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误读与自觉忽略——隋炀帝萧皇后《述志赋》的文本内涵与历史命运

束 莉

（安徽大学 古籍办，安徽 合肥 210039）

由唐初著名诤臣魏徵主持编撰，成书于贞观年间的《隋书》，无论是史料的选择、剪裁还是阐述，都贯穿着对前朝何以败亡、本朝如何长治久安的思考。该书共载录女性文章两篇，隋炀帝萧皇后《述志赋》即其中之一。《隋书》对其撰写缘起的描述，似已解释了它入选的原因：“（萧）后见（炀）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为《述志赋》以自寄”[1]1111。然而，细读该赋，并参之以隋末唐初的历史情境，可知《隋书》的解题，或许正是一种“有意误读”。

1 《述志赋》文本内容与《隋书》解题的矛盾

《隋书》对《述志赋》的解题已见上文，其大意可简括如下：

萧皇后的夫君隋炀帝，德行日益败坏。她知道这样不好，但又不敢直谏，只好写了《述志赋》以抒发自己的情怀。

可见，《隋书》认为，《述志赋》的创作缘起于萧皇后身处的伦理困境。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贤人失志”主题可谓源远流长，因此如上解释似乎颇合情理。然而，《述志赋》的文本，能否提供支持这一解释的内证呢？

可以先简要梳理一下此赋的脉络:

承积善之余庆，备箕帚于皇庭①。

以上为开篇，点明自己的身份。

恐修名之不立，将负累于先灵。乃夙夜而匪懈，实寅惧于玄冥。虽自强而不息，亮愚蒙之所滞。思竭节于天衢，才追心而弗逮。

备述自己深恐不能恪尽妇职，有辱先人，因此竭尽所能，以期补益。

实庸薄之多幸，荷隆宠之嘉惠。赖天高而地厚，属王道之升平。均二仪之覆载，与日月而齐明。乃春生而夏长，等品物而同荣。愿立志于恭俭，私自兢于诫盈。孰有念于知足，苟无希于滥名。

至少从字面上来看，她表达了一种生逢明时的庆幸。以下数句更为具体地点出了她感激的主要对象正是夫君炀帝：

惟至德之弘深，情不迩于声色。感怀旧之余恩，求故剑于宸极。叨不世之殊盼，谬非才而奉职。何宠禄之逾分，抚胸襟而未识。

“故剑”典出《汉书》卷九七上《外戚列传上·孝宣许皇后》。汉宣帝微时曾娶庶人之女许平君为妻。登基后，“霍将军有小女，与皇太后有亲。公卿议更立皇后，皆心仪霍将军女，亦未有言。上乃诏求微时故剑，大臣知指，白立许婕伃为皇后”[2]3965。萧皇后虽为后梁国主萧岿之女，然而一则后梁已被隋吞并；二则她本人年幼时因生辰不吉，曾辗转寄养于亲属家，备尝贫苦滋味；三则隋炀帝此时已经历了从藩王到皇储再到称帝的身份提升，因此她用“故剑”之典，来比喻炀帝之念旧，自有熨帖之处。

这种恩德使她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上文业已提及的不安，再次激荡心间：

虽沐浴于恩光，内惭惶而累息。顾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难。实不遑于启处，将何情而自安！若临深而履薄，心战栗其如寒。

她的解决办法是援引道家守雌尚朴的信条，以道德的净化来安顿内心：

夫居高而必危，虑处满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摄生于冲谧。嗟宠辱之易惊，尚无为而抱一。履谦光而守志，且愿安乎容膝。珠帘玉箔之奇，金屋瑶台之美，虽时俗之崇丽，盖吾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岂丝竹之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恶之由己。

但除了这种消泯世俗欲望的“无为”外，她还积极谋求“有为”：

荡嚣烦之俗虑，乃伏膺于经史。综箴诫以训心，观女图而作轨。遵古贤之令范，异福禄之能绥。

有意思的是，上文还被视为息心静虑之方的道家，转眼就被否定了：

时循躬而三省，觉今是而昨非。嗤黄老之损思，信为善之可归。慕周姒之遗风，美虞妃之圣则。仰先哲之高才，贵至人之休德。质菲薄而难纵，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实礼义之所遵。虽生知之不敏，庶积行以成仁。

