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治理改革的 “内卷化”及其规避

孙百亮

（长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一、内卷化：分析大学治理改革的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内卷化”（involution）原意是指 “转或卷起来”。戈登威泽曾用 “内卷化”来描绘内部不断精细化的文化现象。格尔茨则用 “内卷化”来分析内部过于精细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具有刚性特征，无法向外延展。［1］美国学者黄宗智在研究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时发展了这一概念，指的是在 “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生产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造成了 ‘没有发展的增长 （内卷化）’”。［2］后来美国学者杜赞奇又把这一概念用到政治文化领域，他在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提出 “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即 “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 （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结果就是 “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只是 “固定方式的再生和勉强维持”。［3］作为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当前 “内卷化”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并被应用到社会、政治、文化等研究领域，相应地演生出三种含义：（1）经济内卷化，即 “经济有增长但无发展的状态”；（2）政治内卷化，即 “旧有的国家或社会体系的复制、延伸和精致化，国家或社会逐步丧失容纳新成长因素和制度创新的内部机制而陷入无发展的状态”；（3）文化内卷化，即 “旧有的习俗、习惯参与的社会复制与精致地定格各种秩序的状态”。［4］

自1949年以来，我国大学治理改革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取得的成绩不容否定，但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突出表现在大学治理改革的 “内卷化”困境上。“内卷化”作为大学治理改革的一种现象和机理，指的是大学治理改革进入锁定的“内卷化”状态后就会形成 “路径依赖”，大学治理越是加强，问题越是增多，最终使大学治理改革陷入一种不断内卷、愈加复杂却停滞不前的局面。大学治理的 “内卷化”是一种非理想型的制度变革状态，这一制度变革状态使大学治理改革既很难稳定下来，又很难跨越到新的状态，只能使大学内部治理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又无效率，结果就是大学治理变革的制度创新只是量的增长，而不是质的革新。大学治理改革的 “内卷化”不仅增加了大学的压力，而且还会耗费大学发展的各种人力和物力资源。把 “内卷化”理论引入大学治理改革领域，便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观察和分析当前中国大学治理改革的现状，为深化大学治理结构改革寻绎新思路。

二、大学治理改革 “内卷化”的表现

当前我国大学治理改革的 “内卷化”主要体现在大学日常管理的复杂化和精细化，大学的压力化，大学治理效率低下等方面。

1．大学日常管理的复杂化和精细化。为了回应社会对教育的批评和提高大学的治理成效，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大学积极推进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作为改革的承担者和主体，大学为应对上级的各种考核，不得不整合越来越多的管理部门和人员，拟订各种繁琐的指标体系与评审程序，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管理的精细化和组织功能的重叠。为了做到管理不留死角，很多大学在 “精心是态度、精细是过程、精品是结果”改革理念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 “事事有人管，时时有人管，处处有人管，人人用心管”的大学治理模式。这种复杂和精细化的治理模式体现在学校的考核、管理的数字化上，论文篇数、课题档次、文凭级别都有严格的考核办法，晋级、工资、划拨科研经费，甚至学生对教师的尊重程度，都要与此挂钩。具体到教学管理，一般由校长挂帅，教务处负责，几乎所有教师都要参与。教学精细化管理无微不至，教师每一节课的备课、讲授内容、手段方法等都要进行记录，并整理形成教师的日常业务管理档案。大学的审批制度和程序也繁琐至极。任务的增多，管理的复杂，必然会分散时间和精力，降低工作效率。如科研管理，相关管理部门对科研课题的申请精心设计繁琐的申报、评审、验收等手续。

2．大学的压力化。大学日常管理的复杂化和精细化使教师的压力越来越重，每年教师都要为达到学校规定的若干 “刚性指标”而疲于奔命。大学的管理者和教师，一方面要应对上级的考核，另一方面要接受日益频繁的教学与科研的考核，一些学校对一些关键考核指标采取 “一票否决”制，使很多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肩负着巨大压力。校、院、所各级领导更忙，因为争取项目经费、科研课题、学位授予点等等，不得不高负荷工作，整天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常常为教育、科研、上级的指标能否完成而忧心忡忡。科研人员申请项目填表、立项答辩、评估、汇报、验收等会花去科研人员很多时间，再加上频繁的评比奖励，科研人员无法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做研究。许多项目主持人只能在8小时工作日之外从事科研，再就是周六周日加班。在这种 “榨汁”式的科研和教学管理模式下，工作压力大，精神负担重，无暇顾及身体，很过年轻专家学者过早地将自己的精力耗尽。教师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亚健康和前临床状态占比很高。有关调查显示，中国高校教师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大约在11个小时以上，睡眠时间远远不够。有68%的人感到工作压力大，有22%的人甚至认为压力 “巨大”。许多中青年教师过早患上了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疲劳综合症等疾病。［5］焦虑、抑郁、过劳死、自杀在高校教师人群中并不鲜见。

