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会计

2014-03-29 00:35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财会通讯 2014年4期
关键词:会计报表会计科目会计工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付 磊

二十世纪中期指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具体是指新中国成立(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前的十七年。这段时期奠定了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对中国以后的走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会计也走上了一条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道路,我国当前的会计是新中国成立之时所采取的会计模式的延续,当时的会计模式对目前的会计发展仍有着直接的影响。研究和认识二十世纪中期的会计,对于准确把握中国现代会计的演变,理解当今会计很有帮助。

一、二十世纪中期中国会计的历史演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建设新的国家,包括如何建立新中国的会计。“旧中国会计工作十分落后,近代会计方法仅在政府机关、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外国在华企业及少数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企业中推行,古老的中式簿记广为应用;推行现代会计方法的单位也是各行其是,没有全国统一的会计原则;会计教育极其贫乏落后;会计人才十分缺乏”(杨纪琬、余秉坚,1988)。面对这样的局面,首先要做的是建立新式的会计规范,特别是要在新组建的国有企业中建立统一、先进的会计制度。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新中国最早一批统一会计制度是中央政府围绕统一国家财政收支这一中心任务制订的,包括1950年3月颁发的《中央金库会计条例》、同月下旬颁发的《中央金库条例实施细则》及1950年4月财政部税务总局颁发的《各级税务机关暂行会计制度》、1950年12月财政部颁发的《各级人民政府暂行总预算会计制度》和《各级人民政府暂行单位预算会计制度》等。

重工业部编制和发布的会计制度是最早的统一企业会计制度。1950年4月,重工业部起草并向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提交《重工业部所属企业及经济机构统一会计核算制度》(1949年11月重工业部企业经理与财务会计人员会议讨论通过),经批准后于1950年7月正式颁发实施。几乎与此同时,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于1950年3月发布“关于草拟统一会计制度”的训令,称“……特决定由中央各企业主管部门,分别就所属企业及经济机构草拟各单位的统一会计制度草案,……并由财政部设置专门机构加以审查,报本委核定执行”(杨纪琬、余秉坚,1988)。于是中央政府各部门纷纷起草本行业的统一会计制度。1950年下半年起,财政部“会计制度章程审议委员会”审议了重工、轻工、纺织、燃料、铁道、交通、邮电、贸易、农业等13个(一说22个)中央企业主管部门拟定的统一企业会计制度,通过了其中的9个。随后其他各行业统一会计制度陆续出台,1951年发布的各部门统一会计制度即有:电力工业企业统一会计科目、成本项目、会计核算形式;邮电企业统一会计制度;“中央纺织工业部所属企业及经济机构统一会计制度(草案)”;棉纺织企业成本核算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制度——联行会计”;“各级粮食局(厅)暂行粮食统一会计制度”;全国工商联合会拟定的“私营企业会计制度”等,形成了我国以统一制度为特征的会计新局面。

在颁布上述各行业统一会计制度的前后,政务院相继颁发了《国营企业提缴利润会计处理暂行办法》、《国营企业提缴折旧基金会计处理暂行办法》、《国营企业资产清理及估价暂行办法》、《国营企业资金核定暂行办法》等一批有关企业财务管理和会计处理的规定,这些规定面向所有国营企业,具有全国统一制度的性质。

1952年11月,在财政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企业财务管理及会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多项财务、会计规定,如:1952年度财务收支计划编审办法;若干行业的财务计划内容、报表格式;国营企业提缴利润、折旧办法;专业银行办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及其监督使用办法;国营企业编送决算报告的办法;工业、交通、铁路、邮电、贸易、农林等行业的统一会计报表格式和会计科目;会计主管人员职务、权利、责任条例。会议还讨论了各行业统一的会计制度——“国营企业统一会计报表格式及说明草案”和“国营企业统一会计科目及说明草案”,该两项制度是新中国最早的全国统一企业会计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执行。

此后,财政部和其他中央部委不断出台各种各样的统一会计制度,并不断对已出台的会计制度进行修改,如:1952年10月第二次企业财务管理及会计会议上拟定的《国营企业年度清查财产办法》、《国营企业统一登记会计簿籍、填制会计凭证办法》、《国营工业企业材料会计资料办法》、《国营工业企业统一成本计算规程》;工业、建设单位、包工(施工)企业统一会计科目、统一会计报表格式;1953年至1954年出台的《国营工业企业统一简易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国营工业企业成本报表格式和说明》、《国营工业企业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标准账簿格式和使用说明(第二次草稿)》、《国营企业基本建设投资及建筑安装过程成本核算(草案)》、《国营供销机构统一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国营农业企业统一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修订的《国营工业企业统一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国营企业建设单位统一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国营包工企业统一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等;1955年颁布(1956年1月执行)的《国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标准账户计划》、《国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统一会计报表和说明草案》;1956年颁布的《中央主管部门所属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标准账户计划及会计报表格式(草案)》;1957年颁布的《地方级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简易会计核算制度》、《国营企业基本建设投资及建筑安装工程成本的核算通则(草案)》,修订的《国营工业企业材料会计核算办法》等。

