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商业组织对汉口贸易发展的推动

吕一群，胡 利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清末汉口自开埠通商以来，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同时也是我国内地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从其贸易量的发展变化来看，如果我们以一千万两作为进出口贸易量的一个台阶，那么从1861年—1881年这二十年中，汉口港贸易量总共才跨越了四个台阶。直到1881年，仅在1871年、1879年、1880年、1881年贸易量超过4000万两，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4000万两以下；1882年-1892年间贸易量基本稳定在4000万两以上，1893年后至清朝覆亡，汉口港对外贸易出现了加速发展的态势，至1902年后每年进出口贸易量都超过了一亿两大关，1910年甚至达到了一亿五千二百多万两。清末汉口贸易的发展离不开商业组织的推动，在汉口贸易市场中，商业组织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个是民间性质的商业组织，它有一个从传统到近代的发展过程，具体表现为行会、公所到商会的演变；另一个则是由官方主导的新型近代商业管理机构，如农工商局到后来的商务局。正是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汉口市场上的商业贸易行为越来越规范，新式商人势力不断崛起，汉口内外贸易的发展也越来越兴盛。

一、民间商业组织的作用

在汉口贸易市场上，民间商业组织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汉口商务总会和宣统元年（1909）武昌商务总会成立之前，主要是各行业的会馆与公所。会馆是同乡旅外集合或寄居之地，公所是同业联合办事或集会的场所，汉口作为商品集散地与转运中心，真可谓天下各方商贾云集，因而会馆、公所林立。为了团结自保、壮大声势，外地商贾在汉口形成了各自帮派，如宁波帮、四川帮、广东帮、徽州帮、湖南帮，还有粮帮、药帮、船帮、钱帮等因行业而形成的帮派。设立的会馆与公所有1865年成立的“两湖会馆”，1871年成立的汉口茶叶公所，此外还有米业公所、盐业公所等等。这些会馆、公所在汉口的商业贸易发展中曾发挥巨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统一度量标准，以免争议，取信于民。

各行业的度量标准不一，常常引起各方争议及百姓不满，为了防范交易过程中的欺诈与纠纷，取信于民，各行会、公所都制订了一定章程加以规范，如最早建立的汉口米业公所，其规章中写道：“我等从事粮食经营，管理汉口米市，需有会议大厅供召集会众以商议米市规章，否则意见不一，度量无统一标准，我等将难以履行职责。而米为人所必需，若度量不一，将何以出示检查记录？更何以见信于人？故此，我等会集订出度量准则，并将定期检查以昭郑重。”[1]183在后来米业公所规约“计开规条五则”中，也明订“严禁弊”，“升斗须用官斛烙印，各铺户奉之厉行，只惟恐人心不测，日久弊生；取巧渔利，益己损人。自应责成值年随查察，厘剔弊端，以期公道”[1]144。另外，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汉口市场茶贸呈混乱状态，各货栈在称量茶叶时适用的衡器变化无常，价格打折，重量计算标准上纠纷不断。为此，汉口茶叶公所为了维护行业的整体利益，及时制订了一个新的规章，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公所要求在茶叶交易中有个公证人，中方准备接受一个外国人做公证人，并同意汉口的英国商会竞选这一职务。同时要求建立茶叶过磅中的标准化和监督的规定，严格使用西方磅制。任何时候，只要有大笔生意，不论在中国货栈或外国货栈，都要在公所某个职员的直接监督下公开过磅，并声明一旦发现中国商人违反规章，将立即予以惩罚。正是在茶叶公所的监督下，使汉口茶市贸易恢复了正常秩序。