3．大学效率和自我创新能力低下。大学日常管理的复杂化和精细化，必然导管理过程的拖沓，占用管理者和教师的大量时间和精力，结果就是几乎每个人都忙不过来，但是整体效率低下。大学校长被各种评价的压力所左右，压力只能分解到各院系，各院系再制定精细化的考核和评价体系。评价体系主要以科学计量学为基础，按文章、课题、课程的数量进行考核，因此大部分老师完全按照指标的设定安排工作，这一考核方式的导向就是造成教师 “保量不保质”地凑指标，而不愿意做长期思考和科研积累。复杂精细化的管理使大学教师长期处于高压之下，没有充分的研究时间和自由思考的空间。管理者也是筋疲力尽，很少有余闲精力用于改善管理，以期实实在在地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在这种环境下，大学管理人员和教师即使再忙，也难以创造出较大的生产力。而且高压力低待遇，使教学与教科研岗位远没有管理岗位更受欢迎，大学也没有政府机关更具吸引力，科研与教学人才流失再所难免。中国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社会对大学的教学与科研质量十分不满，这并非是个人勤奋工作所能克服的。大学日常管理的复杂化、精细化和压力化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其效率却低下，这就是典型的 “内卷化”。

三、大学治理改革 “内卷化”的成因

当前中国大学所面临的各方面的挑战和批评已构成大学治理变革的动力。这一动力没有被有效转化成为改革实践，使大学走出 “内卷化”的困境，主要成因是当前没有形成现代大学制度创设的内外部制约与激励的制度安排。

1．国家还没有形成现代大学制度强制性创设的明确方案。面对舆论的压力和批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宣示必须进大学治理改革，但迄今为止，国家没有形成现代大学制度强制性创设的明确的改革方案，经常使用伸缩性的文件和法令进行管理。在国家没有明确的改革方案的背景下，由大学自我探索的大学治理变革很难形成突破性的制度变迁，而只能以比较稳健有序的 “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进行。在改革遇到重大困难时，大学的管理者出于风险规避的衡量，一般不会做出风险较大的改革决策。在自下而上的权力负责制下，大学的自主创新意味着不确定性和风险，上行下效最安全。因此，大学自我革新的动力明显不足。即使有自我革新，也主要迫于上级主管部门的压力或大学管理精英的自觉，且革新一般也不会大幅度改变原有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在国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没有出现重大突破的前提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只会在现有状态下进一步的复杂化和精细化。

2．大学内部利益集团的阻碍。在大学日常运行及其改革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大学的日常运行及其改革也相应地体现了这些不同利益集团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如很多大学存在 “家族主义”学术与管理体系，具体表现为导师—师兄—师弟构成的权威的等级体系，以及掌控某一学域的“学阀”。“在这学术和管理体系中，一些水平不如副教授和讲师的老教授，因历史缘故在很低的门槛评上职称，又因现行科层体制的原因而占据着学术资源和管理岗位的教授们，从根本上来说不利于知识的有效生产，是大学组织绩效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6］如果公开、公正、公平的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大学教授队伍，届时他们将带来完全不同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规范，这势必会引发大学学术资源和学术权力的重新分配和新的博弈，占据学术资源与管理岗位的 “老”教授和管理者的前景难以预测，他们中的一部分将被“下岗”。如果大学采用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和学术标准，年轻学者无疑拥有学术上的竞争优势：无论是在外语写作和发表、学术理论和研究的范式、还是对国际学术前沿的敏感性等方面。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占据学术资源与管理岗位的 “老”教授和管理者不能和年轻学者一样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更新知识，开拓视野，在成本—效益的理性计算中，他们比较保守，抵制新的变革，只希望在自己熟悉的学术与管理老路上继续深化。这种利益格局使大学内部个人和部门利益呈刚性发展态势，导致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 “内卷化”。