1958年“大跃进”期间,受左倾冒进思潮的影响和对此前照搬苏联会计做法的反逆,对当时的会计制度开展了一场以“放权、简化、通俗”为方针的改造,简化了会计制度(如根据1958年6月财政部发布的《改革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办法的通知》、《下放拟订地方企业会计制度权限的通知》废止了一批会计制度,下放了一批会计制度的制订权),各基层单位则大幅度地放松了会计管理。这场过激的简化运动扰乱了正常的会计工作,给经济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人们意识到了会计的过分简化带来的恶果,开始整顿会计工作秩序。1959年8月财政部颁发了《关于国营企业会计核算工作的若干规定》(史称“会计十条”),从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固定资产管理、物资管理、现金和银行存款管理、支票和往来款管理、财产清查、会计交接、财会监督等十个方面对加强会计工作做出了规定。当年11月财政部本着满足企业经营管理需要和简便易行的原则,发布了国营工业企业、供销企业、建筑安装企业、国营企业建设单位的“示范会计科目和使用说明(草案)”、“示范会计报表格式和编制说明(草案)”等4类8种会计核算制度,使加强会计工作的规定得以制度化。

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经济工作“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方针,会计工作的整顿再次提到议事日程。1961年10月,财政部与国家计划委员会联合发布《国营工业企业成本计划管理工作的联合通知》,整合并强化了此前发布的关于成本、费用管理的若干规定。同年11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制订的《国营企业会计核算工作规程(草案)》,针对当时会计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会计核算工作必须遵守的手续、程序、规章和纪律。1961年12月和1962年1月,财政部分别发布了新的《国营工业企业会计科目和使用说明》、《国营工业企业会计报表格式和编制说明》(后数次修订),细化了核算内容并强调会计数据的真实、完整、及时。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再次出现了50年代会计制度繁琐、简化的反复。1964年间,针对有所改变但重新出现的会计报表“难懂”、会计工作“繁琐”的问题,财政部负责人在不同场合提出了会计制度需要再改革(部长李先念,1964年初、1964年11月全国财政会议;副部长曾直,1964年10月)。1965年7月,财政部就当时会计工作存在的形式主义、过于繁琐等缺点,出台《企业会计工作改革纲要(试行草案)》,提出改进办法。根据“纲要”的要求,财政部于1965年11月印发了《工业企业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草案)》,随后印发了《工业企业简化会计制度(草案)》、《基本建设单位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格式(草案)》。这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批重大会计制度,带有相对简化、通俗的特征;但其核算质量和效果,却因“文化大革命”而未得到检验。

二、二十世纪中期中国会计评述

二十世纪中期是中国会计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是新旧会计时代的转折。通常,人们对那一时期中国会计的基本印象是计划经济会计体系、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僵化陈旧,这些确是不争的事实;但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对中国会计发展的推动,给中国会计带来的变化,以及少被提及的其他若干方面,对该时期的会计予以全面评价,才能准确地认识中国现代会计的发展过程。

