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精谨，理论融通
——评刘荣平先生新著《词学考论》

李芸华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词学考论》(广陵书社，2014年5月第1版)一书，系刘荣平先生十馀年来词学研究成果之荟萃。该书所收论文，已在《新宋学》、《文献》、《武汉大学学报》、《厦门大学学报》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曾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今先生择要辑为一编，既是对自己多年来词学研究的回顾，也是拓展词学研究方向，尤其是闽词研究的新起点。全书分为三个版块：一是人事、文献的考据，有论文7篇；二是词学思想与词学理论的阐释，有论文12篇；三是词学著作评述，有论文2篇。在治学上，刘先生秉承传统路数，同时善于运用新方法和新理论，故能于微观考证上见精细透辟，于理论探讨中显宏观融通。

一、考据严谨

刘先生在考据上严谨求实，能不囿于前人成见，且重视新材料、新方法的运用以及对文本的合理阐释，由此也解决了一些学术史上的争端。如在《张炎北游时间是一年不是十一年——与谢桃坊先生商榷》一文中，无论是据新发现的明钞本《天机馀锦》考证张炎行迹，还是通过文本细读对张炎《壶中天》、《台城路》二词予以重新编年，又或是对曾遇跋语再作解释，都证明谢先生的“十一年”说不成立，张炎北游时间只能是一年。

其实，刘先生的考辨之才在早年就已展露锋芒。关于元僧杨琏真伽盗发宋朝皇陵的时间和《乐府补题》是否因寄托发陵而作，曾引起学术界的争鸣。刘先生因撰写博士论文之故，详审古今学者的推论，认为问题的症结出在对谢翱诗句“知君种年星在尾”的索解上。因此，在《释“知君种年星在尾”——对杨琏真伽发陵时间之坚证的考辨兼论<乐府补题>寄托发陵说不能成立》一文中，刘先生质疑明清以来学者，如彭玮、万斯同、陈增杰、夏承焘的诠释，检讨了张丁、黄宗羲、肖鹏、欧阳光的论证，务在对此句诗作出正确无误的诠释。刘先生借助天文历法知识，通过考辨太岁纪年、甲子纪年及月建的差别后，得出“星在尾”即岁星在尾宿。他又检索了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JPL)长期历表DE404和Skymap32实际演示，得出相同的结论，确定至元二十一年(1284)岁星在尾宿，也即1284年发陵而不是1278年发陵，从而解决了学术史上的一大争端。不过，刘先生又谨慎地指出种年不等于发陵之年，发陵时间跨度应在1284—1285年，并通过详审文献资料，细致地分析发陵、种年以及《乐府补题》之间的关系，有力证实了《乐府补题》非为发陵而作的论断。乃师邓乔彬先生赞其“破译千古之谜”，决非溢美之词！

刘先生谙熟校勘、编年之法，在获得词学秘籍《天机馀锦》后，以之与吴则虞先生校点的《山中白云词》对勘，或校正文辞，或胪列异文，或编年词作，共择出三十馀则，成《以<天机馀锦>校证<山中白云词>》一文，对张炎词的研究作了重要补充。此外，刘先生考前人所未考，辨前人所误辨，在《刘将孙简谱》、《洪咨夔行年考》中，对刘、洪二人的家世、为官、交游、著述等均作了细致的考辨，为进一步研究刘、洪的诗文词创作成就以及他们所交往的文人群体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二、理论融通

刘先生论词，绝非就词论词，而是综合多门学科知识，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后进行分析。

(一)选本

文学的传播与接收研究，无疑是词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刘先生的一些论文，侧重从选本传播的角度切入，并辅以统计分析的方法，从而逐步揭示选本的影响、选家或某一文人群体的文学主张。