3．大学治理改革利益相关者力量的非均衡性。现有大学治理改革方案主要是对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和机制，而对如何理顺国家、社会与大学的关系，基本上还没有明确的方案。从我国国家、大学、社会三者间的力量对比来看，大学是高度组织化的权力实体。大学所拥有和支配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资源大部分是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大学内部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利益实现较少受外部的影响。社会力量虽得到较大发展，但尚未成长为一支强有力的外在力量，无法有效地影响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由于缺乏制度支撑，学生的真实利益要求的表达、利益传输或被淹没或遭阻滞。因此，在现有的政治与社会生态下，除非国家强制性推进大学治理改革，否则大学治理主要是按照内部规则进行。因此，尽管大学内部治理存在各种问题，但外部难以对大学施加有效的影响力并推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革新。这种大学与社会以及学生之间非均衡力量格局，塑造了当前的大学治理状态。在大学日常运行中，大学管理者可以从容地应付来自外部的各种压力，将其维持在可控范围内，同时采取各种办法把要求变革的压力传导机制弱化。由此，大学治理结构承载的旧有的权力架构、功能、运行愈益巩固并强化。在大学治理改革实践中，大学可能会变换形式，增加人力与物力的投入，但大学治理的效率却会呈现边际效益递减趋势，即内卷化。

4．大学文化的刚性存续与发展的内生逻辑。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文化群体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一个文化群体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生存模式。从文化哲学的维度看，“文化是人类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7］经过历史沉淀，一个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会被这一群体的大部分人当作共有的生存方式所接受，从而形成了同一文化群体所共有的生存模式。从文化自身的形成与演变的机理可以看出，文化具有持久性和惯性的刚性特征。大学文化也是如此，其一旦形成就会引导和塑造大学管理者和教师的认知和思维方式，为大学管理者和教师提供认知模板。这样，大学文化系统会出于收益递增和外部性的考虑而沿着固定的路径演化下去，形成历史制度主义者所说的 “路径依赖”，即 “人们在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8］当前的中国大学治理模式是过去大学文化集成演化的结果。历史上形成的大学文化所体现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会对当前的大学治理变革发生影响，如果大部分人习惯于这些价值观并以此行事，大学治理变革只能在原有道路上进行“边际改进”。

当前中国大学的资源主要来自上级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因此，大学各级领导基本上是努力按上级管理者的意志行事。在国家还没有形成现代大学制度强制性创设的明确方案时，大学的管理者贯彻上级主管部门的意志，获得上级认可的最好办法 就是按上级的意愿行事，向国家提供更严格和复杂化的管理，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陷入 “内卷化”的困境。大学治理内卷化结果是导致大学负担过重，徒有消耗而无大发展，造成大学治理改革的悖论。

四、规避大学治理改革 “内卷化”的策略

大学内部治理改革的 “内卷化”一旦形成，就会导致恶性的 “路径依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更新和制度创新很难发生，仅靠大学自身的探索难以走出 “内卷化”的困境，其出路需从国家、社会与大学三方面综合推进，同时还需要培育现代大学文化，为深化大学治理结构改革提供内源性的支撑。

1．通过 “顶层设计”，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强制性创设。当前中国各级大学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不可避免地会追求眼前短期利益，很难从大学的长远利益出发推进大学治理结构改革。规避大学治理改革的 “内卷化”不能完全依靠大学自觉。国家要从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摒弃修修补补的改革措施，拿出大刀阔斧的魄力，强制性创建健全的现代大学制度。由于历史惯性和现实国情的综合作用，国家主导大学发展，承担大学日常运行的各项费用，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主要供给者。“我国大学要真正实现有效治理，需要进行 ‘顶层设计’”。［9］“顶层设计”是系统科学中的哲学思想，就是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以统观全局的视角，对系统建设的各方面、各层次、各种要素进行统筹全面的考虑，和谐处理各种关系，制定正确的战略和路径，并适时进行调整，规避可能导致失败的风险，提高效益，降低成本。当前我国大学 “内卷化”程度已很严重，社会的不满与批评都说明我国大学治理改革已步入 “深水区”，“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步入 ‘深水区’之际，应当加强改革的整体思维和 ‘顶层设计’”。［10］大学治理结构改革的 “顶层设计”不是国家与大学分离，让大学成为独立的组织，而是充分发挥国家在现代大学制度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创设现代大学制度，制定深化大学治理改革相对具体的目标与实施方案。

