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识主体
——评方梦之教授的应用翻译主体研究

陈宏薇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430079）

1.重视对译者的研究

方梦之教授是我国翻译界著名学者、资深翻译家，也是我国应用翻译学科的领军人物。他既有丰富的应用翻译实践与教学的经验，又在广博、深入研究翻译本体理论与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将目的论与文本类型论作为重要理论对应用翻译研究的原理、策略和技巧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绘制了我国应用翻译研究的蓝图，确定了应用翻译的六个主要理论范畴：应用翻译的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微观研究、分类研究、术语与术语库、翻译的地方化与全球化，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2011c：34）指出：“应用翻译的宏观理论研究翻译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各种关系，包括作者、作品、译者、译品、读者、中介人，以及相关的客观世界、评价体系和基本范畴体系，包括它的本体论、价值观、方法论、认识论，是学科的灵魂”。笔者不仅赞同而且非常欣赏他将“译者”列入应用翻译宏观理论的研究。

“译者”是从事翻译研究或实践的主体，但在广为传播或引用的霍姆斯-图瑞构想的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架构表中（详见刘宓庆2003：352）没有一席之地。刘宓庆（2003）指出了该构想的缺陷，但在他修订的翻译学架构构想中，“译者”仍然没有一席之地。这种缺失其实很不合理。难道在翻译学科的构建中，译者的作用与贡献只能隐身于翻译史、翻译思想、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中吗？难道译者理所当然是翻译学科的建设者就无需研究了吗？难道因为匿名性是应用翻译文本的本质特征我们就可以不重视应用翻译译者的研究吗？应用翻译研究和文学翻译研究都是研究译者为何做翻译、怎样做翻译、完成了什么翻译、其翻译社会影响如何等问题的，所以，在应用翻译研究中，对译者（或翻译主体）的研究不能忽视。方梦之将其作为“学科灵魂”的一部分，足见他对译者的重视，可谓慧眼识主体。

2.开创性的译者工作心理研究

虽然方梦之（1999：78）也说：“世上所有的职业特质和形象中，恐怕很少有比译者（特别是笔译）的更为扑朔迷离了”，但他却对译者的职业特质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在《翻译新论与实践》（1999）这一专著中，他辟专章论述译者的角色、译者的情感和需要、译者的个性、译者的再创造和译者的素养。特别是他对译者工作心理的研究揭开了“黑匣子”的秘密，富有开创性。他（1999：92）认为：

一个负责的译者，决定翻译一部作品或一篇文章后，他的工作心理一般是从完善自我（对原作而言）到表现自我，最终达到实现自我。完善自我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自我，而表现自我是为了最终自我实现。在表现自我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自我，而自我实现又是完善自我和表现自我的动机。如此三位一体，构成一个循环的心理图式。

实现自我价值是多么诱人的动机！表现自我的过程是克服困难、跨越差异的艰苦历练，但它能帮助译者完善自我。这对译者是莫大的鼓舞！方教授（同上）还认为：

有了丰富的知识，译者才能在翻译思维过程中顺利地进行分析与综合、概括与抽象、比较与鉴别。有了丰富的表象材料，译者依据语言文字、图样、符号的描述或示意所作的再造想象才能顺畅。表象是想象的基本材料，没有必要的基本表象，大脑就无法进行合乎现实要求的、鲜明的再造想象；记忆表象越充实，再造想象越生动、越具体，译文才可能更贴近原文的形象或场景。

这段描述无疑能启发从事图文并茂应用文本翻译的译者去提高素养、胜任工作。译者工作的过程可视为表现自我的过程，也是“考虑到原文和读者的一个自我选择过程。选择是多方面的，包括翻译方法、文体、句式以至同义词的选择。选择的幅度因人而易，莘莘学子当不能望学富五车的学者之项背。前者的选择余地也不大，往往不能得心应手：后者游刃有余，表达从容，尽管也会遇到阻隔。……翻译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选择过程。且不说一开始对原作的选择，原作选定后，先可选择决定翻译的类型：全译、摘译、缩译或以译为主的综述。开译后，大至篇章的格调与布局，句间、段间的衔接与连贯，小至注释的应用及其方式（夹注、脚注、尾注）等，无一不需要译者精心选择。无数选择的结果就形成译者的个人风格”（同上：94，99）。应用翻译译者面临的选择更多，应用翻译学科的各个方面都是供译者选择的广阔天地，而译者的选择和富有创意的研究与实践又会推动应用翻译学科的发展，它们之间相存相依的关系有力地证明了应用翻译译者和译者风格研究的重要性。