(一)现代会计全面推广 这里所说的现代会计,是相对旧中式簿记而言、以西方借贷复式簿记体系为基本特征的会计体系。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实行传统的中式簿记,晚清时才引入现代西式簿记。西式簿记引入中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在“政府机关、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外国在华企业及少数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企业”等小范围内实行,被人们接受的程度也不高,占中国企业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仍采用旧中式簿记或改良中式簿记。除了杨纪琬、余秉坚等的文献外,其他很多文献也曾讲述过旧时中国会计的状况,如赵友良教授在《中国近代会计审计史》一书中谈到:“著者曾于1948年调查过上海市十多家的中药材批发行业,可以说是清一色地使用着中式簿记。……从调查中,还了解到这些工商业的会计,有的没有使用过钢笔,有的不会书写阿拉伯数字,这在旧式工商业中也不是个别的现象”;“中国会计学社上海分社负责人陈九如在《现代会计》发刊词中,也说工商业目前(1947年)至少还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沿用旧式会计”(赵友良,1996)。即使在属于官僚资本的大型企业中,会计工作也混乱不堪,“那时在已收归国有的企业中(作者注:指新中国成立时收归国有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会计核算的形式和方法是很紊乱的”(马卡洛夫,1953)。现代会计在中国的大范围推广,是在上世纪中期新中国成立之初。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旧中国留下的贫穷、落后,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离不开会计。为此,新中国凭借政府的力量,以统一会计制度的方式全面推行现代会计,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至“一五”(1953年-1957年)结束时,已基本形成了涵盖企业、预算单位、银行、农场等几乎各领域、各行业、各种经济所有制的统一会计制度,现代会计在全国全面推行,旧中式簿记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亲身经历了新中国会计发展的著名会计学家杨纪琬教授曾对此评论说:“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的会计工作,就整体来说,是一个新、旧转换的时期,即从旧中国分散的、落后的、各自为政的会计转换为全国统一的现代会计……”(杨纪琬、余秉坚,1988)。新中国成立后竭力推行的统一会计制度最终完成了中国传统会计向现代会计的转变,实现了中国会计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

新中国的会计制度最初是由中国专家设计的。50年代最早的一批会计制度先由中央政府各主管部门提出方案,交由设于财政部会计处(1949年12月设立)的“会计制度规章审议委员会”审查后公布实行。以新中国第一部企业统一会计制度《重工业部所属企业及经济机构统一会计核算制度》为例,该制度所体现的会计假设(会计主体、会计分期、货币计量)、记账方法(复式簿记/借贷记账法)、会计原则(权责发生制、历史成本)、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收支表、成本计算表)、会计流程(原始凭证-记账凭证-账簿-报表)等方面均符合当时的会计国际通行做法,代表了当时中国企业会计的先进水平。在全中国范围内实行这样的会计制度,加速了中国会计的现代化进程,短期内完成了过去几十年没有走完的会计现代化道路(自1905年出版蔡锡勇的《连环记账谱》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间经历了40余年)。不可否认,那段时期由于实行对国营经济的集中管理并受前苏联的影响,会计制度存在繁琐、僵化,现代会计控制职能的发挥不够等问题,但也应当看到那段时期的确是中国结束旧式会计,全面步入现代会计的时代。新中国对中国会计发展的这一历史功绩,应该予以承认。

(二)实现会计统一 上世纪中期中国不仅全面推行现代会计,还实现了会计的统一,结束了几千年来中国会计零乱无序的局面。

会计的统一有着重要的意义。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会计已经不是一家一户企业的个体行为,而负有社会责任,即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引导社会资金优化配置。会计这一作用的发挥,有赖于会计的统一。这是因为统一的会计才能使会计信息具有统一的标准,各企业的会计数据才具有可比性,会计信息使用者才能够凭借会计信息判断企业经营的优劣,否则会计的决策有用性无法实现。因此,统一会计是现代会计发挥作用、实现会计目标的前提,也是衡量会计先进性、合理性的标志之一。郭道扬教授在论及统一会计时认为:“对统一市场经济的管理必须建立在统一会计制度控制这个基础之上,失去了会计制度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便会造成严重侵害财产所有者合法经济权益的后果,并最终因基础控制层面的失控而使市场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统一会计制度建设所确立的控制目标在于,通过实现对产权的统一性控制和基础性控制,达到维护与保障财产所有者合法经济利益的目的”(郭道扬,2009)。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落后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国的会计,尤其是企业会计非常落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前,中国的企业以私营为主,企业的会计制度是不统一的,有的采用西式簿记,有的采用中式簿记,有的又采用改良中式簿记。会计基础也不统一,有的采用应计基础,有的又采用现金基础。即使是同一行业,会计制度也各行其是,彼此的数据,没有可比性,也无法据以合并”(杨时展,1998)。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统一会计制度扭转了旧中国会计的混乱状况,使中国会计从此走上了统一的道路,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应该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统一会计制度与西方国家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的、以会计准则或会计原则为形式的统一会计不同,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凭借国家对社会的统一管理而硬性推行的。从清末到上世纪50年代,西方现代会计在中国迟迟不得推广,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落后,缺乏对现代会计的需求,但也在于缺乏对会计的统一管理。上世纪30年代曾发生过关于新型西式会计和改良中式会计孰优孰劣、中国会计该如何发展的大讨论,该讨论当时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但并没有引发中国会计的重大实际变化,中国的会计依旧故我;而新中国成立后短短的几年,在经济基础与30年代相比没有区别(甚至因为连年战争使经济遭受了更大的破坏)的前提下便实行了现代会计,完全是由于政府推行统一会计制度的缘故。通过这一历史过程可以看到,各个国家会计现代化的路径不一样,往往既需要具备适当的经济基础,也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先导,而权威力量(如政府、法律、税收等)的推进作用同样重要,甚至极其重大、必不可少。

