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存在一定的差异。《小灯》是当代作家创作的以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为背景的小说，通过对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众多人物的不幸命运的叙写，揭示了权力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异化现象，对所谓群众斗争的盲目性和残酷性作了出色的描绘，对弱势者、惨败者、不幸者寄寓了深切的同情。因为作者在年龄、身份与经历上的不同，与40年代解放区的创作《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相比，是有一定相关和区别的。

这种相关与区别体现在作家主体意识上的社会责任感、创作的切入点、主题意蕴和创作手法等多个方面。《小灯》尊重事实，试图还原历史的描写与以往的土改小说是相同的，这也是历史无形中的牵连。除此之外，《小灯》与以往的土改小说相比最突出的地方还是它们所呈现出来的明显的差别。《小灯》讲述的是农民胡顺，之前是土改积极分子，后又冒着危险放走了面临残杀的地主，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虽然他的肉体牺牲了，但他的灵魂却在“灯”的感召下彰显出了人性之善，人格得以升华。这种充满人道主义关怀和人性光彩的描写，是对土改运动的重新诠释。可以说是对土改传统意义的解构。《小灯》呈现出的不拘于现实的浪漫主义特征，作者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土改的时代，这也充分说明作者只是采用一种兴之所至的虚构，意图所要实现的，只是对它进行一种个人化的阐释。总的来说，“《小灯》是从人性角度观照和阐释历史，关注个人的生存和命运，不只是补充了历史画面，更修正了某些历史阐释。而且，人性的视角更切近文学的独特本质，所对人性弱点、同情心和悲悯主题的思考，将深化我们对历史本身和民族精神等方面的探索，也能提升我们的文学品质。其次，他们对历史某些本质的解构，使我们看到了以往被神圣庄严所包裹着的历史的另一面，也可以说被遮蔽的一面，还原了某些历史现象”。[3]

乡土文学的第三个主题类型，是以优美抒情的笔调描写中国乡村的恬静、安宁、风俗淳朴，在对乡村往事的回忆之中寄托作者的某种情怀，可称之为借田园牧歌寄托个人心事的乡土小说。代表作品有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等。这类小说也被称为诗化小说，是一种风格平实、笔调清雅的小说创作。

二

从乡土文学的主题类型中，我们不难发现，在20世纪几乎所有的乡土文学作品中，都包含着深刻的时代内容，乡土文学不但宣扬民族文化的精髓，也记录时代历史的变迁。同时，在这种立足于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创作中，也饱含着作家主体的创作追求，从而流露出作家独特的创作情绪。

例如鲁迅的小说《风波》，描写了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在江南某水乡所引起的一场关于辫子的风波，展示的是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还处于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的统治和控制之下封闭、愚昧、保守的时代特点，表现了反封建的时代内容。作家的创作情绪也是复杂的，既有对农民狭隘性的讽刺，也有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而造成社会凋敝现象的不满，更多的是对于社会变革的深重忧虑。这也正体现出了鲁迅以改造国民性为主旨的创作追求。通过揭示人物的精神顽疾，来展示人物灵魂，倡导一种思想革命。

石舒清的《父亲讲的故事》，是他传奇化叙述风格的代表作品，也是作家个人化风格的创作追求的突出体现。这部作品的基础价值观是民间文化观念，整体叙述语调是西北方言，这都集中体现了作者个人化的风格特点。作者在作品中说了五段“古今”故事，企图将现代小说要素带回到古典形态之中，同时又承载着现代性的创作要求。现代小说的要素包括价值观念、情节模式、叙述方式等多个方面，均体现出了与古典小说的不同。如在情节模式上，《曹居中》就刻意打破古典小说的大团圆模式，好人曹居中最终未能得到好报，受其恩惠的牛化东做了大官回来，也几度与恩人失之交臂。在叙述方式上，用说书的口吻、现代小说的叙述人来讲“古今”，所以，就有了源于现代人的视角和现代小说惯用的剪裁方式。而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悲剧，则反映出了特殊的时代历史境遇，涉及的时代内容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和矛盾，以现代人的视角审视传统价值观念。其中流露出作家的创作情绪基调是对于民间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热爱，以及传统价值观念生存困境的潜在忧虑，同时也是颂扬和提倡那种原初的人性的价值观。

通过以上两部不同时代作品的分析不难看出，乡土文学始终都在记录着时代历史的变迁。而不同的时代，体现在作品中的内涵却又不尽相同。但不论内涵如何，作家的创作追求也始终未离开艺术的标准，未离开人文精神的关怀。这也是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主要特点。

三

20世纪乡土文学忠实记录着这一世纪中国农村丰富的生活演变史，描写了中国农民由愚昧麻木逐渐走向初步觉醒的过程，展现了乡村社会关系的种种变动，是一部20世纪中国农村的社会变革史，具有相当高的认识价值。陈忠实的《白鹿原》就突出表现了乡土文学的这一既宏大又本土性的特点。同时，20世纪的乡土文学作品有一支脉，描写着古老中国具有民族性的特殊的风土人情。由于作者的情感渗透其中，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就给人一种细腻温婉的感觉。这也使得这些作品本身具有了非常高的审美价值，更有可能传之久远，如沈从文的经典作品《边城》。

在进入四十年代以后，乡土文学的描写对象和艺术感觉方式开始发生转变。乡土文学当中政治说教的意味逐渐加重，结果也导致了几十年间乡土文学的艺术品位都呈现出了严重下降的趋势，这方面的特点主要反映在十七年文学的创作上。当进入80年代，乡土文学又重新获得了生机。作为80年代启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具有比较重要的认识价值和比较高的写作水平。

知识青年进入乡村后，给农民生活带来了特殊的内容和色彩，也使80年代以后的乡土文学多了一种特殊的创作视角。如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作者就采取了全新的视角，通过“我”的回忆叙述自己插队故事，展现自己曾经生活过的那片古老土地的新鲜活力，通过回忆那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将整个民族生存的底蕴呈现给读者。知青不再是创作的切入点，却是故事铺展开来的中介，这也是知青文学新的更为深远的探索。史铁生这篇突破旧框架的知青文学作品，以更加引人入胜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升华了知青文学的精神境界，也是作者与那片古老而深邃的土地的一次精神对话。

而在20世纪最后的十年，由于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文学风气的变化，乡土文学创作出现了危机。作家们对新的乡村社会缺乏穿透的力量，这导致了乡土文学作品数量的急剧减少和质量上的停滞不前。这也给乡土文学的发展敲响了警钟，给乡土文学注入新的活力成为突破困局的唯一途经。

参考文献：

[1]陈继会.中国乡土小说史[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2]杨曦.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主题变迁[M].怀化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3).

[3]刘利茹.土改小说再解读[D].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