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治疗:地震灾后青少年心理重建的新范式

刘斌志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作为心理谘商专业第三波的叙事治疗模式，是深受后现代思潮以及社会建构理论影响的新兴心理咨询与辅导的方法，也是社会工作辅导的新方向。在灾后心理重建过程中，叙事疗法强调将心理创伤从青少年的内在剥离出来，通过促进青少年的自主与解放，最终实现其创伤复原的目标。因此，叙事治疗正逐渐成为灾后青少年心理重建的新范式。

一、叙事治疗的涵义及其特色

所谓叙事治疗，即是透过协助个体对其生命故事的重新叙述，以故事叙说的方式从当事人的故事中发现新的意义;摆脱过去将人视为“问题”的偏误，而去看问题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可以知道如何去影响困扰已久的问题，从而协助个体找到对自己的新认同以及对问题的新观点。在叙事过程中，个体不断地叙说自己的生命历程，将过去零散的记忆和经验做一个统整，藉此理解自己的生命意义，并重新对自我的生命产生新的体验和领悟。

叙事治疗强调个体所谓的问题往往是藏匿于其经验、实践及其文化信念中，内化的结果常常使人自我打击、自我贬低，认为“我就是问题，问题就是我”。因此，叙事治疗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外化对话，试图将个体与已经内化了的问题分开，进而反思性地解构原有故事，重构具有自主力量的新故事。这一过程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一是去专家化的辅导态度。叙事治疗强调从多方面去尊重、理解个体的生命故事，并认为最了解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的人还在于个体本身。因此，治疗师在服务过程中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专家，而是与个体同行的倾听者、陪伴者、引导者以及欣赏者。二是强调从社会建构的观点去看待问题。既然叙事治疗认为所谓的问题往往是来自于其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经济脉络的产物，而不是个体本身。因此，叙事治疗非常强调透过对话与个体共同探索其生活中的社会脉络，并从中找到意义。三是不过分追求个体问题本身的原因和发展，更多地聚焦于个体独特经验的挖掘和肯定。叙事治疗强调个体积极的、正向经验中所蕴藏的力量，不分析、不诊断、更不治疗个体所谓的问题，反而将焦点放在个体例外的成功经验以及生命中难得的经历。通过强调生命中那些成功的、特殊的闪光点来协助个体找回原有的自主力量，去对付困扰问题，让生命产生新的可能。四是重视问句与解构。叙事治疗非常重视倾听以及“问句”的作用，通过问句来引导个体反思问题背后的假设，了解自我被建构的过程，找回被主流文化压制的地方性知识及宝贵的生命力。具体来说，包括诠释性问句、外化问句、相对影响问句、独特结果问句、重新入会问句、未来远景问句、隐喻问句、时空转移问句等。五是治疗的手段是书信、证书以及反馈团队等。叙事治疗会运用会谈摘要或写信给个案，分享对个案的欣赏或新的观点，尤其是独特经验的叙说，这些不仅有“见证”的功能，也能让个案真实的感受到它的存在，以发展出不同的故事情节。另外，叙事治疗也会运用证书的仪式来肯定个案的成功经验或对问题的宣战，以强化个案改变的力量;或者利用家庭成员、朋友、同学、老师等组成的反馈团队，透过结构化的对话运作来“认可”及“丰富”个体的生命故事，这些都是叙事治疗中对个体增能的特别方式。［1］六是强调治疗的目的不在于问题解决，而在于故事重构。与传统治疗理念不同的是，叙事治疗的目标不在于问题的解决，而在于与个体一起挖掘其独特的成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重构其生命的故事，引领个体发现生活中的新故事，发掘个人的潜能和力量，进而创造出新的生命故事。［2］