(三)会计在摸索中发展 上世纪中期是中国会计的转型期,处在转型期的会计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问题,要在摸索中前进。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学习苏联会计模式,二是如何处理会计的繁与简。

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推行计划经济,会计工作则要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计划经济下的会计如何进行?只能效仿苏联做法,这是国家政治制度所决定的。但学习苏联会计模式也有不同的方法——全盘照搬还是有选择地引进、改造?新中国对待苏联会计模式曾有过前后不同的态度。

新中国刚刚成立便开始了对苏联会计模式的引进。1950年中央政府发布统一会计制度训令,成立会计制度规章审议委员会,“这时,苏联专家维纽阔夫已到财政部工作,审议委员会在审议这些制度时,经常征询苏联专家的意见,并尽可能地采用苏联的经验。这说明中央人民政府对中国的会计工作一上来就十分重视对苏联的学习”(杨时展,1998)。但直到1954年之前,对苏联会计模式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学到一点,制度修改一点”(郭永清,2003)。导致如此的重要原因是西方会计对部分会计制度制订者的深厚影响。“国营企业的会计制度,经过会计工作同志们的努力,苏联专家的帮助,更重要的是经过了思想改造,三年以来,正在逐渐排除英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腐朽会计理论及实务而逐渐靠近苏联的办法。但是,截至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跳出资产阶级会计理论及实务的圈子。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①。为了更好地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1954年之后加大了学习苏联的力度,最具代表性的是1955年先后颁布的《国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标准账户计划》和《国营工业企业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标准账簿格式和使用说明》。这两个会计制度从会计科目(账户计划)、核算形式(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到会计报表,基本是苏联会计的复制品,“充分表明会计核算业务全面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标志了资本主义会计形式的最后消灭”(杨时展,1998)。

会计工作全面学习苏联的情况持续到1958年前后。1956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建设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有了3年多的实践经验,已经逐步认识到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感到不能全面仿效苏联的做法,需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明确提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不能完全跟着苏联走。在会计工作上,一些人也开始认识到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的弊端(杨纪琬、余秉坚,1988)。1958年5月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超过英国,随后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在一片狂热情绪之下,很多规章制度被认为是阻碍“大跃进”的,要“发动广大群众,根据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对现有的一切规章制度,进行全面的审查。”②会计制度亦在审查之列。经过讨论,人们认为当时会计制度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繁琐、复杂、不够合理,其原由在于“对苏联经验,不管懂与不懂,囫囵吞枣,机械的照搬照抄,把苏联书本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王牌,作辨别是非、判断先进和落后的法宝”;还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会计观点没有彻底根除。片面强调会计监督,忽视人的因素”(张新周,1958)。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彻底放权,大力简化,力求通俗”的改革方针。③于是出台了多项会计报表编制、会计科目设置、固定资产管理等会计事务的简化规定,下放了多项会计事务管理权限,中国的会计工作从此与苏联会计模式渐行渐远。

会计的繁与简,指的是制度对会计工作过于繁琐或相对简化的规定。上世纪中期,中国会计制度曾经历过“繁琐-简化-调整-简化(精简)”的循环、反复过程,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会计工作的不同认识,另一方面也与对苏联会计模式的不同态度有关。前苏联的会计规则制订权高度集中且比较繁琐,全盘学习苏联也使得中国当时的会计沾染了类似的弊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核心内容是要调整好各种关系,其中提到管理权限不能过于集中,需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随后周恩来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提出管理放权及放权的七条原则。国务院于1957年9-11月通过了一系列下放管理权限、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文件,财政部则在1958年陆续印发了一批下放会计制度制订权限(废止6项制度,12项制度交由中央各主管部门和各省自行决定是否执行)和简化会计制度的规定、通知。

但会计制度的“放”和“简”没有起到改善工作的效果,反而引起了全国性的会计秩序混乱、会计监督职能削弱、资金大量损失。幸运的是,会计制度改革的失误很快被察觉。1959年8月财政部在中央“加强经济核算,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的精神指导下,为扭转财会工作的混乱局面,发出了《关于国营工业企业会计核算工作的若干规定》(时称“会计十条”),并与国家计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国营工业企业生产费用要素、产品成本和成本核算的几项规定》;同年12月颁发了《地方财政机关总预算会计制度》和《单位预算机关会计制度》,开始纠正会计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些措施和此后发布的诸多规章,对整顿当时混乱的会计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会计工作状况有所好转。