她不仅取法古代贤妃，还仰慕先贤的才德，积极致力于“为善”、“积行”，这种态度，称之为踌躇满志也不过分。

惧达人之盖寡，谓何求而自陈。

此句表露撰文用心：即害怕通达事理的人太少，不明白我的用心，因此以赋自陈。

诚素志之难写，同绝笔于获麟。

“获麟”一典，诞生于中国早期史学史。《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3]1680。孔子将此一时间作为《春秋》记事的终点。西晋杜预注《春秋左氏传》，就此阐释道：“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时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脩中兴之教。绝笔於‘获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3]1680。可见，“获麟”被选择为《春秋》的终结点，是富有政治寓意的，即贤人不见明时、圣君的悲哀。对撰史者来说，则意味着其事业的终极价值值得怀疑：用历史书写来干预当世政治，注定是一场无果的努力。

这一典故的存在，对理解《述志赋》的意涵形成了一些干扰：萧皇后也感触到了时不我与的悲慨吗？如果要保持对文本理解的开放性，不妨认为有这一可能，那么文章的整体脉络就真得是“曲终奏雅”——前文所表达的积极态度，都是惆怅的回忆。但这种文脉反转太过于突兀，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另一种理解：南北朝时期，“获麟”这一典故固有的意义已趋于淡化。如与萧皇后同族的梁元帝萧绎，在他精心撰述的《金楼子》中，即有这样的夫子自道：“以有涯之生，逐无涯之智，余将养性养神，获麟於《金楼》之制。”可见，“获麟”在萧皇后之前的时代里，已可用来指称自己所看重的作品的撰写。

通过以上逐层梳理可知，除了一个意旨尚可商榷的“获麟”典故，很难再找出萧后有什么“贤人失志”的隐衷，相反，一种积极进取、期于有为的情调倒是洋溢在字里行间。也就是说，该赋的文本内涵与史书所拟定的写作缘起并不吻合，“失意自寄”说难以成立。既然如此，史书为何要将一个看似严正的意旨指派给《述志赋》呢？《隋书》编撰的意图和实际过程值得考察。

中国古代史书的编撰，均号称以“实录”为基准。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史料的采择、裁剪及阐释无不受到该书编撰意图的影响。众所周知，唐初开史馆，对魏晋南北朝各朝历史进行回顾，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史为鉴，总结为政经验。怎样最大限度地体现教化、规箴之意就是魏徵等史臣的基本考虑。

同时，近代史编撰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入史人事与现实人事的纠葛。中古时期世家大族的兴起，使得这一问题更显得突出。注重门第清誉的诸家族，对于自己的先人是否入史，以何种面目入史的关注十分密切，处理不慎，将引起各方纷争。

如何塑造萧后的形象，恰好同时涉及到以上两个问题。

凭借对李唐皇室的辅佐之功，兰陵萧氏的不少成员在唐初地位显赫。其中最为突出者即萧皇后之弟萧瑀。他在隋时即与唐太宗过从甚密，在隋唐易代、玄武门之变等关键时刻皆有功勋，贞观年间数次拜相，最终被纳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列，为今人所熟知的名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就是太宗给他的赐诗，君臣情义可见一斑。

隋亡后，萧皇后先后被宇文化及、窦建德军队所掳，后入突厥。但她并没有被唐君臣忘记，贞观四年，唐军与突厥作战获胜，将其礼迎回唐廷。2013年，隋炀帝与萧皇后的合葬墓在扬州被发现，据目前的考古报告可知，萧后的葬仪规格远在炀帝之上[4]。这一反常现象恰好提示了一个事实：萧皇后在入唐后所获得的生前、身后礼遇，并非依靠夫君旧尊，而是有赖于萧氏的当朝冠冕。

那么，成书于贞观年间的《隋书》，在涉及萧皇后的篇章里，自然要维护其体面。因此，史臣们为何要用“失志自寄”说的框架，嵌套一篇至少从字面上看不出有多少规箴之意的文本，便不难理解。有了这篇文字，萧皇后便可与夫君的恶行划清界限，证明自身德行之清白。这无疑为她提供了一个获得道德救赎的机会。但从逻辑上来讲，这种行文方式又构成了一种循环论证：萧皇后的品德，有赖于这篇文章为证；而这篇文章的意旨，又是基于萧皇后确有德行、且悲感夫君失德为写作背景而成立的。