2．形塑 “国家—社会—大学”三者动态均衡的治理结构，构建国家、大学与社会间的制度化合作治理机制。大学本身是公共性的组织。“大学的公共性是指大学作为实施高等教育与知识创新的组织，具有公益性、公正性、共享性、参与性、责任性等基本特征。”［11］“大学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大学的决策必须权衡和兼顾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12］除大学之外，国家、社会都是大学的利益相关者，都有权参与大学治理。只有在 “国家—社会—大学”之间形成力量相对均衡的治理结构，才有可能深化大学治理结构改革，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创设。国家主导大学治理改革的优势无可比拟，但国家主导的大学治理改革没有大学和社会的积极配合，也不可取得成功。社会参与是大学治理结构改革的活力源泉。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态下，无论是大学治理改革的启动还是改革的推进，社会力量的参与非常重要。国家主导的大学治理改革，要让社会力量对大学治理改革进行监督和制约，构建和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大学治理是实现国家、大学与社会的动态均衡的必然要求。具体来说，社会参与和监督机制可以通过社会团体和大众媒体来构建。构建国家、社会和大学之间的制度化合作机制需要在国家、社会和大学之间构建顺畅有序的沟通渠道。这样才能推动大学治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和公开化，才能以规则化、常态化的互动规避大学治理结构改革的 “内卷化”困境。具体来说，就是允许社会组织在法治框架内代表不同群体发声，通过有序表达和参与来解决当前我国大学治理改革的 “内卷化”难题。

3．培育现代大学文化，为深化大学治理改革提供内源性的支撑。制度是由 “社会符号、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所组成的多层次稳定的社会结构，它包含以下三大要素：法令规章 （regulative）、规范（normative）和文化认知 （cultural-cognitive）”。［13］深化大学治理结构改革不能仅停留在制度创设、经费支持等表层，对于大学治理结构改革背后的文化指向、文化动力乃至文化阻力也要进行认真反思。即要 “用一种系统的眼光审视存在的问题，既要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又要重视组织文化建设。”［14］大学治理状况与大学文化紧密相连，并受大学文化环境的规制。从根本上讲，大学治理结构改革的动力源自文化传统的自我更新，大学治理结构改革实质是大学文化的变革。当前大学治理改革陷入 “内卷化”的困境，需要以培育现代大学文化为突破口和基础，才能为大学治理改革向纵深推进提供动力。当前深化大学治理结构改革，一方面，要反思当前大学文化和价值观上的缺失；另一方面，要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符合现代大学发展方向的大学文化。大学文化是大学思想、制度和精神层面的一种过程和氛围；是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家园，是思想启蒙、人格唤醒和心灵震撼因素的结合体。培育现代大学文化是改造传统大学文化、摆脱大学治理改革 “内卷化”束缚的内在需要。

五、结语

规避大学治理改革的 “内卷化”需要国家推动，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但当前中国大学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时机仍然不够成熟。“当前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框架没有搭起，大学治理改革没有整体性的方案。”［15］国家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创设的成本如何在国家、大学和教师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也没有明确的方案。深化大学治理结构改革需要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否则，教师对国家单方面的强制性改革将会不配合、不支持，最终现代大学制度也难构建起来。大学治理改革最困难是的培育现代大学文化。作为大学文化外围的现代大学制度相对容易创设，但作为大学文化精髓的 “大学文化精神”是大学文化的 “内核”，它运行在潜移默化的文化的深层，即最无意识、缄默的文化的深处，最难以改变。当前中国必须在综合考虑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国家主导，社会多元参与的治理结构，渐进性推进大学治理结构改革。

［注 释］

①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从最广泛的含义上说，任何一群为了争取或维护某种共同利益或目标而一起行动的人，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参见Robert A．Dahl．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4thed．）［M］．Houghton Mifflin Co．，Boston，1981：235。利益集团是大学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大学管理者、普通教师、不同部门都可形成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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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顾建民，刘爱生．超越大学治理结构——关于大学实现有效治理的思考 ［J］．高等教育研究，2011，（9）：28．

［10］ 顾建民，刘爱生．超越大学治理结构——关于大学实现有效治理的思考 ［J］．高等教育研究，201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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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顾建民，刘爱生．超越大学治理结构——关于大学实现有效治理的思考 ［J］．高等教育研究，201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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