第二，讲求商业信誉，提倡诚信贸易，防止以劣充优。

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汉口的茶叶贸易由几个主要的茶帮控制，主要包括有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山西和安徽等茶帮，其中又包括着各色的茶庄与茶客。在当时茶叶贸易中出现了各种竞争手段，如称茶的度量衡器标准不一，茶样与茶叶品质不符，相互不讲信用等。为了维护华商的共同利益，1871年成立的茶叶公所为了防止茶商贸易中的以劣充优倾向，于1872年6日，举行了一次全体茶商会议，拟定了两条帮规。一条是不再允许茶商事先通过经纪商把茶样提供给外国商人，而是要求每个茶商等他的货物全部运到经纪人的货栈时，才能从大量的茶叶中随机抽出样品，抽样工作由茶叶公所派来的人完成。第二条就是减少外国商人对中国茶商的怀疑，建议由购买茶叶商行的某位成员和经纪人的代理人共同进行检查，在过磅和最后购买时随机抽样，并要求外商在过了总数磅重和抽样查看商品后的三天内必须付款并将货物运走。此外还规定茶叶转手交接必须是在指定的汉口中心货栈而不准在别的地方。这些规定实际上是限制了茶叶交易的中间环节，增强交易过程的透明度，防范交易中以劣充优等不良行为的发生。除了茶叶公所提倡商业信誉，防止以劣充优，整顿帮规的行为外，其他各商帮行会也有类似的行为。如光绪二十六年《湖北商务报》第27期反映本省商情时就记载：“本镇有毡坊某姓梁，因现下洋毛货稀价贵，难觅赢利，潜将黑黄各色取不论，及破烂棉絮等类，夹选毡心，蒙混巧取，被该帮查出破绽，想坏帮规，现已乔聚公所，极力整顿矣。”（湖北商务局：《湖北商务报》第2 7册，光绪二十六年）

第三，调解业内矛盾，避免恶性竞争。

汉口作为清朝末年全国中部地区的商业都会，各地商帮云集，在商业贸易经营中，各地商帮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相互竞争，相互诋毁，相互损害，有些到了恶意的程度，甚至偶有暴力发生。如在药材贸易行业中，当时在汉口的商帮有四川帮、江西帮、河南怀庆帮、浙江宁绍帮、陕西汉中帮等。在太平天国战争后，随着汉口商业秩序的恢复，他们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江西帮凭借自身的实力让河南禹州药材产区拒绝河南怀庆帮，西安药材产区抵制陕西汉中帮，而怀庆帮和汉中帮则联合采取行动，将其本省本地所产的药材扣留起来，不卖给汉口市场上的江西买家，江西帮又反过来在汉口市场对同僚们施压不供给药材给怀庆帮和汉中帮。像这样以牙还牙地竞争下去，其结果必然造成两败俱伤。为了避免这种局面重复地延续下去，汉口各帮药商不得不组成一个新的行会，并拟一份详细的贸易总章与贸易名目表，明确指出在汉口市场上销售的34种主要药材，按照药材产地分门别类，每一种药材后面附加有贸易管理细则，其中包括药物出售装箱的形式、出售的计量单位、差额百分比、买卖双方应按价款付给牙行佣金的百分比等等。该条规强调汉口全体药业商人必须服从遵守。药材贸易行创立后，各省药材行的首领定期集中，讨论修改章程及其细则，包括统一的度量衡与价格标准等，以使各帮商人能统一起来。另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就是木材贸易行业。在汉口木材贸易市场上，有着江西帮、黄帮、汉帮、湖南帮等，在太平天国战争平息后，作为木材主要贸易市场的鹦鹉洲被湖南商人霸占，1865年湖南木材商人联合建立“两湖会馆”，并于1875年和1890年代初重建和扩建。为了插足这一领域，湖北汉帮商人在1870年代初到汉阳府去控告湖南木材商人，反对湖南商人独霸鹦鹉洲木材市场。汉阳县长认为鹦鹉洲乃本县属地，外地商帮不应排挤本地商人，并对湖南商人进行经济制裁。后来在曾国藩、左宗棠等调停下，木材的采集、运输及经营权仍归湖南商人，汉阳是东道主之所在地，将牙行的美差交给汉帮商人，同时汉帮商人加入湖南商人的两湖会馆，组成一个更大的木材贸易行，这样两湖会馆实际上成为武汉木材市场的第一个包括不同地方来源的贸易组织。从上面的两例中，我们看到在药材贸易和木材贸易中，都采取了全行业统一的规章制度，建立生产、收集、分配及销售网络，并制订解决同行业之间纠纷的一系列措施。行会或会馆在调节业内矛盾，避免恶性竞争，维护同业者的利益，为太平天国后武汉的重建和贸易市场的活跃、维护来年更好的竞争秩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四，维护本埠商人利益，共同抵制洋商。