从后世涉及萧皇后的文字来看，贞观史臣对于《述志赋》的阐释得到了广泛接受，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历史形塑。如明赵则杰所编《古今女史》，其刊刻者赵问奇在萧后事迹条后附加案语云：“事非其主，不敢明谏，赢得抚衷自怜，大有《终风》之感”[5]。终风即《国风.邶风.终风》，在中国儒家诗教语境中，它被大儒朱熹等人解读为庄姜讽刺夫君卫庄公的寓言诗。上文已述，《述志赋》的文本内容并不支持《隋书》对它的阐述，那么为何后世读者并未就此提出质疑呢？

首先，正史的权威性难以忽视。

其次，贞观史臣对《述志赋》的解说，并非别出心裁。在中国代代沿袭的儒家诗教传统启发下，如果他们先入为主地将某人定位为“贤妃”，她的文字便很容易被贴上“刺昏君”的标签。以上被赵问奇拿来和《述志赋》类比的《终风》，以今人眼光来看，不过是女子怨恨丈夫/情人之薄情，抒发积怨的作品，它与庄姜的联系，可谓无中生有，牵强程度更甚于贞观史臣对《述志赋》的解释。然而，浸润于同一诗教传统的后世文士，却可以非常自然地接受这种思路的解读。

最后，中国古代文学中，“贤人失志”的主题被代代传承，并贯穿了大部分以“述志”为题的抒情作品。试观梁昭明太子所编，对唐代士子发生重大影响的文学总集《文选》，以及编撰于唐初，集魏晋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类书 《艺文类聚》，其中涉及到“述志”的部分，如前者的“赋”类“志”部，后者的“人部”十“言志”可知，其中名篇如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曹植《玄畅赋》、潘尼《思退赋》、陆机《遂志赋》，多感慨日月流转、壮志难遂，故归心黄老，恬淡求退。由前文的梳理可知，萧皇后《述志赋》其实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言志”类作品中的“非主流”，体现了一种积极明朗、期于有为的格调。但当它被史书纳入一个“失志自寄”的剧情框架时，在主流“言志”传统的掩蔽下，其意涵极易混同于众作。

综上，对《述志赋》的文本内涵，贞观史臣进行了一定的曲解，而联系他们所身处的历史情境和秉持的撰史意图，应该说这种安排，是为了照顾史书的当世影响和劝诫意义，而进行的一次“有意误读”。

2 《述志赋》写作缘起臆说：以萧皇后的人生轨迹为参照

撇开史臣对《述志赋》的拔高解读后，能否通过对萧皇后本传与散落史料的考察，更为真切地描绘出其人生轨迹及性情特点，并以此为基础，将《述志赋》的写作较为妥当地安置于其人生的某一节点上呢？

女性的一生，一般会扮演四种基本的家庭角色：为人女、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对于中国古代女性，如何把握这四种角色，几乎就是全部的人生课题。而不同的人生阶段，某种角色往往居于主导位置，决定了她的生活情态和性格走向。以下便分别从上述四种角色着眼，对萧皇后的人生轨迹进行勾连，并探讨其性格的不同侧面。

2.1 寄人篱下的女儿

据《隋书》卷三六《皇后传.炀帝萧皇后》，她从幼年到成人的经历颇为曲折：“江南风俗，二月生子者不举。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养之。未几，岌夫妻俱死，转养舅氏张轲家。然轲甚贫窭，后躬亲劳苦。炀帝为晋王时，高祖将为王选妃于梁，遍占诸女，诸女皆不吉。岿迎后于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 于是遂策为王妃”[1]1111。

可见，虽贵为后梁国主萧岿之女，年幼的萧皇后却形同被弃的孤雏，寄人篱下、备历辛苦，得选为王妃，实缘于不可逆料的偶然因素。她被反复抛置于命运的峰顶与谷底，小小年纪就尝尽世间冷暖。

2.2 大智若愚、不乏心计的儿媳

作为皇家儿媳，公婆的欢心有时要比夫妻之情更为紧要。或许正是早年的坎坷经历，使得萧后对人情的体察细致妥帖。她的夫君，时为晋王的杨广，觊觎储君之位，志在夺嫡，而此计划的施行与最终实现，萧后的配合不可或缺。因为储君一事，虽系国家要务，却也是皇族“家事”，家庭中的亲疏远近至关重要。