方教授特别论及了应用翻译译者的情感和需要。谁都知道人是富有情感的个体，但唯有他指出：情感作用于译者的选材和译者的态度。“在科技翻译中，往往事先有译材，然后译者培养情感并进而翻译。这并不是不可能，因为文字化的情感已有了确定的涵义，而人的情感也并不是天生的，是可以培养并通过知识结构来充实丰富的……译者是否具备强烈的情感在翻译中表现为其能否具备持久的注意力和深入感知翻译材料的兴趣。一般说来，在强烈情感的驱使下，译者的深层心理容易被唤醒，对译材的情感世界与译者内心世界中积累的种种情感相互撞击而融化，从而激发出新的情感并凝聚与译文中。”（同上：86，87）他透过言语表象，在心理和情感的深层次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是他所具备的深厚的理论根基使然，对从事应用翻译的译者如何提高个人素养极具参考价值。

方教授对译德的强调也别于他人。他坦承译者作为社会的人有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译者从事翻译活动一定得有基本物质需要的保证，但译者不能为满足低级需要而将翻译变为市侩的牟利手段，致使质量低劣的翻译产品充斥翻译市场。他鼓励译者树立远大的理想与抱负，培养事业心与成就感，在充满挑战的翻译活动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唯有这种高级需要才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以他这种方式进行译德教育，贴近社会实际，易于被人接受。

3.教程中强调翻译主体的社会角色与创造空间

方教授对译者的重视，在他编著的几本教程中也有充分的体现。《英汉翻译基本教程》（2005a）的概论部分只论述了翻译目的、翻译主体与译者的职业素养，在“翻译主体”小节中，他以简约的语言说明译者的社会角色与创造空间（包括再造想象、设立新名、转换语言形式、调整文体结构）。同年出版的《英汉-汉英应用翻译教程》（方梦之、毛忠明2005）中，第一章总论的第一节便是“翻译主体”，内容与前书相似，但将“译者的职业素养”并入“翻译主体”中，这一调整使“翻译主体”在翻译教程中的论述更完整。在2008年再版时，为了适应高校翻译专业和英语专业的本科生使用，该教授“删去了原书中对翻译实践指导意义不大的理论阐述”（方梦之、毛忠明2008：Ⅳ），但完整保留并扩充了“翻译主体”的内容。“翻译主体”在他与范武邱编著的《科技翻译教程》（2008）中同样是概论部分的主要内容。

上述教程在论及译者素养时，都将IT技术单独列出以引起教师和学生的重视，这在同类教程中并不多见。方先生强调：“一个不懂IT 技术的译者很难胜任时代的快节奏要求。译者要利用网络与委托人沟通，通过网络试译、了解翻译要求、接受原文、传递译文。译者要利用委托人的数据库和自己的数据库在计算机上从事翻译工作，还要利用不同的翻译软件，特别是CAT（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软件作为辅助翻译手段。据研究，采用计算机辅助翻译至少可以减少不同专业的译者50%至70%的劳动量”（方梦之、范武邱2008：8）。这段话简明扼要说明了IT技术是新时代翻译市场的需要，是译者工作的需要，是提高翻译质量和效率的需要。学生读后怎能不努力学习IT技术呢？

不同种源/家系1 a生扦插苗地上部分生物量比较可知(表4)，四川广元市种源/家系生物产量最高，地上部分鲜重和干重最大值分别为443.32 g和193.51 g；其次是广东广州市、福建厦门市和江苏盐城市，平均鲜重达到210 g、干重90 g；江西乐安县和江西吉水县种源/家系生物产量最低。对不同种源/家系樟树地上部分生物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种源/家系樟树地上部分鲜重(F=12.747，F0.01=2.95；F=3.584，F0.01=1.75)和干重(F=8.231，F0.01=2.95；F=3.998，F0.01=1.75)均差异显著。

4.在辞典中突显翻译主体并展示应用翻译家的思想与成就

重视“翻译主体”的学者自然重视翻译家研究。方教授1991年就采访过科技翻译家叶笃庄先生，发表“锲而不舍 精益求精——访中国译协副会长叶笃庄研究员”，1995年采访长期从事外语教学、编译、科技杂志编辑的章永源先生，发表“耄耋之年 壮心犹存——访章永源先生”。1991年他参与编撰、林煌天与贺崇寅先生主编的《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出版，该辞典收录具有高级职称（副译审、副教授）和历代有影响的科技翻译家916人，虽然每位译家的介绍十分简短，却也是科技翻译家研究的一大成果，凝聚着他的心血。

