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高 雅

(湖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一、比较西方的媒介体制

《比较媒介体制》一书根基于一项针对欧洲和北美18个民主国家媒介制度的调查，拟定了一个针对媒介与政治体制的关联进行比较分析的框架，提出了三种体制模式：地中海或极化多元主义模式、北欧/中欧或民主法团主义模式、北大西洋或自由主义模式。

地中海或极化多元主义模式存在于法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作为精英政治取向的报纸，发行量小，政治平行性高，一般而言政治凌驾于广播电视之上，国家干预强，数度进行新闻审查。其特征是高度政治化即国家和政党强力干预社会生活，而媒体对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高度忠诚，这样会导致公共信息的不平等消费。

北欧/中欧或民主法团主义模式存在于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德国、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大规模发行报界发展较早，发行量大，历史上有强大的政党报刊，但是后来转向中立的商业报界，国家干预强，但保护新闻自由，有强大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其特征是报道侧重于社会上有组织的社会群体的角色，同时遵守公认的规则和规范，高度消费有关公共事务的信息。

北大西洋或自由主义模式存在于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大规模发行的商业报界发展较早，发行量居中，中立的商业报界比较多，属于信息取向型的新闻事业，市场主导型。其特征是注重个人主义的观念。国家形象一般是负面的，媒介倾向于瞄向广大受众。

中国的媒介体制不在其中任何一个模式之内，但也不是完全游离于以上三种体制之外。它的体制更像是一种边缘体制，接近于民主法团主义模式，却也能在极化多元主义模式中找到它的影子。所以中国的政媒关系是耐人寻味的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我国政媒关系的发展与变迁

关系最复杂莫过于人际关系，如果拿一种人际关系来映射政府与媒体关系，也许婆媳关系算得上一种。“党管媒体”是我国历来的传统，儿媳受制于婆婆也是我国固有的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也许能发现我国政媒关系的深刻渊源。

1.我国古代的政报关系

古代虽然没有媒体，但是新闻传播活动是存在的，唐代出现了最早的官报，自宋代起，既有官办的“邸报”也有流行于民间的“小报”。古代的政府表现为皇权，皇权越盛，对报纸或者言论的控制越大。不管是官报还是民间报，虽然历史悠久，但都受到了极其严格的管束。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自然经济这一基础的制约。古代的报纸就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2.国人办报历史的开端和维新运动期间的政府与媒体(1870—1898年前后)

维新派认为报刊有强烈的政治性，是宣传政治主张的有力工具；不讳言报刊的资产阶级党派性。他们对报刊的功能合作拥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十分重视报刊的宣传鼓动作用。通过办报，宣传政治主张，建立政治团体，冲破封建言禁，为报刊赢得了实际上的合法地位。

梁启超先生作为中国近代新闻传播活动的集大成者，提出：“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他认为报馆的两大天职无疑是监督政府和向导民众，明确的提出了报刊的舆论监督作用。不但如此，他还将政府与报刊的关系定位为平等处之，而非隶属关系。“报馆之视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他认为通过每个人出让部分权力形成的政府公权力理应受到民意呼声之代言人报纸的监督，并通过民意的表达来影响和纠正政府某些有失偏颇的措施和行为，使政府职权的行驶趋于公正透明化。[1]事实上这仅仅只是一种奢望。

3.辛亥革命前后的政府与媒体(1898—1910年前后)

革命派十分重视报纸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以及报刊形成、影响舆论的功能，尤其是重视民意。不讳言报纸的党派性和阶级性，宣扬报纸的国民性。我国近代早期报刊，多以政论为主，新闻不受重视；辛亥革命时期各报对新闻都很重视。革命派推崇的是建立自己认同的政府，对于封建政府表示坚决抵抗。

4.五四运动前后的政府与媒体(1915—1920年前后)

“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报刊成为争鸣的主要园地。形形色色的观点展现在人们面前，有些相互辉映，互为补充；更多的是互有矛盾，相互排斥，思想交锋，甚至有激烈的思想论战出现。但这一切都是在自有讨论的气氛中展开的。[2]自由讨论之风兴起，带来了争论的活跃与繁荣，所以这个时期的政府与媒体是相对平等的关系。

5.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和大革命时期的政府与媒体(1921—1927)

这一时期“一切为了前线”成为所有新闻传媒的报道与宣传中心，敢于开展批评与表扬。邹韬奋提出报刊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应该成为民族解放的工具。实际上媒体附着于政府，而人民只是媒体拉近其与政府距离的一个对象而已。

6.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时期的政府与媒体(1927—1949)

这十八年是两大阶级和两党的新闻事业或新闻体制的对峙时期，经历了国共合作、分裂斗争、最终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不同的党派有各自的喉舌报刊，虽然有争议的地方必然有中立，但是这一时期政党报纸占绝对的统治地位。

7.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时期的政府与媒体(1949—1978)

在这个时期，《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新闻机构和地方新闻机构以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中心，宣传各地在经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当时的国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必须是以共产党的政策纲领宣传、舆论导向为主要内容，新闻事业以政党报(党委机关报)为主，在探索中曲折向前发展。

8.改革开放至今的政府与媒体(1978—至今)

改革开放以后，廉价或大众化报纸逐渐开始占据主流地位。目前我国报业已发展为一个以党委机关报为主体，兼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社会服务等内容多品种、多层次的结构，政党报(党委机关报)与大众化报纸并存。[3]这时期的报纸特征是政治上独立或无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经济上自主经营，不依赖政府或政党的津贴，读者对象是平民大众，内容上注重地方新闻、社会新闻以及各种休闲性趣味性的软新闻，形式上文字通俗，版面活泼，可读性强，经营完全商业化，大量刊登广告，以此来降低售价，扩大发行进而赢得更多的广告。[4]

随着网络的兴起,传统的媒体受到极大的冲击,新媒体成为一股新势力,虽然中国依然是党管媒体,但是政府的权力很难延伸至每一个网民,因为每一个网民都是一个自媒体,随时随地发布信息,已经从以前的单一信息接收者变为信息发布者，言论相对自由，媒体也更加独立，可以说网络的出现是构建和谐政媒关系的良好机遇，把握好这个新的技术，媒体与政府的利益点会愈发趋近，人民会成为受利的中心，而政媒关系会变得更加合理。

三、结语

我国的主流媒体，都以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为重，这也决定了在大多数时间里、在大多数地方，媒体和政府之间保持着一种平衡的状态。就像婆媳间，作为儿子和作为丈夫的那个男人就是平衡点。一旦有一方立意要打破这种平衡，双方都会遭受很大的伤害。由于关系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没有任何关系可以完全与官媒关系划等号。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政府与媒体的关系都不是只言片语可以解释清楚的，其中包含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两个相互作用的事物如若能长久的存在必然相互制约。如果让存在更加圆满，那么关系不仅仅是制约还有协作。政府与媒体理想的关系就是工作关系，各司其职。媒体依赖政府的消息来源，同时也对这些消息提出质疑，验证，这就是媒体监督政府。政府需要媒体来帮助自己把握舆论的方向，控制民众的思想，而媒体则需要政府的帮助和扶持才能不断发展和壮大。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政府选择公开信息且媒体报道该新闻，即二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才能取得共赢的局面，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受用的。

参考文献：

[1]李超颖.论梁启超新闻媒体舆论监督观的现实困境[J].京东文学，2009，(7)．

[2]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4] 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外国新闻传播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