杨广夫妻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夫唱妇随，以极度的恭顺孝敬，先是打动了独孤皇后。这一点，连朝臣都洞若观火：“（杨）素入侍宴，微称晋王孝悌恭俭，有类至尊，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儿大孝顺，……又其新妇亦大可怜，我使婢去，常与之同寝共食。岂若睍地伐（杨勇）共阿云（杨勇妾）相对而坐，终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遗素金，始有废立之意”[6]1232。在善妒的独孤皇后看来，炀帝与萧后之间亲密、专一的伉俪之情也是值得信赖的表现：“皇太子勇内多嬖幸，以此失爱。（炀）帝后庭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取媚于后”[7]94。“姬妾但备员数，唯共萧妃居处。（独孤）皇后由是薄勇，愈称晋王德行”[6]1229。 其时，“高祖雅信文献皇后”7[94]，“每事唯后言是用”[1]1109，萧后对婆婆曲意逢迎，可谓用心良苦。

更重要的是，隋文帝对这个儿媳也十分满意。“后性婉顺，有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候。高祖大善之”[1]1111。所谓“占候”，即通过与神灵交感而获得预言能力，其中不乏表演成分，但这恰恰成为了隋文帝废立太子的理由或者借口之一：“时太子勇失爱于上，潜有废立之意。谓（高）熲曰：‘晋王妃有神凭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8]1282？所谓“有神凭之”，不过是萧后与炀帝刻意营造、共同散布的人间神话，然而对于“好为小数”、迷信天启的隋文帝，这恰好是一种极佳的迎合。

2.3 备受恩礼的妻子

萧后在夺嫡过程中有力的辅助，使得炀帝在登基后，仍感念不已。正如《隋书》所言：“炀帝大横方兆，萧妃密勿经纶。是以恩礼绸缪，始终不易”[9]1787。但二人关系中，仍有几个问题值得深究。

一是二人的融洽关系是否仅仅缘于政治上的合谋？参考相关史料，应该说他们的性情也颇为契合。在《中古文人迁移与文化交流》一书第十一章《隋炀帝之文学趣味与江左文化之北传》中，王永平已指出，隋炀帝“晓占候卜相”和“好为吴语”，都与萧皇后有关[10]。不过，如果就更深层次而言，萧后对炀帝文学风格的形成也有影响。

隋炀帝的文风，历来为人所关注的，是其轻靡炫才的一面，但对其文风进行历时性、多面相的观察可知，其诗文也曾展现出典雅朴健的面貌：“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11]1730。隋文帝杨坚欣赏的文章风格为朴健典雅，史有明载。萧后“好学解属文”，使得他“大善之”。那么萧后的诗文风格如何，便不难推想，就《述志赋》来看，其文风也确实优雅典丽。酷嗜文学的杨坚，在“唯共萧妃居处”的那些年里，必然常有诗文切磋。即使在他即位之后常常兴办的诗酒盛宴上，萧后也依然常伴左右：“（炀）帝每游幸，后未尝不随从”[1]1111。其他文学侍从的传记，也不断重现类似的场景，如《隋书》卷五八《柳传》：“帝每与嫔后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12]1423。 《隋书》卷七六《文学传·诸葛颖》云：“帝每赐之曲宴，辄与皇后嫔御连席共榻”[11]1734。

二是炀帝即位后，其他妃嫔是否挤兑了萧后在其心目中的位置？在贞观史臣及后人的想象中，炀帝荒淫无度，萧后失宠乃是必然，《隋书》对《述志赋》的解读也与此种假想有关。但一个重要的情节值得注意。据《隋书》，炀帝一生仅三子，其中两位为萧后所生，另一位的生母也为萧姓嫔妃。为什么会这样？《隋书》卷三六《后妃传·文献独孤皇后》云：“高祖与后相得，誓无异生之子。”上文已述，有意夺嫡的岁月里，炀帝“后庭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取媚于（独孤皇）后”[7]94。刻意显示出对父母婚姻形态的认同与仿效，当然不能排除取悦成分。但是，炀帝继位时方三十七岁，此后到被弑，尚有十四年，为何依然没有出现他姓之子呢？很可能是他与萧后也有过类似隋文帝夫妻的约定，因此不予他姓所生之子名分。那么，他们夫妻二人关系的稳定性、复杂性可能超过后人的设想。不过，若是再换一种角度追问，在以“不妒”为美德的古代，萧后是否也有违传统意义上的妇德呢？