会计秩序恢复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多方面原因(如:会计制度确实存在不合理之处,基层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人员专业素养差),不少基层单位再次通过各种途径反映会计报表“难懂”、会计工作繁琐等老问题,对会计工作重新提出了“算要有用,管要合理”的要求,财政部负责人也在公开场合多次谈到要简化会计制度(杨时展,1998)。本着改革的精神,1965年7月财政部报经国务院批准发布《企业会计工作改革纲要(试行草案)》,指出了会计工作存在的繁琐、晦涩难懂、形式主义等现象,提出了12个方面的改进办法(项怀诚,1999)。根据《纲要》的精神,1965年11月、12月财政部先后颁发了工业、基本建设、国营农场的《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格式(草案)》及这些行业的《简易会计制度》(杨纪琬,1988),对会计制度做出了大幅精简,会计科目和报表项目名称等会计术语也更为通俗。

上世纪中期中国会计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一直围绕着如何处理本国与国外的关系、如何协调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如会计人员素质相对较低的现实和高标准会计质量要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摸索着前进。历史总是不断地重演,当年发生的情况并非一去不复返,当前仍面临着怎样科学地将国外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怎样建立高效实用的会计规则的难题。面对如今错综复杂的国内外会计形势,不禁使人感到在前进的道路上,迷茫和摸索是长期的、不可避免的,遭遇挫折与反复(如会计制度繁与简的反复)不是偶然而是常态;会计的发展道路不会一帆风顺,选定了的道路和政策也不会一成不变,对此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保持长盛不衰的改革精神。

(四)政治对会计的干涉 上世纪中期的中国是政治支配一切的时代,会计要为政治服务,服从政治要求。当时所有重大事件都强烈地受到政治的驱动:新中国成立以后推行统一会计制度,基本原因是为了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关于会计阶级性的讨论,是为了“将会计理论建立在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坚决肃清资本主义会计理论的残余影响,整个地学习与接受苏联先进的会计理论”(陈信元、金楠,1999);模仿苏联会计模式,经济上是为了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政治上是因为在世界格局中的“选边站队”的需要;放弃苏联会计模式,从根本上讲则是政治取向及经济发展道路与苏联分道扬镳;“大跃进”中过分的会计“放权、简化”,又是早日建成共产主义、“超英赶美”的政治热情及“以革命的精神,对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加以合理的改革”④的左倾思想的后果;除了学习苏联之外,断绝与世界的交流,无视当时世界会计的蓬勃发展,更是基于与西方势不两立的政治立场,将西方会计视为腐朽、反动、危害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基础的毒瘤所致。

毋庸置疑,会计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不可能脱离政治、经济环境而独立存在,这形成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会计模式。作为会计生存的土壤,政治和经济有所区别: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会计的影响具有弹性,可能很强烈,也可能相对温和。上世纪中期中国的政治对会计的影响较为强烈,很多本来属于学术性的会计认识、技术性的会计处理被强行与政治立场挂钩,视为某种政治倾向,结果限制了正常的讨论与探索,阻碍了会计的发展,这在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而改革开放之后正常的政治环境营造了活跃的会计学术气氛,促进了中国会计的进步。经历了风雨动荡的中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史上最好的时期,人们应该珍惜和维护当前的大好时光,认真开展会计研究,努力实践,推进我国会计的健康发展。

注释:

①王裕译,见《工业会计》月刊,1953年第1期。

②刘少奇,八届二中全会“目前时局的报告”,转引自《1949-1992年中国会计制度的演进》,第75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③见《工业会计》月刊,1958年第5期,第1页。

④《工业会计》社论:“发动群众打破一切不合理的会计规章制度”,《工业会计》杂志1958年第4期,转自郭永清:《新中国企业会计核算制度变迁研究》,第72页,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项怀诚:《新中国会计50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2]杨纪琬:《中国现代会计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3]杨时展:《1949-1992年中国会计制度的演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4]赵友良:《中国近代会计审计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郭道扬:《郭道扬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6]王建忠:《会计发展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郭永清:《新中国企业会计核算制度变迁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陈信元、金楠:《新中国会计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9]张新周:《在财政部1958年5月召开的部分中央主管部财务会计司局长会议上的发言》,《工业会计》1958年第6期。

[10](苏)索科洛著,陈亚民等译:《会计发展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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