1997年我国第一部翻译百科全书《中国翻译词典》出版并于次年荣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他是该辞典的编委和主要撰稿人之一。

他所撰写的词目“翻译的个体性”，特别强调“在翻译研究中对优秀译者的经验总结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因为“翻译活动是以译者个人为中心展开的。译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译者的个性……翻译思维是多层面的立体的，它包括语言学、文艺学、美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各种学科因素的交叉作用，反映译者的知识结构及对原作的理解与体察，还包括译者个人对原著的激情和追求，以及社会政治文化对译者的影响”（林煌天1997：169）。

那部词典收录3700余词条，正文只分“综合条目”与“百家译论”两部分，“翻译人物（或翻译家）”与“翻译理论”等八方面内容编在“综合条目”内，词条按音序排列，如瑞典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高本汉（Karlgren，Bernard）”的词条与“冈察洛夫作品在中国”在一起，这一体例不利于读者了解翻译家或从事译家研究，虽然第二部分“百家译论”收录的200多位中外译家的翻译观，极具参考价值。

2004年方教授主编的《译学辞典》问世。他将“译者 译本”作为一类词目，收录28个主词条，含7个次词条。由于词目基本按笔画排列，“翻译主体”成为该类最后一个主词条，其定义为：“常指译者或称译者主体（以翻译行为本身而言）。但有人对‘翻译'从广义上理解，认为翻译活动的全过程除有译者主体参与外，还有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参与；因为作者提供原本，原本是翻译的基础，读者参与原本和译本的价值创造；因而翻译主体应包括译者主体、作者主体，甚至读者主体”（方梦之2004：88）。“有人”是指持现代阐释学观点的学者，他们的观点能及时得到反映，体现了他宽广的学术视野。

“国外人物”和“国内历史人物”作为两类词目，分别介绍63位国外翻译家和82位国内翻译家的翻译观与成就，国内历史人物中，科技翻译家占49位，足见他对科技翻译家研究的重视。

2011年方教授主编的《中国译学大辞典》出版并于同年荣获两年一度的上海市图书奖一等奖。这不仅是他对我国翻译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也是他对翻译主体研究，尤其是应用翻译家研究的贡献。

该辞典分三部分：分类词目、译论百部与译学百论。“翻译主体”列为第一部分27个分类词目中的第5类，“国外人物”与“国内人物”分别列为第26和27类。第三部分“译学百论”也将“国外译论”与“国内译论”分开陈述。这一体例突显了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译学建构与实践中的作用。

“翻译主体”作为单独词目有30个主词条，含33个次词条，内容十分丰富，涉及与翻译主体（译者）密切相关的各类文本、与译者工作密切相关的各种人（代理人、发话者、受话人、发起人、源出者、委托人、赞助人、接受者、读者、媒介者）、版本和版权、译本（含不忠的美人、伪译、胡本）、译作（含旧译、新译）、译风（含死译、逐字译、硬译）、译德（含抢译、乱译、胡译、滥译）和译者（含主观能动性、译者个性、译者风格、译者主体性、译者角色论、翻译立场），几乎涵盖了与译者从事翻译活动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视为研究翻译主体的关键词。按辞典凡例“分类词目排序主要考虑内容，在与内容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情况下，词条按笔画排序”（方梦之2011a：Ⅹ）。“翻译主体”的第1个词条便是“翻译主体”，其定义为：“常指译者，或称译者主体（以翻译行为本身而言）。从广义上理解，认为翻译活动的全过程除有译者主体参与外，还有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参与；作者提供原本，原本是翻译的基础，读者参与原本和译本的价值创造；因而翻译主体应包括译者、作者、读者，甚至包括委托人、赞助人等”（方梦之2011a：81）。翻译市场中对译者这个主体产生影响的委托人与赞助人也成为广义的翻译主体，这是新的观点。

在方教授撰写的主词条“译者”下面，第1个次词条便是“主观能动性”，它体现在选择原文（即使对委托人的委托也是可选择的）、解读原文（译者有权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翻译）、决定翻译方法、决定表达方式和应用翻译技巧。该词条提醒译者摆脱仆人意识，做翻译的主人，但需用译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第4个次词条“译者主体性”又进一步阐明，译者主体性亦称翻译主体性（如果翻译主体专指译者的话），亦即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它贯穿翻译活动的全过程。译者主体性研究对翻译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和文学史的编写都有重要意义（参见方梦之2011a：81-91）。对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和应用翻译史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50条“国外人物”词目中，除了西塞罗、哲罗姆和泰特勒等3位对我国译界学人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介绍了13位应用翻译理论家。在82条“国内人物”词目中，介绍了对我国翻译事业有重大贡献的徐光启等50位应用翻译家（包括安世高等11位佛经翻译家）。