三是在炀帝后期“失德”之时，萧后究竟采取了何种态度？《隋书》通过《述志赋》的解题，对此也有评述，即所谓“不敢厝言”。这或许接近事实。对夫君，萧后似乎始终采取了一种柔性的相处方式，直到大业末年的紧急时刻，也没有改变：“及帝幸江都，臣下离贰，有宫人白后曰：‘外闻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宫人言于帝，帝大怒曰：‘非所宜言！’遂斩之。后人复白后曰：‘宿卫者往往偶语谋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势已然，无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忧烦耳。’自是无复言者”[1]1113。这与上文她备受恩礼并不矛盾，相反可能是相辅相成的。夫妻关系和天下很多种关系一样，长期的和睦有赖于一定程度的妥协。就一个普通女性来说，这种隐忍无法苛责，但萧后的此种态度，却在后世引发了质疑。

四是炀帝死后，萧后相继被叛军和匈奴所掳，是否有失节之嫌？从身份上来说，她是大隋皇后，地位崇高，宇文化及、窦建德及匈奴虽将其扣押，但都带有挟之以自重的意味，胁迫的可能性很小。从年龄上来说，大业十四年（618），炀帝遇害时，萧后约四十五岁，在中古时期，已为老妪，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暧昧之情。从年辈上来说，萧后入北，子孙相随，作为祖母，岂有再嫁的可能？因此，萧后失节，只能是后世道学家或小说家的想象，但这些甚为无稽的想象依然影响了她在后世的形象再塑，下节还将述及。

2.4 入北士人的庇护者

作为皇后，萧后对母职的践履自然不能限于对子女的爱护，而更应体现在“母仪天下”上。出身南朝皇族的她，对入北南朝士人的庇护值得注意。

首先是对萧氏子弟的扶持。《隋书》卷七九《外戚传》云：“炀帝嗣位，以皇后之故，……缌麻以上，并随才擢用，于是诸萧昆弟布列朝廷”[9]1794。外戚掌权，在古代是有妨政治清明的，但考虑到萧后后梁公主的身份，她对家族兴衰所负有的责任，这种局面的出现，也难以归咎于她个人的品行。其次，则是对南朝士人的聚集具有鼓励作用。炀帝对入北士人的青睐，载诸史册，而对他所交游的南朝士人进行考察，会发现这些人中基本上都曾仕梁、陈，有不少还是后梁故臣。如炀帝每与之“同榻共席，恩若友朋”的柳，早年即曾仕萧皇后之父梁明帝萧岿。考虑到当时南北统一未久的局势，他能够很快与这些臣子建立相互信赖，萧后作为南朝公主和当今皇后，纽带作用不容忽视。

综上，如果忽略史书对《述志赋》先入为主的评述，单纯从文本出发，结合萧皇后的人生经历，可知它产生的时机，很有可能是在炀帝登基后不久，“故剑”之恩尚铭刻于心，张狂的个性未完全暴露之时。萧后帮助炀帝夺嫡，自身也经历了身份的质变，当此之时，作赋明志，便出现了一种明朗进取的格调。和中古时期大多数辞赋一样，由于相关史料奇缺，《述志赋》无法被牵系于具体的时间、事件节点上，只能从字里行间领会它的大旨，进而推断它产生的人生阶段。笔者深知这一推测也难以坐实，只希望能够更加接近历史本相。

《隋书》在萧后本传结尾评述道：“炀帝得不以道，便谓人无忠信”[1]1113。从以上分析来看，其实“忠信”二字，用在对萧后的评价中，未必适合。无论是为媳、为妻、为母，萧后的行为其实有不少居于道德的模糊地带，容易引发质疑，并为后人对其形象的再塑造提供了可能。

3 被“自觉遗忘”的人生范式和文章典范

尽管《隋书》作者已努力将萧皇后的光彩形象定格在了史书中，宋元以降的严肃学术著作也未对此提出质疑，然而，民间文艺作品中，萧皇后的形象还是遭到了多重异化：夫君逸乐生活的参与者甚至推动者，德才平庸的市井女性，甚至不贞之女[13]。