二、叙事治疗在青少年心理重建中的运用研究

虽然叙事治疗最初是作为家庭治疗的一个分支而主要运用于婚姻家庭辅导当中，但因为它的世界观摆脱了将人视为问题的窠臼，通过语言和故事的运用充分发挥了人的创造性和潜能，故而越来越广泛地被运用到不同的领域与人群，从大人到儿童，从个人到家庭，比如像过动儿、儿童偷窃、拒绝上学问题，家庭中的暴力问题、夫妻相处婚姻问题、性侵害、家人死亡的失落、家人酗酒、失业，还有家人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厌食症等)问题等等。［3］

Etchison和Kleist回顾有关叙事治疗的四篇研究报告，其探讨主题分别为:探讨叙事治疗对伴随子女有所谓偏差行为的亲子冲突的效用及治疗师使用的策略;在叙事家庭治疗中当事人的经验及有帮助事件的分析;叙事治疗在小孩对父母婚姻关系及亲子关系间争执的归因或叙说的转变，以及叙事治疗在初次会谈中当事人在建构问题的观点转变。研究结果发现，叙事治疗能减少亲子冲突及改变儿童问题的归因与叙说观点;同时由当事人或家庭的经验中也能对应到叙事治疗的基本假设与作法，如合作接纳的关系、问题的外化、发现独特结果、获致个人动能及邀请观众。［4］

国内关于叙事治疗的研究时间较短，主要集中于理论引介和探讨。一方面，许多学者发文探讨了叙事治疗的西方哲学渊源、本质、功能、过程、原则及其方法;另一方面，也有诸多学者开始将叙事治疗运用到不同的领域，包括大学生、灾害救助、精神疾病、思想政治教育、生涯咨询、婚姻关系调适、进食障碍、自闭症等。其中，也有学者开始研究叙事治疗在灾后心理重建以及青少年社会工作中的运用。卫小将、何芸认为，青少年的许多问题往往取决于他们自我建构的、内化了的生命故事，在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中，我们应协助当事人解构这种主宰其生命故事的不合理的主流叙事，重写生命故事，以便开启另类生命故事的发展空间。［5］刘红的研究将叙事治疗的叙事理念、外化、解构技术、特殊意义事件的寻找、由薄变厚等技术应用于创伤治疗稳定化工作、资源地图的寻找与建立、患者自我叙事的疗愈等方面，从治疗理念与具体应用两方面，探索在更安全稳定的情况下帮助患者通过重新体验、经历脱敏、认知重构、情感宣泄、以及对创伤进行哀悼与告别等方式，将创伤事件变成了一个可以讲述的故事，内化为自己生命中宝贵的资源。研究实践证明，叙事治疗理念可以更好地帮助患者达到稳定化，更容易让患者找到内在资源。［6］赵兆、方莉、杜文东的研究发现在创伤领域，叙事治疗通过识别来访者对创伤的回应，发展替代人生故事和身份认同，使来访者获得心理和情感的安全感，并促使创伤记忆被整合进替代故事中，从而消除创伤影响。在儿童创伤领域，生命树技术通过生命树、生命森林、当暴风雨来临以及证书和歌曲四个部分，帮助患儿发展替代人生故事。［7］除此之外，高丽、陈青萍、李珊通过1例因儿童期受虐及生活事件所致心理创伤者的治疗，探讨了叙事治疗在特殊情景下的应用技术和治疗效果。［8］

三、震后灾区青少年心理重建中叙事治疗的功能

灾后青少年心理重建的叙事治疗目的在于通过建立安全信任的治疗关系，解构青少年对地震创伤的反应，结合其生命中的特殊事件发展出新的人生故事和身份认同，整合创伤记忆并重新出发，最终走向灾后重建的新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叙事治疗发挥了以下四方面的作用。［9］

第一，有助于协助灾后青少年舒缓心理压力并学会情绪管理。地震灾难所带来的变迁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的生活世界和接受范围，因此灾后青少年的创伤心理往往表现为生活的无助感和不安全感。此时，通过叙事治疗中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以不批判的态度尊重和接纳青少年灾后的心理特征，并通过陪伴让他们获得对自我的控制感，更能掌控创伤情绪处理过程，避免他们自顾自怜或者怨天尤人的消极情绪泛滥，重新找回对灾后生活的适应感。