茶叶是汉口土货出口的大宗商品，是海关税收和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自汉口开埠后，茶叶贸易市场秩序是较为混乱的，许多在汉口的外国茶商在收购茶叶过程中不负责任，不讲道德，大肆欺骗中国茶商，英国领事及海关官员与外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但包庇，甚至纵容外商的欺骗行为，外商货栈的衡器都不一样，有的英商为了贪图利润，大量收购茶叶，欠付货款，或向西商、华商借贷而过期不还。如1876年英国麦克勒公司因盲目经营、管理不善而破产，欠中国商人债银达30万两。英国领事根据英国破产法对该公司予以从轻处罚，该公司对中国商人采取抵赖与搪塞的态度，而对西方商人则私下达成偿债协议。该事件激怒了中国的茶商，他们联合一致行动，抵制麦克勒公司所偿付债款的两个外国商行购买茶叶。这应是中国茶商第一次自发的抵制行动。在1871年汉口茶叶公所成立以后，汉口茶叶公所为了维护华商的整体利益反对外商恣意克扣，短少重量，以维护公正、合理的市场秩序，在1883年发起了对外商拒绝出售茶叶的行动。当时江汉关税务司穆和德在他的《海关十年报告》中对此事件有过一段描述：“当地茶商与外国买主间就茶叶计量问题发生过不少纠纷。1882年茶市期间，一些茶商抱怨顾主在重量上来取‘杀’买主的方式。当然，问题是双方的。外国客户指责中国茶商在质量、包装方式等方面采取各种欺骗手段；另一方面，中国茶商宣称他们受到买主的欺诈，外商支付的款额远不敷茶叶的重量，双方各置一词。中国人开始自行其是，1882年初，当地茶商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拟定了一系列称重量的规定，并决定选择一位外国人来仲裁，然而外国客户对这一决定表现出强烈不满，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参与此事。1883年茶市期间，规定开始生效，几家外国公司提出抗议，为了制造危机，中国人从一家公司收回了清单，这家公司正有一艘轮船停泊在港口等待装货。外国茶商举行会议，决定不向中国人屈服。正是在外国茶商们在会议桌前消磨时光的这一天，持有异议的俄国人把最好的茶叶装上了船。第二天联合抵制的各个公司与中国茶商妥协，贸易继续进行。外国人被迫放弃了他们原先的立场，同意遵守中方的规定。”[2]在1883年，英商威尔士公司不遵守规章，不接受仲裁，茶叶公所立即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停止向威尔士公司出售茶叶，之后英国领事从中调解，劝威尔士让步，问题才得到解决。这次行动可以说是汉口茶叶公所的一次壮举。在这次行动中，茶叶公所体现了其维护市场及中外茶商利益的形象，在其1882年制订的规章中，要求茶叶交易中称量标准化，严格使用西方的磅制，茶叶交易时要求有中方或外方人员做公证人，遇有纠纷可由中方或外方仲裁人进行仲裁，实行仲裁制度。这些规定的制订，有力地遏制了西方商人的欺诈行为。