译学百论有103个词条，旨在“集中展示百余位论者的译论建树，反映现当代国内外翻译研究的理论精要和重要流脉，勾勒出现当代译沦的大致轮廓”（同上：ⅵ）。这部分介绍的国外34位论者，都是理论家；国内69位论者中，有13位从事应用翻译研究与实践，如严复（政论、科技）、张元济（文化、学术）、梁启超（政治、哲学）、成仿吾（马克思主义著作）、贺麟（哲学、翻译史）、程镇球（政论专著）、段连城（外宣）等；除了历史人物，他还介绍“现今活跃在我国译坛的在某个（些）方面有建树的翻译理论研究者”（同上：ⅵ）；还有些论者既研究普遍翻译理论，又研究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如李亚舒、方梦之、郭建中、阎德胜、曾利沙、张美芳等。这些词条较详细地介绍了论者的教育学术背景、翻译思想或研究方法、代表性研究成果或学术贡献。它们的集中展示仿佛向读者打开了译学百宝箱，那闪光的思想使人感到我国应用翻译研究源远流长，与我国的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可供应用翻译研究发展的理论宝库流派纷呈、硕果累累，应用翻译学科的发展前途无量。

4.结语

方梦之教授具备丰富多样的翻译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几十年如一日从事翻译研究，非常重视翻译主体与翻译事业发展的关系。他对翻译主体、对翻译家、特别是对应用翻译家的研究，成果卓著，为我国译学，特别是应用翻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研究轨迹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思路与范例。

笔者感到，与应用翻译研究的其他方面相比，对应用翻译者的研究仍有待大大加强。

从中国知网的查询结果看（截至2014年1月3日），以“译者”为篇名，结果有4267条，最早的研究题为“做鲁迅那样的译者与编者”，刊载于1956年6月的《读书月报》。但以“应用翻译者”为篇名，查询结果为0，虽然应用翻译的研究论文达113，655之多。可见，“应用翻译者”尚不为“知网”所知。

以“翻译主体”为篇名，结果有180条，首位研究者是袁莉，她的论文“也谈文学翻译之主体意识”（1996）被引220次，下载1085次。许钧的论文“‘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研究”（2003）被引1051次，下载5331次。穆雷与诗怡的论文“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2003）被引330次，下载2562次。可见从1996年起，“翻译主体”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虽然研究成果不算少，尤其是许钧在其专著《翻译论》（2003）中，用整章52页的篇幅较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有关翻译主体性的重大问题，但上述研究多为理论推介与阐述，关注点多为文学翻译，针对应用翻译主体的研究寥寥。

穆雷与诗怡（2003）的研究“重点回顾了80年代之后我国的翻译家研究发展状况，评述其得失，并对今后翻译家研究的深入发展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她们建议）除了文学翻译家之外，还要对科技翻译、法律翻译、外交翻译、各类口译、新闻翻译、政论翻译和各类实用翻译人才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十年过去了，也许这些研究正在进行中，但有影响的成果不多。

应用翻译主体的研究是应用翻译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人在应用翻译的社会活动中如何起作用及其社会反响，总结优秀译者的经验与思想，对提高应用翻译译者的素质，推动应用翻译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因此，笔者建议：

第一，对应用翻译主体研究立项。应用翻译实践经验丰富的口/笔译者往往无暇顾及研究。可以组织人员研究其译事活动/译作，将其经验上升到理论以利推广，并为应用型翻译专业教育提供实例。

第二，应用翻译各分支可组织人员对本分支理论与实践研究突出的口/笔译者进行研究。推出有代表性的人物，带动本分支的发展。

第三，应用翻译文本的匿名性的确给研究译者带来困难，但并非不可为。委托人或翻译公司，也可以成为研究对象，因为它们从事翻译活动的组织与运营工作，对译员的素质、译材的挑选、译作的质量、译作的评估都有具体的要求，研究这些要求即它们取舍的标准与操作的程序，既可以帮助这些公司创造自己的品牌，也可以帮助业内人员了解这些公司，活跃翻译市场，促进产学结合。

笔者希望，应用翻译主体的研究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能从隐性研究（隐身于翻译史、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的研究）转向显性研究，让默默无闻的应用翻译译者形象矗立在公众视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