第二，有助于辨别出灾后青少年的消极情绪，并识别其对创伤经历的回应。地震灾后，青少年会有一系列的情绪反应来表达内在的心理创伤，但有时也会丧失这种情绪的预警能力，并陷入更为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方面，治疗师可以通过言语叙事协助青少年说出灾后的情绪感受，通过相应的知识教育引导青少年承认自身的消极情绪并将之与自我进行分离，并让他们理解灾后的心理反应是神经心理学过程，会随着创伤的修复而自动消失。另一方面，治疗师可以通过更为积极的外化技巧协助灾后青少年将有关情绪、身体的创伤记忆以文字符号、沟通表达的方式来呈现，并将非语言形式的创伤记忆转化为个人故事的文字记忆。如此，关于地震中的创伤被重新述说，被处理成个人自传中的历史事件，而且创伤记忆是被述说而非再经历。

第三，有助于直接减缓并外化处理灾后青少年的危机情绪。经历过地震灾害后，灾后青少年原有的恐惧、焦虑反应可能已经被不断强化甚至固化为他们思维的一部分，以致类化到其它相似的刺激(如地震时东西掉落地面的声音，或者生活上其它相似的东西碰撞声)，都会引起他们紧张、焦虑的情绪反应。这时候，透过对当时细节的详细描述，便将灾后青少年恐惧反应连结到地震当初的刺激，而不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类化后刺激。这种再制约会通过故事叙说中的再暴露过程而被催化，以减少灾后青少年类化制约所造成的情绪困扰，如焦虑、恐慌发作等。更进一步地，叙事治疗可以通过外化对话强化灾后青少年对于自我与问题相对独立的态度，并通过对灾后心理创伤的描述和命名，认识到心理创伤只是一种情绪反应，而并不是自身的全部。

第四，有助于引导灾后青少年以专家的态度理解问题。叙事治疗强调的是通过增能促进个体成为自身问题的专家和解决者。一方面，治疗师可以采取平等、协作、磋商和信任的态度，肯定青少年在灾后所表现出的情绪和行为特征，并特别留意其具有积极导向的言行，促进其越来越多地体会到掌控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技能的教育与训练协助青少年分辨自身的情绪信号，通过日记、故事等方式找回遗失的重要记忆片段并赋予其以新的意义。因此，引导灾后青少年把地震创伤经历适当地口述出来，经由文字的精致描述，具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6］

第五，有助于促进灾后青少年以正常化和积极的态度应对创伤心理。一旦灾后青少年将创伤心理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其个人能力会不断消失。叙事治疗则可以通过外化技术、生命线技术、重写故事技术以及特殊意义事件的运用，帮助青少年对抗“狡猾的创伤、讨厌的地震、故意吓人的恐慌症”。随着叙事治疗的开展，灾后青少年被鼓励、引导、探询，而在自己的创伤故事中创造出“我是故事里的英雄”的情节，让“地震灾害不再是羞愧与屈辱的故事，而是自尊与美德的故事”;使“地震灾难不再是恐惧与无助的场景，而是勇气与胜利的战场”;让地震中的灾后青少年感觉“见证是存活的光荣”［9］。

第六，有助于协助灾后青少年重建新的生活意义。正如迈克·怀特所强调的:“意向性理解可以帮助来访者缓解孤独感、迷茫感、缺失感、徒劳感、沮丧感等。”［10］(65)在促进灾后青少年对于创伤心理有较为积极的认知和态度并成功实现问题剥离之后，叙事治疗的重点在于促进其整合新的社会环境，重塑对当前生活和未来生活的认同，重构人生故事和生命意义，实现其对未来的意向性理解。叙事治疗将引导灾后青少年从自身过往的成功经验、光辉事迹以及梦想和追求中获得力量，将并不完美的现实和被剥离的创伤心理重新建构成一个完整连续、更有意义的故事，形成积极的自我定位。［11］