商会的成立是清政权存在的最后几年的事情。以武汉商会为例，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倡导组织商会，光绪二十八年（1902），商务局设商务公所，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才设汉口商务总会。“光绪三十三年，查照商埠奏案，汉口为应设总会之处，由商务局邀集商董遵章公举总理、协理、会董各员，定名为汉口商务总会。由部颁给关防，开办之初，假商务局为办公地，光绪三十四年（1908）总督赵尔巽拨给汉口张美之卷城垣马路西偏官地三百方为建筑会所之用。”（湖北商务局：《湖北商务报》第1册，光绪二十五年）此后于1909年武昌商会成立于武昌兰陵街，汉阳商会成立于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商会的总理、协理等都是资深的商人，以汉口商会第一至第四届领导层的人员构成为例，本地商人有刘歆生（第一届协理，湖北夏口人）、齐相琴（第二届总理，湖北汉阳人）、蔡辅卿（第三届协理，第四届总理，湖北咸宁人）、外籍商人有卢鸿沧（第一、三届总理，浙江覲县人）、江炳生（第二届协理，浙江镇海人）、孙涤甫（第四届协理，浙江山阴人）。这种人员的构成，从侧面反映了外省商人在汉口的地位与作用，也反映了汉口乃万商云集之商贸中心。商会的成立其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起到了开通商智、协调商情、发达商业的目的，“是商会之设，所以通上下之情，联懋迂之谊，俾得扫除隔阂，意至美，法至善也”；另一方面就是它凝集了商人的力量，有利于强化市场管理，使商业贸易有序地进行，“如商业之若何处救，商权之若何挽回，以及商家之何货畅销，何物滞销，弊何由革，利何由兴”，乃至“所有全镇商务事宜，均归商会办理”（《江汉时报》，光绪三十四年5月16日）。武汉商会在成立的短短几年里，其作用与影响日渐扩大，如宣统二年（1910），政府倡导剪发，武昌总商会认为剪发必改服制而穿洋装，由此则洋布取代土布，导致中国传统的典当、衣帽、绸缎、珠玉等行业倒闭，于是武昌总商会通电联合各省总分会，要求政府妥筹办法，以免利权外溢。可见此时商会的组织作用已超越地域局限，成为全国有影响的组织。而汉口商务总会，也曾在宣统三年（1911）初，选派洋议员及干事2人，参加各省商团，赴日本调查商业。由于武汉商会资料的欠缺，我们仅从零星的收集中得知一二，但商会作为民间商业组织对商业及贸易的推动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二、政府商业组织的推动

清末湖广新兴商业组织管理机构的出现是张之洞督鄂之后。张氏督鄂期间，为了兴商务勉工艺，推行系列商政措施，也设立了许多新兴的商务机构，但作为真正履行政府职能，负责全面管理商务的正式机构应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设立的汉口商务局。“案奉督部堂张札，饬现在汉口地方遵旨设立商务局，……劝工劝商局应即归并汉口商务局办理。既已归并，业已开局在案。所有局内应办事理，谨就前项奏定章程，择其于时势尤为切要者，推阐引申，另拟十条，分别于下，呈候核办”（湖北商务局：《湖北商务报》第1册，光绪二十五年）。汉口商务局设立之后，以前设立的劝工劝商局及汉口商务公所所办事项立即归并商务局，并在商务局的统筹与安排下执行。