这些与史书大相径庭的描写为何出现？首先应考虑到，宋代之后，在市民趣味的驱动下，民间文艺作品开始对正史中的人物进行重新审视，以戏谑消解严肃叙事赋予他们的光环，从而迎合市民心理，达到娱乐目的。但根本原因则是：唐中期之后，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儒学信条向生活层面渗透的进程空前加速，妇德规范日趋严格，经历宋元明清，最终成为女性的沉重枷锁。以这一社会背景为参照，萧皇后的一些细微道德瑕疵被发现并放大，如夫君无德不能死谏、国破家亡不能死节，都成为了贬低、嘲讽她的口实。不仅她本人无缘于古今女性典范的行列中，被《隋书》视为经典《述志赋》，也仅仅在一些女性诗文总集中偶尔出现，却再无嗣响。

除了受累于萧皇后的个人评价外，《述志赋》受到冷落，亦缘于其核心内容，即辅佐夫君，以期进取之“志”也在宋代之后被摒弃于女性应有的德行之外。以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收录女性总集、别集共106种，其中包括明清人所撰历代女性诗文总集，如陆昶《历朝名媛诗词》、钟惺《名媛诗归》等）为范围进行检索，除萧皇后《述志赋》外，历代女性以“述志”为主题的诗文仅十篇左右，而所述之“志”基本上均为夫死守节、抚孤侍亲，如明章节妇《见志诗》、清钮祜禄.希光《述志》诗、清吴如诤妻何氏《述志》诗等等[14]。萧皇后在赋中所叙述的潜心坟素、志在有为似成绝响。

这种情况的出现，最重要的原因是萧皇后所述之“志”明显超出了宋元之后的妇职权限。特别是明清时期，皇权专制空前强化，伦理关系僵化拘谨，士人被文字狱震慑、被八股文桎梏，同时，“女性社会角色日益淡化，由双重角色向单纯家庭角色转化”[15]。在《闺秀正始再续集》中，载有清汪嫈《励志篇示葆儿与士铨》一诗：“口诵典坟奥，心知稼穑艰。……操持清似水，品望重如山。致主期尧舜，修身慕孔颜”[16]卷一。其文脉与《述志赋》颇有类似，但根本不同在于，修身立德，基于萧皇后的所处时代与身份，她可以认为那是自己的分内事；而在清代汪嫈的笔下，那是子侄们的事，男性晚辈的事，别人的事。《述志赋》淡出女性文学经典行列，遭到后世闺秀们的“有意忽略”，实际上昭示着中国女性经世权限的收缩和独立精神的萎顿。

与生前的坎坷传奇相呼应，萧皇后身后的评价也经历了大起大落。其实，剥去史书刻意赋予的道德光环和后世通俗文艺作品的猜疑乃至诽谤，就现存史迹来勾连其人生轨迹，可知其不过是一个颇有心计、最大限度地维护夫君和自己利益的普通女性，其行为时而溢出道德规范之外，却又符合人之常情，难以苛责。就《述志赋》而言，无论是贞观史臣的“有意误读”，还是宋元之后恪守妇德规范的闺秀们的“自觉忽略”，都应该被视为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特定社会舆论的产物。我们既应该了解这形形色色的评述中所包含的深曲用心，以此作为特定角度，来对中国士女的精神史进行观察，更应该意识到，只有超越这些评述的遮蔽，尽量还原文本撰写者身处的人生阶段和历史实境，才能获得对作品内涵更为接近本真的理解。

注释:

①本文所引《述志赋》，均出自《隋书》卷三六《后妃传.炀帝萧皇后》，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111-1112页，恕不一一出注。

[1][唐]魏徵.隋书·后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东汉]班固.汉书·外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王小迎，束家平.扬州发现隋故炀帝及夫人墓 [J].大众考古，2013(6):1-4.

[5][明]赵则杰.古今女史[O].明崇祯问奇阁刻本.

[6][唐]魏徵.隋书·房龄王勇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唐]魏徵.隋书·炀帝纪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唐]魏徵.隋书·高熲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9][唐]魏徵.隋书·外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王永平.中古文人迁移与文化交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1][唐]魏徵.隋书·文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2][唐]魏徵.隋书·柳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3]刘莉.萧后形象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J].天中学刊，2013(3)：27-31.

[14]明清妇女著作[EB/OL].(2014-01-12).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15]高世瑜.《列女传》演变透视[M]//中国妇女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6][民国]单士釐.闺秀再续集初编[Z].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