四、叙事治疗开展震后灾区青少年心理重建的原则

叙事治疗师Bill O’Hanlon曾经特别强调:“我必须警告你，如果只把外化当成一种技巧，可能无法产生深刻的效果。如果你不从灵魂深处相信人不等同于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困难是经由社会和人建构的，那么你就看不到这些转化。当爱普斯顿或怀特(叙事治疗的开创者)在治疗时，你可以看到他们绝对相信人不等同于问题，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姿势、他们全人都放射出可能性和企盼，他们彻底受到乐观主义的影响。”［12］震后灾区心理重建中叙事治疗的主要目的是将青少年从被地震及其创伤辖制的灾难故事中解脱出来，通过解构原有生命故事、重新书写具有尊严和体现能力智慧的生命故事。依据不同灾后青少年的需要，这一叙事过程相当精要和聚焦，富有开放性和建设性，并未确定一个相对规范和标准的过程。因此，在开展具体的工作前，要求治疗师遵循以下工作原则和伦理守则:一是叙事治疗工作过程的非程序性和非顺序化;二是叙事过程中治疗师的价值和态度比过程和技巧更为重要;三是治疗师必须摒弃专家权威的心理和角色期待，与灾后青少年建立一种分享与合作的关系，并实现治疗过程的“透明化”［13］;四是目标不在解决问题，而在发展不同的故事;五是以尊重、接纳、正面欣赏和好奇的态度去看待灾后青少年;六是不强调过去问题的成因，而是视其历史与影响来强调过去的独特经验。在这种工作原则指导下，尽量陪伴灾后青少年一起劈开荆棘，看到生活的多种选择以及自我的能力，并引导其建立更为积极的人生。

综上所述，建基于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建构理论的叙事治疗，摆脱了传统意义上将人看作为问题的治疗理念，强调通过“故事叙说”、“问题外化”、“由薄到厚”等方法，使问题从个体自身脱离出来，从而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使其变得更加自主、更有动力。［14］通过叙事治疗来开展灾后青少年的心理重建，不仅可以让青少年从地震及其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中走出来，更可以激发青少年战胜困难、抗震救灾的勇气和斗志，从而以更为积极的心态实现持续的心理重建。

［1］ White，M.Reflections on Narrative Practice:Essays and Interview.Adelaide:Dulwich Center Publications，2000.

［2］ 严健彰.叙事在出狱人更生辅导上的运用［J］.谘商与辅导.2008，(8).

［3］ 周志建.叙事治疗的理解与实践［D］.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4］ 萧景荣.叙事取向生涯咨商中当事人之改变历程［D］.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5］ 卫小将，何芸.“叙事治疗”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中的应用［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6］ 刘红.叙事治疗在EMDR创伤治疗中的应用探索［J］.西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7］ 赵兆，方莉，杜文东.叙事治疗在创伤领域的应用及其与EMDR的异同［J］.医学与哲学(B)，2013，(3).

［8］ 高丽，陈青萍，李珊.心理创伤者的叙事治疗治疗个案报告［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12).

［9］ 刘斌志.论“叙事治疗”在地震灾后心理重建中的作用［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10］ ［澳］迈克尔·怀特着，李明、党静雯、曹杏娥译.叙事治疗实践地图［M］.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11］ 王菊.灾区民众心理障碍的叙事治疗应用［J］.民族学刊.2012，(4).

［12］ O’Hanlon，B.The third wave.Family Therapy Networker，Vol.18，No.6，1994，pp.28.

［13］ 马际.心理测试技术的科学化进程［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13，(6).

［14］ 叶舒宪.叙事治疗论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