（一）汉口商务局的职责

汉口商务局成立伊始，对其自身的职责是有充分认识的，即要裨商政、重联络、开利源、兴商务。在《汉口商务局禀呈督宪汉口商务情形条议》中，汉口商务局不但详细分析了汉口的商务形势，也对自己以后的工作与职责有详尽的描述：（1）启导利源。商务局首先认识到开商智的重要，办商报、兴商学、设商会，考求中外商情是当务之急，并要求在原劝工劝商局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省内外、国内外的商品考求与展览，以便利华洋商民。（2）联合众志。强调加强官商之间、商帮之间的联络互通、避免上下相蒙，认为原有各帮会馆及行会，都自有章规，应继续发挥作用，鼓励商人之间合作，设立公司，章程各业自定，禀呈拟办。（3）剔除积弊。商务局分析了汉镇市场上的商人恶习，以假充真、以劣充优、买空卖空、诈骗资财、承运船户中途盗卖客货、挂洋商旗以自保、乱盘争结、相互倾轧、巧为周转、移东补西等等，商务局对这些不法之举予以严厉申明，出示晓谕，一经发现，一律严办。（4）保护资本。商务局分析了商户倒闭的原由并指明防范与补救措施。（5）宽予体恤。商务局应严禁税关厘卡，留难需索，以恤商情。对于各商所制土货能抵制洋货者，予以专利年限保护，对于捐资商报商学，出洋学艺由成者予以奖励等等。（6）昭示诚信。为了使交易中各商遵守诚信，商务局对交易中使用的斛斗尺寸称码，一律校齐，由商务局召集各商董校准，烙火印为证，以示无欺。对各商之间的纠纷，秉公议处。而商务局中所议之公事，也由官、商、绅董在明了事情原由后，再行公议。（7）广通消息。为了了解外洋各国货物商情，应及时咨商各国出使大臣，同时在国内各商中选派年轻聪明的人士出国学习商学，并劝在洋华商子弟学成回国，报效国家以夺西人之利。在国内，各省次第设立商务局后，各商务局之间应相互联络，随时知照，使信息畅通，便捷商务。（8）杜塞漏卮。为了与洋商争利，商务局鼓励华商与洋商合办公司，以学其工艺，提倡仿制西洋产品，如火柴、肥皂、纺纱、制烛、织布等等，认为“中国多仿造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吾民得自食一分之力。”（9）讲求矿学。商务局鼓励商人集资开矿，湖北铁锰铜铅等矿位于施南、德安、大冶等处，如各商开矿，需雇请洋矿师、洋工匠，由商务局奏请督宪，再咨商出使大臣，与外国签订合同，协助聘请。（10）劝集公司。商务局认为，纺纱织布、火柴、铜铁、皮茶纸货、自来水、洋烛等各行各业均可设立公司，鼓励各省合资，扩大股本经营，在商务登记立案的公司，商务局将着力保护照料。华商与洋商合办公司，在局内立案，商务局也将随时保护，并遇事代为照料。（湖北商务局：《湖北商务报》第5册，光绪二十五年）

从上面的呈议中，我们可以看出，汉口商务局对汉口市场的情形，需要改进、扶持的重点，应当鼓励及采取的措施是相当熟悉的，也就是对自己的职责与工作重点是相当明了的。

（二）汉口商务局对汉口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

首先，维护市场秩序，创造良好的商业贸易环境。

一是整治欺诈之风，维护商业信誉，防范以劣充优。汉口商务局内设有类似商业法庭的“传审公府”，“专为代追武汉商贾积欠”，解决商务纠纷。凡有商董三人公请传案，既由廨员公票派役协同地保往传，秉公讯办，保护有关商人利益。”（湖北商务局：《湖北商务报》第5册，光绪二十五年）据《湖北商务报》记载，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据西帮如松荣号客张善初赴局呈控，去腊凭同发泰来两花行，议买高鼎兴牌棉花一百五包，以掺杂水浸黄花，疑难出售，请勒传该行收回原货退还价银一案”。针对张善初的呈控，商务局立即予以处理并批复：“批据禀该号于去腊在同发泰来两行，买花一百五包，当立交单花样为据，及运纱退回。始知包心有水浸黄花掺杂，疑难出售，呈控到局，当邀该帮商董查明，传同该行号，询问属实。张善初经理号务，血本攸关，办事颟顸，殊属非是，该同发泰来两行，代客买卖，宜以信义为主，乃其初既未觉察，其后又复狡延，花包久泊河干，实非慎重客货之道，着该两行认明原包，赶紧如数收回，退银完案，卖客高鼎兴掺杂作伪，居心尤为险诈，于市面关系非浅，此风万不可涨。准该两行供出，从严究追另结，以示体恤而儆效尤。”针对汉口商务局的审理，花行高鼎兴立即纠正错误“情愿先代受退，代还价银”，使同发泰来两行免收损失，对此商务局予以批复：“批据禀已悉该行前卖如松荣棉花，因货样不符退回，认明原包，起存公所，如数垫银完案。该行虽未慎重于前，犹知补救于后，不失信义，尚属可嘉。一面赶催高鼎兴来汉，公同议罚，倘敢不服，准该公所首士，呈送到局，从严勒追惩究，以儆刁风。”（湖北商务局：《湖北商务报》第5册，光绪二十五年）

