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娥
(1.湖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410082; 2.湖南经济与社会发展法律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00)
法治建设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法治建设评价自然也呈现出阶段性①钱弘道教授将我国的法治建设评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立法司法领域的专项评价,包括立法后评估、司法评估以及其他领域对法治的评估;第二个阶段是法治建设评估的全面探索,见钱弘道等: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引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屈茂辉教授认为,早期的评价受到美国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主要是针对我国政府绩效进行评价;到了第二个阶段,随着立法评价、司法评价、司法管理评价逐步纳入到法治评价的视野中,法治环境评价才渐渐成型;第三个阶段是区域法治评价,见屈茂辉、匡凯:社会指标运动中法治评价的演进,《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3期。。从实证角度看,我国法治建设评价从微观层面开始,过渡到宏观设计阶段后在地方、区域内开展;以1997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和2005年开始的“法治余杭”指数的构建为标准,可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之前的阶段;1997至2005年的阶段;2005年之后的阶段。2011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被宣布初步形成,意味着我国将实现全面法治化,法治建设评价也即迈进全方位评价的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提出法治中国时,明确要求“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为此,有必要对我国法治建设评价的源流予以考察,总结出可资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