在《<名儒草堂诗馀>刍议》一文中，刘先生用大量的数据和例证，对该书的版本和校勘状况作了详细介绍，并从选源、选型、选心三个方面展开考察，得出《名儒草堂诗馀》当是在《草堂诗馀》不断翻刻的风气下成书的，它是一部以江西籍词人为主的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词选，虽然带有漫录的性质，但爱国情感、亡国哀思为编选要旨。由此，刘先生发现了《名儒草堂诗馀》与江西遗民词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论及《绝妙好词》这部对同时代风雅派词人和有清一代词学理论产生深刻影响的选本时，刘先生结合选家周密的词论与词学实践，详考其影响发生的过程和原因。刘先生以大量证据证明张炎《词选》、陆行直《词旨》是直接从《绝妙好词》中取材的，为此，他还论述了此书与《乐府指迷》之间的微妙关系，证实了周密倡前、张炎扬后的“清空说”，乃是共举姜夔大旗，确乎为宋末元初的词坛所宗。元、明二朝，《绝妙好词》湮没无闻；至清初，始为浙西词派始祖朱彝尊发现并加以推崇，从而影响了清词的创作模式，形成了以《绝妙好词》为代表的以词言志、严格协律、骚雅清空的“南宋体”词。

(二)词体

就词体而言，唐宋词中的“应制”一体，或因其“杂流”身份，长期不为人注意。其实，应制词在词体演进历程中的意义和所承载的特殊使命不容忽视。在《论唐宋应制词》一文中，刘先生运用社会文化学的分析方法，将应制词的源头追溯到初、盛唐，并按照创作的集中程度，将应制词分为唐五代、北宋徽宗词坛、南宋孝宗词坛等早、中、晚三个时期。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文本进行分析，刘先生描绘了应制词的演进轨迹。总的来说，就是风格趋于富艳精工，体制愈显单调程式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同应制词的宫廷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帝王的娱乐需要、颂升平、美风俗等需要是应制词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刘先生的立论依据是应制词的作者多为教坊中人，而教坊为皇室宫廷音乐机关。随着帝国的更迭，不同的朝代呈现出不同的宫廷文化特色，应制词也相应地有雅俗之别，如西蜀之俗艳与南唐之清雅。此外，应制词创作队伍——近臣或重臣直至小臣、弄臣甚或布衣词人——的变化，折射出人们对词体价值观念的变化。刘先生的剖析深入细致，条理分明，对我们了解唐宋应制词的兴盛原因、功能使命、文化背景和风格特征助益甚大。

(三)阐释

清嘉庆以后，词学始能卓然成立，其路径渐多，堂庑渐大，见解渐深，这与名家的纷纷立说是分不开的。刘先生谙熟清代学者对词的阐释，提出探索词学阐释路径，并将其放在整个中国阐释学的范围内去观照，是词学阐释学研究的首要工作这一重要观点。刘氏《词学阐释的三条路径：意内言外、意内音外、音内言外》一文，就是对这一观点的全面论述，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其创建性有三：(1)“意内言外”说并未超出传统阐释学“言意之辨”的范畴，但确实导致词学阐释路径由本事批评向比附批评的转型，从而实现推尊词体的目的。(2)“意内音外”虽另辟了阐释的路径，即注重词的语助词、虚词，求词中之意、词外之味的目的更为强烈，但很难收到实际效果，也未显示超越之处，可以说是对词学阐释路径的一次乏力的反拨。(3)“音内言外”说抓住了词作为音乐文学的特质，是词学阐释路径在词的声、辞结合期的一种调和，它把诗学和词学关于言、意关系的见解融合在一起，既避免了“意内言外”说导致的生硬求寄托，又避免了“意内音外”说对词的体性的偏离。此外，《论兴在词学理论中的传承与拓展》也是一篇非常有代表性的文章。

刘先生对词学的理论阐释虽未脱离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范畴，但他的阐释角度或与一般治词者不同，难度系数也更高，这突出地表现在对词之音乐性的研究上。词最早是一种音乐文学，词家填词，首先是撰词合调，让歌妓来演唱的。但随着词体的演进，唐宋词是不是都可以唱已然成了问题。如果能唱，又如何唱？如何逼近唐音宋调的原貌？这是困扰当今词学界的难题。刘先生在研究闽词时，发现晚晴福建女词人薛绍徽的唱词观念在探索词乐关系的历史进程中显得极为特别，惜其未引起研究者注意，因撰《论以昆曲唱词——以薛绍徽唱词观为中心》一文发源扬波。此文亮点有四：其一，薛氏“无词不可唱，无词不合乐”的观点，对唐宋词的歌唱观念具有突破意义。其二，薛氏依唐宋词之字声去行昆曲之腔，也就是用昆唱之法唱词，不仅符合学理，也是最接近唐音宋调的一种简明而有效的方法。其三，薛氏“长音使短，短音使长”的唱法、“不在于谱”则实在于腔的唱词方式，是解决词、乐相配矛盾的一种方法。其四，薛氏“谱以闽腔”，是尽量欲复古音唱词的一种努力。刘先生对词之音乐性的独特感悟，想必同他喜好吟诗唱词的雅趣是分不开的。