二是整治市场拖欠，维护商民利益。除了防范以劣充优，进行欺诈外，汉口商务局在整治市场拖欠上也狠下功夫。汉口市场中的贸易纠纷，通常由商务局直接出面召集各帮商董会商处理，对于属下各州县的贸易纠纷，则由汉口商务局札文各道、州、县，限期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上报汉口商务局。如：“汉口商务局咨岳常沣道饬传究追文：为咨会事，穷据汉镇浙宁帮源大万泰隆等，禀称等情，并粘抄一纸据此除批示外，查李荣齐系津市吉福友，驻汉庄客，又立殆谋顺字号，并代德升元等号买卖，交易未久，连己款经手，共欠源大万泰隆货银一千一百余两。遂尔倒闭逃匿，其为有意脱骗何疑，吉福友店主彭松亭与李荣齐既属亲戚又系该店庄客，应早代为理偿，何得空言搪抵，其中保无主使隐匿各情，此种刁风于市面商情大有关碍，……汉口商务局以兴商务保护商民为要义，而于倒闭亏空之案，尤应实力严追，……兹当整顿伊始，该商等血本攸关，岂荣任其脱骗，据禀前情自应不分畛域，严行究追，以挽颓风而为商务，合亟抄粘咨会，为此合咨贵道，请烦查照来文事理，转饬沣州直隶州，讯传吉福友店主彭松亭等到案，勒令交出李荣齐质询明确，严行究追，务期从速清偿商本有着。”（湖北商务局：《湖北商务报》第6册，光绪二十五年）

三是整顿运输秩序，保障商货运输的顺利进行。为了整顿船户运输客货中途盗卖的不良行为，汉口商务局特札文汉阳知县对有关案情予以审断。据《汉口商务局饬汉阳县提讯断结札》记载：“为札饬事，据西药帮商民永盛恒等禀为据情声明，公恳原情雪诬安贸一案除批示外，……自宜破除积习实力整顿。至船户盗卖客货时有所闻，贻累商民，为害甚巨。若一经追偿动辄以命案栽诬希图讹诈以饱欲壑，此种刁风万不可长，全赖地昂官共体时艰力加整饬，庶足以舒商困于商务亦实有裨益。兹据前情，合行录禀札饬，为此札仰该县却便查照前项案情，迅速提同原被人证秉公讯明断结。毋任拖累以安商旅，仍将讯结情形，具覆为要此札。附禀批，据公禀，该帮复有恒被船户张太富盗卖枸杞两件。经船行王全兴挽合许赔未偿，嗣因该船户之父张洪实身死，诬控逼毙在押等情，查船户盗卖客货及藉命圆赖均千例禁，现当设局整顿商务，尤应以保护体恤为重。该船户以此逞刁，如果属实，若不从严惩办，何以儆刁风而安商旅，仰候札饬汉阳县，迅即秉公讯断，速结具覆。”（湖北商务局：《湖北商务报》第6册，光绪二十五年）

四是防止中国商号出钱串挂洋商牌号，偷逃税款。商务局遵照总督的指示照会各商董，不准中国商号冒充洋商牌号，文中指出：“访闻各通商口岸内外，有等华商，暗出小费，出挂洋行牌号，开设店铺贸易，冒充洋商。此皆无赖奸商，希图偷漏税厘，挟制官长起见，不惟有碍政体，且亦有损各国声名。此等风气，断不可长。亟应严行查禁。并照会各领事，严饬各洋商，嗣后不得贪图华商小费辄认该店等为伊商颗，以致奸商特为护符。除咨请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通饬各口洋商，以后如遇华商冒充洋商牌号，遵犯中国禁令筹事，自应照中国例办理，洋商不得藉端干预。并札饬总税务司查照，既通行遵办外，相应咨情查照转饬。……并札汉阳府饬属遵办外，相应咨会。为此合资贵局，请须查照，希即谕饬各商董，传谕一体遵照。”（湖北商务局：《湖北商务报》第3 6册，光绪二十六年）汉口商务局的这些作为，在清洁市场风气，整顿市场秩序上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第二，办商报，开商智，联络商情。

