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笛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走向衰亡,晚清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引入西方的政治学说来改造中国,随之而来的是臣民观的瓦解和新的民族国家观念的诞生。严复所引进的天赋人权、契约立国、进化论等学说以及梁启超宣扬的民族国家学说都深刻影响了世人。20世纪初的人们已经开始有了以主权意识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观念:“夫国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1],而“完全成立之国”必须由既有主权意识也有服从意识的“人民”来建造,这样的“人民”即可称之为“国民”。
“国民”一词早在先秦《左传》中就已出现,历代典籍中也屡次提及,但其涵义仍然是中国传统意义的以君王为本位的“百姓”“臣民”的同义词,清末知识分子根据日译汉词再引入的“国民”一词则是指以国家为本位的国民。日译汉词可以反映出日本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著作时重新打造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意图,日本学者池上荣子认为:“明治日本在吸纳西方政治观念时,并没有将citizenship与citizen译作‘市民权’与‘市民’,而是将之译作‘国民’,这种语意上的偏移,透露出近代日本的国民建构,未尝以一个相应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为基础,而是与其国族打造(nation-building)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2]。日本知识分子将citizen译成“国民”,是因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