三、发掘新境

或因写作博士论文的关系，刘先生深入研究了宋末元初的江西词人群体和临安词人群体。譬如《论宋末元初江西词人群》、《<名儒草堂诗馀>刍议》等文，虽以“群体”为研究对象，但这一群体所具备的特殊的地域因素，使刘先生对地域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他的学术方向转移到对闽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上，并因此阅读了大量闽地词人的别集、总集，也推出了系列学术成果。《词学考论》一书中，与闽词相关的论文共收录九篇，其中谢章铤及其主盟的聚红词榭唱和是其核心，故就这方面的论述来谈一谈。

谢章铤是福建长乐人，他著述甚丰，在诗、词、文、经学方面均有建树，尤以词学批评得享盛名。刘先生的《谢章铤词学思想新论》一文，就谢氏的论词主旨、阐释主张、地域词史建构等词学思想精义，作了新颖而详实的论述。刘先生所论之“新”突出地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词量说”是谢氏独具开创性并极具批评意义的词学理论。所谓“词量”，即词之容量，也就是谢氏所倡导的作词要“敢拈大题目，出大意义”，要承担反映现实的重大责任。在谢氏词话中，词量说也是他品评清代词人词作的一条最重要的标准。其二，谢氏的“意内音外”说注重对词作本意的理解，目的是消去比附说词的弊病，他所提出的“虽作者未必无此意，而作者亦未必定有此意”的见解，很难说比“意内言外”说更适合去解读词作，但其探索精神及引起的思考值得关注。而谢氏后期提出的“以有托之心读之则有托”，在一定程度上有认同读者自由阐释的一面。其三，谢氏有浓厚的地域词学的建构意识，且重点在清代闽籍词家词作。正如刘先生所举，在《赌棋山庄词话》及其《续编》共252则条目中，有67则论及闽人词作和轶事。这67则中，又有56人属清代闽籍词家，其中32人与谢氏有交往。谢氏还有力地辩驳了闽音不适合填词的观点，并提出“言语虽不同而四声则有一定”这一按四声填词的方法，在理论上为闽词的发展廓清障碍。此外，刘先生在《赌棋山庄词话校注》草成之后所作的《<赌棋山庄词话>的价值和失误》一文，评价公允，结论可信，可以说是对《赌棋山庄词话》贴切的评估。

促进闽词中兴的聚红榭唱和，是清代词坛参加人数多、活动时间长、影响大的词人结社活动。鉴于其对晚清词学的重大贡献，刘先生在《聚红榭唱和考论》一文中，详细考索了词社的活动情况和社员的生平事迹，其中，对词社的创作意义之发明最为引人注目。刘先生认为聚红榭词人对闽音利于填词的论证，提高了闽人治词的自信心，而词中所纪闽物闽景、世态民生，以及对闽地抵抗外族入侵的反应，使得词中有闽，闽词中有史，对晚清词坛贡献颇巨。为彻底弄清聚红榭唱和的具体情况，刘先生进一步发掘各社员的著述情况，如马凌霄的《墨瀋词》和陈文翊的《弦外词》，就是以前研究聚红榭唱和的学者所未曾注意到的词籍，而刘先生的《聚红榭著述二种：稿本<墨瀋词>与抄本<弦外词>》一文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刘先生的文献搜集之功，还体现在他对清代至民国闽词集的编年上。刘先生遍查清朝和民国闽人的总集和别集，尽力发见闽词(含台湾)的相关资料，除了简要说明书名、版本、序跋、卷数、词篇数，并论及词话及其它论词之书、词人活动外，还对词集予以编年，为从地域角度研究清代、民国闽词的创作状况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

在《词学考论》一书中，刘先生始终秉持一种严密、严谨而又勇于创新的精神，无论是对历史遗案的发掘，还是词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能充分利用尽可能多的资料得出信实的结论。拜读刘先生的大作，实在受益良多。刘先生的文章精炼爽利，文风朴实，一如先生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