汉口商务局设立之后，为了开商智、联络商情，创办了《湖北商务报》。该报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创刊，为旬刊，月出三册，以“开商智，振商务”为宗旨，先后发行了五年，共163册，我们可以从《湖北商务报》的栏目设置中，可见其内容之丰富。《湖北商务报》略例：谕旨第一；择录奏疏第二；局收文牍第三；局发文牍第四；商局讲论第五；局外文牍第六；中外商情第七；东西译报第八；商务通议第九；商务专案第十；商务月表第十一；商学商律第十二；案语发明第十三；读误更正第十四；禁议时政第十五。

从《湖北商务报》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清廷中央到湖广地方的政策、政令变化，了解到中外商情，学习到国外许多商业知识，在商学商律方面先后刊发了《日本商律》、《日本商务学堂章程》、《商业经济学》、《商业博物志》、《英国商务的规章》等等，特别是中外商情的发布，商业月表的制订，对商人及时掌握行情，制订及调整贸易决策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为了联络各地商情，《湖北商务报》依例定期派发，在本省和国内各省市设有大量的派发处。我认为《湖北商务报》的创办与发行，是汉口商务局振兴商务的一种成功举措，对于我们今天去了解汉口当年的商政商情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联络商情方面，汉口商务局也加强了与其他地方商务局的互动联络。如上海商务局与汉口商务局为了整顿丝茶贸易，防止利权外溢，互相之间就进行联络磋商，以期互通声气，有效举措能相互借鉴。例如《上海商务局移商整顿丝茶办法文》中，认为：“东南商务，以丝茶为大宗。近年两项商本大率亏折，皆由无大力者为之提倡扶持，以致利源外溢。……其应如何联络办理以期商务日有起色，抑或于上海先设丝茶公所，籍巨商以护众商，俾免跌价争售，徐收回议价定货之权，应由贵绅等。移商湖北商务局，浙江商务局斟酌办理，次第施行，相应照会等因。……相应移商贵局，请烦查照将整顿丝茶两业办法，详细见复，以导先路，须至移者。”（湖北商务局：《湖北商务报》第7册，光绪二十五年）而汉口商务局在《咨覆上海商务局移商整顿丝茶》中的回应是：“惟茶叶为汉口贸易大宗。近年商本亏折甚多，亟应设法整顿。……会将扰累茶商之虫毒，锐意廓清，然后疑仿准差定章，捐额印照意咨各商自整牌号，不致希图苟且，欺朦洋人，庶洋人抑勒诸端亦可渐兴理论。却销路畅滞，权不我操，或弊去利于，自能日有起色。兹经商务设局，与敝道反复筹商，亦觉补救之方。……如卖总局已有妥善办法，亦须随时咨会俾得互知联络，以维大局须至咨者。”（湖北商务局：《湖北商务报》第2册，光绪二十五年）

第三，推动工商实业的发展，支持兴商学，办商会。

汉口商务局成立之后，由于以往的劝工劝商局合并其中，使原来劝工劝商局的勉工艺、兴商务的职责也由商务局来履行与推动。在劝工劝商公所陈列湖北各州县物产的基础之上，商务局也向织布、纺纱、缫丝各局去文，要求将其工业品陈列展览，以资相互借鉴。在商务局《咨取织布纺纱缫丝各厂货物以备陈列文》中描述：“所有各属土产物件名目，经前督办劝工劝商局江汉关道瞿查明开单分饬通省各州县照单购办，嗣据各该州县将境内土产各货物陆续申解前来业经标明价值，分别陈列在案。查湖北省城前设之织布纺纱缫丝等厂所造各货物销路日广足以抵制外洋，亟应咨取一律陈列以资观览俾各商随时考究，理合备文咨请，为此合资贵局查照，希将厂内造成之货物分别等次，各取一件备解过局，以便陈列。”（湖北商务局：《湖北商务报》第1 2册，光绪2 5年）这种作为，可以说是对湖北纺纱织布缫丝业的宣传与鼓励，同时为了防止商利外溢，商务局在《湖北商务报》中对哪些洋货畅销，中国厂商应如何改进技术等也加以报道，以引起华商的重视。例如在中外商情栏目中有洋皂盛行的报道：“洋肥皂自流行中国，一年销路总以万计。现届炎夏，销路愈广，以致本镇各铺，无论东西洋皂，大有货不停留之势，今将最繁之皂市价照录如下，以告有心之士，能仿样制造，而免利源之外溢也。一百二十块祥茂皂价三两零五分、一百四十块必利皂二两一钱、一百四十块必利皂二两四钱五、条子公昌皂二两一钱五、一百二十块东帽皂一两六钱五、一百二十块双钱皂一两五钱。按光绪二十三年，洋皂进口共值关平银四十四万六千六百两有奇，较之二十二年，计少七万三千三百两有奇，岂华厂新起仿制足以稍夺其数欤，惟仿制制造与中间所含一种香料划分之法，未能尽妙，故终不及塞漏开源，此宜加意讲求。”（湖北商务局：《湖北商务报》第3 6册，光绪二十六年）从报道中我们了解到中国制造厂应留意香皂中香料的划分之法，其对工商业的关心与细致的程度可见一斑。而汉口商务局对兴商学办商会也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在汉口商务局《批汉口银号钱庄等倡议商会商学案》中称：“公同集议，情愿集资自效，创设商会商学，拟上等捐纹六十两，中等四十两，下等二十两，先于汉口适中之地创办商公所，俟各帮捐有成数，即接办商学，由该商学公举练达公正之人，经手款目一切由商料理，由官保护，由商秉承，由官主持。禀请转详立案，通饬保护遵行各等情，查商会可化官商隔阂之习，商学为启民人智术之原均属目前开通风气。亟宜举办之事有益商务，诚非浅鲜，所禀先设商会公所再推广接办商学自为脚踏实地起见。……该商等务须一面赶紧集办，俾早观成不负厚望。”（湖北商务局：《湖北商务报》第3 6册，光绪二十六年）

汉口商务局的成立与运作，得到了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直接指导与支持，其成立之后，可以说是集多种职责于一身，既要兴商务勉工艺，联络商情，同时作为政府的联络机构，还要负责清洁市场风气，维护市场环境；既要沟通商民之间、官商之间的信息，还要在与外商的竞争中维护本国商人的利益，防范商利外溢。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不能肯定汉口商务局完全实现了张之洞的“启发”、“倡导”、“合力”、“塞漏”、“去习”、“保护”、“奖励”的愿望，但也基本履行了其自身的职责。

三、结束语

在清朝末年，自汉口开埠通商以来，汉口由一个主要的华中商品内贸集散地演变成为对内对外重要的内陆贸易港口，商业贸易环境、商人行为规范、商品的丰富程度、政府的管理举措等方面都大为改观，这当然得益于民间商业组织和政府商业管理组织机构二者从微观商业环境与宏观商业环境两方面的大力作为。在微观商业环境方面，民间商业组织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统一度量标准、讲求诚信贸易、防止以劣充优、调节业内争斗、避免恶性竞争以及维护本埠商人利益共同抵制洋商等等，在净化商业贸易环境，规范商人、商帮之间的贸易行为取信于民，营造良好的商业氛围等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而在宏观商业环境方面，政府的商业管理机构采取了许多重大举措，首先是维护创造良好的大的商业贸易环境，例如维护市场秩序、整顿交通运输秩序、整治市场拖欠等；其次为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如办商报、兴商学、联络商情、大量培养商业贸易人才；此外采取具体的政策措施推动工商业的发展等等。正是由于在民间商业组织及政府新兴的商业管理机构二者之间的相互支持与作用下，使得汉口的商业贸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到1890年代以后，汉口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出现了加速态势，社会各行业已取得全面的进步。及至20世纪初年，汉口的繁盛已雄踞华中之首。清末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当年说道：“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3]

[1]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2[M]．武汉：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

[2]穆和德，等．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海关十年报告：汉口江汉关（1882-1891）[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

[3]水野幸吉.汉口——中央支那事情[M].上海：上海昌明公司，1908.